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与人事之四：地缘结构制约下的民族融合与国家分合
余同元教授200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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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氏是传说中的炎帝。炎帝，姓姜，是中国的太阳神，又是农业神，还是医药之神，相传神农尝百草创医学。炎帝部落与九黎部落发生冲突。
孔子认为，华夏国家要互相帮助，共同抵抗蛮夷入侵；华夏国家的君主有义务来保护华夏文明。孔子思想核心是“仁”，他认为保护华夏文明，以及华夏国家的居民不被蛮夷侵犯杀戮，是最大的“仁”。孔子的“华夷之辩”，对后世儒家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春秋》云：“内诸夏而外夷狄”；
汉族是地球上人数最多的—个民族。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目前，汉族人口约为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9%，分布于世界各地。除中国两岸四地外，汉族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也有较多分布。汉族人口一直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分布于全国各地，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一般走在人口居于少数的
(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它在文明曙光时期，即从新石器时期发展到青铜器时期，已经在黄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华夏族团，在夏、商、周三代从东方和西方吸收新的
(5)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众多的，所以说它是个多元的结构。成员之间大小悬殊，汉族经过2000多年的壮大，已经有10多亿人，是当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其他55个民族人口总共6720万人，其中还包括“未识别”的大约80万人，所以把他们称作少数民族。其中超过100万人口的一共15个民族，最大的是壮族(1300万人)，人数不到100万而超过50万人口的有3个民族，人数在50万以下
两千多年前吞并希腊横扫欧洲建立了罗马帝国的亚平宁人，如今在哪里？
晚清民族危机先后出现了3次高峰。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又称“地理政治学”，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
所谓多元性指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高度逐级下降。西部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接横断山脉，地势下降到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有塔里木及四川等盆地。再往东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东西落差如
“中国之中国”历三代秦汉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经春秋战国的历史磨合，到秦一统天下形成一体化
从上述两方面涵义可以直接得出国家的第三种基本涵义，亦即国家的地缘关系涵义。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政治整体的代表，它代表国家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和相应的地缘关系基础上，对内建立国家的社会秩序，对外维护国家的权力空间。当国家处于高度统一时，国家政治整体所体现的统一制度与民族整体所体现的“生存空间”是一体化的，两种整体相辅相成。
“同心圆”模式。由于受“天圆地方”地理观念的影响，古人最初把都城作为国家疆土的中心。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其活动中心区域是洛阳地域。洛阳北依邙山、黄河，南望洛、伊两河，西据秦岭、潼关之险，东靠虎牢、黑石之固，自古为中原逐鹿之地。传说夏禹按“五服之说”探寻统治疆域的中心位置，曾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灭夏后，“汤都西毫”，洛阳为都邑。
“复合”型模式。13世纪70年代初，忽必烈以北京为大都。从此，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元朝以北京为大都，实以北京的战略“枢纽”作用，为入主中原的大计；明朝由金陵迁都北京，实以北京三面邻虏的“外御”作用，为国家命运所系，并以大运河与经济繁荣的苏杭形成“哑铃”之势。清朝定都北京，与元朝的战略意图相似。近代，沙俄和日本从东北、蒙古地区，西方列强从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国构成了“钳形”夹击之势，清政府更以北京“北枕居庸，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左环沧海”的战略地位，为尤关国运的“同心圆”中心。20世纪初期，北京成为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重要阵地。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解放战争向全
中国在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极为纷繁复杂的区域和疆界问题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区域问题，属于“内界”，不具有现代国家边疆的地缘特征；另一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问题，属于“外边疆”，具有类似现代国家边疆的地缘特征。依此而论，中国古代的区域和疆界问题，多数属于内界，但在西域则多属于外边疆。因为历史上的中国西域，曾与现代的中亚、西亚、南亚诸国及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存在疆界问题。所以，中国西域更具有现代
２、多元一体地缘结构中的农牧经济二元一体化
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与网络化地缘结构相密切联系，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的生存方式。这种独特的传统生存方式，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历史根基。
中国连续统一的文明特征，在地缘结构上与色彩斑斓的欧洲迥然不同。古希腊，由于连绵不绝的山脉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
三是民族意义上的“华夏”民族。至周代，夏、商、周三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即：“诸夏”或“华夏”。周代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
唐代关于“中国”称谓，在原有的意义上大为扩展，其中包含有当今主权国家的基本涵义。唐代文明昌盛，超迈前古，声威远播，西至葱岭以远，东南濒于海。唐朝以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在东部，唐朝与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东南部）文化交流相当密切，日本、新罗
孔子“正名”，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企图维持一个周天子的地位。“大同”是他追求的理想社
《春秋》：“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以下引
中国民族之所以具有耐久力，根本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这抵抗能力和艺术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
这种较为严密的网络系统，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形成了维系国家稳定的重要纽带。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