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以另一种方式推动着图书馆事业、全民阅读、书香中国的发展；研究呈现了茅盾藏书中的图书馆元素包括目录的善藏善用与特殊的单本《图书馆》，茅盾书信中的图书馆印记，包括与王重民的文字之交，以及与当图书馆员的表弟之间关于图书馆的诸多往事。
关键词：茅盾；茅盾藏书；图书馆
一、引言
图书馆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地标、文脉的留存[1]。在灿若群星的中国文化历史名人图谱中，名人的成长都或多或少地与读书、与图书馆产生联系[2]。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图书馆与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视角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化象征与文化心理类，从图书馆、借书、阅读对名人的成长的推动视角进行研究阐释，讲出图书馆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第二类是从藏书、阅读史展开的研究，将藏书实践[3]、校勘理念[4]等纳入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转变的历史过渡之中；第三类则是从图书馆学理论视角出发，对文化名人关于图书馆的经历进行阐释，纳入图书馆学理论之中，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学理资源，如初创图书馆学科的图书馆学人群体[5]、学派[6]的研究。
二、茅盾与图书馆事业渊源
（1）肩负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领导者重任
开国大典后，茅盾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1949年11月2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文化部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茅盾正式走马上任，肩负起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10]。
文化部内专门设立国家文物局，由郑振铎担任局长，文物局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管理全国的图书馆事业，包括管理北京图书馆，接收民国政府各机关的图书、档案等工作，执行中央政策牵头组织建设全国图书馆系统等[11]，并由相应的副局长分馆图书馆事业工作[12]。在茅盾担任部长期间多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关于文艺事业的工作报告，均有对图书馆事业的提及，如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对一年来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介绍：“博物馆和县以上的展览馆发展到九百所，县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到八百四十八所。”[13]
（2）研究制定与签发图书馆有关政策文件
文化部还陆续颁发了《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1955年4月25日）、《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的补充说明》（1955年6月）、《关于加强与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1955年7月）、《关于补充省（直辖市）图书馆藏书的试行办法的通知》（1955年11月8日）、《关于清理公共图书馆积存旧书成立交换书库问题的通知》（1956年1月16日）、《修订全国报纸缴送样本办法的通知》（1956年7月12日）、《关于补充省（直辖市）图书馆藏书的试行办法的补充通知》（1957年6月12日）、《儿童图书馆座谈会情况并请研究如何加强改进公共图书馆的儿童阅览工作》（1957年12月13日）、文化部《关于博物馆、图书馆可以根据本身业务需要直接收购文物、图书的通知》（1962年9月11日）[16]，以及抄发、联合发布的有关政策文件，如抄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工会图书馆工作的规定》、《关于清理工会图书馆藏书的决定》（1955年9月17日）[17]。
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让他卸下文化部部长的担子，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茅盾早有思想准备，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18]1964年12月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长职务。1965年1月4日，根据第二号国家主席令，茅盾被正式免职，在1月5日的第四届政治协商会议上，茅盾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退出了文化部的领导岗位。
1949年到1965年的十七年间，文化部确立了图书馆事业的全国管理机构，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的图书馆网络，组织编制了全国图书馆联合书目，推介与普及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理念，图书馆事业得以重回正轨、蓄势待发[19]，茅盾先生作为图书馆事业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成为这一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的领导者、推动者、见证者。
