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2年的4月15日达芬奇出生于名为芬奇的托斯卡纳小山镇，阿尔诺河流过的山谷附近，当时这个地方是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地。
在欧洲学者们的笔下，说是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小镇上，在蒙昧的精神状态的笼罩下，忽然就出现了一位名叫雷奥纳多·达·芬奇的“伟大的、全能的工程师、科学家和艺术家”，说是他发明了差不多供任何用途的机器，并把它们绘制得精良无比。达芬奇本人于是就成了“文艺复兴”造神运动所塑造的一尊“西方神圣”。
作为“全能的工程师、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达芬奇、不过是一则神话
原来达芬奇绘制了大量的“机械制图”，并提出“机械原理”，在天文、物理、光学、数学、医学、建筑、军事、水利、地质学、生物学等领域，为近代科学的形成奠定了最早的基础不过是一则神话。
达芬奇的所有发明，“几乎没有任何一件，而其中最重要的更绝无一件，真会起作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为了探索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的船队与足迹早已遍布了包括新大陆的整个世界的历史真相，英国历史学家、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孟席斯（GavinMenzies），曾跟随哥伦布、狄亚斯、拉布拉尔和达迦马的航迹行遍世界。他造访了一百二十个国家，并到九百多个博物馆与图书馆与中世纪末期的各大海港收集资料。
我们所了解的达芬奇是一名全能的发明家。达芬奇被作为中世纪这座小山城的水利设施“发明人”，发明了水泵、引水渠、水闸和运河也很正常。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名画家、达芬奇是从哪里得来这些农机水利机械知识的呢？
“托雷多”小山城的“水利设施”展览中有一则说明：“达文西（达芬奇）着手进行水道的透彻分析。1490年在帕维亚（译按：意大利城镇）邂逅法兰西斯柯·迪乔治，对达文西的训练而言是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达文西要写有关水的论文。”[8]
原来，达芬奇之所以能够发明这些水利设施，是因为邂逅了一位神秘人物“法兰西斯柯·迪乔治”！
雷提博士随后列出了收藏迪乔治的《论民用和军事建筑》（Trattatodiarchitetturacivileemilitare）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然后继续说道：
法兰西斯柯·迪乔治著作中的一系列图画是他的原创作品吗？不是。迪乔治从一个名叫“马里奥诺塔科拉”的意大利人那里继承了笔记本和论文。
达芬奇的“发明”抄袭自法兰西斯柯迪乔治的著作《论民用和军事建筑》，而法兰西斯柯迪乔治的作品又是从马里奥诺塔科拉那里抄袭来的，马里奥诺塔科拉则抄袭自中国元代的活字版《农书》。
原来从达芬奇之前开始，当时的提水机、碾米机、排水机、运河开凿机等农业机械，都以中国原创的图示为蓝本，是对1313年问世的中国元代活字本《农书》（著者王祯）的抄袭！
达芬奇→迪乔治→塔克拉→王祯《农书》（1313年元代活字本）
从1430年到1454年间，塔科拉创作了一系列惊人的图画，集结出版了划时代的科技著作《论发动机》（Deingeneis，四部）与《论机械》（Demachinis）及其补遗。学者认为塔科拉在欧洲技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论发动机》为开风气之作，成为大家争相仿效的起始点。
原来西方“科学革命”发端的排头兵，既不是牛顿，也不是伽利略或达芬奇，而是中世纪小镇这位不为人知的、名叫“马里奥诺塔科拉”的神秘人物。
在这位神秘的排头兵背后，隐藏着的秘密是中国元代王祯所著的《农书》。
王祯《农书》自序：
《农书》的内容：从流传至今的库本及民间刻本来看，王祯《农书》有十三万六千余字,插图约二百八十幅。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桑通诀》，包括有农业史和耕垦、灌溉、收获、蚕缫等农业科技；第二部分为《百谷谱》分论了粮菜果木的栽培方法；第三部分为《农器图谱》，是全书的重点和精华,主要描绘了农具农机图,并附有文字说明,为农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图象资料。“在我国古代农学著述当中，本书算是篇幅比较大而价值也比较高的一种。全书十三万余言，插图二百八十余幅，除了估计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两节以外，仍然保存完整。”[28]
《农书》的流布：本书由于其实用价值较高，受到社会普遍承认，不仅在元代即有刻本流传，如“据戴表元的序文，作者当时给他看的只是农桑通决和农器图谱两个部分。本书末后提到了江西命工刊板，那应当是与戴氏写序大约同时。因而可以推想，当时刊行的应当也只是那两个部分。……康熙广永丰县志贤牧传里面曾说到作者「著有农书，刻于庐陵」，……后来莫友芝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列举本书的各种版本，其中有《元刊本》。”而且还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在明朝被收入《永乐大典》，到了清代又从《永乐大典》录出抄入《四库全书》，形成“库本”。[29]
《农书》的编纂目的：“躬任民事者，倘有取于斯欤！”为了给负责社会产业的官员们提供无偿的科技知识。这里反映出来中国文化思想与西方专利观念完全不同的思想路线。
就是这样一部朴实的中国科技著作，辗转流传到佛罗伦萨，因其图文并茂，被少数西方知识分子依样画葫芦、并当成是自己的“发明专利”传播开来，催生了西方的“科学革命”。
欧洲“文艺复兴”之火既由中国点燃，西方“近代科学”也因中国影响而来。
被“神学”统治的千年黑暗的中世纪自身，生长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的源头既不在古罗马，更不在“古希腊”。
达芬奇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如果我们要在古今人物中选择一位来代表文艺复兴的真精神的话，我们一定会指出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位巨人。”[32]
达芬奇（1452年4月15日-1519年5月2日）是西方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的先行者，他提出“理论脱离实践是最大的不幸”，“实践应以好的理论为基础”的方法，后来得到了伽利略的继承，并由英国哲学家培根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为近代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爱因斯坦、牛顿等人的发明创造开辟了道路。
然而，正是这位在伟大“发明家”盛名之下的西方神圣，不折不扣地、大量地抄袭了来自中国原创的作品。
中国“日心说”从1434年《授时历》传入欧洲，经过百余年的发酵，到1543年由哥白尼抄袭并发表《天体运行论》，对欧洲学术与思想产生巨大冲击波。
