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街头的箱形巡回文库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供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孙磊通讯员唐盛
在难觅一张安静书桌的1940年，辗转迁至韶关乐昌坪石的中山大学图书馆里，却有一份罕见的宁静：阅览室木地板用松树针铺成，行走起来没有一点声音。这是时任中大图书馆馆长的杜定友为师生们撑起的一片净土，他历尽千辛万苦在战火中保存图书、坚持开放阅览的故事，传扬至今。
“对图书馆事业我是爱之弥深，敬之弥笃，并为此而奋斗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杜定友堪称该领域的一代宗师。他所开创的杜氏分类法、汉字形位排检法等被图书馆广泛采用，影响至今；其爱国爱书、兼济天下的图书馆精神更是激励了数代学人。
杜定友
读者第一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负二楼展厅，古色古香，人文气息浓厚。大厅门口右侧常设“杜定友书屋”展区，陈列了杜定友的部分著作、手稿、活动照片、文物以及研究资料。小小的书屋，泛黄的书页，浓缩着他在现代图书馆事业上开辟草莱、不懈奋发的一生。
杜定友原籍广东南海西樵，中学毕业后被公派赴菲律宾大学学习图书馆学，1921年学成归国。归国后的杜定友受聘为广东省图书事务委员，兼省立图书馆馆长，与胡庆生、洪有丰、刘国钧等人一起积极宣传图书馆的教育作用，提倡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把“新图书馆运动”推向了高潮。据统计，1918年全国只有169个图书馆，到1936年已增至2500多个。
作为“新图书馆运动”的中坚力量，杜定友革新了办馆理念。在他看来，图书馆的功用首在公开，要以读者为中心，这一理念也是现代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之一。图书馆中各项业务也都围绕这一理念开展，比如书刊选购、分类法的制定、目录的组织、颜色书标、开架阅览等。为了方便读者借阅，杜定友在当时就提出了“送书上门”的服务。
“我个人学无所成，但望每天到图书馆来的读者，都有所获益。在千百万读者之中，能有一二杰出之士，有以造福人群，则我愿以无名英雄自居。”这是杜定友发自内心的良愿。
著述宏富
“我们深知，为学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不敢不勉自努力；况且图书馆学，在中国还极幼稚，国人对此，尚多漠视，所以提倡宣传之责不得不由我辈负担起来。”在中国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的初期，图书馆学界存在诸多空白。杜定友将以所学为国效力视作本分。
杜定友归国时，《杜威十进分类法》已传入中国，但因使用不便，难以通行各馆，创建统一的图书分类法迫在眉睫。1922年，他采用杜威十分法原则和号码标记方法，结合中国国情，编撰了《世界图书分类法》。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图书分类法》《杜氏图书分类法》等，其分类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25年，杜定友推出《著者号码编制法》，风行一时。郭祥文称，当时有个说法：“此书问世以后，全国图书馆的中文著者号码，几乎清一色都是‘杜法’了。”
杜定友还创造了一个多音节新字“圕”，以代替笔画繁多书写不便的“图书馆”三字，虽为一个单字，但读音仍为“图书馆”，这也是为了在排版和印刷方面更为紧凑、经济。“圕”字在当时的图书馆界及文化学术界流行，并曾被多种字典所收录。
在郭祥文看来，杜定友在图书馆学术上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他持续探索创新的精神和长期坚守图书馆的一线工作实践。杜定友用艺术家的态度，将整个精神生命都浸润于“图书馆”这件艺术品中。在《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中，他曾深情自白，愿做业界的“黄花岗烈士”，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护书传薪
立志投身图书馆事业的杜定友，一生为书奔忙。他曾写道：“自幼束发受书，中年执鞭教书，公余握管著书，终身服役管书，爱书如命，视馆若家。”
1937年，中山大学屡遭日军空袭，师生大多离校，杜定友积极开展图书疏散工作，设法将全部善本书、志书二万余册，碑帖三万余张，移存香港九龙货仓，并力劝学校将剩余的30万册图书全部转移，却未能如愿。当时校方仅批准200元的木箱费用，爱书如命的杜定友发动全体员工把书架、桌子、板壁、黑板，统统改装为木箱，三天左右拼出299个木箱，抢救图书5万余册，已然尽心尽力，但毕竟藏书浩瀚，木箱有限，余下藏书在日军侵占广州以后，均被焚烧。杜定友为此感慨万分：“十万图书化为灰，余职司典守，呵护无力，罪该万死，回想前尘，不禁老泪纵横。”
爱书是事业，爱国是信仰。广州沦陷后，杜定友带领中山大学图书馆随校经罗定、广西、越南，至云南澄江暂时安定。一路颠沛流离，为了方便拆运图书，杜定友还发明设计了一种手提式巡回书箱，一面是图书三格，一面是杂志一格，另一面做台面板，特别适合在乡村办巡回书室。同时他还因陋就简，设计实现书箱、书架、读者阅览桌凳、员工办公桌凳简易转化，以便战时转移，当时人称“图书馆木箱化”。
于战火烽烟中，图书馆每迁一地，杜定友都会及时觅地开放，举办图书教育班、图片展览和学术演讲，为社会大众提供知识食粮、为抗战事业铺垫文化支撑，为中华文明延续精神根脉。
为了致敬杜定友在国难时期对图书的保护和坚守，2020年9月，在乐昌坪石老街图书馆旧址上，由广东省博物馆、省立中山图书馆联合策划打造的“定友图书馆”正式开馆。该馆依据史料记载修缮、还原旧馆，青灰色外墙砖，原木打造的书架，排放整齐的书籍，徜徉其间，仿若还能感受到杜定友先生对图书的挚爱和对读者的深情。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常设的“杜定友书屋”羊城晚报记者孙磊摄
证史卫国
杜定友还是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41年抗战期间，广东省立图书馆在韶关复馆，他就提出了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的办馆方针，并建立了广东文献室。
除了编制南海诸群岛资料目录，杜定友先生还考证出——古籍所记载的七洋洲就是西沙群岛，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就是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唐代贞元年间就归中国管辖，宋、元时期三大群岛就已归入中国版图。这些考证有力地驳斥了外国侵略者关于“西沙”之名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无证可考的谬论。
