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时代的
来临，数字技术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不
断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
人类正在逐渐走向以数字技术作为底层架构
的数字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数字
社会对传统的社会秩序与治理模式提出了哪
些挑战？如何从学理上认清并以政策与治理
来应对这些挑战？如何实现数字社会的良性
治理？本文旨在针对以上问题展开探讨。
对于数字社会的良性治理，已有研究大
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有关公民数字素
养与技能的研究。这类议题更多地受到图书
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概念流变、构成要素[2]、不
同国家的培养模式[3]展开探讨。二是有关公
民数据权利的研究。这类议题更多为法学学
特征[4]、数据法益保护[5]展开讨论。三是有
关数字技术伦理的研究。这类议题为政治学、
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讨论算法伦理[6]、数据伦
理[7]等问题，也有研究从具体应用场景来讨
论数字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尤其是数字医
收稿日期：2022-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研究”（21ZDA017）；中国科普研究
所委托项目“科普理论研究发展及科普概念创新研究”（210107ELR056）；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提升国家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若干关键问题研究”（20191080563）。
作者简介：李正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科技的社会研究、科技伦理与科学文化、科技发展战略
与政策，E-mail：lizhf@tsinghua.edu.cn。王硕为通讯作者，E-mail：s-wang21@mails.tsinghua.edu.cn。
数字素养、数据权利与数字伦理
李正风王硕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数字社会的良性治理需要提升公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重新审视大数据时代公民的数据权利，重构
数字社会的数字技术伦理秩序。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中公民“数字化生存”的内在要求。当前，全球
面临严峻的“数字鸿沟”，我国公民数字素养平均水平不高，未来要加强科普和宣传，稳步提升我国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公民深度参与“大数据”的生产过程，权利的让渡成为风险的源头，“数据霸权”成为公民数据
权利面临的严峻挑战，未来要通过思想的启蒙和制度的创建不断保障公民的数据权利；数据、算法等技术因
素与社会因素交织，带来了诸多数字技术伦理问题。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与良性治理需要反思传统社会的价
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建立起包含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机制与体系，共同塑造新型数字技术伦理秩序。
[关键词]数字社会数字素养数据权利数字技术伦理
[中图分类号]G43；G250；N4[文献标识码]A[DOI]10.19293/j.cnki.1673-8357.2022.06.002
2022，17（6）：08-14
009
学[8]与数字教育[9]两个重要领域。总体来看，
已有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分散，理论视角多
元，但是很少有研究将这三个层次整合到统
一的框架中，并用其来分析数字社会所面临
的挑战及治理路径。
本文将以上三个层次整合到一个分析框
架中，指出三者都是实现数字社会良性治理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分析每个层
次的问题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能的
治理路径，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数字社会的良
性治理与实现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提供理论参
照与政策启示。
1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
2021年10月，我国出台了《提升全民
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界定了数字
素养与技能的概念，认为“数字素养与技能
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
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
力的集合”。同时指出，“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
不断加速，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
生活、生产、学习方式，推动世界政治格局、
经济格局、科技格局、文化格局、安全格局
深度变革，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日益成为国
际竞争力和软实力的关键指标”[10]。
理解数字素养与技能首先要深刻认识数
字社会。与数字社会紧密关联的两个概念是
“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在英文语境中，
“数字化”有digitization和digitalization两种
翻译。digitization指将模拟信息转换为数字信
息的过程，而digitalization则强调数字技术与
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度结合对社会产生了
深刻影响。在中文语境中，“数字化”指的是
人类行为、自然对象乃至历史资源的“数字
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的对
象和范围不断得到拓展，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的
思维、生活、生产和学习方式，使得社会运
行体系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在数字社会中公民“数
字化生存”的内在要求。数字社会不仅带来了
数据驱动的知识生产方式、数字化的生产生活
方式，而且使个体获得知识、信息的渠道变得
多样化，个体利用数字进行学习与生活的素养
与技能变得越来越重要[11]。早在1996年，尼
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在
《数字化生存》（BeingDigital）一书中就对
“数字化生活”作出判断：“计算不再只和计算
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几乎在全球
各地，都向个人电脑俯首称臣。”[12]尼葛洛庞
帝没有预想到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二十多年后“数字化生活”推进的进程更为
迅速，带来的社会变革也更为深刻。由此，
数字素养与技能越来越成为一种最基本的生
存技能。对于数字素养的概念，比较有代表
性的定义由以色列学者约拉姆（Yoram）提
出，他认为数字素养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即
图像素养（视觉识读）、创新素养（创造性生
产）、分支素养（新思维）、信息素养（辨别
真伪）及“社会—情感”素养（共享与情感
交流）[13]，这一定义强调了数字素养的多元
性与复合性。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则将数字素养定义为“通过数字设备和网络
技术安全和适当地访问、管理、理解、整合、
交流、评估和创建信息，以参与经济和社会
生活的能力”[14]，并且提出“全球数字素养框
架”（DigitalLiteracyGlobalFramework），这
一定义则更强调数字素养的过程性与能力属
性。我国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
纲要》对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定义既强调数字
数字素养、数据权利与数字伦理<<<李正风王硕专题
010
素养的多元性和复合性，也强调过程性、社
会性和体现这些复杂特征的能力属性。因此，
我们不能把数字素养看作简单的数字获取与
思维和行为模式。换言之，公众应具备的数
字素养与技能，不仅指人们具有信息通信等
社会中的价值观、伦理、行为和思维方式等
方面的素养。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数字技术不断渗透
到人们的生活中，但是人们的数字素养并不
会自然而然地获得并得到提升。当前全球面
临严峻的“数字鸿沟”，我国的公民数字素
养平均水平不高，特定区域群体的数字素养
与技能与其他区域群体存在较大差距。根据
2021年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衡量数
字化发展：事实与数字（2021）》（Measuring
DigitalDevelopment：FactsandFigures2021），
欧美国家的互联网覆盖率达到80%以上，而
非洲国家的覆盖率只有33%，全球仍有近30
亿人口从未使用过互联网，其中有29亿来自
发展中国家[15]。根据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当前我
国公民数字素养参差不齐，平均得分仅43.6分
（满分为100分），标准差为15.7。该报告还指
出，我国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达37.5%，城
乡数字鸿沟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16]。数字鸿
沟在国家内部甚至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将
对人的生存权利与能力构成极大的威胁与挑
战，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未来要加强科普和宣传，稳步提升我国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很多欧美国家已经形
成了包括政府机构、教育系统、社会力量在
内的多元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培养体系[3]。我国
也高度重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2021
年3月，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
育和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明确作
为“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的重要路径。
2021年10月，我国出台《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行动纲要》，计划在2035年基本建成
数字人才强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能力
达到更高水平。未来要更多地发挥科普的功
能作用，构建终身数字学习体系，不断提升
各类群体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2“大数据时代”公民的数据权利
数字社会的本质是数据社会，数字技术
的发展赋予“数据”概念全新的含义，“大数
据”成为人类走向数字社会的重要引擎。传
统社会的“数据”是事物属性的量化表征，
需要经“测量”产生，人们由此发明出测量
的方法与技术、测量结果的表达形式（如性
质、量纲与单位等）以及基于数量及其关系
的计算工具（如数学、科学公式、统计工
具等）。从这个意义来看，实验（测量）与
数学结合是传统社会中“数据”的核心特
征，“数量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统“数
据”的本质。然而，“大数据”的出现与应用
呈现出全新的特征。虽然大数据的定义没有
统一，但是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Data
Corporation，IDC）定义的“4V特征”被业界
广泛接受，即数据量（volume）大、数据种
类（variety）多、数据价值密度（value）低以
及数据产生和处理速度（velocity）快[17]。在
学术界，罗伯·基钦（RobKitchin）在《数据
革命》（TheDataRevolution）一书中对于“大
数据”的定义也受到很多人认同，他将范围
上的全面（exhaustiveinscope）、分辨率的精
011
（relationalinnature）、灵活（flexible）、可扩展
（scalable）也看作“大数据”的核心特征[18]。
从这些定义与特征来看，“大数据”的本质就
是数字化与网络化、智能化计算的结合。所
以，“大数据”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定义了“数
据”的概念，“数据”不仅指可以“数量化”
的事实或信息，而且指能够被利用数字技术
“数字化”的所有对象，包括文本、图像、视
频、音频等。正如伊格纳斯·卡尔波卡斯
（IgnasKalpokas）在《算法治理：后人类时代
的政治与法律》中所声称的那样：“当今世界
已完全数据化……当今世界的特点是收集并
分析史无前例体量之数据的能力。”[19]得益
于数据生成能力与存储能力的不断增强，“大
数据”能够不断且迅速地扩张。更重要的是，
“大数据”能够超越时空边界并相互关联，深
度学习与人工智能对大数据进行挖掘和计算
的能力不断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社会中，公民
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和其“数据权利”有密切
关联。在“数字化转型”中，公民深深嵌
入“大数据”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大数
据”的生产主体。正如克里斯多夫·库克里
克（ChristophKucklick）在其著作《微粒社
会》（TheGranularSociety）中所描绘的那
样：“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会关系、自然
界，以及政治和经济等一切将以比之前更加
精细、精确、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
价。”[20]人们在信息平台上的浏览与搜索行
为的记录，电子商务活动中提供精准服务的
信息供给与信息要求，社交媒体中产生的大
量文本与图像、音频、视频等“电子痕迹”
的、结构化公共数据（例如政府为了监管和
服务而采集的公共数据、研究机构为了研究
目的而采集的科研数据等）也都被极大地
“信息化”与“数字化”，成为“大数据”的
生产者。
公民让渡一部分个人的信息（数据）或
权利，成为使用数字化信息或工具的前提条
件。但权利的让渡也成为风险的源头，不同
层面的组织、机构或企业在提供数字化服务
的同时，也采集了海量的公民数据，并有可
能产生“数据霸权”，成为公民数据权利面临
的严峻挑战。“霸权”指无视他人意愿而强制
性侵犯他人权利、占有他者利益的行为。“数
据霸权”既指以数据为对象的霸权，即强行
获取和利用他者数据资源，也指基于数据的
霸权，即因拥有大量重要数据而形成垄断性、
强制性权力。例如，2016年，英国伦敦皇家
自由医院（RoyalFreeLondon）在没有充分
保护患者隐私且未获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
下，将160万名患者的数据提供给深度思维公
司（DeepMind）用以研究，引发了广泛的社
会争议。包括生活、环境、社交、医疗记录
和医疗保险等信息在内的医疗大数据一旦泄
露，可能会严重影响个人生活，例如导致欺
凌、高额保险费和因病史失业等[21]。
和使用过程中的知情同意权、选择决策权等
合理、正当的数据权利。对于公民数据权利
的保护，当前学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一方面，要为个人数据权利提供防御性的保
护与救济；另一方面，要立足于大数据活动
实情来重新界定数据企业收集个人数据的合
法边界。换言之，既要有效地保护公民数据
权利，又要充分维护数据活动的自由[22]。国
外有关数据权利保障的立法实践起步较早，
最具代表性的是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该条例
012
旨在保护欧盟境内所有消费者的个人数据，
并且得到了严格执行。我国也在2021年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初步
建立起公民数据权利保障体系，但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未来要结合国际
经验与现实国情，通过思想的启发和制度的
建设来保障公民的数据权利。