简而言之，从所谓“文艺复兴”的欧洲人文主义时期开始，从世界观到方法论，无不打上深深的中国烙印。实事求是的实践理性观念为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达芬奇绘制的大量“机械制图”，提出的“机械原理”源于中国元代的《农书》，在天文、物理、光学、数学、医学、建筑、军事、水利、地质学、生物学等领域，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哥白尼的日心说源于中国元朝的“授时历”，影响到西方的宇宙观。
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J.E.斯威策的信中说：
科学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文化的强项，然而中国古人非常睿智，从不夸大科学的作用，将其限制在工具的定义上。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大量广泛存在，但因为它只是工具而已，因此在图书分类中属于经史子集四部的子部的技术工具门类，非常合理。在古代的中国，科学属于博物的范畴，技术则属于百工的范畴，科学家是博物君子，技术人员则称为匠人。此人很有技术水平，就说他独具匠心。
遗憾的是，爱因斯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西方科学的基础在中国都做出来了”说得对；但另一方面他还是蒙在鼓里，还相信有一个“古希腊”的存在，相信“古希腊”有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相信在十五世纪有一个独自创立的“实验科学体系”。
第一，苏格拉底（Socrates）弟子雅典人欧几里得；
第二，亚历山大利亚（埃及）人欧几里得；
第三，编辑《几何原本》的亚历山大的塞翁即欧几里得。
据说后来的人们认为亚历山大利亚（埃及）人欧几里得才是编纂《几何原本》的欧几里得。
现代世界，只要受到过中学程度教育的人，没有不知道欧几里得的，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的。
然而，有谁知道关于欧几里得的确切生平呢？他是哪里人？在哪里、受到过何等教育？等等，却无人知晓。关于欧几里得的生平事迹，没有任何确切的史料可资考据。当代世界上最权威的科技史专家萨顿说：我们对他的了解非常之少，而这点寥寥无几的知识，还是推测性的，并且是在后世的出版物中得来的。
不得已，萨顿勉强称之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因为关于这位“西方神圣”的故事都围绕着这座非洲城市——亚历山大里亚而展开。
既是亚历山大里亚（埃及）人，却又跑到雅典去求学。
在这里，当代世界最权威的美国科学史专家萨顿说：“他可能是在雅典受教育的”。什么是“可能”？“可能”就是不确定。说到底，最多是一个假定。
萨顿接着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是在柏拉图学园得到了数学训练。”在假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假定“如果是这样”，那一定就是在“柏拉图学园”。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萨顿的观念里，“柏拉图学园”是他唯一可能“获得他所拥有的所有知识的地方”。这样一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可以与“古希腊学术传统”沾边了。
然而，从本书考述的情况来看，所谓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完全是虚构中的虚构，这样一来，西方学统中《几何原本》的来历就成了问题中的问题。
《四库全书提要》（子部天文算法类）：
据利玛窦汉译本序，《几何原本》为欧几里得的作品，而欧几里得据说是西方中古的一位名人（闻士）。
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
《几何原本》的汉译者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证言：欧几里得为中古人士，而利玛窦所得到的《几何原本》是拉丁文的评注本。
据说“利玛窦在罗马便师从克拉维乌斯（Clavius,1537-1612A.D.德籍耶稣会名学者，即利玛窦所称的丁先生）学习过后者所著的拉丁文评注本。”[42]而拉丁文《几何原本》据说来自阿拉伯译本。
按照通行的说法，《几何原本》最早的版本为阿拉伯译本。“欧氏《原本》于十二世纪初被欧洲基督教学者，在阿拉伯世界发现译本，并转译为拉丁文，很快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一门显学。”[43]
欧洲人伪造“古希腊”手稿，找不到有关该所伪造手稿的出处时，往往绕一个圈子，说某某手稿经阿拉伯语重重翻译、再回传到欧洲地区翻译成拉丁语文献。然而，7世纪之后才有了统一的阿拉伯语，并且阿拉伯语主要是用来传播伊斯兰教的，用阿拉伯语保存古希腊文献，根本说不通。
帕尔南神甫是著名的欧洲来华传教士，当时的来华传教士站在欧洲学术思想的前端，帕尔南神甫所承认的事实代表当时欧洲认识的最高水平。
“勾股定理”又名“商高定理”，出于中国文献《周髀算经》，为几何学的核心定理。
《周髀算经》：“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科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历度。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方圆。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所谓“毕达哥拉斯定理”其实是中国“勾股定理”的翻版。
“勾股定理”在古代天文学中的应用：“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正南千里，勾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勾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长。候勾六尺，即取竹，空经一寸，长八尺，捕影而观之，室正掩日，而日应空之孔。由此观之，率八十寸而得径寸，故此勾为首，以髀为股，从髀至日下六万里而髀无影，从此以上至日，则八万里。”（《周髀算经》）
“勾股定理”是人们认识宇宙中形的规律的自然起点，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的第九章即为“勾股术”，并且整体上呈现出明确的算法和应用性特点，而作为勾股定理翻版的欧几里得《原本》第一章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则仅仅是纯粹推理的形式，显示了剽窃时的窘况。
“勾股定理”，在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说是由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发明的，可是毕达哥拉斯的著作什么也没有流传下来，关于他的种种事迹都是后人的传说，真伪难辨。
与西方夸大科学的作用，将科学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进行崇拜不同，中国文化将科学作为工具，在传统图书四部分类法中将其归于“子部”，非常正确。
