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自其问世以来，就被皇家所珍视。屡经迁徙之后，在嘉靖时，为安全计，又被录副，现存的残本，都是这些嘉靖副本。一般的说法是，《永乐大典》的正本，在明清之际被毁。到了清雍正时，仅存的副本被从皇史宬转移到了翰林院中，在这里历经了数百年风雨后，大部散失。至今，全世界已知的《大典》，共有439册又几张零叶，较之于原本的11095册，缺失甚多。
一、康有为万木草堂旧藏
康有为旧藏本
二、张元济涉园旧藏
周叔弢《古书经眼录》
三、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旧藏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
这批《大典》，每册钤印“海盐张元济经收”“涵芬楼”，可见全部是由张元济经手收购。至1951年7月23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议将其全部无偿捐赠国家。1951年8月6日办理捐赠交接之后，于13日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同年9月7日，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共同署名为商务印书馆颁发褒奖状，以对这一捐献之举表示感谢。
商务印书馆捐献《永乐大典》细目
四、蒋汝藻传书堂旧藏
五、刘承幹嘉业堂旧藏
嘉业堂一向被称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其藏书数量、质量均臻上流。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好学佞古，据其所编《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引用书目》，先后共收得44册《永乐大典》。1931年6月，应满人金梁之请，售出2册。剩余之42册，于1938年全部售予满铁大连图书馆。后大都幸得历尽劫波，辗转入藏国图，仅缺损一册。
据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癸丑（1913）五月十四日：“至虹口东有恒路德裕里访章一山，坐谈良久。由伊经手购《永乐大典》三册，其书系庚子之难散佚于外，均系恭楷缮抄，想见成祖时一代人文之盛。本有数千册，自庚子兵燹，只存二百余本，今只存数十册矣。文字之厄，一至于此。此种明知无用，不过留为文玩品，每册京平银一百两，共计三百两，合洋四百六十元有零。”这是现在所见刘氏收藏《大典》的最早记录。另据《求恕斋日记》癸亥（1923）十一月十六日：“午后，李紫东来，与之购成《永乐大典》二本、宋本《通鉴总类》二十册，两共洋六百元。”目前所见刘承幹收购《大典》事仅此而已。
前言嘉业堂旧藏《大典》42册均被满铁收购。至日军投降，这些善本便皆落入苏军之手。据《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海源阁珍本流东记》载：“次年（1946年），苏联派遣了所谓波波夫调查团到大连满铁图书馆检查图书，名为借阅有关苏联与近东中外资料，依库逐架检查半月之久。当中抽出中外各善本，有关交通、宗教、考古，以及珍贵稿本三千余部册，连同善本书库全部图书四千余部册，由日本人大谷武男造册存馆。这批珍贵图书后被捆装了50个大木箱，运往苏联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在这批所谓借书当中最为世人珍视的是世界闻名的《永乐大典》四十二册，和海源阁旧藏的宋刊子集六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于五十年代归还《永乐大典》五六十册，可惜海源阁宋刊子集六种仍未还归，真是憾事。”
《大典》卷2190-2191这一册，原为刘承幹嘉业堂藏书，后被日伪满铁大连图书馆购入，抗战后被苏联取走，至今下落不明。该册亦曾经被改装过，册后衔名叶为乾隆时补录。该册所收主要为《帝王经世图谱》一书，而乾隆曾作有御题诗“题《帝王经世图谱》”。因此，该册册前可能有乾隆御题诗。乾隆御题诗本为自《大典》辑出之书而作，后多改装入《大典》，共13种，现可确定存2种。此册《大典》，如能再次面世，或许又为乾隆御题本增加一新品种。
总而言之，这批42册《大典》的递藏情况为：原藏刘氏嘉业堂，1938年售予大连满铁图书馆。1945年10月苏联从大连图书馆选走了55册《永乐大典》。1954年6月，苏联政府归还给中国政府其中的52册，入藏北京图书馆。
六、陈澄中荀斋旧藏
陈清华另藏卷8706一册，1929年前为武进陶氏涉园所有。1934-1940陶湘去世前在上海售出，归荀斋。而堂字册之流传情况，则尚须进一步挖掘。
七、徐伯郊诗外簃旧藏
八、袁樊鱼千里室旧藏
上述文中所言袁女士，指的是袁樊之女袁葰文。这册《大典》就是经她之手回归大陆的。根据书上的藏印可知，此册先为南通沈燕谋所有，后归袁氏鱼千里室收藏。袁樊号安圃，室名鱼千里室。出身苏州旧家，业于银行，精鉴别，富收藏，寓居富民路41号。此册藏于上海，再现于上海，最终落户国图。
九、上海图书馆藏本
十、国家图书馆藏本
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所藏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经若干周折之后，1935年11月，北平图书馆将包括馆藏善本甲库、乙库中的精品择要运往上海、南京两地，其中《永乐大典》当运往上海保存，随后又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保管善本事宜。
当时北平图书馆共藏《大典》64册，但是否全部南运至沪，尚不清楚。1940年秋，因风传汪伪政府将有收回租界之举，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与美驻华大使约翰逊等人经筹划后，将平馆存沪善本择要运美保存，其中就包括了60册《大典》。1965年2月，袁同礼先生在美国华盛顿去世，在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建议下，台湾方面联系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本年末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善本全部送往台湾地区。另外，1942年10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下的“北京图书馆”责成秘书王钟麟赴沪，将部分存书北运，其中就有一册《永乐大典》。据国家图书馆现存盘案记载：“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王秘书主任由沪带来明抄本《永乐大典》卷二〇四二四至二〇四二五壹册。陈恩惠收。”也就是说，至少有61册《大典》曾经先后存储于上海。另外，还有卷901-902，二支韵，“诗”字册。原藏日本京都府立图书馆，1946-1948年由平馆上海办事处收购。但具体收购过程如何，尚不清楚。此册至1948年也运返北京。
十一、《大典》与上海新缘分
从清廷逊位至今已过百年，《永乐大典》未来要有新的发现，想必越来越困难。但回想过去，这部包罗万象、迄今为止最大的类书，曾经与上海这座城市发生过这么多的故事，不能不说是渊源甚深，足以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