3数字社会中数字伦理的塑造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过程，也是
重塑数字社会中数字伦理的过程。数字社会
的健康发展与良性治理需要反思传统社会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塑造新型数字技术伦
理秩序。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应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
规则。数字伦理则是指与数字化转型、数字
和行为规范。
当前数字技术伦理问题主要分为四个层
面：第一，从个人层面来看，主要包括隐私
权与知情同意、生命与财产安全、公平公正
使用数据产品的权利等问题；第二，从公司
层面来看，主要包括数据正当采集和使用、
数据泄露、算法歧视、算法垄断、算法滥用
等问题；第三，从社会层面来看，主要包括
促进普惠共享、防止数据鸿沟、数据和算法
的监管与问责、多元主体和参与者的权责、
伦理审查制度、人工智能的道德主体地位等
问题；第四，从人类层面来看，主要包括保
障人类社会美好未来、全球数据共享、数据
安全与协同治理、防止智能机器人反噬人类、
防止智能技术整体失控等问题。
数据的采集与处理通过算法完成，算法
也依赖大量数据和算例，数据与算法相结合
对已有的伦理秩序构成极大的挑战。
一方面，算法会再现或放大已有的伦理
问题。算法具有不透明性、可塑性、人类智
能的嵌入性、价值负载性以及应用后果的不
确定性。其中，算法的可塑性尤为重要，人
能够对算法进行扩展、删除和修改，这意味
着机器学习中的开放和创造也易于在伦理上
产生“道德真空”。社会和结构不平等，关
于知识、正义和技术本身的假设，有偏见的、
不完整的学习样本导致了歧视的加深和传递，
都可能损害社会公平。当前人们讨论较多的
算法偏见与算法歧视，就是指潜藏着的来自设
计者、使用者和学习数据的偏见。例如，有研
究发现，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机器学习算法中
存在种族偏见的证据，被判定为相同风险水平
的黑人患者比白人患者实际病情更重[23]。算
法偏见与算法歧视可能贯穿于算法的设计与
实现、数据的收集与处理以及结果呈现等多
个阶段，产生不合理不公正的判断[24]。算法
偏见与算法歧视和算法本身的构建和其数据
样本数量及样本性质密不可分。偏好性歧视
（歧视的根源来自设计者的价值观）和统计性
歧视（歧视的根源来自粗暴的利益诉求）都
可能通过算法被强化和极化。
另一方面，“数据—算法”的叠加带来了
新的社会伦理问题。例如数据权利问题、风
险与责任、隐私与信息安全问题。算法从用
户获取大量的个人数据，甚至该行为是在数
据主体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更甚者，算
法可以通过不透明的计算、剖析、解释与预
测介入或侵犯个人隐私。此外，人类自主性
丧失也是重要的伦理问题。数据采集、算法
系统是否会以任何无意和不可取的方式干扰
用户最终的决策过程，从而影响人类的自主
性？这些都是由数据与算法相结合所带来的
新型社会伦理问题。
等技术因素，更是社会因素交互建构的结果。
013
算法本身具有技术上的局限性，算法本身的
复杂性、专业性、封闭性尤其是不可解释性
使得一般人无法理解这项技术[25]，导致了公
众对算法伦理规约的参与性比较低，无法更
好地在这一技术发展过程中表达个人诉求与
建议。伴随数字经济的兴起，商业对数据进
行了发掘，企业与平台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
方式通过算法对数据进行操作。企业与平台
所使用的算法如果优先考虑经济利益，可能
会置个人隐私、信息安全等伦理问题于危险
中。同时，价值的偏好、认知的缺失也是重
要的影响因素。算法设计者和审查者的价值
无意识、价值偏好、对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
缺乏意识和敏感性等都加剧了数字技术伦理
问题。此外，政府监管不及时、体系不完善
也导致很多伦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重构数字社会伦理秩序，是一个充满新
旧交织、新旧交替、破旧立新的快速变化并
不断探索的过程，需要在一定的原则和规范
的基础上建立起包含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机
制与体系，共同面对数字社会发展的风险，
尽可能让人们最大限度地享受其福祉，同时
降低可能出现的风险[26]。
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治
理需要遵循一些一般性原则。首先，数据与
算法伦理设计需要遵循“风险最小必要原则”
和“数据最少必要原则”。其次，实现隐私设
计和采取默认保护隐私的措施（如加密、脱
敏处理、匿名化）。最后，实现全周期算法道
德化的技术治理，不仅要求算法在设计阶段
实现“前瞻性”道德嵌入，在应用过程中还
要对道德伦理规范进行“敏捷性”迭代更新，
来适应具体的道德应用情境。
从个体层面来看，数字伦理规约的达成
要建立在个体道德修养提升的基础上。道德
是个体性的，强调个体的认知和选择。在一
个社会中，道德水准的分布有着很大的差异。
相比较而言，伦理是社会性的，强调集体的
共识和规则。伦理标准实际上是一种非差异
化的“社会契约”。在一个社会中，个体道
德水准普遍越高，伦理规则的文明程度越高。
而如果道德水准差异化程度越大，形成高水
平的伦理规则就越难。因此，要将不断提升
个体道德修养作为建立数字技术伦理秩序的
重要前提与基础。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要自觉开展伦理
合规建设与伦理自治。数据、算法产品的特殊
性在于接受了消费者让渡的部分决策权，深刻
改变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使得企业的
伦理责任更加重要，为此需要建立新型的“企
业—社会”伦理治理共同体。企业要充分考虑
与平衡企业利益、员工利益、用户利益、竞争
者利益与公共利益等多元利益[27]。在数字社会
中，企业竞争的核心已经不仅仅在于资本和技
术，更在于伦理。为此，企业要树立“伦理即
责任、伦理即竞争力”的意识，并付诸行动。
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不断建立与完善
有关数字技术的伦理审查机制与伦理法律规
范。数据、算法产品的专业化和黑箱化，导
致公众难以辨别“企业—消费者”就伦理问
题形成的社会契约的内在风险和陷阱。因而，
积极行使伦理审查的责任，依法进行约束和
惩罚。数字社会的伦理规范逐渐呈现规则化
和法律化的特征，伦理约束从非正式行为上
升到正式规则（行政、法律处罚）。面对数字
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伦理问题的突显，政府
治理方式，有序地引导数字技术不断服务于
社会进步与造福人类。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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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当前，数字技术正全面融入社会经济生
活，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演进的新动能，广
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人类社
会也逐步迈入数字社会时代。具备数字素养
与技能成为公民应对日常生活、学习、工作，
以及履行社会职责所需的一项基本技能和获
得其他素养与技能的基础[1]。同时，数字经济
的发展对数字社会的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成为适应经济发展规律、
夯实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基础、满足劳
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必然要求。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
的关键指标，被各国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
度，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也被全球主
要国家和地区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
向。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作为数字社会衡量
公民数字能力、社会劳动力水平及国际竞争
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从研究到实践层面都
日益得到重视和快速发展。
1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的研究与实践现状
通过文献计量学及内容分析方法，对
告、政策文件等进行分析发现，数字素养测
评是数字素养与技能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
一，尤其是2010年以来，组织科学有效的数
字素养测评成为现阶段的热点和主要任务[2]。
洲数字议程”、2011年美国发布“数字素养
行动”、2012年墨西哥提出“数字议程”，到
202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2030数字罗盘：欧
收稿日期：2022-11-07
作者简介：李红林，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数字素养、科普理论与实践，E-mail：lihonglin@cast.org.cn。
①借助科技情报大数据平台AMiner，选择SCI和SSCI两个主要数据库，以digitalliteracy、digitalskills、information
剔除无关数据后，得到6478篇文献，以此为样本进行数字素养研究状况分析。
世界公众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的发展述评
李红林何薇胡俊平王京春王挺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100081）
[摘要]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多聚焦于研究、教育、技能认证等领域，而更广泛范围内
的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成为一种趋势和现实需要。结合对欧盟公民数字能力框架及其测评实践的典型分
析，提出对我国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的建议：面向超大规模的14亿多人口整体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强
果的有效使用。
[关键词]数字社会数字素养数字技能公民数字能力框架测评
[中图分类号]G43；G250；N4[文献标识码]A[DOI]10.19293/j.cnki.1673-8357.2022.06.003
世界公众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的发展述评<<<李红林何薇胡俊平等专题
016
洲数字十年之路》并确立“到2030年，欧盟
境内至少80％的成年人具备基本的数字技能”
目标[3]，欧盟各国推出专门的国家数字技能战
略，如葡萄牙的“国家数字能力行动2030”、
西班牙的“国家数字技能计划”、荷兰的“数
字化战略2.0”①等。我国也于2021年发布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
简称《行动纲要》）。
从整体上看，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主要
集中于研究、教育、技能认证以及国家和地
区层面的实践几个方面，测评重点和测评方
法也不尽相同。
从研究层面来看，数字素养的概念化及
操作性定义、测评框架构建、测评方法比较、
对具体目标群体的测评与分析研究等都是重
点，研究的持续深入为数字素养测评在实践层
面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几位
核心学者的研究，例如，哈吉泰（Hargittai）
较早从网络技能测评研究开始，不断对数字
素养进行操作性定义，并对观察法、深度访
谈、基于调查问卷的自我评估、基于场景的
实际操作测试及知识性问答等测评方法进行
比较研究[4-8]；阿尔卡莱（Eshet-Alkalai）于
2004年提出了数字素养的五个维度[9]，并选
取不同组别用户进行基于实操表现的开拓性实
证研究[10]，之后在数字素养框架中纳入第六
种技能——实时思维技能[11]；范德尔森（van
Deursen）对数字素养框架进行构建并开展测评
研究，从四维度框架[12-13]至五维度框架[14]逐
步迭代至新近的综合性框架[15]，对不同的测
评方法——间接测评（自评估）与直接测评
（观察或操作测试）——进行了研究和比较，
其研究的目标对象也从成年公众转向将青少
年群体包含在内。
总体看，研究层面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测评通常更加严谨，其结构需要精心设计和
实施，从框架提出、样本选取、数据收集到
结果分析及验证。研究层面的样本需经过科
学严谨的筛选，样本量通常不大，阿尔卡莱
2004年的研究样本为109人，哈吉泰2005年
的研究样本为100人。测评大多在可控环境
下进行（计算机实验室或者类似环境）且需
实际操作、互动任务和基于知识的选择为主，
测评时长通常以小时计算。这类测评的效度
较高，但可推广和复制性较弱。
教育领域一直是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
研究与实践的核心领域，包括对青少年、高
校学生、教师群体的测评框架构建及实施。
严格来看，也可归属研究领域，但因其突
出的重要性而值得单列。2012年，欧盟委
员会对数字能力框架（DigitalCompetence
Framework，以下简称DigComp框架）进行
梳理时指出，数字能力测评更容易在学校项
目和认证项目中找到，其选取的15种代表
性框架中有5项是面向正规义务教育的，2
项以教师为主要目标群体，包括意大利面向
15~16岁中学生的数字能力评估框架、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教师能力
框架、爱尔兰全国课程与评估委员会的ICT框
架等[1]。2016年，欧盟委员会研究DigComp
框架在欧盟国家的应用时也发现，80%的应
用都是面向教师和学生的数字能力测评[16]。
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梳理当时的44项
数字素养测评发现，其中30多项测评的目
标对象为学校[17]，包括比较典型的国际教育
成就评估协会组织的国际计算机与信息素养
研究（InternationalComputerandInformation
LiteracyStudy，ICILS）。我国数字素养与技
能测评的研究及实践也呈现类似特征。中国
2022，17（6）：15-24
017
以上都是围绕教育领域的数字素养测评，对
象包括高校/高职/中小学教师以及大中小学
生等[18-22]。
教育领域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和研究
领域类似，注重结构化的测评，通常以基于
实际操作表现和知识题项的测评为主，测评
环境也要求可控，测评时长也相似，以小时
计算。但测评的目标群体数量因其本身的同
质性较强会比研究类测评大很多，测评结果
很多时候也被用来评估数字素养教学的成效。
技能认证是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的另一
个重点领域。例如，西班牙面向16岁以上
公民的ICT能力认证，美国面向全体公民的
IC3互联网与计算机核心认证、面向学生及
成人的国际计算机技能认证项目。2020年9
月，欧盟颁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
2027年）》，在“提高数字化转型的数字技能
和能力”方面提出要开展欧洲数字技能认证
（EuropeanDigitalSkillsCertification，EDSC），
该认证将作为个人数字能力水平的依据，可
得到欧洲各国政府、教育机构、雇主等的认
可，为个人跨国求职和学习提供便利①。我
国类似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面向社会考
查应试人员的计算机应用知识与技能，为人
员择业、人才流动提供计算机应用知识与能
力水平证明。2021年11月，我国全国高等
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主办并发布了数字化
能力水平认证（DigitalizationCapabilityLevel
Certification，DCLC），面向社会考查个人数
字素养与技能、数据科学知识以及组织的数
字化转型能力并提供认证②。
基于认证的数字素养评估通常是在高度
受控的环境中（如指定的考试中心）通过监
督进行，测评以实际操作表现和基于知识的
评估为主，譬如在一个操作系统或软件的现
实模拟中执行一项功能或具体的任务。测评
证类测评被测者的数字技能具有较强的可比
性，进而在学习、就业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
应用。但也因其高度受控等特性导致测评成
本较高，较难得到广泛普及。
聚焦更广泛范围内的公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测评，成为一种趋势和现实需要，尤其是
或区域数字技能战略的语境之下。当前颇具
影响力的欧盟DigComp框架、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数字素养全球框架”以及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从数字技能到有形成果”（From
DigitalSkillstoTangibleOutcomes，DiSTO）项
