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国家图书馆和梁启超故乡广东省江门市共同主办“前哲垂范文津日新”座谈活动，缅怀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也探讨他为中国图书馆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及深远影响。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在图书馆学领域有深入研究，他称梁启超为近代图书馆第一人、中国图书馆学倡导者、近代目录学开创者。
“三馆之长”
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建。蔡锷，字松坡。1916年11月，34岁的蔡锷因病去世。12月，梁启超在上海发起设立松坡图书馆。1918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后又将松社迁往北京。
1922年12月，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成立，推梁启超为馆长。1923年6月20日，松坡图书馆择定馆址于北海快雪堂。梁启超亲自起草《劝捐启》和《劝捐简章》，呼吁社会各界捐赠图书。
1925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北洋政府教育部协商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并推选梁启超为馆长。1926年3月，因北洋政府无力履行合办契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又独立筹建北京图书馆，仍由梁启超任馆长。
“为了维持图书馆的正常开支和员工生活，梁启超多方奔走借垫，甚至将自己的人寿保单拿来向信托公司抵押借款，图书馆接待外宾的费用，也一度从他个人的薪金中支付。”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介绍说，据不完全计算，梁启超前后垫付馆费达一万多元，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的生活费用。
即便经费紧张，在担任馆长期间，梁启超仍然积极为图书馆扩充馆藏。梁启超的苦心经营没有白费。1929年8月，按梁启超生前的建议，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合并时，北京图书馆共购置中文书籍八万余册、西文书籍三万五千余册，成为国家图书馆初期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熊远明介绍。
1949年，松坡图书馆并入北平图书馆，其藏书也成为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书藏”到“图书馆”
事实上，图书馆这一概念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第一次”，都与梁启超有关。
1893年，梁启超在《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中，讲到为什么要筹建这一类似图书馆的机构，“启超以为书之不备，不足以言学，图器之不备，不足以言学，欲兴学会，必自藏图书器始。于是思因向者书藏之旧而扩充焉。”
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公车上书中建议：“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同年7月，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同时筹设强学会书藏。《强学会章程》中提到最重要的四件事是：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可见对当时的梁启超来说，建图书馆是维新运动必不可少的举措。
1902年，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之后，他赴加拿大和美国游历，并将见闻写成随笔《新大陆游记》，在《新民丛报》临时增刊上发表。“《新大陆游记》实际上是将美国图书馆事业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
“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写下《西学书目表》《新大陆游记》的梁启超，是欣赏西方国家的图书馆的，但他并不觉得中国就得照搬西方经验，而是提出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被推为董事部部长。在成立演说辞中，梁启超明确提出，协会责任一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二是养成管理图书馆的人才。
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呢？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相同之点。”因此，从事整理中国书籍的人，需要对中国的目录学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了解。
“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梁启超是最早提出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的人物。”熊远明介绍，中国原有的分类方法是按经史子集分类，西方则采取杜威的分类方法，在梁启超看来，这两种方法都不适合当时的中国。
京师图书馆一开办，梁启超就提出在图书编目方面，要自创中国十进分类法。1925年12月，他在给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说：“迁馆事粗定后，即当从事编目，但非编目方针确定，则无从着手。鄙意宜自创中国之分类十进法，不能应用杜威原类，以强驭中国书籍，致陷于削趾适履之弊。”
“梁启超实际上是把经史子集分类法与杜威分类法打通了，他采用杜威分类法的标记制度，再把类目改到符合中国的图书。”程焕文介绍，“这种方法经过不断改进，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分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