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子荃(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艺术设计系)
摘要：计成的《园冶》从园林造景理论体系角度出发，综合阐述了园林建造的总体原则与造园细节部分的构造，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作者计成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独树一帜的生活美学观念。本文认真梳理《园冶》在造园造景理论尤其是“审境”上的独到见解，认为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计成的《园冶》不仅客观反映出晚明一代的造园整体走向，同时也从审美角度揭示出三种造园境界，分别是画境、意境和心境，从而对后世造园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关键词：晚明生活；计成；园冶；画境；意境；心境一、《园冶》其书，计成其人
《园冶》一书在当今世界被奉为园林界的奇书，内容全面几乎涵盖了中国式园林景观的全部，见解独到，是中国自开始造园以来一部最为系统的园林景观建筑理论著作。此书的编撰者计成，字无否，生于明代万历十年间，原籍松陵，少时熟读经史子集，善诗赋绘画，尤喜荆，关笔意，中青年时期受当时文人外出旅行的风气影响，独自游历中国诸多名山大川，前后30年间，饱览河山之壮丽，对各地的水文地质多有了解，长期的旅行阅历加上有别于常人的独特观察视角以及丰富的经验总结，为计成撰写《园冶》一书打下厚实的基础。
明崇祯四年（1631）秋，计成在建造寤园期间，得暇完成了《园牧》一书的初撰工作，后经曹元甫提议，改“牧”为“冶”，始称《园冶》，过三年，计成结交阮大铖并得其赏识，《园冶》一书最终在阮的资助下被正式刊行问世。此后三百年间，此书由于各种外界因素一直暗投于民间，后流入日本，被尊为“夺天工”。1930年代时，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人朱启钤在日本搜罗到《园冶》抄本，以之与北京图书馆找到喜咏轩丛书（明代刻本《园冶》残卷）和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所藏明代刻本对照、整理、注释，断句标点，于1932年由中国营造学社刊行《园冶注释》，为目前各版本《园冶》的主要依据。
《园冶》全书共三卷,卷一包括总述兴造论，园说两篇及分述相地、立基、屋宇、列架、装折五篇。其中兴造论为总论,提出园林之造为艺术之作的园林建设宗旨,而园说则阐述了园林建造的总体原则。相地等五篇分说了园林建筑中的园地勘察、平面布置、建筑种类、屋梁构架和园林装饰。
卷二论栏杆之制,并附有图式。卷三有六篇,分别为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和借景。《园冶》一书不仅代表了晚明造园艺术的顶峰，同时也是对当时晚明社会生活，文化态势走向的全方位写照，读《园冶》，不仅是在读园之造，同时也是在通过计成去深入理解一个曾经繁华一时而又转瞬凋零的时代。
二、晚明年间的江南文化经济与计成
晚明年间的江南，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地，这里河网密布，雨水充沛，本地的农业优势明显，手工业发达，丝织业在江南独占鳖头，随着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优越的水运条件促成了本地商品经济的迅速崛起，也吸引了各地富商巨贾涌入本地，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徽州商人，浙江商人，洞庭商人是这里最大的商业贸易巨头，以徽商为重中之重，万历年间的徽商资本总额是国库税收的两倍，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由于在封建时代是以儒治国，重农抑商，因此在有明一朝，皇帝和政府对于经商是压制的，商人很难在政治途径上纵向发展。对此，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十分清楚，并指出“其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检朴风气”。①因而不少富商将人生重心偏向了奢侈生活的营造上，一时之间，攀比之风在那些富有的商人之间迅速膨胀起来，而这股奢侈之风的载体则是富商们的居住之所——江南私家园林。
横向比较这两者，前者为商贾之众，重奢侈华丽，后者为文人士大夫，重闲适情趣，而计成作为造园家，广泛的客户群为其带来了丰富的实践机会，而面向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时不同的造园需求，必然使计成在造园中灵机应变，因地制宜的能力受到了极大地挑战与提高，而作为一个从少时起就饱读诗书，足至大江南北的人而言，其宽广豁达的人生阅历和本身的志向也将影响他在造园和作书时的主观判断，再加上明以前的造园历史经验的积累，以上总总，促使了《园冶》一书无论是在美学价值还是文学价值方面都具备极高的水准，堪称园林界的巅峰。
三、《园冶》五大要素
以上五大体系，构成了《园冶》的骨架，也是衡量造园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具备了以上的五大要素，方能做到园中趣味尽显，而又与环境协调。
四、《园冶》三境
《园冶》中所提及的五大标准的达成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造园造景概念上的完美，实际上，在设计领域内，并没有绝对的顶点，造园的最高境界终究将凌驾于实际景观之上，达到“境”的层面，而这个“境”是由设计者本身所具有的高度所决定的。