目③等都期望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公民数字素养
测评及国际比较。目前来看，DigComp框架
和DiSTO项目已在世界多个国家得到了应用，
并取得了大量测评数据，其测评实施及方法
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包括测评
工具、方式方法的优化，以及实践应用的拓
展等。
国家或区域层面的数字素养测评实施
多基于调查问卷，以被测评者对自己的知识
和技能进行自我评估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
可能包含结构化量表，被测评者在预先设
定的量表上对自身的技能水平进行自我评
估（DigComp框架和DiSTO项目采用的方
式），也可能是报告自己使用技术的情况并以
此作为掌握技能的间接证据（欧盟统计局数
字技能指数采用该方式）。基于调查问卷的自
评估方式相对易操作且测评时长较短（基于
DigComp框架的测评大多在30分钟以内），
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并得到了广泛应用。但
是，自评估方式也因其基于被测评者对自身
018
能力的主观评价而被认为不一定能反映真实
的数字素养水平。因此，在一些实践中，自
评估调查问卷中会纳入知识性题项和基于真
实任务的操作题项。
2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的典型分析——以
欧盟DigComp框架为例
我国正致力于全国范围公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测评的研究与实践，并期望在结合我
国国情和兼顾国际可比性的基础上形成测评
框架体系，为未来国际比较奠定基础。欧盟
DigComp框架在国家及地区层面已有较广泛
的实践，本部分对其进行典型分析，以期为
我国提供有益借鉴。
2.1DigComp框架主要内容
2006年，欧盟将数字能力作为欧洲公
民的关键核心素养之一，并给出了官方定
义——“自信、批判性和创造性地使用信息
通信技术以实现与工作、就业、学习、休闲、
知识、技能与态度的组合”[23]①。在大量研究
和多方意见征询的基础上，结合“识别数字
表1更新后的DigComp框架主要内容
能力领域
（维度1）
1.信息与
数据素养
2.沟通与
协作
3.数字内
容创建
4.安全
5.问题
解决
能力描述
（维度2）
1.1浏览、搜索和过滤
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
1.2评价数据、信息和
数字内容
1.3管理数据、信息和
2.1通过数字技术进行
交互
2.2通过数字技术共享
2.3通过数字技术参与
公民权
2.4通过数字技术进行
合作
2.5网络礼仪
2.6管理数字身份
3.1开发数字内容
3.2整合并重新阐释数
字内容
3.4编程
4.1保护设备
4.2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
4.3保护健康和福祉
4.4保护环境
5.1解决技术问题
5.2确定需要和技术响应
5.3创造性地使用数字
技术
5.4识别数字能力差距
熟练程度（维度3）
基础
中级
高级
专业级
任务复杂程度
简单任务
明确和常规的
任务，直接的
问题
任务、明确和
非常规的问题
不同的任务和
最合适的任务
以有限的资源
解决复杂的问
题
以诸多相互作
用的因素解决
复杂的问题
自主性
需要指导
自主以及在必
要时需要指导
依靠自己
独立和根据自
己的需求
指导他人
能在复杂的情
境下适应他人
整合资源为专
业实践做贡献，
并指导他人
提出该领域新
的想法和流程
认知
领域
记住
理解
应用
评估
创造
具体描述
21项能力
的8个级
别的具体
描述，共
168项
知识、技能
与态度示例
（维度4）
21项能力的
和态度示例，
共259项
应用场
景示例
（维度5）
应用于学
习和就业
场景的8种
熟练程度
的示例，共
42项
1
2
3
4
5
6
7
8
能力水平
①2018年，欧盟委员会对数字能力的定义进行了更新：“数字能力指在学习、工作及社会生活中对数字技术的自信、批
判性和负责任地使用和参与。它包括信息和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媒介素养、数字内容创建（包括编程）、安全（包
019
能力主要领域”和“进行操作性评估”两个
层面的考虑[25]，欧盟在2013年发布了公民数
字能力框架，即DigComp1.0。之后经过持续
优化更新，相继发布DigComp2.0、DigComp
2.1[26]和DigComp2.2[27]，形成了稳健的数字能
力框架（见表1），为欧洲层面形成数字能力
共识、制定政策、规划教学、开展测评认证
在DigComp框架下，公民数字能力水
平可依据对5个能力域21项能力在8个级
别能力水平上的具体描述进行自评估。8个
级别的能力水平对应着公众能够处理完成的
任务的复杂程度、自主性水平及相应的认知
领域，形成了一个自评估量表。对能力水平
的具体描述参考了布鲁姆分类法（Bloom’s
Taxonomy），即使用动作动词来表明不同的熟
练程度。譬如，“信息与数据素养”领域“浏
览、搜索和过滤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的
能力，1级水平表现为“在别人的指导下，我
可以：确定我的信息需求；在数字环境中通
过简单的搜索找到数据、信息和内容；找到
如何访问这些数据、信息和内容，并在它们
之间导航；确定简单的个人搜索策略”。5级
水平表现为“在指导他人的同时，我可以：响
应信息需求；在数字环境中应用搜索获取数
据、信息和内容；展示如何访问这些数据、
信息和内容，并在它们之间导航；提出个人
搜索策略”。以此为参考，公众可以通过自评
估的方式进行数字能力水平的判断[26]。在实
际测评中，这些描述会转换为具体的调查题
项，知识、技能与态度示例（维度4）及应用
场景示例（维度5）为调查题项的设计提供了
参考。
2.2DigComp框架的测评应用
DigComp框架提出的初衷就是要提供一
个能在欧洲层面进行验证的框架，适用于所
有公民，并且框架中的描述符是可使用和可
修订的，能在后续应用中进一步细化，或面
向不同目标群体、不同类型学习者进行具体
化[1]。这样一种开放式的共识性框架，为其应
用实践奠定了基础。
（1）个人数字能力测评
首先是用作个人数字能力测评的工具。
西班牙的Ikanos项目是DigComp自我评估
的早期应用（2014年），该项目提供了一个
免费诊断工具来评估个人的数字能力，迄今
已发展出面向个人、教育机构、公司组织等
各类主体的数字能力测试①。类似地，2015
年欧洲通行证简历（EuropassCV）提供了
一个在线工具②。近期，欧洲数字技能与就
业平台也推出面向欧洲公民的自评估工具
（Self-assessmentToolonDigitalSkillsandJobs
Platform）③。这些工具都依据DigComp框
架设计题项，以帮助就业为目的，由求职
者以自评估的方式进行在线测试。题项均
为25个左右（包含自评估量表和知识题），
测评时长约25分钟，最终的测评结果以评
估报告形式给出5个能力领域所有能力的
级别水平，并综合这些能力水平给出一个最
终的能力水平值。Ikanos的能力水平对应了
DigComp的8个级别，后两个工具只对应了
前6个能力级别水平（不包括专业级）。三
种工具都会根据求职者的测评结果给出相匹
配的课程建议和学习机会，帮助其了解应该
能以达到更高水平。
020
另一项测评工具是2020年发布的
DigCompSat（DigCompSelf-AssessmentTool，DigComp自评估工具）。该工具在开
发中指出，DigComp框架为适用于生活诸
多领域的数字能力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方式，
DigCompSat的目的就是对DigComp框架所
有21项能力的1至6级能力水平提供经验测
试。该工具经过两轮次试测评、专家研讨和
一系列统计学检验，构建形成了具有良好效
度和内在一致性的、可供公众以自评估形式
开展数字能力测评的题库。题库由82道题构
成，DigComp框架的21项能力，均由一组包
括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方面的题项进行测
评。测评结果参考DigComp的能力层级，以
测评者的自评估为依据进行赋分，在此基础
上得到每项能力的得分及其水平，并进一步
得到能力领域的得分及其水平，最终得到整
体得分和水平值。DigCompSat使得不同国家、
年龄、教育背景和性别的测试成为可能，且
一个在线工具MyDigiSkills被开发上线，允许
公民对其数字能力进行自我评估①。
（2）国家及地区层面的数字能力测评
DigComp框架在测评方面最典型且重要
的实践应用在于欧洲层面公民数字素养的测
评。首先是欧盟各国在国家层面开展的测评，
如丹麦、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以丹麦
为例，其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在线工具——
“数字能力轮”（DigitalCompetenceWheel）以
DigComp为基础进行整合调整，形成对信息、
交流、生产、安全4个数字能力域共16项能
力的测试，测试包括60多个题项，每个题项
下附有对相应知识或技能、态度的解释，测
评者以自评估的方式进行测评（按照符合程
度从1星至7星进行选择），15分钟左右完成
线上测评，结果以1%~100%的数值来表示，
最终按照得分范围进行能力层级判定，8个级
别完全映射了DigComp的能力水平层级。测
评结果以直观、可交互的轮状形式出现，以
便测评者清晰形象地了解自身数字素养水平
情况，通过点击每个能力域或每项具体能力
在欧盟层面开展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及
国际比较是DigComp最有价值的实践之一。
2015年，以DigComp框架为内核的数字技能
指数（DigitalSkillsIndex，DSI）被纳入欧洲
数字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DigitalEconomy
andSocietyIndex，DESI）进行定期调查统计，
以帮助欧盟委员会从宏观层面了解各成员国
的数字人力资本情况。欧盟层面的测评依托
欧盟统计局的家庭和个人互联网使用调查得
以实施。测评以过去3个月内公民在互联网
上、在DigComp框架的5个能力领域进行的
活动为依据。测评假设，使用数字工具和软
件在互联网上进行某些活动的人拥有相应的
技能（“使用即具备”），因此，针对个体活动
的测量可以表征其数字技能，而结合不同的
背景变量则可以用于评估欧盟劳动力的数字
技能。根据个人在每个领域的活动数量（“高
频即熟练”），计算得到其在每个领域的数字
能力水平，并最终得到整体的数字技能水平，
具体见表2[29]。
由此，欧盟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2021年，
欧盟有54%的人（16~74岁）拥有基本及基本
以上的数字技能。其中，芬兰和荷兰位居前列，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位居最后（见图1）[30]。
021
3对我国数字素养与技能测
评的启示
我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提升行动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行动纲要》把“强化考核评
估”作为其中的重要保障措
施。此前，我国关于数字素养
与技能的测评多从研究角度介
入，限于具体人群且范围较小，
因此，迫切需要开展国家层面
表2欧盟数字技能测评及其等级判定
能力域
信息与数据素养
沟通与交流
数字内容创建
安全
问题解决
注：整体数字技能指标：具有“基本以上”技能水平的个人—5个领域都在“基本以上”。具有“基本”技能水平的个人—5个领域都至少是“基本”水平。
关于“无法评估数字技能”“无技能”“有限的技能水平”“窄技能水平”“低技能水平”等的判定暂略。
指标（题项）
·查找有关商品或服务的信息
·阅读在线新闻网站、报纸或新闻杂志
·发送/接收电子邮件
·即时通信
·参与社交网络
·在网站或社交媒体上就公民或政治问题发表意见
·参加在线咨询或投票以定义公民或政治问题
·使用文字处理软件
·使用电子表格软件
·编辑照片、视频或音频文件
·在文件夹、设备（通过电子邮件、即时消息、USB、数据线）或云
端之间复制或移动文件（如文档、数据、图像、视频）
·创建包含文本、图片、表格、图表、动画或声音等多个元素的文件
（如文档、图像、视频）
·使用电子表格软件的高级功能（函数、公式、宏和其他开发人员函
数）来组织、分析、构建或修改数据
·用编程语言编写代码
·通过检查受访者提供个人数据的网站是否安全来管理对自己个人数
据的访问
访问
·通过限制或拒绝访问自己的地理位置来管理对自己个人数据的访问
·通过限制对社交网站上个人资料或内容、在线存储共享的访问来管
理对自己个人数据的访问
·更改自己的互联网浏览器中的设置，以防止或限制任何受访者设备
上的缓存
·下载或安装软件或应用程序
·更改软件、应用程序或设备的设置
·在线购买（过去12个月内）
·在线销售
·使用在线学习资源
·网上银行
·寻找工作或发送工作申请
等级
基本：一项活动
基本以上：两项或更多活动
基本：一项或两项活动
基本以上：3项或更多活动
图12021年欧盟及其各国具备基本及基本以上数字技能的人群比例
022
的大规模测评，掌握我国公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水平整体状况以更好地满足未来发展需求，
也为数字素养建设国际交流互促互鉴奠定基
础。国际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的研究与实践，
能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我们借鉴和启示。
3.1稳健和可扩展的测评体系是开展测评的重
要基础，需要强化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基础研究，
为测评提供有力保障
DigComp框架研究自2011年伊始，从
概念界定到框架确定、维度更新、测评实践
和应用延展，十多年来一直在持续进行。正
是基于长期稳定的研究，才形成了其在欧盟
范围内广泛应用的基础，同时衍生出体系化
的框架，例如，针对教育者的数字能力框架
DigCompEdu、针对教育机构的数字能力框
架DigCompOrg、针对消费者的数字能力框架
DigCompConsumers，以及围绕欧洲公民“终
身学习八大关键能力”其他关键能力的框架，
如生活能力框架LifeComp、创业能力框架
EntreComp、民主文化能力框架（Framework
ofCompetencesforDemocraticCulture）等①，
对欧洲国家数字素养及其他关键能力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类似地，DiSTO项
目在英国、美国、荷兰、巴西、智利、乌拉
圭和科威特等国得到应用并可开展国际比较，
也源于范德尔森等研究团队2009年以来的持
续研究。
我国正处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建设的重要时期，不平衡问题在我国依
然存在，一方面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另一方面是我国自身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我国互联网络发展的地域、城乡及年龄
等方面的差异普遍存在[31]，尤其在当前数字
差距逐渐由“物理接入”转向“技能、使用
不平等”和“使用效果不平等”的背景下，
数字鸿沟愈加显著，开展全国层面的数字素
养与技能测评面临比较复杂的情境。另外，
数字素养与技能概念本身的多样性和多学科
交叉融合性也为有效测评带来了困难，单单
术语就包括数字素养、数字技能、数字能
力、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网络素养、ICT素
养以及数字胜任力等，概念化界定的侧重点
不同使得操作性测评的重点及方式方法都不
尽相同。目前，我国的《行动纲要》对数字
素养与技能的界定比较宽泛，未来开展测评
DigComp框架等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人口
众多等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现实状况及未
来方向，开展持续性的基础研究，为我国数
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构筑坚实的理论基础，并
构建稳健、可扩展的测评体系，以适应多层
面测评以及发展变化的需要。
3.2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的目的决定测评方案的
选择，需要明确我国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的核
心目标，并形成恰当的测评方案
如前所述，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因测评
目的不同而影响测评对象、测评方法及测评
实施的选择。根据测评目的选择适用且有效
重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不同数字素养测
评目的下主要的测评方法进行了评述并指出，
在具体实践中通常需要综合多种方法以达到
更好的效果[17]。DigComp框架在个人数字能
力测评和国别实践中，就在自评估量表中纳
入了基于知识的评估和基于真实情境的选择
题项。
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数字技能评估指
南》指出，国家层面开展数字素养与技能测
评应该是用于确定当前的数字技能水平，评
估行业和其他部门的技能需求，从而明确技
能差距并制定政策以满足未来的数字技能需
求[32]。我国即将开展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
023
首要目的在于对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现状进
采取区域性、人群类行动补齐短板，提升全
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33]。因此，核心不是
区域或群体的表现，从中观层面评价人口素
质和劳动力水平，实现横向比较并兼顾国际