这里著名科学史学者贝尔纳所述“实践和知识两方面”中“实践”的方面，正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古诗所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写照。
在这里，第一个阶段所谓“文艺复兴”，实际上由来自中国的火种点燃；所谓“航海大事”，其目的是为了到东方寻找地上的天国——中国，发现新大陆者手里拿着来自中国的海图；而“宗教改革”实际上是由于中国印刷术的推广，才成为可能的。
第二个阶段，西方开拓美洲和东方世界，使用了来自中国的航海术、指南针，使用由中国发明的火药，以实现其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
第三个阶段，所谓“君主制阶段”，实际上是模仿中国的政治体制。欧洲本来并不曾有过帝王的概念，拉丁语中所谓“皇帝”（imperator）一词，其原意并不是什么皇帝、大帝，只不过是“将军”的意思。
“凡尔赛宫是法国的象征，路易十四是法国的化身，令人十分羡慕并意欲模仿的法国也是历史上神权君主的最好范例。也许路易从未真正说过：「L’étatc’estmoi」（「朕即国家」），但是，这句话清晰地概括出路易对自己角色的自信。”[50]
原来「科学革命」起源的三个阶段，都与中国的影响密不可分。
欧洲“科学革命”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就是“归纳法”，在欧洲当时天主教统制思想的背景之下，没有外来新鲜空气的影响和刺激，“归纳法”不可有发挥的余地。
在中国大学问的背景之下，科学成为“格致”之学，虽云“小道”，利用“归纳法”进行科学技术实践活动，正是中国科学几千年间的社会现实。
第一、文艺复兴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达芬奇为佛罗伦萨人，被称为西方“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也出现于佛罗伦萨这座小镇，绝非偶然。原来中国点燃欧洲文艺复兴之火的核心地区就是佛罗伦萨!
第三、伽利略的实验方法与中国科学的方法最为接近。在伽利略之前，欧洲人的观念受基督教影响，从先验的体系出发，演绎出一个知识体系；而从伽利略开始，则一切从经验出发，随后逐渐归纳出一个知识体系。其特点是实验科学，而实验科学正是中国科学的长处。
详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第九章第三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
[1][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版中译本第21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2][英]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162-163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3][英]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163-16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4][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版中译本第22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5][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版中译本第22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6][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7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7][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7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8][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7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9][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90-293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0]（LaurenzianaLibrary）(CodexMediceoLaurenziano361formerlyAshb.361[293])
[11]（《论民用和军事建筑》，普罗米编篡[二卷，杜林，一八四一]）
[12]（Reti,「FrancescodiGiorgioMartini’sTreatise,」p.288）；转引自[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93-296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3]（Reti,「FrancescodiGiorgioMartini’sTreatise,」p.290）
[14][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96-297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5][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303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6][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300-301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7][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299-300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8][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8-9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19][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301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0][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301-303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1]达芬奇台湾译名为：达文西。