其一是画境，即设计者理想之境，画境重在安排。可以荆浩的“全景山水”《匡庐图》为例，“荆浩，这位北宋山水画雄伟风格之父诞生在河南北部的沁水。”②他首次在著作中提出完备的中国山水画理论，可以说是画家中重视理想设计的最好范本。《匡庐图》高近2米，从画面上看是“鸟瞰式”的全景构图，荆浩从不同的视点去观察山峰、村屋、路径和飞瀑，加以巧妙融合，由下而上层层推进，使簇拥在群峰之中的主峰更显得气象万千，表现出“天地山水之无限，宇宙造化之壮观”，从而体现出了北方山水的雄阔和壮美。这种画面的整体意境和计成的《园冶》一书中的整体全局造景观念是不谋而合的，在计成的造园思维中，总是园内有留白，有密集、有主有次，有叠有空，景与景之间相互穿插而不累赘，宁静中又富有生气，其将园林作为一幅画景，每走一步便是景观的转换，步步为景，而每一处都有能静思停留的位置，留给后人静静观察赏析的空间。
而在沈周的《溪堂诗思图》中，山水秀美自然，表现淋漓苍劲，气氛幽静，虚中有实，实中生虚，远景近景皆不同，同样，在《园冶》中有“境仿瀛壶，天然图画，意尽林泉之癖，乐余园圃之间”③的提议，认为仿造仙境，似天然山水，是造园的客观标准和主观追求，以自然为趣，去人工之雕琢，所造之园方为上品。
前者以山水画表现，挥毫之间，山水景观跃然纸上，水晕墨章展现空间意象，后者运用自然媒材妙造景观，山石草木，潺潺溪水，重楼叠阁，适宜搭配，幽幽情趣顿显，尽管媒介不同，但两者都是人为主观过滤后的产物，前者讲求主次搭配，在画面中显现协调，去繁杂之物，后者则在空间中求整体协调，追求自然而无斧凿的痕迹。同样都为“人作”，但尽显“自然”之态，同时又有别于真正的自然，是一种艺术加工后的“天然”。
其二是意境。陈从周先生曾说：“……园林，如果立意不明，终难成佳构。”④计成时代的园林作为“人化的自然”，其园中景物也充分体现出晚明的文人讲求：“癖，狂，懒，痴，拙，傲”，⑤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以修心养生为主旨，以清赏游玩为行动，“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弈棋”⑥穷尽风花雪月，从生活的每个细节里寻求闲适的欢乐，但追其本源，这些士大夫都是曾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的人，仅仅单纯寻欢作乐的园林是无法真正满足这些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的。因此，“人化的自然”当然也会寓含造物者的深层情感，这些或隐或退的士绅们毕生为儒业所染，儒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廉等哲学人生观念也会穿透于园林之中。只不过披了一层狂放傲世、旷达山野的外衣罢了，“所以造园要立意在先。”⑦
《园冶》本身以骈句构成，对仗工整，声韵和谐，从此一点可见计成其人的文学功底之深厚，纵观计成一生，经史著作多有涉猎，无一不通，而其本身志高洁，遵从本性，以造园为业，摒弃八股，游山历水，这些个人的人文素养的积淀决定了计成与普通造园工匠的不同，他能够理解当时文人的思想意境和人生抱负，了解文人野趣与现实生活中的无奈，这体现在他去伪求真，以“自然”质朴作为毕生追求的一点上，因此，计成在《园冶》中阐释的意境与当时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意境几近一致，故计成能受到当时文人的广泛邀请去各地造园，究其根本，《园冶》中所体现出的意境观高于其他一般造园工匠应为其实质。
其三是心境。无论“因、借”，还是“体、宜”，造园之道，不外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计成以淡雅，宁静，适性，心远的心态去体味自然之妙，在内心不受孔儒朱学束缚，讲求天人合一，超脱境外，所谓“醉心即是”。“阶前自扫云，岭上谁锄月。千峦环翠，万壑流青。欲藉陶舆，何缘谢屐”，⑧《园冶》一书中所蕴含的佛学及道家思想也可从侧面体现计成不为尘世所累的心境，其游僧般踏遍五湖四海的经历也许成为了影响《园冶》核心思想的重要环节，不被现有的表象迷惑，离开表象看到本质，心中无物，而山不复山，水不复水，这是书中的最后一重境界。
参考文献：1、专著[1]张薇.《园冶.文化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顾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4]王毅.《翳然林水——栖心中国园林之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谭容培.《美与审美的哲学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2、学位论文[1]李韫.《计成园冶的美学阐释》[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6[2]徐淳理.《美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园居生存》[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4[3]汤李娜.《园冶设计美学的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0[4]孙天罡.《得闲即诣，随兴携游》[D].北京：中国美术学院，2009[5]王奉慧.《论禅宗与景观设计》[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43、期刊文献[1]冯仕达，自我、景致与行动:《园冶》借景篇，中国园林，2009年第11期。[2]李晓东，浅谈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因”与“借”，绿色中国，2004年第24期。[3]张薇，《园冶》古典人类宜居环境理论探研，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3期。[4]李世葵，中国园林与中国绘画的审美同构性，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