（3）设立茅盾文学奖福泽阅读推广
“人人溢书香”的追求、“处处有书香”的愿景、“时时闻书香”的理想、“好书飘书香”的未来[20]，深刻阐释了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的价值追求，阅读推广成为国民坚定文化自信、践行文化价值观、实现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1]，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成果[22]。
三、茅盾藏书中的图书馆印记渊源
相比于巴金藏书分别捐赠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泉州黎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香港中文大学、成都慧园[26]，李一氓藏书捐赠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博物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彭县图书馆等[27]，刘半农藏书分散于清华大学图书馆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部分藏书零星散入古旧图书市场的命运[28]，茅盾藏书实现了相对完整的传承，现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文库之中[29]。随着对其藏书的整理，很多新的史料性信息得以呈现[30]。
（1）目录的善藏善用
（2）特殊的单本《图书馆》
20世纪60年代正是红学研究争鸣比较激烈的时期[33]，吴世昌先后多次致信茅盾，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明确阐释了其所持“癸未说”的观点，为此茅盾先生也与之进行了多次通信探讨，如1963年3月25日致信吴世昌，表达了“壬午、癸未二说，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各有弱点，在未得新材料可以确定何者为真实以前，不遽作结论，似属正办”[34]116-117，并鼓励吴世昌坚持观点，努力探索钻研，同日还致信俞平伯认为“癸未说之论据，‘小诗代简’一证实不硬朗，倒是‘四十年华付杳冥’之挽诗一证较为有力（因抄本此诗题下明注甲申）”[34]114-115。
关于吴世昌在《图书馆》刊文的情况，从茅盾先生与邵荃麟的信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1963年3月25日，茅盾在给邵荃麟的书信中提到：“吴世昌信中提出《东风》及《文学遗产》编辑部对他的稿子有歧视，因为他是主张‘癸未说’的；言外之意，他也为曾次亮说话”，“至于《东风》何以既已将吴世昌关于曹雪芹画像一文排好了又抽掉，我不明底细；但曹画像之真伪问题相当复杂，我亦粗知一二，故在复吴信中已为解释。我以为《东风》也应当向吴作解释”[34]112-116。吴世昌因为所“主张癸未说”而受到了主流文学界期刊的“排挤”，是对其观点的不认可，吴世昌转而向其他领域的期刊进行了投稿并刊发有关成果，正如这篇1963年第4期的《图书馆》中的论文，论文刊发后他将期刊签赠给了茅盾先生，向这位文学界的领导阐释了自己的论文观点，并提出了“无声的抗议”，即稿子刊发到了其他的非主流的文学历史类期刊上了。这一本期刊单本，也成为了这一段历史的有力见证。
四、书信中的图书馆人物渊源
（1）对王重民精神的肯定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图书馆学发展还不成熟，他们是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的“开创与奠基的第一代”，又称“留美的一代”，包括侧重学科理论的刘国钧，侧重文献编纂的顾廷龙，侧重经营服务的袁同礼、杜定友、顾颉刚、李小缘，侧重专业人才教育的王重民等。他们往往具备丰富的求学经历，学贯中西，身兼多职[35]。
在1975年5月24日茅盾致臧克家的信中写道：“王重民自经原因不详，兄谓属于王国维之类。王国维也是自杀的么王重民早年著作我曾读过其一、二种。其中有清后妃考（似是此名，记不清了）；搬家后书籍整理时不能照原来分类，有些书找不到，而我有气喘病，稍动即心跳气喘，懒得再整理了。”[34]450-451
茅盾先生回忆起曾经阅读过王重民的作品一二种，从东四搬家到后圆恩寺后还没有整理有关书籍，记不得是读的哪些书了。茅盾先生并未与王重民有过会面、交谈，但从留存下来的茅盾藏书中，有且只有一套2册王重民先生的作品，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出版的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录》第一辑与第二辑，只留下这样一段“文字”交流的“隔空对话”往事。
（2）与图书馆员陈瑜清的通信借阅
茅盾先生的表弟陈瑜清先生，1925年5月因参加“五卅运动”而遭当局登报通缉，后去东京雅典法文专修学校攻习法语，1928年年底赴法国留学，1932年从海外归来先后在国民党政府担任编辑、编译等。新中国成立后在辽宁锦州辽西师范专科学校任副教授后调入锦州市图书馆工作任副研究员，1956年调往浙江图书馆从事外文图书分编直至退休[3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文学作品版本发掘、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BZW185）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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