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别剽窃、抄袭、不规范引用的必要性
旧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颁布）第五章第四十六条是将剽窃、抄袭并列的，说明当时是将抄袭和剽窃当作两种不同行为看待的。
2001年修改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将“抄袭”删除，保留了“剽窃”，这是将抄袭与剽窃混为一谈的表现。根据这个规定，一个行为只要不是剽窃，肯定也就不是抄袭。这就为狡猾的抄袭家们开了方便之门。
近年来，侵权人越来越狡猾，为了避免被指控为剽窃，他们很少使用秘密的、没有标注的方式侵权。但是，他们的标注往往是非常狡猾的：
其一，标尾不标头。抄录的文字开头没有任何标记，没有冒号和引号，没有“某某某说”等引导语，仅仅在引文结束的地方加一个角标。让读者弄不清楚角标之前有多少文字是他人的文字。
其三，标头不标尾。在引文的开头，如“某某某说”的“说”字后面加一个角标，注释栏里也有一个详细的、对应的注释。但是，某某某究竟说了多少话，几百字还是几千字，读者看不出来。
其四，标在中间。比如，抄录了别人600字，他的角标不是放在600字的结束处，而是放在第200字和201字之间，给读者的印象，不是抄录了600字，而是引用了200字。
其五，抄袭注释。也就是连注释一起抄袭。精明的将注释体例改一改，使前后一致。马虎的连注释体例也不改，将各种不同体例的注释全部原封不动地抄到自己的作品之中。给读者的印象是：反正作者是有注的。
其六，改动一些无关紧要的单词，配合以“参见”。如将“一百多年”改为“百年以上”，将“此后”改为“从此以后”，注释中不是说“见”，而说是“参见”。这种方法，与传统“引书法”的要求相反：故意地“使自记之语与所引之说”“相混淆”。[①]
一旦受到抄袭的指控，他们往往以不是秘密窃取来狡辩：我有注释，不是秘密窃取，所以不是剽窃。既然不是剽窃，自然也就不是抄袭，因为在新版《著作权法》中，剽窃和抄袭是同义词。他们至多承认自己“不够规范”，是“不规范引用”。
所以，为了防止公开侵权，为了不给抄袭家们开方便之门，有必要将剽窃与抄袭，抄袭与不规范引用严格区别开来。
二、立法建议
第一，将无标、无注、无引（引导语、冒号、引号。下同）、无用（深化使用。下同）的抄录行为定义为剽窃。
第二，将有标、有注、甚至有引，但是无用的抄录行为定义为抄袭。
第三，将有引、有用，但是无标、无注，或标注不全、不准，或者抄录不准确等抄录行为定义为不规范引用。
三、不规范引用的具体表现
第一，没有标注。
第二，有注释，但要素不全。
第三，有注释，要素齐全，但要素不准确。
第四，校对不认真，录错了文字。
第五，对所录文字断章取义，故意歪曲引文的含义。
第六，未经同意引用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献。
第七，因过失，粗心大意，使引文被曲解，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甚至南辕北撤。
第八，张冠李戴，弄错了引文作者。
第九，用过多的引文反复论证同一个观点。
第十，对引文评价过分。或者批评过于苛刻，或者赞扬过于溢美。
四、不规范引用的性质
区别抄袭与引用的关键标准不是注释，而是用。为了论证问题、为了深化使用而抄录他人文字就是引用。没有用的目的，抄录他人文字，注明出处的叫抄袭，不注明出处的叫剽窃。不规范引用也是引用，是引用的一种，因而不是抄袭，更不是剽窃。
下面的事例可以说明不规范引用的性质：
钱文忠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中讲过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个女权主义者认为，女人应当是家庭、国家、社会的主人，男人应当是女人的仆人。因为孔子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因此，钱文忠教授告诫听众：句读非常非常重要。
笔者（刘大生）以为，在钱文忠教授讲的这个例子中，女权主义者对孔子言论的引用就是不规范引用，但明显不是抄袭。
在上述文字中，实际上存在着三个不规范引用，但是，都不是抄袭。
第一是女权主义者对孔子言论的不规范引用，因为她曲解了孔子的思想。但是，她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她自己的一个观点——“男人应当成为女人的仆人”。也就是说，她是将孔子的话当作论据使用的，所以钱文忠教授仅仅指责她曲解了孔子的意思，而没有指责她抄袭。
所谓“当作论据使用”，就是“引用”之“用”。它是引用的核心，是引用的关键，是引用的实质，是引用的真谛，是引用的根本，是引用的精髓，是引用的灵魂。有了它，再不规范的引用依然是引用，而不是抄袭。
没有它，哪怕有很多注释，注释的要素很齐全、很准确，也不是引用，往好里说，那叫资料汇编，理论集萃；往坏里说，那就是抄袭。
名言曰：有缺点的战士依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套用这句名言，笔者以为：不规范的引用依然是引用，完美的抄袭终究是抄袭。所谓完美的抄袭，就是有标、有注的抄袭。
有些学者的著作，注释栏中要好多“参见”，甚至还有一些“见”，但是仍然被指控为抄袭，原因何在？就在于没有“用”这个灵魂。
【注释】[①]清代陈澧在《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一文中要求“使自记之语与所引之说不相混淆”。该文载张舜徽（1911-1992）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文献学论著辑要》一书第413-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