化。在这一核心目标的导向下，充分利用现
评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是可行的路径。《数字技
能评估指南》建议的可用数据包括国家统计
局或教育部门、工业信息部门等已有的数字
据等，甚至提出可在现有的全国性调查或测
3.3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具有多重意义，需要重
视测评结果的使用，从不同层面促进数字素养
与技能整体提升
整体上，世界范围内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测评体现了多重意义。首先，对公民个体而
言，测评能够让其更清楚自身的数字素养与
技能水平及需要改进的方向，以更好地满足
数字社会工作、生活、学习及社会参与等的
一步的行动提供了依据，譬如，企业等通过
测评选择合适的求职者，教育机构通过了解
教师及学生情况而制定相应的教育或改革方
案，培训机构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等；
从国家或地区层面来看，测评可以了解其劳
动力水平及竞争力水平，进而制定更有效的
政策措施。更进一步来看，世界范围内的测
评及比较，对于深化国际合作，消弭数字鸿
沟，实现共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素养与技能测评结果的使用形成了
以面向就业的、劳动者能力提升为核心的，
训机构）、地区、国家乃至国际各个层面的态
势。正如欧盟教育委员会曾强调，需要一种
共同“语言”来连接教育、培训和工作，让
公民和雇主更容易看到关键能力和学习成果
种“语言”实现了这种连接，DigComp框架
的测评应用实践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测评结
果连接着个人需要从哪些方面提升能力，教
育及培训机构可以提供哪些供给，区域和国
家层面需要采取哪些措施等方面。我国的测
评需要重视测评结果的使用，不能简单地将
测评结果作为衡量个人能力水平或地方政府
绩效的方面，而要充分考虑其延展性，并从
各个层面为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整体提升
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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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颜燕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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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变革性地影
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随着
数字化渗透加剧，公民只有具备一定的数字素
养与技能，才能更好地满足日常学习、工作和
生活的需要。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被认为是
人的关键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1]，也是现代人
实现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概念内涵随着
学科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欧盟等对数字素养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早，
对其能力域构成已达成较大程度的共识[2]，并
开展了一定范围的测评实践，但其测评理念、
评价指标体系和测评方法仍值得在新时代新
格局下进行深入探讨。我国非常重视公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制定了专门政策规划
和任务措施，促进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发
展环境优化，以此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社会
基础，建成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因此，围绕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
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以下简称《行动纲要》），针对全民数字化适
应力、胜任力、创造力显著提升等发展目标，
构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指标体系，继
政策的基础，也是衡量措施有效性的重要依
据，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构建基础：明晰概念内涵
1.1概念内涵不断丰富完善
以色列开放大学的阿尔卡莱（Yoram
Eshet-Alkalai）于1994年首次提出数字素养
收稿日期：2022-11-08
作者简介：胡俊平，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普信息化、数字素养评价等，E-mail：jphu@iccas.ac.cn。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胡俊平曹金李红林王京春王挺
[摘要]进入数字时代，公民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才能更好地满足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国际上开展数字素养与技能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早，数字能力域构成已达成基本共识；其评价指标体系及测量
方法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对公民数字素养水平提出了更高
要求，也为研究构建适应国情的新型指标体系创造了条件。本文基于促进中国巨大人口规模的数字素养与技
能提升的评价目标，创新提出SPOON公民数字素养测评理念，构建A.S.M.评价模型，进一步阐释了立足国
情又兼具国际比较的指标体系及测评方法，着力“以评促建”“以评促用”“以评促强”，消弭数字鸿沟，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根基。
[关键词]数字素养数字技能评价指标体系测评数字鸿沟
[中图分类号]G43；G250；N4[文献标识码]A[DOI]10.19293/j.cnki.1673-8357.2022.06.004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胡俊平曹金李红林等专题
026
（DigitalLiteracy）概念，并于2004年、2012
年提出并完善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3]，密切关
注人与数字环境的互动。数字素养与技能不
断丰富的内涵，与信息科学、新闻学、教育
Literacy）、信息素养（InformationLiteracy）、
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对数字素养与技
能概念内涵产生了较大影响[4]。欧盟委员会认
为，数字技能（DigitalCompetence）是在工
作、就业、学习、休闲以及社会参与中，自
信、批判和创造性地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5]
；
其后对定义进行了更新，强化了负责任使用
数字技术的属性。
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
对公民数字素养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全
民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
素养”[6]。2021年10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印发实施《行动纲要》，开篇指出，
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
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
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7]。这是我国首次在政策
文件中对其概念进行明确、具体的阐述。
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者对公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的定义和内涵描述存在共同之处，亦
各有侧重。综合来看，可以从构成和功能两
个维度对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概念内涵进
行归纳总结。从构成维度看，公民应具备的
本知识和技能，以及数字文明新时代所倡导
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行为和思维方式等方
面的素养。从功能维度看，公民的数字素养
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在学习、工作、生活
中应用数字化工具和参与数字化活动的适应
力、胜任力和创造力，是公民全面发展的核
心素养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基础。
基于上述概念内涵的认识，展开评价指标体
系的研究探讨。
1.2数字素养能力域构成已达成基本共识
如表1所示，国际上公认度较高的数
字素养能力域框架包括欧盟“数字技能框架
（DigComp）”[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数
字素养框架（DLGF）”[2]以及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PIAAC）”
能力框架[9]等。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各机构
提出的数字能力域存在较大程度的共性，其
数字素养能力域构成经过一定的科学研究范
式检验，从历史发展演变和现实需求的角度，
考虑了多维结构层次，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上述数字素养能力域框架为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然而，从数字素养能
力框架到评价指标体系的转变，需要解决两
个关键问题。首先，应避免各个能力域之间
的能力重叠。例如，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
与协作能力中存在共通的能力，而解决问题
的能力贯穿于其他所有能力域。这意味着评
价指标体系需要对各子能力进行重新整理，
归并同类项，阐释各指标确切含义，尽可能
减少指标之间的交叉重叠。其次，没有一体
通用的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必须针对评
价目的进行合理的指标选择，同时也要兼顾
指标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因此，公民数字素
表1公认度较高的数字素养能力域框架构成
数字素养能力域
设备与软件操作
沟通与协作
数字安全
解决问题
欧盟委员会
DigComp
√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DLGF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PIAAC
2022，17（6）：25-31，41
027
2.1SPOON新测评理念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
基本国情和具有的首要特征，立足于中国式
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本质要求，开展覆盖
14亿多人口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应
秉持根植国情、守正创新的测评原则。经反
复研讨分析，本文提出见微知著的SPOON
新测评理念，即开展面向超大规模（Super
Scale）公民群体的测度，着力于数字能力普
及（Popularization）提升为目标的指标设计导
向，采用线上线下（On-lineandOff-line）相
结合且可操作（Operational）的测评方法，并
逐步形成多领域融通合作的社会化测评网络
（Network），构建以“一瓢而知海”的高效科
学测评方法。
2.1.1实施覆盖全国超大规模群体的测评
数字鸿沟在地区和人群中普遍存在，面
向全国范围组织超大规模的评估摸底，有利于
精准描绘全国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针对消除数
字鸿沟而精准施策，提高全民族数字素养与技
能，继而推动实现超大规模人群的现代化。
2.1.2坚持普及提升为目标的指标设计导向
借鉴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数字素养能力框
架，明确设置引导型指标，注重保障《行动
纲要》各项重点任务和工程的落实，着力构
建覆盖全民、城乡融合、公平一致、可持续、
有韧性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培育体系，牵
引数字素养建设。
2.1.3采用科学有效的线上线下测评方法
基于测评人口规模之大、数字用户在线
之广，在测评方法上运用好大数据分析、线
上问卷、线下调查等多种测评方式的集成组
合，经济、科学、有效地测评各地数字素养
与技能的发展现状。
2.1.4构建社会化协同测评网络
组织动员具有超大规模基础数据的平台
型组织与互联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遵循
养与技能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评方法成为后
续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从当前文献检索来看，
大多数集中在针对学生和教师的教育领域[10]，
成果。
2构建模型：锚定评价目标
评价目的决定评价模型。当前世界各国
开展数字素养评价的目的多样，包括对既往
课程和专业发展计划的再设计、政策指标研
制、专业技能认证、人才招聘及纯科学研究
等。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达到
最低限度水平数字素养技能的年轻人/成年
人百分数”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字
据的获取。而欧盟组织则聚焦人的核心能力
维度，分人群和职业角色（如消费者、教育
者）开展了多方面的测评探究；自2015年以
来在欧洲多个国家采用自评估方式调查得到
数字技能指数，纳入了欧洲数字经济与社会
发展指数（DigitalEconomyandSocietyIndex，
DESI）[11]，跟踪各国人力资源状况。就我国
而言，构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指标体
系，其主要目的是开展科学定量化测度，掌
握当前我国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的实际
状况，从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战略计划制定，并采取
针对性措施行动，着力于消弭数字鸿沟，做
到“以评促用”“以评促建”“以评促强”，满
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求，实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根基。与此同时，数字资
源共建共享、数字合作互利共赢是大力倡导
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加强数字素养与技能
评价国际交流合作是应有之义。因此，构建
指标体系模型须基于我国国情，兼顾国际比
较，助力共建网络空间共同体。
028
字思维（DigitalMindset）三位一体的环绕结
构——“A.S.M.”（为便于发音和记忆，可记
为“S.A.M.”）。模型的内在逻辑以数字认知
为能力基础、数字技能为应用表现、数字思
维为行动指引。如图1所示，数字认知、数字
技能、数字思维三者相互关联、环绕、支撑
和促进，共同构成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的三
个基本内容。同时认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在这三个维度下还存在延伸拓展空间，从
中心不断向外围扩大，将随时代前行和认识
的深入而迭代发展。
数字认知是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能力
基础。公民理解和掌握知识的程度往往作为
最基础的测评指标出现。可借鉴的科学素质
测评模型中便将“科学知识”作为金字塔式
测度模型的底座。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DLGF的首个数字能力域是“设备与软件
操作”，这是公民拓展数字技能的前提。因
此，公民对数字知识的理解和数字设备使用
的适应作为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指标的根本
基础。
数字技能是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应用