[22][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284-285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3][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308-310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4][法兰西斯柯图示的所有这些磨坊都出现在《农书》里。]（Galluzzi,ArtofInvention,p.42-43）
[25]（Galluzzi,ArtofInvention,p.44）
[26][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310-313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7][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第314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28]王祯《农书》校者说明，见1966年中华书局《农书》点校本
[29]参看王祯《农书》校者说明，见1966年中华书局《农书》点校本
[30][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72-273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31][英]亚·沃尔夫《十六、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译本上册第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12月第1版
[32][英]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168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33][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33、275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34][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392-395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35][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48-252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36][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254-255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37]该信题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载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1卷第574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1月第1版
[38]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上册第246页，三联书店2011年10月第1版
[39][美]乔治·萨顿《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中译本第45-47页，大象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40]同上
[41]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30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2刷
[42]同上第293页
[43]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9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2刷
[44][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中译本上册第20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11月第1版
[45][英]罗伯特·库珀《共济会密码》中译本第124页，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46]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9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2刷
[47]见帕尔南神甫致多尔图·德·梅朗书信集《奇鸿益雁录》第21卷，第109页，定理指毕达哥拉斯定理提出的勾股定理---译者。转引自[法]伏尔泰《风俗论》中译本上卷第248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第1版2008年5月6刷
[48][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版中译本第211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49][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版中译本第212-21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50][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2册第11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
[5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导论第149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52][英]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194-195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53][英]亚·沃尔夫《十六、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译本上册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12月第1版
[54][英]W.C.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195-196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