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庸小说的版本流变

从1955年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的封笔之作《鹿鼎记》，金庸在短短十几年间，共计创作了15部长篇短篇武侠小说。他用洗练的文笔和丰沛的情感，为世人勾勒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武侠盛世。其独树一帜的美学理念更是为世人称道，树立了华人武侠小说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了从报刊连载到单行本再到作者的修订版以及后来的新修版，版本较多。因此，梳理金庸小说版本的变迁，有助于读者更深入了解金庸，也有助于学界对金庸小说的系统化研究。

一套841万字的“金庸作品集”带动了出版、影视文化产业，制造了数不清的就业机会，把中华传统里的侠义文化、美食文化、地理文化、服饰文化、茶艺文化、历史文化甚至于隐形的道德伦理文化等，都带到一个新高度。金庸小说深入人心，而金庸作为作家的经典地位主要就是由“金庸作品集”确立的。他的作品能够流传，比拼的也是他的小说等纯文学文体。影视制作再怎样精巧、震撼，也不在这个序列。因此，纸版书版本的好坏对金庸来说意义更为重要，金庸会格外重视，努力经营与打磨。他对武侠小说不断修改，每十年大修一次，成为金庸创作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他清楚，报纸连载往往是随时写、随时发表，来不及认真、仔细推敲，结构、文字、情节上疏漏较多。

目前，金庸小说大体有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金庸小说一度都是被禁品。大陆当初流入的金庸小说都是盗版书，有的连书名、作者都改了。如作者改为司马翎，书名改为《萍踪侠影录》等等。1980年，广州《武林》杂志首次连载金庸武侠小说，是其正式进入大陆的开始，《武林》杂志也因此声名大噪。

这位牵线的朋友应该是曾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后来加盟金庸《明报》系统的潘耀明。潘耀明在三联工作业绩突出，从编辑部副主任荣升到副总编。现任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及《明报月刊》总编辑。

2010年4月，潘耀明回忆说，1991年“我在三联书店工作，和金庸先生并不认识。有一天，时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的董桥告诉我，金庸要见我。我觉得很奇怪，我根本不认识他啊。就是那天，金庸先生坐在办公室前，亲自手书了一张聘书给我，当时十分感动，这张聘书我至今保留着呢”。

回到北京后，沈昌文给上级主管部门打了报告，特别强调金庸小说有着很强的人文思想，获得批准。1991年双方签订10年出版合同。1992年董秀玉回京接任沈昌文的职务，开始着手《金庸作品集》的出版。1994年5月，三联书店推出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每年都保持稳定的销量。2000年4月，三联书店根据市场需要推出口袋本，短短半年销售达56000套。

十年合同期满后，金庸提出三大条件：一是将版税由15%提高到18%；二是销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数目；三是销售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三联书店难以接受，当时只能保证每年至少销售4万套。如果三联全盘接受金庸的条件，要承担巨大风险。双方只能好合好散。

熟悉大陆出版业的人士都清楚，大陆出版图书的成本远高于台湾和香港，主要是出版社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出版、发行成本巨大，流通渠道不畅。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单个出版社在此亦无能为力。当时三联和金庸结算版税时即使零头也交代得清清楚楚，金庸比较满意。

2001年底，金庸和广州出版社谈妥出版协议，得到18%的高额版税，金庸修改原著，重拾老笔。实际上，新一轮修订从1999年就开始了，历时六年。从2002年底开始陆续由广州、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到2005年全部出齐，这一版金庸作品统称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香港仍由明河出版社出版。

新修版保持原来的核心故事以及结构与框架，但有的人物发展和结局上出现变动。其中情节变动较大的也仅《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六部，其余都只是细节、文字上的调整。

一份读者调查显示，不满中居首位的是“黄药师爱上梅超风”，其次是“段誉和王语嫣分手”“张无忌有望同娶四美女”“杨过与小龙女热吻”等。非议主要集中在作品中原有人物的情感关系上。一些人认为，金庸与其修改旧作，不如写新的。客观地说，金庸小说确有可改、应改之处，刚好这又符合出版社的需要，两者一拍即合。金学研究者陈墨认为，新修版虽然改善了旧作中的错漏之处，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金庸的好友、小说家倪匡表示：“小说文字，激情比合文法重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和笔下的人物、故事，在感情上融为一体，是一种直接的感情上的结合。”“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喜欢旧版多于新版。”在“四看金庸小说”中，倪匡说看到新版的《射雕英雄传》，“怀疑自己得失忆症，因为改动得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