表现。虽然数字素养不只体现在操作技能，
但数字技术运用能力是最为直接外显的评价
内容，与解决实际问题直接关联，是指标体
图1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模型（A.S.M.）
个人信息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公民数字
素养测评指标的大数据分析。同时，着眼于
人类数字文明共同发展，开展数字素养与技
能监测评估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数字鸿沟消
弭，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2模型设计依据
建提供了方向指引。通过政策研究，深化对
我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未来发展方向的整
体认识。具体包括宏观形势与整体战略文件，
如《“十四五”规划纲要》；数字素养专项文
规划，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相比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作为新兴经济形
态在我国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众多
的应用新场景和大量的数据资源，这都为构
建适应国情、着眼数字社会长远发展的指标
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强化
对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资源供给、
完善数字环境保障的认识，从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的数字动力支撑
和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的战略高度着眼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虑公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发展的供给侧、需求侧和环境侧。
国内外有关围绕人的素质测评体系对数
字素养测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科学素
养测评，其重要的模型构建理论之一是KAP
模型，该模型认为知识对个人的态度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其实践或行为，将人类行为的
改变分为获取知识（Knowledge）、产生态度
（Attitude）和形成行为（Practice）的过程。
公民数字素养能力提升同样是“知信行”的
过程，KAP模型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启发性。
2.3评价模型阐释
通过深入研讨，本研究构建的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模型为数字认知（Digital
Awareness）、数字技能（DigitalSkills）和数
029
性生态，即“以评促建”“以评促用”“以评
促强”。指标体系应着力于推动促进全民数字
素养的有效提高，缩小全国各地区、不同人
群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特别
是在整体“促强”上发挥作用。
此外，评价指标要具有代表性，尽可能
选取特征明显的代表性指标，涉及全民范围
的评价尤为重要；指标数据可获得性强，也
就是现阶段数据可测性强；指标要具备可比
性，对各个评估对象都具有普遍意义、具有
描述共同特征能力的指标优先选入；指标还
需要具有可延续性，适应数字中国发展的日
新月异，以及未来发展思路和建设内容的调
整与完善。
3.2三级指标体系的构建
如表2所示，基于前面所述的A.S.M.模
型，从数字认知、数字技能、数字思维3个维
度，即3个一级指标来构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二级指标包括知识
理解、设备适应、通用技能、场景技能、数
字意识和数字责任6个指标；三级指标包括概
念理解、事实理解、终端使用、网络使用等
15个指标。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三级指标
的解释说明分别见表3和表4。
表2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数字认知
数字技能
数字思维
二级指标
知识理解
设备适应
通用技能
场景技能
数字意识
数字责任
三级指标
概念理解
事实理解
终端使用
网络使用
信息搜索
内容创建
数字学习
数字生活
数字工作
创新意识
安全意识
鉴别意识
伦理道德
法治观念
问卷调查
大数据分析/
问卷调查/
大数据分析
编号
9
10
11
12
13
14
15
系的核心支撑部分。通过对欧盟、联合国的
框架与我国的政策文件进行对比映射发现，均
涉及数字学习、工作、生活等各类场景应用技
础技能，集中体现在公民数字行为之中。
数字思维是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行动
指引。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要发挥出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必须充分而合理
地使用数字技术。正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数字思维指引人们充分而理性地认识和使用
数字技术，既需要具有开拓创新的动力、防
范风险的底线、鉴别和理性批判的意识，又
必须秉持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和文明的行为
准则。
3构建体系：系统考量评价过程和结果运用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具有多重价值
标准、多向维度以及多元影响因素。指标体
系构建必须紧密围绕上述评价目标，从评价
过程和结果运用等方面进行系统考量。
3.1指标选取原则
总体来说，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指标的
选取原则是科学、有效和可行。因此在设计
指标时，需对指标的数量规模、导向性、代
表性、可获得性、可比性以及可延续性做出
合理恰当的考虑。
指标体系的数量规模直接影响评价开展
的难易程度以及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指标数
量偏少，评价过程虽然简单，但评价结果的
合理性易引起争议；反之，指标采集复杂，
评估成本增大。考虑到数字素养与技能丰富
的概念内涵，具体指标数量控制在10~20个
为宜。
评价指标设计导向是构建一个有利于公
民个体不断加强数字素养的学习提升、有利
于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更好的资源平台的良
030
表3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说明
一级指标说明
数字认知是公民对数字技术基础概念和事实的
认识和理解，以及对数字设备终端及网络使用
的认识和适应
数字技能是公民掌握数字化信息处理和媒体交
互等技术，并应用于解决日常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字思维是公民在数字社会中具备的创新、安全、
鉴别等意识，以及负责任的态度和文明规范
二级指标说明
公民对数字设备终端和网络使用的认识和适应
编辑各类形态媒介信息和内容的能力
公民在学习、生活、工作等特定场景下应用数
字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数字胜任力和创造力
公民在数字社会各种场景的活动参与中所具备
的创新、安全、鉴别批判意识，有效指引行动
公民在数字社会中应当遵守的伦理道德和法律
准则，体现负责任的态度和文明规范
表4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指标体系三级指标说明
三级指标说明
公民对数字本质、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以及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
公民对数字社会、数字发展、数字经济和技术领域中规律性、事实型知识的理解水平
公民认识和使用智能数字终端设备的水平
公民认识和使用有线网、无线网、移动网络等互联网接入方式的水平
公民明确信息需求，并使用数字工具有效搜索和获取数据、信息、数字内容的能力
公民使用数字工具编辑、创建制作图文、表格、音频或视频等格式文件表述观点的
能力
公民运用线上课程、平台资源等数字化应用促进学习提升的能力
公民运用在线购物、智慧出行等数字化应用增加生活便利的能力
公民运用线上办公、业务管理等数字化应用提高工作效率的能力
公民突破常规思路和做法，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创造、创意和开拓创新的意识
公民在数字应用环境中具有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维护整体安全的意识
公民对接收的数字内容具有鉴别真伪、理性批判、价值判断的意识
公民遵循数字化时代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规范、文明行为规范和道德
准则
公民拥有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在数字社会中敬畏法律、遵守纪律和法规
3.3指标体系映射形成政策评价闭环
如图2所示，构建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评价指标体系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印发的《行动纲要》的主要任务进行了
较好的映射。这有利于探索建立政策发布、
执行实施、评估评价之间的流程闭环，以便
通过对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的数据监测，
据支撑决策。例如，主要任务中“丰富优质
数字资源供给”对应“数字认知”和“数字
技能”指标，通过一定时长的监测评估，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培训资源提供、数
字资源开放共享、适老化终端供给等举措对
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有效性，为下一
步决策提供依据。
4测评方法与评价标准探讨
4.1大数据分析和问卷调查两法并用
正如表2所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
价指标是通过问卷调查和大数据分析两种方
法并用来获取测评数据。根据不同指标属性，
从数据可得性角度，选择不同的方法。问卷
调查是传统经典的评价方法，适用于所有指
标，尤其是知识型和态度型指标数据获取；
指标与问卷题目建立对应关系，通过抽样个
体公众开展调查，从而得出统计意义的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状况。
值得提倡的是，问卷题项设计应基于公民对
031
数字领域的知识理解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客观
体现，而并非自我评估方式，以便能更有效
地反映公众的数字素养。另外，公民的数字
素养与技能与公民网络行为联系紧密，借助
大数据分析方法，从群体角度进行网络行为
范围评价覆盖。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有利于优
势互补，进一步通过典型地区试测评加以验
证。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和测评方法形成全民
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的“中国方案”，后续将
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合作、互学互鉴。
4.2“三级三即”评价标准
欧盟数字技能框架DigComp2.1将数字
能力划分为4个级别（基础级、中级、高级、
专业级）、8个层次的熟练程度[12]。基于科学
性和可行性结合原则，依照大数据分析和问
卷调查的测评方法特点，本文提出采用“三
级三即”的评价标准。“初级：使用即具备”，
被测评者只要使用一定类型的数字化设备和
工具即具备了基本的数字素养，可对应于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最低限度水平”
的数字素养，也与欧盟现行数字技能指数调
查中的“基础”等级标准相吻合。“中级：高
频即熟练”，被测评者使用数字化设备工具或
参与数字化活动的频次高，意味着数字技能
熟练，达到了中级水平。在具体测评中，频
度数据可从大数据分析方法获取，评价更为
客观真实。“高级：复合即深度”，被测评者
能负责任地、复合应用数字技术和工具，达
到了高级水平。总之，运用两种测评方法开
展融合评价，需要在试测评中进行检验。
随着测评工作的开展，下一步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要着力于解决
三方面存在的矛盾关系，以优化构建科学、
高效、精准、可行的测评体系。首先，把握
稳定与变化的关系，即指标体系满足当下需
求的稳定性和调整适应发展的变化性，涉及
场景的关系，即通用的数字技能观与复杂文
化背景带来的多样性，涉及地域维度的差异
性。最后，处理肯定与批判的关系，即不同
阶段选择性地侧重培养必需的数字技能与倡
导批判性的数字思维，涉及价值维度的不断
认识深化。这些矛盾关系将不断推动公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和测量方
法的迭代向前发展。
图2评价指标体系与《行动纲要》主要任务的映射图
（下转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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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1页）
强化科技创新主体科普供给：理论依据与政策思路<<<翟翠霞王越婷张俊清科普能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突飞猛
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
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
发展，推动人类进入万物智能互联时代[1]，公
民科学素质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要求。
关于新形势下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学
界对《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2021—
2035年）》］展开了热烈讨论。综合来看，这
些讨论阐明了两个方面的转变：一个是科学
素质建设外部环境的变化，即国际国内形势
急剧转变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全民科学
素质提出更高要求[2-3]；另一个是科学素质
内涵的转变，即从科学知识到科学精神和能
力提升的重点转向[4-6]。同时，研究指出，
除整体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及制度安排不到
位等问题外[7]，公民个体层面则表现出“对
信息时代所需的核心能力表现不足”“对信
息化社会的适应力不足”等显著问题，因而
技术、互联网环境、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等
方面[8-12]。但是，具体来看，从个体层面出
发，如何充分结合数字时代的特征及需求，
通过提升数字素养来提升科学素质，包括突
破对科学知识学习的路径依赖，实现科学精
神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还未开展比较系统
和深入的探讨。
因此，本文从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及其
对公众的影响、对公民科学素质的新要求等
着手，探讨数字素养与科学素质的关系，并
从数字素养的研究及实践中总结提炼关于公
民科学素质提升的思考和建议。
作者简介：李红林，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数字素养、科普理论与实践，E-mail：lihonglin@cast.org.cn。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
探讨与思考
李红林胡俊平曹金何薇王京春
[摘要]数字化时代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具备能够适应数字社会的核心能力。基于对数字
社会典型特征及其对公民科学素质新要求的分析，提出以数字素养提升促进科学素质的提升，并结合数字
素养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以具体情境下的技能习得促进能力提升；以数字环境下的积极态
[关键词]科学素质数字素养科学精神数字技能数字社会
[中图分类号]N4；F49[文献标识码]A[DOI]10.19293/j.cnki.1673-8357.2023.04.003
2023，18（4）：18-25，105
1数字化转型及其对公民科学素质的新要求
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
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
