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类书叙录、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暨南大学博士生；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教授
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书影作者/供图
类书介入文学创作的利弊互陈
进而来说，类书提倡模仿、追求程式化的创作方法，既产生了积极的成效和影响，又带来显而易见的弊端。以时文来说，统治者以此取士的目的是培养朝廷所需的应用型人才，但南宋科举类书却在推广一种因袭、套用的写作方式，而且风靡一时，尽管朝廷一次次地颁布时文范本，仍不能抵挡科举类书的强势干扰。这种风气终究还是引起了当时主政者的警惕，如朝官刘三杰将类书斥为陈腐：“四方士子传闻不审，但见主司命题，欲求实学，率皆采取传注，编摭故实，或搜求陈腐之类书，以备场屋之用。”礼部侍郎胡纮对套类微词相讥：“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积日穷年，搜括殆尽，溢箧盈箱，无非本领。”在南宋时文逐渐走向程式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类书，成了南宋人批评的矛头所向。
类书对文学创作的深度介入，直接影响了南宋人对类书的评价，或极言类书的助益之效，或批评类书造成的不良影响，而无论是将类书视为辅助写作的利器，还是将其视为因袭套用的工具，都正说明类书具有通过构建知识体系以塑造写作思维的影响力。
类书作用下文学形态的“是非”丛生
所谓“是”，是指类书作为保存文献的重要载体，相对真实地显现出文学作品的历史样态。南宋文学在后世接受的整体面貌，如果缺少了当时类书的存录，必将显得残缺不全。如熊晦仲《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收录许多宋人诗作，其诗集不传于后世者有221位之多，以此受到清人陆心源的称道。又如陈景沂《全芳备祖》因收录宋人诗文作品而受到后世推重，朱祖谋、王鹏运等人在校词时即充分利用此书，唐圭璋编《全宋词》亦从该书中裒辑大量词作。对于这些词作来说，《全芳备祖》往往是唯一或最早的出处，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再如赵万里《校辑宋金元词》、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以及今人编《全宋诗》均对佚名《锦绣万花谷》加以充分利用，也显示出该部类书的文学文献价值。
从编纂意图来说，南宋类书并不以保存文献为目的，但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大量从原文本中抽离出来的文学作品或文字片段，通过分门别类的方式置于不同的主题之下，使文本的形态和意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类书作用下文学形态的“是非”丛生，彰显出类书在文学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特殊影响。
类书映照文人群体的得失共存
在类书诞生之初，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精英群体，隋唐之际，编者亦多为主流文人，尽管出现了《初学记》这样用来指导初学者的类书，但其阅读对象仍是世家贵胄。北宋官修类书主要供帝王御览，私修类书的编者也多是上层文人。南宋类书则与以往不同，不仅未见官修类书的记载，主流和上层文人编纂类书也极为少见，类书的编者多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民间书坊主也积极推动类书的刊刻，在这一背景之下，甚至出现大量佚名作者的类书，如上述《锦绣万花谷》《翰苑新书》等俱是。
元代以降，虽然类书史出现过《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官修类书的辉煌，但终究是昙花一现式的，私修类书跃居主流的发展趋势已势不可当。在科举应试和商业出版与类书编纂紧密互动的同时，明代类书的文学史影响相较于南宋来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介入文学创作带来的利与弊、作用于文学形态的是与非、映照在文人群体的得与失，都值得我们继续加以反思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