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逻辑学研究的新动向

比较逻辑学研究肇始于上世纪初的北京大学，研究重点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印度因明和中国逻辑的比较。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比较逻辑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西方逻辑一直占主流的过去和现在，如何通过比较逻辑研究使得中希印三大逻辑“会通”和互鉴，实际上成为比较逻辑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比较逻辑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出版了一些比较逻辑学研究的专著，但研究仍然不够深入。近年来，比较逻辑研究出现了转机。2024年11月7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举办为东西方文明互鉴和哲学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加深入地开展比较逻辑学研究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往的比较逻辑研究主要采取“据西释中”或“据西释东”的方法。亦即以西方逻辑作为参照，把东方逻辑纳入西方逻辑研究的框架之中。这种研究方法造成的后果就是：给东方逻辑学家披上希腊的外衣，让他看起来几乎就像亚里士多德。但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呢？如果包括中国逻辑和印度逻辑在内的东方逻辑都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参照系，那么东方逻辑固有的特质就会被消解，剩余的东西就会像拙劣地模仿亚里士多德，显得东施效颦。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摒弃这种拙劣的模仿和比附，是比较逻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换言之，鉴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逻辑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找出所比较体系之间的差异。

日前，王勇教授在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所作的关于“比较逻辑学研究”的学术报告中，回答了“比较逻辑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方向是什么？”“比较逻辑学研究的方法是什么？”等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针对学界过去对印度因明和中国逻辑研究比较忽视的倾向，王勇指出，中国古代的《周易》中就已经有了一些逻辑思想，要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早1000年。印度逻辑的经典《正理经》比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成书还要早。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以西方逻辑作为唯一标杆和参照。王勇认为，追根溯源、回到原典，回归东方逻辑的本来面目应该成为当前中国比较逻辑研究的新方向。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章的辨析，他澄清了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的误读，启发我们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理论。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重要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他在《物理学》第二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前的哲学家都在追问“必然”，为什么没有发现偶然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偶然预示着未来，为了捕捉逃逸的偶然，他用“类”的方法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认为，目的不是结果，目的变成结果需要克服阻力，需要行动。这就在“四因说”中嵌入了“实践”的要素。过去我们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把逻辑学仅仅看做思辨的工具，其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逻辑学更是一种行动的指南，这是后来把他的逻辑学著述称之为《工具》的真正原因。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章第九节“必然性的涵义”中说道：“至于必然性，我们要问：必然的东西是因‘假设’而必然的呢，或者也是‘单纯’必然的呢？通常的看法，是把必然的东西置于产生过程之中”（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5页）。对于前者，亚里士多德特别给了一个注释：“‘如果（既然）……那么必然……’是‘假设’的必然在文字上的表现（同上，第65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演绎推理的必然性实质上是假设。与非演绎推理一样，其必然性是有限的，是“单纯”的“必然”。由此可以推知，东方“推类”和“论式”中的必然性与亚里士多德推理中的必然性含义有所不同。东方思想家心目中的“必然”指的是物理必然或因果必然。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自然物里的必然的东西，就是我们称之为质料的那些东西和它的运动变化（同上，第67页）”。换言之，如何“呈现”必然性？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必然性的潜能只有通过偶然性才能呈现，这就是逻辑推理可以“必然得出”的真意。我们之所以出现误读，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注意到，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逻辑和哲学观念有不同的含义。

综上所述，比较逻辑研究的新动向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我们要转变研究方法，准确理解经典，恢复不同逻辑系统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东方逻辑的现代诠释者可以尝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超越西方逻辑的框架，来理解东方逻辑的推理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