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1948年生于浙江。1985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1988年获历史硕士学位，1989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2008年至今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著作有《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1997年）、《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008年、2017年）、《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2008年）、《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2011年）、《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2014年）、《脉延的人文：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2017年）。
○张洪彬，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杨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学术月刊》的学人访谈栏目主要采访学者的学思历程，尤其是问题意识、代表性论点、思想资源、方法论等，以帮助读者阅读学者的作品。首先，还是请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吧。请问是怎样的家世背景、人生道路和学习经历使您对史学研究发生了兴趣？您的胞弟杨国荣教授是哲学学者，您是历史学者，你们研究中国思想的方法和角度有什么不同？
●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属于中国成千上万劳碌一生把子女养大的寻常老百姓。他们识一点字，能读报纸，但文化程度都不算高。因此，父母留给我的是养育之恩，但就学术而言，其实并没有家世背景。而说到学习经历，则记忆最深的是，小学读书因野气太重而不肯上心，弄得常常要补考。在长辈眼中，显然是被归入顽劣一类的。
○读陈先生和您的著作，感觉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取向，即都很注重通贯地理解较长时段的历史变动。如果这种观察正确的话，可否谈谈这种取向背后有怎样的缘由？您对陈先生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作为陈先生的学生，我视为不断努力而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薪尽火传。三十年来虽以阅读、思考、写作和教书为人生之常态，并在这个过程里所涉论域后来广于从前，但一路走来，心中委实未曾想到过自己这一点出自陈先生所教的本事能够廓然张大，用来“发展”陈先生的学问。
○您强调史学研究不能脱离“人”来展开。请您谈谈，“人”为何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对象？您怎么看待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切入史学的跨学科研究？
●按照我的理解，本义的历史不过是人和人的活动，因此，历史的主体只能是人。古人说“诗亡而《春秋》作”，由此开始的数千年中国史学便始终以人事为中心，而中国人历史叙述的脉延与中国文化的脉延遂因此而得以连为一体。不能想象没有这种连续不断的以人事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而会有今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国文化；也不能想象抽掉了以其一路演化串结了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人物，中国历史还会成为可以理解的中国历史。所以，后人读史所直接面对的中国历史，便是这种以人事为中心和以文化为重心的历史。
○无论是讨论近代绅权的扩张，还是分析科举废除的后果和近代舆论的发展和变异，您的研究一直聚焦于读书人。请您谈谈，理解近代史，读书人为何是一种重要的渠道和窗口？我们知道，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史学流派批评这是精英的历史，只是少数人的历史，您如何看待和回应这些批评？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一讲就是“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很有意思，可惜只存一个目录而无内容，因此颇费思量。就我的阅读体会来猜测，您可能比较赞同这种看法，所以想请您谈谈对傅斯年这种看法的理解和体会。
○请问您如何选择培养博士研究生？怎样的潜质和天赋是您特别看重的？有哪些基本的能力和素养是一定要习得的？
●在常见有人三字经还没有读完，已自信能够评判二十四史之后，我所希望于学生的尤在于：一，对史学有真正的志趣和敬意，有此志趣和敬意，则不太会流于盲目轻佻，把自己看得比古人和时贤都要高明；二，已有的史学阅读积累，有些积累，则更容易识得天高地厚，不太会以臆想独断作凿空立论；三，不拘于特定流派的理论思维能力，有此思维能力，才能于满地碎片中以史识串成整体，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独得之见，是作为个体学者区别于他人的地方，也是个体学者治史的价值之所在和贡献之所在。三者之外，若既有悟性，又有定力则更好。但师生相遇是一种偶遇，因此选择之外，其实还有缘分。
○最后想请您谈谈您的研究计划，近期有何研究和写作计划？
【《追寻历史变迁中的因果与意义——杨国强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