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认为作家在作品中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武侠小说生活化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并不生活化。
多年前，有人问金庸先生：人生该如何度过？他答曰：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可惜，金庸先生这个愿望并未完全实现，10月30日，金庸以94岁高龄悄然离世，但其引起的巨大反响却是飓风级的，想必老先生也不会对此介意，因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几代人都会说：“我是看着金庸的武侠小说长大的”。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大家都已离去，武侠世界之凋零，使得金庸先生更像是最后的旗帜，他活着，武侠世界就仍有坚守者；而他不在，就要让人感叹：“金庸之后无武侠”了。
讲述
两次采访金庸音容笑貌犹在
在北京青年报社供职期间，因工作，有缘两次与金大侠面对面。第一次是2003年盛夏的杭州，金大侠西湖论剑。彼时，学者傅国涌的《金庸传》出版，“封笔”的金庸重回读者视野。那一年，金庸79岁。那一次活动的晚饭，主办方安排各地来的媒体记者与金大侠共享“船宴”。“金庸来了”“金庸来了”，一阵骚动之后，只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微笑、落座。祖籍浙江的金庸，“乡音未改”，说起话来依然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老人家的语速不快，思维敏捷，说起家乡美食，如数家珍。
7月底的杭州暑热难当，加之湿度大，人在室外走不多远就会大汗淋漓、蔫头耷脑。年近八十的金大侠却精神矍铄，晚餐后回所住宾馆，还接受了一波波记者近两个小时的采访。采访结束道别时，他还关心大家说：“天很热，要注意身体。”那一次，金庸让人觉得像和蔼可亲的爷爷。
签名后，摄影记者崔峻忽然看到金庸办公室摆放的一把剑，便问了一句：“您会武术吗？”老人哈哈大笑着拿过了剑，摇摇头。于是，崔峻镜头里便留下了大侠抽剑的这个精彩瞬间。（文/陶澜）
揭秘
“三联是把《金庸作品集》当做一流文学作品出版的”
在金庸特意为三联版《金庸作品集》撰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不过，对于要不要出版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三联的内部争论很大。几次内部讨论形成的共识是，金庸的作品有清晰的历史文化背景、鲜明的人物性格和语言特点，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的小说已经超越了武侠小说的范畴，是一流的文学作品。
钩沉
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
金庸问答录
关于传统文化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我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
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关于欧美文学和中国新文学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
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关于自己的小说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
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文/严家炎）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严家炎著《金庸小说论稿》，编者对原文有删减并拟小标题）
旁白
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中国“读书人”
这里提“游侠想象”而不是“武侠小说”，那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日后有好多版本），从司马迁一直说到金庸，兼及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注重的是“情怀”而非“技艺”。两年多前，我甚至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就是：“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小说家，无论你如何“特立独行”，怎样“性情中人”，也都有世俗的一面。作为读者，尤其是对“千古文人侠客梦”情有独钟的读者，最好保持那个美好的记忆。基于此判断，我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接近“大侠”的机会。直到今天，还是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重读旧文，有两句话可以略为引申。第一句是：“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这里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政治抱负”，二是“小说家”。金庸不喜欢人家称他是“著名武侠小说家”，因为，这等于降格以求，只承认你在“武侠”这一类型小说中的价值及地位。我同意金庸的意见，应该在“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谈论金庸——其学养、想象力及语言功夫，都值得大说特说。至于“政治抱负”，主要指《明报》事业。那两万篇社评与政论，使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我甚至称：“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将查良镛的政论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对读，这可是要下死功夫的，不知道现在的研究者有无这种耐心。
第二句是：“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文/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