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安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2.长安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陕西西安710064)
关键词：科研诚信；学术不端；同行评议；政策；治理
LiuLanjian1,2，YangJing1,2
(1.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Chang'anUniversity；2.Chines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ResearchandEvaluationCenter,Chang'anUniversity,Xi'an710064，China)
Abstract：Researchintegrityisthebasicprinciplethatscientificresearchworkersshouldfollow,anditisrelatedtothedevelopmentofanationalscienceandtheorderlyoperationofsociety.Inrecentyears,duetothefrequentoccurrenceofacademicmisconductandresearchdishonesty,theissueofresearchintegrityhasbecomeoneofthefocusissuesinthescientificcommunity.Thispaperstudiesthehistory,manifestation,causesandcountermeasuresofscientificresearchhonesty,andfindsthattheproblemofscientificresearchhonestyismanifestedinvariousformsanditscausesarecomplex.Accordingly,thispaperproposestoadopttheprincipleoftolerance,strengthentheeducationofhonesty,cultivatepeerreviewculture,explorerestrictivepeerreviewsystemandrandomlyselectrepresentativetorestrainthemisconductofscientificresearchtothegreatestextent.
KeyWords:ResearchIntegrity；AcademicMisconduct；PeerReview；Policy；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19-05-31
基金项目：陕西省软科学项目(2018KRM033)；中央高校基金项目(300102118604;300102119611)
作者简介：刘兰剑(1974-)，男，陕西淳化人，博士，长安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技管理和科技评价；杨静(1994-)，女，陕西榆林人，长安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技管理和科技评价。
DOI：10.6049/kjjbydc.201903010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科研不端行为没有明确的定义，甚至对科研诚信的核心概念也存在争议[6]，导致在科研诚信问题处理上不够严谨。2000年，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颁布了《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将科研不端行为(researchmisconduct)定义为在计划、实施、评议研究或报道研究结果中伪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或剽窃(plagiarism)的行为[7]，通常被称为FFP核心要求，并成为许多机构定义学术不端行为的共同标准[8]。然而，现实中出现的科研诚信问题远不止上述3类，至少可以列举出以下5种情况。
由于科研管理部门审批监管等职责不到位，科研人员受长期形成的“关系文化”影响，导致科研立项、评审、结题等环节中也出现了诸多学术失范现象。首先，圈子文化可能凌驾于各种标准和规则之上。因此，在科研立项环节，有可能将一些创新性不强的课题成功立项。其次，科研申报本身就是一个冗杂过程，科研人员容易产生寻租心理，寻找各种机会影响评审结果，产生学术不端行为。2018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要简化科研项目申报和过程管理，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优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合理确定项目数量[10]。最后，不完善的管理部门制成为滋生学术不端的温床。如科研项目管理中缺乏明确的淘汰机制，一旦项目立项成功，中期和后期管理就会比较宽松，助长了科研人员“重立项，轻结题”的不良思想，激发了整个项目研究过程中科研不端行为的产生。
目前，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评价机制严重依赖论文与科研项目，因而一些科研人员将精力用在追求论文数量方面，出现了一稿多投、重复发表、买卖论文和代写论文等不良现象，严重扰乱了学术环境，影响我国学术公信力。其中，代写论文的情况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论文由他人代写，另一种是为他人代写论文。很多代写通过中介机构以商业交易方式完成，这种论文代写行为催生了论文买卖市场。早在2009年武汉大学沈阳副教授披露，中国买卖论文已成为产业，规模达10亿元[11]。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影响极为恶劣，进一步导致科研环境恶化，破坏了科研人员静心、安心于科研活动的生态系统。
我国学术失信问题之所以易发多发，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又有学术界自身原因；既有管理部门的失职，又有考核评价机制的缺陷[12]。引发科研不端行为的因素可归结为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13]。其中，个人因素是主体因素，组织和环境因素是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危机也是导致科研诚信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经济稳步发展，但人们的道德素质并没有同步提升，道德水准滑坡容易引发一些科研诚信问题。我国学术教育太过重视科学知识教育，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教育，个别科研人员表现出文化水平高但学术规范意识较差的特点。例如，2007年西安交通大学6位教授向学校实名举报本校教授李连生等在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时故意虚假夸大研究成果，涉嫌学术造假，最终当事人被撤消职务并遭到解聘。