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3]。人类社会正经
历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进入数字社会时代，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数字技术融合物理世
界和现实世界产生数字世界，实现物理世界
和数字世界的融合、交互及共生，并持续地
影响和改造物理世界。这一特点体现着数字
化转型的两个层面，狭义上，将事物及其运
动转化为机器可以识别的信息；广义上，人
类利用数据全面认识并优化改造客观世界[14]。
数字化转型对公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乃
至公民身份等都产生着颠覆性的影响。
首先是公民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的全面
数字化。数字化转型革命性地解决了跨越地
域空间限制的有效连接问题，实现了全球化
的互联互通，虚拟形态的网络空间成为人们
在实体社会之外还可以无限延展的活动场所
和空间，数字化生活成为一种常态。《第51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10.67亿。
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的使用率达到96%以上，
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网络直播
等的使用率均在70%以上。同时，线上办
公、互联网医疗、在线旅行预订等的使用率
相比2021年也有大幅提升[15]。另有调查显示，
2022年，未成年人上网普及率几近饱和地达
到了99.9%，行为集中在娱乐、学习和社交方
面[16]。互联网已经像空气和水一样渗透在作
为“数字原住民”的未成年人以及普通公民
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次是公民身份及相应内在要求的转
变。实体社会以外的数字化生存空间赋予了
公民另一重身份——“数字公民”。作为应
用信息技术参与社会、政治及政府活动的个
体[17]以及能够安全地、合法地、符合道德
规范地使用数字化信息和工具的人[18]，公
民需要熟练使用数字技术及恰当地参与社会
生活。从数字社会的角度看，公民还涉及作
为数字经济中的劳动力、消费者等层面的身
份转变。具备适应和胜任数字社会的基本能
力以及能有效履行社会职责，至少需要公民
从社会层面满足数字化生产的要求和从个体
层面满足数字化生活的要求。简言之，一方
面，需要适应数字社会的运行规则；另一方
面，需要具备基本的数字技能。有学者明确
指出，具备与数字社会相适应的数字素养是
公民的一项基本生活技能[19]，甚至是一项生
存技能[20]。
数字化转型对公民外在环境和内在要求
的深刻影响，使得公民科学素质提升面临更
多新的形势和要求。突出的一点是，数字化
环境下，互联网成为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首
选渠道[21]，公民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海量的信
息。谣言、虚假信息和伪科学等以更丰富、
隐秘的形式混杂其中，从而对公民的网络信
息辨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公民的
生产生活场域不断向网络空间拓展，对公民
利用数字技术实现高质量的生活、工作、学
习及参与社会生活等实践能力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有学者指出，《科学素质纲要（2021—
2035年）》对科学素质的新定义特别强调了分
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就是对互联网和社交媒
体越来越成为公民获得信息主要渠道而及时
做出的调整[10]。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重心应
向体现新时代特点和要求的能力，即“利用
现代信息、数字化技术手段获取知识和信息
能力”等转移[3]。而这些能力，都是数字素养
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以数字素养为核心
的能力提升，不可避免地成为公民科学素质
提升的重要方面。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探讨与思考<<<李红林胡俊平曹金等数字化背景下的科普
2数字素养及其与科学素质的关系
数字素养，最早被提出时被阐释为“公
民获取、理解和使用通过计算机呈现的、来
自各种渠道的、各种形式的资源和信息的能
力”[19]。之后，欧盟委员会在广泛综述的基
础上提出了数字素养的一个综合性界定——
“（公民）自信地、批判性地和创造性地使用
信息及通信技术以实现与工作、学习、休闲、
架化为“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
字内容创建、安全、问题解决”5个领域的
21项具体能力[24]（见图1）。这一界定和框
架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也
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和采纳。我
国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将数字素养界定为“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
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
作、使用、评价、交互、分
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
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
集合”[25]。综合来看，数字
素养的构成包含了与数字资
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及开展
数字化活动应有的基本态度
和意识。对应《科学素质纲
要（2021—2035年）》关于新时期公民科学素
质的要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
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
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
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2]，可见数字素
养与科学素质之间的密切联系。
数字素养是科学素质在数字时代的扩展
与表达。数字时代极大地丰富了科学技术知
识和方法的内涵，人们需要分析判断的事物
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延伸至数字环境中，科学
精神和思想也适用于新的场景。具体而言，
识，例如数字化的本质（编码、算法、程序、
信息系统等）、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区块
链、大数据等）及其在数字生活、工作、学
习中的应用呈现；基本的科学方法，例如大
数据方法，以及观察、实验、测量等方法在
数字环境下的新运用；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在数字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对获取
到的信息进行事实核查，评估其准确性、可
靠性和权威性，对数字化活动保持谨慎和理
地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反思性地看待数字
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等。以《科学素质纲要
（2021—2035年）》对科学素质的界定和欧盟数
字能力框架的数字素养能力域对比来看，可以
看到科学素质的扩展与表达（见图1）。
数字素养是数字时代科学素质提升的基
础和手段。欧盟早在2006年就提出，作为终
身学习的八大关键能力之一，数字能力是人
们获得其他能力的一种横向关键能力，也是
人们获得其他素养和技能的基础[26]。有学者
在探讨提升学生科学素质时明确指出，数字
素养是提升科学素质的工具和手段，要具备
科学素质首先必须具备数字素养，从工具性
的角度而言，应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更好的
科学学习、提升年轻人的普遍技术兴趣并为
激励学习提供支持[27]。反之，科学素质水平
图1科学素质在数字时代的扩展与表达
会决定数字素养的水平，有研究指出，在控
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科学素质对于公民科
技信息辨别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8]。此外，结
合当前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来看，实施科普智
慧化建设工程；推进科普与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深度融合，强化需
求感知、用户分层、情景应用理念；构建国
家级科普网络平台和科学辟谣平台；强化科
普信息落地应用，与智慧教育、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等深度融合……这些都需要科普智
慧化建设的推动者、实施者和参与者具备数
字素养。从这个层面上看，全社会层面的数
字素养水平关系着科学素质建设的成效。
以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为例可以窥
见数字素养与科学素质交互融合的关系。当
前，人口大规模老龄化和快速老龄化带来诸
多挑战，首先就是老年人对数字社会的适应
能力不足。《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
民的主要群体，他们在日常出行、生活购物、
金融服务、医疗保健等日常生活中遇到诸多
不便[15]。为此，《科学素质纲要（2021—2035
年）》专门提出“智慧助老行动”，以提升老
年人的信息素养为重点，提高其适应社会发
展的能力和科学素质。该行动聚焦智能技术
知识与技能的普及和老年人信息获取、识别
与使用能力的提升，从而实现对网络谣言、
电信诈骗的有效防范和应对。《提升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也提出“数字助老助
残行动”[25]，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
能培训，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
3数字素养的研究与实践：对技能和态度
的重视
作为科学素质在新时代的扩展与表达，
以及科学素质提升的基础和手段，数字素养
自身的研究发展与实践进展对于公民科学素
质的提升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与科学素质的提出背景、主要缘起和研
究脉络[28]相似，数字素养概念的提出源于20
世纪80、90年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及其对公
民相应素质的要求和重视，缘起于教育领域
素养情况及其教育问题，之后从传播学、图
书馆学、心理学等视角不断介入，促使数字
素养研究跨学科交叉且不断繁荣。与科学素
质一样，关于数字素养的探讨也从研究领域
提升至国家（地区）层面的战略规划乃至全
球层面公民素养的整体提升[29-30]，实现从教
育议题到政策议题的发展，进入全民终身学
习的广阔领域。
数字素养的内涵及发展同信息技术和数
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
ICT）素养、计算机素养、网络素养、信息素
养、媒介素养等诸多概念。综合已有研究[26]，
数字素养通常被认为包含了上述概念的主要方
面。其中，ICT素养和网络素养是数字素养的
基础核心成分，在数字化情境下的信息素养和
媒介素养也属于数字素养的范畴。ICT素养主
等。相比ICT素养和网络素养，信息素养与
媒介素养都强调了批判性的态度。伴随技术的
迅猛发展与融合带来的手段、工具和环境的变
化，数字素养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动态概念对上
述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这一丰富和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研究者
们对于数字技能和态度的重视。保罗·吉尔
斯特（PaulGilster）最早提出数字素养时就指
出，“数字素养不仅包括数字信息搜索、阅读
等基础能力，也包含对数字信息进行批判和
整合的能力”[19]。约拉姆·埃谢特-阿尔卡
莱（YoramEshet-Alkalai）强调，“数字素养
不仅是使用软件或操作数字设备的能力，还
包括各种复杂的认知、动机、社会和情感技
能”[20,31]。亚历山大·范德尔森（Alexander
J.A.M.vanDeursen）直接将数字素养阐释为
操作技能、信息导航技能、社会技能、创造
技能和移动技能，其中社会技能主要包括态
度层面的能力[32]。欧盟委员会的综合性定义，
即“（公众）自信地、批判性地和创造性地使
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实现与工作、学习、休闲、
围绕公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世界各国
（地区、组织）都提出了相应的框架或策略，
旨在从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层面推动公民
数字素养具体方面的能力提升，数字素养测
量、评估与教育实践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
展。表1简要列出了各国（地区、组织）数
字素养提升的主要面向对象和核心内容，从
中可以看到，数字素养的教育基本围绕具体
技能的习得展开，同时纳入了对态度的关
注。同样，欧盟数字技能测评（DigitalSkills
Indicator，DSI）、国际计算机和信息素养测
试（InternationalComputerandInformation
LiteracyStudy，ICILS）、国际成人技能调查
（ProgrammefortheInternationalAssessmentof
AdultCompetencies，PIAAC）等数字素养的
测评实践也体现着其对技能的格外重视和对态
的掌握，技能认证领域的测评基本聚焦操作技
能，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测评实践重点在操作技
维、安全意识、网络礼仪等[30]。这些测评在一
定程度上发挥着导向作用，塑造着全社会对数
字素养的认知和理解，乃至行动方向。
框架或战略
欧盟“公民数字素
养框架”
荷兰“数字素养学
习领域”
日本“信息活用能
力调查”
加拿大“数字素养
教育框架”
德国“数字世界中
的教育战略”
英国“数字体验洞
察服务”
国际图书馆协会和
机构联合会《数字
素养宣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数字素养全球框架”
新加坡“数字化就
绪蓝图”
澳大利亚“数字素
养技能框架”
面向对象
欧盟公民
中学生
小学至高中的学生
幼儿园到高中阶段
的学生
青少年
学生、教职员工
全体成员公民
全球公民
全体公民
劳动者
2011—2022年
2013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20年
核心内容
1.信息与数据素养；2.沟通与协作；3.数字内容创建；4.安
全；5.问题解决[34]
1.数据与信息；2.数字世界的安全与隐私；3.数字技术
的运行与使用；4.数字交流与合作；5.数字公民；6.数
字经济[35]
1.信息活用的实践能力；2.科学地理解信息；3.参与信息
社会的态度[36]
1.伦理与同情；2.隐私与安全；3.社区参与；4.数字健康；
5.消费意识；6.搜索与确认；7.制作与整合[37]
1.搜索、处理与存储；2.交流与合作；3.创建与展示；4.保
护与安全行事；6.解决问题与采取行动；7.分析与反思[38]
1.数字身份与健康；2.信息、数据和媒体素养；3.数字化
学习与发展；4.数字沟通、协作和参与；5.数字化创造、
解决问题和创新；6.ICT能力[39]
1.基本技能；2.网络运作知识；3.创造性地使用技术；4.非
技术元素[40]
1.设备与软件操作；2.信息与数据素养；3.沟通与协作；
1.网络安全；2.数字防御；3.数字化就绪性；4.信息通信
媒体；5.国家图书馆；6.个人数据；7.公共通信[42]
1.沟通、交流与协作；2.数字身份和安全；3.数字技术和
系统；4.访问、组织、展示和问题解决[43]
表1典型数字素养框架及策略的主要内容
4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
思考与建议
的策略中，科学知识都被置于重要位置。新
时期，科学素质提升的重点已经开始向科学
精神和科学能力转移。如何将这种转向落实到
具体的实践之中，数字素养对于技能和态度的
重视，能给予一些启发和借鉴。尤其在数字化
转型背景下的数字社会，要培养“具有数字意
识、计算思维、终身学习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
数字公民”[25]，更需要以科学精神和科学能力
的提升为引领，培育公民适应数字社会的核心
能力。
4.1以具体情境下的技能习得促进能力提升
数字素养给予了数字技能格外的重视，
且这些技能的习得和掌握是通过实际问题的
解决来实现的，即在具体的情境下，运用逻
辑、直觉和操作性思维，使用方法、工具等
进行实践动手。例如，面向海量信息，公民
能够选择最能满足自己信息需求的搜索引擎，
选择恰当的关键词来进行检索；在面对干扰
信息或电子邮件时，能够利用恰当的技术手
段或方法，对这些干扰信息或邮件进行辨识，
进而采取拒收或屏蔽等措施；在面对自身即
时需求时，能够恰当地选取可用的应用程序
