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认为作家在作品中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武侠小说生活化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并不生活化。
多年前,有人问金庸先生:人生该如何度过?他答曰: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可惜,金庸先生这个愿望并未完全实现,10月30日,金庸以94岁高龄悄然离世,但其引起的巨大反响却是飓风级的,想必老先生也不会对此介意,因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几代人都会说:“我是看着金庸的武侠小说长大的”。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大家都已离去,武侠世界之凋零,使得金庸先生更像是最后的旗帜,他活着,武侠世界就仍有坚守者;而他不在,就要让人感叹:“金庸之后无武侠”了。
讲述
两次采访金庸音容笑貌犹在
在北京青年报社供职期间,因工作,有缘两次与金大侠面对面。第一次是2003年盛夏的杭州,金大侠西湖论剑。彼时,学者傅国涌的《金庸传》出版,“封笔”的金庸重回读者视野。那一年,金庸79岁。那一次活动的晚饭,主办方安排各地来的媒体记者与金大侠共享“船宴”。“金庸来了”“金庸来了”,一阵骚动之后,只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微笑、落座。祖籍浙江的金庸,“乡音未改”,说起话来依然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老人家的语速不快,思维敏捷,说起家乡美食,如数家珍。
7月底的杭州暑热难当,加之湿度大,人在室外走不多远就会大汗淋漓、蔫头耷脑。年近八十的金大侠却精神矍铄,晚餐后回所住宾馆,还接受了一波波记者近两个小时的采访。采访结束道别时,他还关心大家说:“天很热,要注意身体。”那一次,金庸让人觉得像和蔼可亲的爷爷。
签名后,摄影记者崔峻忽然看到金庸办公室摆放的一把剑,便问了一句:“您会武术吗?”老人哈哈大笑着拿过了剑,摇摇头。于是,崔峻镜头里便留下了大侠抽剑的这个精彩瞬间。(文/陶澜)
揭秘
“三联是把《金庸作品集》当做一流文学作品出版的”
在金庸特意为三联版《金庸作品集》撰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不过,对于要不要出版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三联的内部争论很大。几次内部讨论形成的共识是,金庸的作品有清晰的历史文化背景、鲜明的人物性格和语言特点,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的小说已经超越了武侠小说的范畴,是一流的文学作品。
钩沉
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
金庸问答录
关于传统文化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我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
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关于欧美文学和中国新文学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
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关于自己的小说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
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文/严家炎)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严家炎著《金庸小说论稿》,编者对原文有删减并拟小标题)
旁白
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中国“读书人”
这里提“游侠想象”而不是“武侠小说”,那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日后有好多版本),从司马迁一直说到金庸,兼及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注重的是“情怀”而非“技艺”。两年多前,我甚至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就是:“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小说家,无论你如何“特立独行”,怎样“性情中人”,也都有世俗的一面。作为读者,尤其是对“千古文人侠客梦”情有独钟的读者,最好保持那个美好的记忆。基于此判断,我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接近“大侠”的机会。直到今天,还是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重读旧文,有两句话可以略为引申。第一句是:“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这里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政治抱负”,二是“小说家”。金庸不喜欢人家称他是“著名武侠小说家”,因为,这等于降格以求,只承认你在“武侠”这一类型小说中的价值及地位。我同意金庸的意见,应该在“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谈论金庸——其学养、想象力及语言功夫,都值得大说特说。至于“政治抱负”,主要指《明报》事业。那两万篇社评与政论,使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我甚至称:“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将查良镛的政论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对读,这可是要下死功夫的,不知道现在的研究者有无这种耐心。
第二句是:“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文/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