1947年6月，杜定友在广东“西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展出所收集的南海诸岛文献，让普通人民直观地目睹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铁证，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力量，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访谈
杜定友的影响超出广东
倪俊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研究馆员）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杜定友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要贡献有哪些？
倪俊明：杜定友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先知者和力行者，对于岭南图书馆事业来说更是一代宗师，影响极其深远。
杜定友有600余万字关于图书馆基础理论的著述，夯实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基础；对于图书分类法和汉字排检法的探索，推动了图书馆业务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他着力收集广东地方文献并形成系统馆藏，更是为保存岭南文化的薪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当今各大公共图书馆无不设立地方文献的专门机构、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业务，这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实践方面，杜定友开创了我国师范学校图书馆专科教育、开办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大学图书馆学系。他还是上海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广东省图书馆协会的创办人，又历任广东省立图书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数十年躬身力行，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壮大。
羊城晚报：杜定友先生一直强调“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倪俊明：“以读者为中心”是近代图书馆发展的核心理念，也是创办图书馆的初衷。杜定友指出，“活用图书馆，增进人民的知识和修养”是图书馆存在的最大目的，以人为目标办理图书馆，则图书馆事业始能生动而切合实际，且有继续进化作深潜研究之余地。
早在1921年主持广东省立图书馆工作期间，他就针对图书馆仅供穿长袍马褂者使用的现状，主张藏书要向全体市民开放，做到“无老无幼，无贵无贱”，鼓励广大读者平等充分利用图书馆。他说：“图书馆的功用，首在公开。若是藏而不用，何异藏石。”
后来，杜定友在中山大学、南洋大学任职时，积极推行图书开架制，“将新到的中外文图书进行陈列，自由取阅”。他还特别注意为读者营造舒适的阅读环境。他曾经说：“一句话，就是希望读者一进门，就舍不得出去。内容应有尽有，服务力求周到，窗明几净，寒暑咸宜，有足令人留恋之处。”
杜定友的这些管理理念和手段，改变了传统藏书楼的管理模式，体现了读者平等、获取知识自由的精神，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对今天图书馆完善服务、追求普惠均等仍有借鉴意义。
羊城晚报：杜定友先生的生平事迹，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倪俊明：杜定友爱馆、爱书、爱读者，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图书馆”“凡心所想，口所讲，手所写的，无不为她尽一力量”“日图改进，日复一日，全无倦意”……他一生挚爱图书馆的职业情怀，对今天的图书馆人而言，仍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
杜定友所处的时代国难当头，他把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与“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相结合，自觉承担起保存乡邦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责任。在从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过渡的时期，他勇于冲破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束缚，进行多方面的创新和改革实践。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如今推动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忽略的。
延伸
晚清著名诗人梁鼎芬：
推动私人藏书楼向“公”转变
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只有传统的私人藏书楼，人们尚不知公共图书馆为何物。在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转变的历程中，不得不提晚清著名诗人、藏书家梁鼎芬。
梁鼎芬，广东番禺人，生平喜读书，擅长书法诗文，与张之洞、陈三立、康有为常有诗书往来，私人藏书多达10余万卷。
20世纪初，受西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中国开始出现具有革命意义的公共图书馆。受湖北省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相继建立的影响，1911年，梁鼎芬在家宅广州大东门内榨粉街93号太史第创立“梁祠图书馆”。该馆以其私人藏书为基础，馆内书籍大多为旧学书，但也有一部分新学书。他还制定了借阅规程，包括观书、抄书、借书、读书、捐书约等23条，开放给各地学堂学生使用。
从封闭到开放，“梁祠图书馆”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雏形，推动了私人藏书楼“重藏轻用”、私有不公形态的转变。
1919年梁鼎芬去世后，其子将所存藏书2万余册，捐给了广东图书馆（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数量相当于当时省馆藏书总量的两倍。所捐藏书现都保存完好，可以外借，在中山文献馆和普通线装书库均可查阅，其标志是一个藏书章——梁氏葵霜阁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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