或软件；在面对安全问题时，能够查找、启
面对具体问题而未能找到解决方案时，能够
自己开发一个小程序来处理解决问题等。
数字素养的测评大多基于具体情境下的
技能展开。例如，PIAAC的评估聚焦具体情境
中的数字技能，评估成年人在个人生活、工
作、社会及社区环境下，通过数字技术、交
流工具和网络来获取、分析和解释信息以及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际上，早期国际
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forInternational
StudentAssessment，PISA）对于科学素质测
质的情境首先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而非教室或
实验室，包括一般的日常经历以及个人直接
们需要具备的能力，即识别科学问题、科学
地解释现象、运用科学论据等[44]。2022年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量也增加了“解决问题
的能力”维度，包括一般情境下的问题解决
和特定情境下的问题解决，其中也涉及数字
化信息获取和数字化环境下的问题解决[21]。
但整体来看，这种情境化的学习仍显不足，
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数字化转型为公民科
学素质的能力习得提供及时、泛在且多元的
适用情境，公民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与
情境学习的优势，以更强的参与感和适应
性，在运用中理解和掌握知识与技能，并实
现内化[45]。
4.2以数字环境下的积极态度促进科学精神培育
科学精神弘扬不够、科学理性的社会
氛围不够浓厚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存
在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科学素质纲要
（2021—2035年）》将“突出科学精神引领”
作为首要原则。在数字化转型中，公民面临
更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以信息获取为例，
面对海量信息，尤其是突发事件发生时出现
的“信息疫情”[46]，如何在真假难辨的信息中
找到可靠的、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信息，如何
针对各类信息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反应，对公
民科学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需要以
科学精神为引领，引导公众理性分辨、合理
质疑、科学查证、批判性吸收。
数字素养对于态度的重视，以及对于数
字环境下公民科学精神的培育给予了有益的
借鉴。这些态度（意识、观念）引导人们以
一定的态度和行为准则在数字社会中安全健
康、合乎道德且负责任地生活。例如，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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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思维评估网络信息的真假优劣；对互联
网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信仰或价值观的人
及其观点持开放态度并予以尊重；尊重他人
具体到数字社会中对科学精神的培育，
可以从中借鉴且加强的四个方面包括：一是
批判性的态度，全球化在线环境下，人们以
不同的意图和能力创建资源，大多数情况下
无法像传统出版媒体一样进行严格查证和审
核，因此，公民在数字活动中需要融入批判
性的考虑，评价信息以及不同数字工具和媒
体的适用性；二是创造性的态度，数字环
境下任何个人都可以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生产
者，而不只是传统的消费者，保持开放并能
针对现有框架进行改进或改造，创造性地提
供新的内容、方法或解决方案等，将可能产
生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三是自主的态
度，在没有明确规则和行为模式的数字环境
中，需要始终意识到自己的目标，并能在不
断变化的技术环境和社会实践中，根据需要
来反思和适应新的环境；四是负责任的态度，
数字环境是一个互动的环境，需要始终意识
全问题、考虑伦理问题、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以开放的态度理解和协商不同的观点，负责
数字化转型拓展了人类社会的生存空间，
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刻变革，包括行为模式、
思维方式乃至行为规范等。本质上，也在不
断拓展人类对于自然、世界乃至未来的认知。
础和底蕴，加强对这些知识的更新和拓展，
有助于拓展公民的科学认知，并更好地适应
数字社会的生活。例如，了解数字化是如何
实现的，知道基本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
等；知道网络环境包含各种类型的信息和内
容，了解数字环境中使用的非语言信息（如
笑脸、表情符号）的含义及其在不同国家和
社区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等。
具体而言，对于公民科学素质提升来说，
知识，让公民了解数字世界的本质及现象，
例如，数字世界的符号表征（二进制与编
码）、运行逻辑（数据结构与算法）、信息交
流（传递与处理）、信息系统（软硬件基础、
通信网络等）；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
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数字生活、
数字学习、数字工作和数字创新等）。第二是
（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共享经济等）、数
字政务（数字治理、数字政府、数字政务等）、
数字文化（数字新闻、数字出版、数字游戏、
数字动漫等）、数字社会（智慧城市、数字乡
村、智能交通、智慧医疗等）和数字生态文明
（数字碳中和、智慧能源、智能排污等）。第三
意识、数字安全能力、网络文明礼仪、数字社
会责任、数字伦理道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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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记到影视：科学传播中的李时珍形象<<<江丽莎刘兵科普史
005
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同时代发展紧密相
连，被普遍视为当代公民应具备的核心素质
的重要组成[1]。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公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普遍提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
从发展来看，公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经历从
起始阶段的数字化适应力，向胜任力和创造
力不断进阶。数字社会的新需求、新期待以
及数字素养与技能概念的发展演进，必然要
求评价模型、指标体系等不断迭代发展，科
学、合理、规范的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将助
力数字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从概念演
进出发，梳理数字素养从学术研究对象上升
到国家或组织战略愿景规划的内涵变化，阐
释概念名称、异质交融特征、能力框架维度
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夯实评价研究的认识基
础；聚焦面向大规模人群开展数字素养与技
能评价的目标，借鉴类似评价经验，从增强
科学性、标准性和规范性的角度完善评价模
型和指标体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明确各指
标维度的评价范畴和相互关系，开发符合国
情又国际可比的评价工具，以推进实践检验
进程。
1“数字素养”概念演进及其发展趋势
1.1数字素养从学术研究对象上升为国家或组织
战略愿景
“数字素养”（DigitalLiteracy）出现在
文献上迄今已有近30年，最初多出现在学
姆（RichardLanham）以“数字素养”为题在
作者简介：胡俊平，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数字素养评价、科普信息化、科技传播等，E-mail：hujunping@
cast.org.cn。王挺为通讯作者，E-mail：wangting@cast.org.cn。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的发展与实践进路
胡俊平曹金董容容高宏斌王挺
[摘要]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当代公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也是现代化对人的素养的必然要求。数字
素养从最初的学术研究对象上升到国家或组织的战略愿景，深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本文通过阐释数
字素养概念名称、异质交融特征、能力框架维度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夯实评价研究的认识基础。立足国际
视野和国情实际，面向超大规模人群开展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研究，从增强科学性、标准性和规范性的角
度，完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明确各指标维度的评价范畴和相互关系。通过评价工具开发，紧密连接研
究和实践，促成评价数据获取，助力数字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数字素养数字技能评价指标体系评估数字鸿沟
[中图分类号]G250.7；N4[文献标识码]A[DOI]10.19293/j.cnki.1673-8357.2023.05.001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的发展与实践进路<<<胡俊平曹金董容容等科普能力
006
多媒体各类信息形态（文本、图片、声音等）
的能力[3]。1997年，保罗·吉尔斯特（Paul
Gilster）在著作《数字素养》中指出，数字
素养是“理解和使用通过计算机呈现的、来
自各种渠道的、多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4]。
2004年，以色列开放大学的约拉姆·埃谢特-
阿尔卡莱（YoramEshet-Alkalai）从功能和构
成的维度诠释了数字素养，他认为数字素养
是包括图片视觉素养等5类素养的“数字时代
的生存技能（SurvivalSkills）”[5]，引起了社
“实时思维”[6]。
养。欧盟（EuropeanUnion，EU）从2006年
起重视数字能力（DigitalCompetence），其后
核心要义是公民能够自信、批判、创造性和
负责任地使用信息技术[7-10]。2015年，联合
国大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
实议程目标的指标4.4.2直指“数字素养技
能”（DigitalLiteracySkills），监测统计“达
到至少最低水平”数字素养技能的青年或
成人的比例[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在2018年提出了
“全球数字素养框架”（DigitalLiteracyGlobal
Framework，DLGF），指出数字素养是通过数
字技术安全且适当地访问、管理、理解、整
合、交流、评估和创建信息，以促进就业、
体面工作和创业的能力，尤其注重数字素养
与计算机素养、ICT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介
素养等其他素质的融合共通[12]。此外，国际
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1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
收集。
各国重视公民数字素养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作用，已逐步上升到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
的战略高度。2018年，新加坡提出《数字化
就绪蓝图》（DigitalReadinessBlueprint），明
确基本数字技能要义和战略目标[15]。2021
年，澳大利亚政府印发《数字经济战略2030》
（DigitalEconomyStrategy2030），明确数字技
能与数字包容为五大关键行动之一[16]。2021
年，我国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强调，“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与
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17]。同年，我
国印发实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
纲要》，明确提出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定义，以
及今后15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工
程、保障措施等[18]。总之，公民数字素养与
技能同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创新等场景深
度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愈加紧密。
1.2数字素养概念内涵发展趋势
伴随研究者、各国政府和组织机构对数
内涵不断丰富，表述形式多样，从其发展特
征来看，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趋势。
趋势一，差异化概念名称的内涵逐渐趋
于统一。中文和英文均有多个词汇指代类似
的概念，如数字素养（DigitalLiteracy）、数
字技能（DigitalSkills）、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等。从宏观来看，这些概念名
称的内涵受狭义字面意义的影响越来越小，
逐步趋于统一。譬如，数字技能作为一个大
概念出现时，不再是狭义的、单纯涉及实操
的数字技术能力，而是包含知识、技能和态
度的数字化综合能力。世界银行（TheWorld
Bank）和ITU的文件中倾向于采用“Digital
Skills”的表述[19]，但其内涵均指向数字化综
2023，18（5）：05-13
007
合能力。因此，研究者一般可避免在概念名
称上过度辨析，只需在特定领域中明确概念
名称指代的特定内涵。
趋势二，数字素养是多元素养的复杂交
织。欧盟在2011年的报告中使用示意图展示
了数字素养与互联网素养、ICT素养、媒介素
养、信息素养的相互重叠关系[20]。经过不断地
丰富发展，这种重叠和交织关系也由简单变为
复杂。除上述素养外，数字素养还与21世纪
核心素养[21]、科学素质[22]之间关系紧密。以
科学素质为例，数字素养是科学素质在数字
时代的突出表现和鲜明表达，数字技术本身
是前沿科技的重要组成，创新意识、批判思
维、负责任态度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都是
共通的重要内涵；同时，数字素养也具有科
心内容，如计算思维[23]。因此，倡导各类素
质研究深挖特色内涵，在异质交融中推进和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趋势三，各方在数字素养的能力框架上
基本达成共识。比较EU、UNESCO、OECD
等有影响力的机构提出的数字素养框架，发
现这些框架包含的能力域范畴基本相同并趋
于稳定。常见的能力域包括信息获取及评价、
全与伦理、数字思维与问题解决等维度。尽
管不同机构的能力域框架在表述上略有差异，
但本质上具有相似性或兼容性。这为开展数
字素养评价的国际比较和交流互鉴奠定了良
好的研究基础。
2服务现代化建设的数字素养评价目标及
实现路径
从研究文献来看，数字素养评价目标较为
多元，涵盖了课程教学质量评估、个体能力
水平认证、政策制定依据等[24]，不同评价
目标导致其实现路径的差异化。本文重点关
注与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公民数字素养整体
发展水平的评价以及实现路径，人口规模巨
大、人群和区域的差异性大是评价工作遇到
的难点。
2.1可借鉴和比较的数字素养评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4（SDG4）对数字素
养技能的统计口径是“最低水平”，强调其基
础性和普及性，但没有明确指出具体范畴。
“全球数字素养框架”及其评价建议的文件指
出，不同国情对于数字素养的需求差异性较
大，“最低水平”的数字素养技能范畴尚未达
成共识[24]。
欧盟把数字能力作为人终身学习的8大
标，2025年“至少具备基本数字技能”的欧盟
成人比例为70%，2030年的目标是80％[25-26]。
上述发展目标的数值是基于数字技能指标
（DigitalSkillsIndicator，DSI）提出。该指标
依据目标公众近3个月内是否参与相应的数
字活动来测度，数字活动范围包含欧盟公民
