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发动和组织工作。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三、辛亥革命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扩大了人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接受度和容纳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学说，能够在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除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和五四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辛亥革命在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封建君主专制下，不要说一般的民众，就是知识分子，也根本没有言论自由。一些有思想和才华的知识分子，为了自身的安全或保住自己多年苦心获得的一官半职，也只能钻在故纸堆里，小心翼翼，恐怕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清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严密监视着知识分子的言论，并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文字狱”冤案，其结果是导致举国上下，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民族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辛亥革命后，压在人民头上的君主专制这座大山被搬掉了。《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和信仰的自由和权利。虽然普通民众对此一时感受不是很深，但对于立言立行、喜欢畅谈国事和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自由权利太重要了。辛亥革命后，他们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思想活力顿时爆发出来。这从当时的新闻业就可以看出。民国初年，“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第181页。】，各地报刊多达500多家，吸纳了大批新闻记者和编辑。报刊成为新思潮的主要传播者。在新闻报刊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1918年邵飘萍等人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其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并设立了新闻的范围、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的选题、新闻通讯法、报社与通讯社的组织等六项研究课题，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与专业知识的新闻人才。
著书立说，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他们展现自己思想和才华的途径。民国初年出版业的繁荣和进步，就是辛亥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的体现。民国初年官办和民办的出版发行机构纷纷建立，图书期刊空前繁荣。这期间成立的主要出版机构有：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广益书局、群益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局、民智书局、大东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馆等。这些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了数以万计的文艺、科技和社会科学著作，包括许多翻译作品，为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人身、言论、出版、信仰自由等权利的获得，挣脱了精神枷锁的人们自然会去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于是，在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在各种思潮的传播过程中，一些社会主义思潮也得到了传播。当时在中国有着较广泛影响的国外社会主义思潮，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五四时期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曾受过这些思潮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革命已经成功，今后应当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革命了。1912年4月，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谈》的演说，认为“今之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同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的演讲，对欧美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评述，并赞扬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马氏之说，则专论资本，谓资本亦为人造，亦应属于公有”，其目的“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者一也”。“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也”。【刘宋斌等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5、316页。】
20世纪初，当社会主义思潮被越来越多地介绍到中国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也被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所掩盖，以至于中国人看马克思主义，犹如雾里看花一样，总不是那么真切。为了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不得不苦苦求索。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大多认为马克思主义侧重于政治经济学和公有制。当时国内著名的刊物《东方杂志》就发文说：“社会主义者，以经济上关于生产的财，归诸公有已耳；共产主义者，乃并以经济上享受的财，亦一切归诸公有。故社会主义者，犹共产主义之得半者耳。”【欧阳薄存：《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1912年6月。】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大多数人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并热心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使中国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威力，促进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批爱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信仰，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之中。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这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条件也就越来越成熟。
四、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环境，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一定的干部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批知识分子的出现，与辛亥革命的影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新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首先是进一步完善了教育机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他的主持下，1912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改革教育的决议与法令。其改革的重点是初等小学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实行男女同校。同时提倡社会教育，允许私人举办高等师范以外的各级各类学校。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蔡元培与教育部同仁又就学校系统、教育宗旨、各级各类学校的法令、小学教员的薪俸规程，采用注音字母等问题进行了许多改革。1912年到1913年，民国政府推出了第一个体现新式教育宗旨的“壬子癸丑学制”，使公民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从蒙养园到大学院，享受更为系统的新式教育，可以自由选择包括政治、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及国语等各类课程，受高等师范及大学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培养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同时，民国初年还有一批学子以各种形式和途径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留学，毕业后又回到国内，进一步扩大了新式知识分子的队伍。
其次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新型的社会文化机构在全国纷纷设立。民国初年新文化建设的主体工程是健全社会文化机构。1840年以后，外国传教士及其他文化人士在中国开办教堂、医院，设立出版、文博及科学技术机构，又加上晚清有识之士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到民国建立时，一些体现着时代特征的近代报馆、书局、图书馆、博物馆及各种体育文娱设施、各类医药卫生和科研实验机构已具雏形。而在沿海的大城市，已具有相当的发展规模。民国建立后，社会各界人士投入民国新文化建设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他们成立各类科学研究与交流机构，筹划各种体育文化事业，普及大众教育与大众文化，在许多领域内具初创之功。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报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迅速建立。1916年教育部调查，全国各省市县级图书馆23个。到1918年3月，全国省市县以及学校图书馆发展到30个，全年读者约30万人左右。
此外，民国初年在音乐、舞蹈、电影、戏剧、医药卫生和体育的机构与设施的创建、完善与发展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各种文娱、体育场所纷纷建立，大众化文娱体育活动逐渐开展，为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打开人们的眼界，增强国民体质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培养和吸纳了一大批文化知识人才。
民国初年，各类民间文化社团纷纷涌现。各界人士纷纷组成各种文化团体，形成一股社会浪潮，成为民初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领域，几乎每一种从西方引进的政治学说、政治理论派别都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党、社、团组织。各阶级、阶层的代表在民国成立后，纷纷组党结社，树旗立帜。各党、会、社、团名目繁多，兴衰无定，时分时合，瞬息万变，使民初思想政治领域呈现出既新又乱的复杂局面。这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壮大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群体迅速扩大。他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方面，特别在思想界和文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西方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是新型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演出的动人“乐章”。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这一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各地进步社团和工人团体的建立，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都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完成的。中共一大召开时的50多名党员，基本上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
第二类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蔡和森在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在1920年8月致书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第三类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林伯渠等人。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林伯渠后来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相隔仅10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他们欢欣鼓舞。它的失败，又给他们以深刻的启迪。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辛亥革命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正如参加过中国同盟会的董必武所说：“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它在广大的人民中间造成的民主精神的高涨，为新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董必武：《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多方面的环境、条件和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或辛亥革命完全失败，清朝政府没有推翻，中华民国没有建立，民主共和观念没有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没有得到解放，那么，不可能很快在1921年产生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如果辛亥革命是一次完全成功的革命，建立了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中华民族摆脱了外国列强的侵略而实现了独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得以完成，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和，新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特别是处在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不会马上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革命愿望，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这批社会精英就不会在20世纪20年代初去从事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他们会以其他方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民族和国家发挥作用，作出贡献。因此，也不可能在辛亥革命十年后很快就能产生中国共产党。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既成功但又失败了，中国社会既前进但又更加混乱了，人民开始觉醒但生活又未得到根本改善，所以才出现了辛亥革命爆发十年后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象。这是辛亥革命后特殊的历史环境给予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历史契机，这就是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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