因此，作为众多文学类型中的一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一直遭到轻视甚至是蔑视而始终地位不高。对此，金庸认为，武侠小说与纯文学的确是不同的。
他在最早的访谈中就明确说过：“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
在后来的访谈中也强调说：“我本人认为，武侠小说还是娱乐性的，是一种普及大众的文字形式，不能当成是一种纯文学。”
但是，金庸并不认为，文学形式或类型不同就能决定作品质量的好坏与地位的高低。
他说：“不管是武侠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他任何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的，也有不少坏的作品。我们不能很笼统地、一概而论地说武侠小说好还是不好，或是说爱情小说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某作者的某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
在2002年新版《金庸作品集》序言中，金庸也再次明确表示：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版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那么，武侠小说又何以一直地位不高呢？
在金庸看来，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武侠小说创作自身的问题。
不过，“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最初发展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像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在英国舞台上演，也是很简陋，只是演给市井的人看。那个有名的环球剧场，都是很大众化的。忽然之间，有几个大才子出来了，就把这本来很粗糙的形式，大家都看不起的形式，提高了。假如武侠小说在将来五六十年之内，忽然有一两个才子出来，把它的地位提高些，这当然也有可能。”
“等到有很多真的好作品出来了，那么也许人们也有可能改观，觉得武侠小说也可以成为文学的一种形式。”
二是政治方面的问题。
金庸说：“我想一般知识分子排除像张恨水那样的章回小说，而把巴金、鲁迅那些小说奉为正统，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政治的因素甚于艺术因素。因为这些人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有地位或影响力，而且整个中国文坛主要也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而用中国传统方式来写小说的人，就比较不受整个中国文化界的重视，甚至受到歧视。”
可见，金庸自始至终一直坚定地认为，武侠小说与被称为纯文学小说以及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等通常同样被视为通俗小说的小说相比，各自都只是小说类型的一种，它们在具体的表现形式方面当然有所不同，但就类型本身而言，却没有高低、好坏之分，而是完全平等的。
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这一定位，无疑是合理的。它还原了武侠小说在文学家族中的应有地位。
这从大陆学界几十年的雅俗之争并最终基本达成共识里可以得到印证：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学界开始谈论通俗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的生存权问题，谈论如何弥合30年来大陆都市通俗文学的断层问题。
经过了20多年的探讨、澄清和创建的历程，这一问题在学界已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应该各得其所，各自发挥其职能，各有其侧重地服务对象，甚至在不失其自身特色的前提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雅俗文学之间，如果只择取其一而要很好地满足全民多元的需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雅俗文学各臻于‘真、善、美’的境界，就应该研究它们各自创作的规律，以及它们各自的审美特性。”
对金庸本人来说，武侠小说的如此定位更加坚定了金庸对武侠小说的信念，从而得以在不受干扰的状态下执着地，同时也是自由地进行武侠小说的创作。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定位使金庸在创作态度上保持了一贯的严谨、认真，他在小说创作中所自觉进行的种种探索、创新，可以说，莫不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