科研管理体制行政化导致学术共同体发育不足是引发科研诚信问题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发展和约束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存在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干预过多的现象，行政力量在科研立项、学术资源配置等环节占据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学术生态，损害了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约束和演进机制，从而滋生学术腐败现象。此外，科研管理体制行政化也表现在评价过程中，行政权力常常是学术评价标准的实际制定者或者重要影响力量，纯粹的学术标准很难在同行评价中发挥显著作用[14]，评审过程有可能流于形式，从而对科研成果质量的客观评价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高质量科研成果产出。
良好的科学文化氛围是促进科研人员保持学术诚信的基础。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拜金主义逐渐渗透，导致学术不端行为逐渐增多。我国政府和学界日益重视科研诚信文化塑造，但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仍存在学术氛围过度物质化和名利化的问题，对金钱和名利的过度追求导致部分学者通过学术不端行为实现个人利益，因而进一步导致学术界风气恶化。究其原因，是我国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教育缺失。在一位学者的调查研究中，有高达40%的学者表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18]。在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养成时期，科研道德素养教育缺失是诱发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原因。对真理的追求应是科研人员进行科研活动的目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研诚信建设还停留在制度建设层面，急需加强学风建设，优化科研环境，加强学术规范教育，从而使学术道德和科研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促使科学研究的目的回归科学本真。
应当注意的是，对科研诚信问题的裁定必须有明确的依据，对投机取巧、恶意主观造假等行为“零容忍”，对一些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还需要引入法律手段进行制约[21]。但是对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探索、失误等现象应予以宽容，从而鼓励科研人员在科学领域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
虽然我国也颁布了有关科研诚信的系列文件，教育部也成立了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监督委员会颁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章程》，但并不能全面披露和监管科研活动中的失信行为。因此，必须切实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加大学风建设和学术道德宣讲力度，提高学术道德，弘扬科学伦理。将各类学术规范和原则引入课堂，给学生、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尤其是研究生以正确的引导，端正其学术认知，促使其从思想上真正认同各类学术规范并主动遵守。逐步加快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并将各研究机构与科研主管部门纳入学术诚信体系建设范畴，形成联动机制[24]，建立起完善的科研制度[25]，共同致力于净化学术环境。
在美国，同行评议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深入贯彻于每位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中，学者们对同行评议的运用是出于对同行评议文化的心理认同。评审人在科研成果评价过程中本着对同行评议制度自发的认同，严格遵守既定的同行评议规则。广大学者自愿地参与评价和被评价，学者们具有很强的自律意识，认为被邀请作为评议人是其荣幸，且在评议过程中能够使自身学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美国同行评议人这种自发自律且负责的态度，既使得经其评审的、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质量较高，也使得同行评议作为期刊评议界的一项传统，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国内学者缺乏对同行评议的心理认同，并没有形成同行评议的学术氛围。最新一项全球规模的调研显示，2013-2017年中国学者的论文发表量占13.8%，但同行评议贡献量仅有8.8%[26]。因此，我国应当将同行评议作为一种文化贯彻于每一位学者的治学理念中，不断完善我国同行评议制度。
美国科研人员和团体一直推崇自律的治学传统，利用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的规范自发约束自己的行为，在科研成果评议过程中非常严谨，评审意见和建议的书面汇总内容甚至堪比科研成果内容本身。正是由于这种严谨、负责的评议活动，才使美国的科学研究不断产出高质量成果。相比之下，在我国同行评议过程中却常常出现评审人对被评科研成果态度敷衍，不经仔细审阅便妄下结论的现象，甚至对与自己利益冲突的被评人的科研成果进行恶意打压，这种有失严谨的同行评议不利于我国同行评议文化形成。
科研评价体系长期存在“四唯”等不合理现象，从而引发我国学术界各类科研不端、学术失范行为，尤其是科研人员盲目追求论文发表数量，而忽视了论文质量，破坏了学术生态系统运行规则。当前，我国学术成果数量激增，但质量却没有同步提升。如何充分挖掘学者的学术研究潜力，生产出更多的高质量科研成果？随机抽取代表作制度可以解决数量和质量难以兼顾的问题。澳大利亚在学科评审过程中规定被评价单位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才有资格参与评审，但不是所有成果都参加评价，而是由作者或其所在机构选择规定篇数的代表性成果提交评审。我国可以在澳大利亚代表作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行随机抽取代表作制度，即代表作不是由作者自己选择而是由评价机构随机抽取一定的比例，以被抽中的成果质量代表所有成果的质量。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成果数量众多而质量低下的现象，从而兼顾数量和质量。随机抽取代表作制度是对我国科研评价体系的一种探索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要保证评价机构和被评价单位之间相互独立，杜绝圈子文化对该制度的破坏。同时，评价机构在评审过程中要保证同行评议专家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使其作出公平、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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