数字能力框架（DigitalCompetenceFramework
2.0，DigComp2.0）5个维度的30项活动[27-28]。
受访对象达到至少具备基本数字素养水平的
评价标准，意味着他们在每个维度都至少参
与了一项数字活动，遵循参与数字活动或使用
数字工具即具备相应基本数字素养的假定。据
欧盟统计局数据，2021年欧盟国家16—74岁
成年人至少具备基本数字素养的比例为54%
（该指标数据每两年统计一次）。
国际电信联盟提出了9项基于计算机的
数字技能，包括“复制/移动文件”“寻找/
下载/安装/设定软件”等不同难度的技能。
象的数字活动和行为，只要参与了相对简单
的4项数字活动中的1项，便被视为具备基本
的数字素养。从汇集到的各国2017年的数据
来看[29]，评价结果的差异较为明显。
OECD开展的国际成人技能评估项目
（ProgramfortheInternationalAssessmentof
AdultCompetencies，PIAAC）包含“复杂技
术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ProblemSolving
inTechnology-RichEnvironments，PSTRE）
测试评价板块[30]，其评价指标与全球数字素
养框架类似。测试对象通过完成情景式的问
题任务，得到相应分数。根据群体对象能力
分布进行等级划分，一般分为5个级别，可
根据需要划分得更为精细，提升数据分析的
针对性。
上述案例都是基于国家或地区整体层面
的数字素养评价，通过设定标准得到具备基
本数字素养人群百分比或是具备不同能力水
平的人群占比的评价结果。这些评价方法和
结果的应用对我国开展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
评价工作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为开
展国际比较奠定基础。
2.2我国已开展的数字素养评价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2021年公布了一项关于
中国乡村数字素养的调查报告[31]，采用网络
问卷调研方式分层随机抽样，回收了1247份
问卷。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在数字素养方面
存在巨大差距，农民的数字素养在不同职业
中得分最低，存在需要跨越的数字鸿沟。
国家网信办在2022年组织开展了数字中
国发展情况网络问卷调查，其中两道题目分
别从数字基础概念认知和常用数字技能掌握
方面，调研了解各地区受访群众的数字素养
与技能水平。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和职
业的受访者在上述两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32]。
从本次调查的技术路线来看，调查结果体现
的各地受访者情况，尚未能充分反映区域的
整体发展水平。
《第5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至少掌握一
种初级数字技能的网民占网民整体的比例为
86.6%，至少掌握一种中级数字技能的网民占
网民整体的比例为60.4%[33]。这里的“初级数
字技能”是指能够使用数字化工具获取、存
储、传输数字化资源的技能，“中级数字技能”
是指能够使用数字化工具制作、加工、处理
数字化资源的技能。由于概念内涵及统计口
径的差异，数据缺少相应的国际比较。
2.3评价的理念创新和方法的科学标准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
确了我国数字素养行动的发展目标：到2025
年，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显
著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达到发达国家
水平；到2035年，基本建成数字人才强国，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能力达到更高水平，
高端数字人才引领作用凸显，数字创新创业
繁荣活跃。
我国开展评价的目的是准确把握公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整体水平，形成政策制定、任
务实施、效果评价的闭环，为下一步决策提
供依据，推动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需要一套科学可信、高效可行、国际可比的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中
国科普研究所王挺等人在“以评促建，以评
促用”基础上，提出“以评促强”，基于中国
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确立SPOON新测评理
念[34]，即面向超大规模人口开展数字素养与
技能评价，着重以普及和提升为目标的指标
设置导向，测评方法具备线上线下相结合且
实操性强的特点，促成多领域联合协作测评
网络体系的构建，以便更精准、长效地开展
评价。
调查问卷法和大数据分析法是评价数字
素养与技能的两种可行方法。调查问卷法涉
及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架构、工具研制、样
本选取、调查质量控制、结果计算等一系列
科学、标准、规范的研究实践环节。大数据
分析法涉及指标研究、数据提取计算、信息
保护等一系列规程。两种方法既可独立操作，
也可相互融合支持；结果共同验证，更为精
准可信。
3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评价模型及指标
体系演进
3.1定义数字素养“认知—技能—思维”评价模
型内涵
美国学者本杰明·布卢姆（Benjamin
Bloom）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包含认知、情
感和动作技能三个领域[35]，对教育评价产
生了广泛影响，也是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
展评价理论构建的重要借鉴与参考。在分析
数字社会发展现状和趋势、公民“知信行”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模式
及国内外类似测评基础上，我们构建并完
善由数字认知（DigitalAwareness）、数字
技能（DigitalSkills）和数字思维（Digital
Mindset）组成的三位一体的“DASM”全民
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评价模型。相比已有研
究，DASM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明确包含数
字思维的评价，不再限于典型的批判思维或
创新思维，而是融合了观念、方法和态度，
指引数字认知和数字技能两个维度的学习提
升；同时，数字认知着重基础性，数字技能
或缺。
在前期研究[34]基础上拓展，各评价维度
内涵逐步明确。数字认知是评价公民对数字
信息科技基本概念、原理和发展应用等知识
的认识；此维度强调公民知道和理解必要的
数字知识，了解数字科技社会发展历程和趋
势。数字技能是评价公民对基本数字过程操
作、场景应用和问题解决等技能的掌握；此
维度强调公民日常实践中习得数字工具的使
用操作，应用数字技能解决问题。数字思维
是评价公民对符合数字时代发展的观念、态
度和思维方式的养成；此维度强调公民树立
和形成负责任的数字赋能发展的立场观点与
方法。
优化后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评价
模型（见图1）。相对前期研究，三个维度
的名称继续沿用，次级构成随维度内涵的
调整相应变化，具体内容在后述指标体系中
详细说明。
3.2纵横兼顾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
基于上述评价模式和发展视角，完善全民
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
处理好“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充分考虑
现实教育水平和公民未来发展要求，确保评价
指标体系的稳定性、前瞻性和一定的可调适度；
另一方面，评价指标体系立足国情又兼顾国际
比较，既是具备特色的“中国方案”，又能与国
际类似测评结果对照。例如，数字技能指标力
求符合我国发展需要，又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欧盟委员会的数字技能框架进行映射比较。
图1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评价模型（DASM）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6个二
级指标，以及16个三级指标（见表1）。评价
指标体系作为面向公众开展调查测评工具研
制的指引。
3.3评价指标的演进
相较于前期研究，指标体系的变化主要
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数字认知方面，强调了公民对数
字科技和数字社会认知的并重。数字科技认
知分为概念和原理两个方面，体现对数字科
技认知的进阶。数字社会认知包括形态和发
展认知，从数字社会的外在形态和内在发展
规律两个维度体现由浅入深的认知变化。
其次是数字技能方面，进一步厘清了基
础技能和应用技能。此语境下的数字技能是
相对狭义的技能。基础技能包括信息获取、
操作运用；应用技能是从应用场景和解决问
题入手，包括信息评价、场景胜任、问题解
决和数字安全等方面的复合技能。
最后是数字思维方面，贯穿辩证思维、
底线思维和法治思维等科学思维的引导，具
体落实在公民数字观念和数字责任上。其中
数字观念包括数字价值、数字意愿等数字赋
能发展的立场和观点，也包括计算思维等典
型特征的计算机科学思想方法。
3.4评价指标权重设定
研究中采用德尔菲法两轮征询专家意
见，确定一级评价指标权重，20位专家赋权
的平均结果如表2所示。数字认知、数字技
能、数字思维的平均权重取整，分别为25%、
50%、25%。
数字科技认知
数字社会认知
基础技能
应用技能
数字观念
概念认知
原理认知
形态认知
发展认知
信息获取
信息评价
场景胜任
数字价值
数字意愿
计算思维
公民对数据、算法、信息系统等学科大概念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代表性数字技术所包含的基本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公民对数字信息科技应用中涉及的基本科学原理的认识和理解
公民对数字经济、政务、文化、社会服务和治理、生态文明活动等数字化社会
新形态的认识和理解
公民对数字社会特征、发展规律和智慧化趋势的认识和理解
公民明确信息需求，并使用数字工具有效搜索和获取数据、信息、数字内容的
公民使用数字工具编辑、创建制作图文、表格、音频或视频等格式文件以表述
观点的能力
公民对接收和获得的数字信息内容具有事实核查、分析阐释和鉴别判断的能力
公民在学习、工作和生活场景中具备运用线上平台资源和数字化应用提升效率
效能的能力
公民具有解决软硬件使用中的技术问题及运用数字化工具和技术进行创新创造
的能力
公民在数字应用中具有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维护网络安全的行为能力
公民理解数字化价值，认识数字化所带来的机遇、风险和挑战
公民具有主动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的意愿，为开展数字化实践、探索、创新做
好准备
公民运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思想方法，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融入抽象、分解、建模、
算法设计等思维活动
公民遵循数字时代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规范、文明行为规范和道德
公民拥有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在数字社会中敬畏法律、遵守法规
表1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平均权重/%
25.0
50.2
24.8
权重取整/%
25
50
表2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评价指标权重表
序号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B5
B6
C1
C2
C3
C4
C5
C6
C7
D1
D2
D3
D4
D5
D6
E1
E2
E3
E4
E5
E6
E7
数字活动描述
浏览新闻网站或公众号、头条等
网络查找商品或服务的信息
参与微博、贴吧、豆瓣、知乎等网络社区交流
发送或接收电子邮件
在网站或社交媒体就热点问题发表意见
参加在线咨询、网络投票等活动
编辑裁剪电子照片或音视频
使用Word等文字处理软件
使用Excel等电子表格软件
复制或转移电子文件
制作PPT、海报或短视频等电子文件
使用电子表格的高级功能（公式、函数等）处理
数据
用编程语言编写代码
提供个人信息时，检查网站的安全性（网址是否
正确、是否有安全认证等）
限制或拒绝应用软件访问自己的地理位置
设置社交网站上个人资料的访问权限
检查浏览器或手机的安全设置，防止隐私泄露
数字人民币等）
在网络平台（京东、淘宝、拼多多、美团等）购
买商品或服务
在网络平台销售商品或服务
使用网络学习资源
在网络平台寻找工作信息或发送求职简历
下载、安装软件或应用程序
改变软件、手机应用程序或设备的设置
表3我国公民数字活动列表
4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的工具研究
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构建指引了后续评
价实践，同时也依赖实操性的实践活动来进
一步检验、优化和完善。结合评价目标需求，
聚焦调查问卷方法，依据评价指标体系，设
计调查评价工具，旨在搭建理论研究和操作
数据检验和支撑决策的作用。
4.1基于国际比较的问卷调查评价工具
借鉴DSI数字活动项，结合我国公民数
字活动和数字工具使用的实际情况，课题组
研究形成了我国公民数字活动列表（见表3），
适用于中国语境。编制过程中，强化用户思
维，选项清晰简洁，通过例举列出使用频率
成困扰，便于受访者快速判断个人是否在近3
个月内参与相应的数字活动。为了在评价标
准和结果上开展国际比较，我国公民数字活
动列表所包括的数字活动数量与欧盟DSI保
持一致，均为30项；A到E分别代表数字能
力框架的5个不同维度。
4.2基于国情的问卷调查评价工具
客观来看，公民是否参与数字活动的调
查结果可能受多个因素影响，还需结合其他
评价工具来印证公民具备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水平。因此，根据公民数字学习、生活、工
作和创新各个数字场景中遇到的知识通晓、
技能掌握和思维养成等不同能力需求，按照
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含义编制题项，明确考
查知识能力点及其不同层次要求，形成专业
题目库。
考虑到超大规模人群调查的适应性，宜
采用类似测试题项类型的调查问卷。题目设
计虽然基于应用场景，但不模拟真实互动状
态，以便降低评价操作的复杂程度。最后，
按照一级指标三个维度进行组卷，做好测评
准备。
4.3调查问卷工具的实践数据检验
课题组完成上述调查问卷工具的研制，在
调查问卷样本库开展了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约
3000份）的调查实践，进一步确定题目难度
和结果计算方法，检验调查工具的适用性。
基于我国国情设计的测试题项问卷的调查结
果显示，成年公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整体符合
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长不断上升、随着年龄的
增长出现下降、城镇水平高于农村等基本特
征趋势，符合人的素质发展的基本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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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评价发展展望
面向未来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价，
需要学界和业界进一步达成共识，推进各领
域联合协作。一是推动评价网络形成，促进
评价的交流合作。从问卷调查角度来看，需
要各地区配合联动，提升调查样本的代表性；
从大数据分析角度，需要各互联网头部企业
配合联动，发挥大数据在评价中的独特价
值。二是推进评价工具的科学化、规范化、
标准化，使评价方法逐渐成熟，评价运作走
上经济快捷的发展之路。三是促进提升实践
案例的互学互鉴，加强评价结果的合理化应
用，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用、以评促强，
赋能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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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颜燕和树美）
论文关键词写作指南
3~5个实词为宜，尽可能选用《汉语主题词表》等词表提供的规范词。关键词应是
从题目名、层次标题和正文中选出来能反映论文主题、论点、技术关键点等的词或词组，
索和获取论文的重要标志词，一般请勿使用“分析”“研究”“对策”“建议”等无效
检索词。
请反复推敲论文的题目、摘要和关键词，使其确实能够准确而精炼地表达论文的思
想和内容，并务必高度重视论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的英译，使译文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