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于国务院立项的我国目前最大规模出版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忙碌于我国首次系统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外文对照版的中国文化典籍《大中华文库》，也忙碌不辍于读书和写作……
从古籍出版到百科全书，从传统文化继承到走向世界，从个人的成长经历到普遍的编辑修养……杨牧之言谈之中绕不开的，总是书。
耕耘出版五十载，他说：“最喜今生为书忙。”这七个字，道出了所有出版人的心声。
提出中国的标准和观点
百科全书，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上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姜椿芳提出，编辑一部属于中国自己的百科全书，填补中国缺少百科全书这类大型工具书的空白。从那时起，中国大百科全书事业真正起步。
1993年，经过2万余位专家学者15年共同努力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问世，成为我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百科全书，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丰碑。之后又经过14年的打磨、修订、重编，出版了第二版。
7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事业的交接棒传到了新一届总编委会手中。面对全新的技术环境、国际格局和受众需求，第三版的编纂工作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
解放周末：不久前，美联社、BBC、《新西兰先驱报》等许多境外媒体都报道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即将推出网络版的消息，有的还称大百科的目标是“超越维基百科”。作为执行总主编，您怎么看？
杨牧之：这些报道充分肯定了编辑新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很感谢，但有的把题目放在了“挑战维基百科”上，我认为不妥当。为什么呢？对于维基百科在网络技术上的成就我们是欣赏的。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同意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时，我们就曾到维基百科总部调研、学习。毕竟在网络技术上他们有经验。但有一点应该弄清楚：我们是一部权威的、学术的、高端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网络版，而维基百科是另一个层面、另一种形式的网络工具。
解放周末：由纸质版向网版纸版互补形态转变，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一次重大转折？
杨牧之：是的。当时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否马上就要搞网络版，有热烈的讨论。一些同志主要是担心，以我们现有的条件和随之而来需要的管理维护水平来看，我们的准备还不够。
解放周末：网络版与纸质版的异同在哪儿？
杨牧之：相同的是权威性。目前，已有超过2万名权威专家、学者参与了词条的撰写和审读把关工作。前一阵的“矿冶卷”座谈会上，学科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钢铁冶金专家徐匡迪先生做了总结。他说，这一卷6个分支学科的主编都是院士，还有800多位参与词条撰写的专家，全是正教授以上级别，这就保证了学术上的权威性。
另外一点，都注重创新，尤其是网络版大家动了很多脑筋。什么创新呢？一是要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有关中国的内容占比例比较大。二是多媒体配置，运用文本、图片、音频、视频以及通过二维码把网络版与纸版链接，体现科学性、知识性、文献性和艺术性。三是板块设置，共分为专业板块、专题板块和大众板块。四是以中小条目为主，但103个学科均设计了超长条目，字数一万、两万或更多，介绍该学科的历史、现状，了解学科的发展规律，进而展望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
纸质版计划80卷，也会适时推出。我们将采用“大类集成”的办法来分卷，用“大类综合”的办法来编纂，还将实现按需和个性化定制印刷。
纸版和网版不同的一是词条多少问题，二是表现形式上。但纸版与网版先后成型，就给两个版本的互补与互动创造了条件。
解放周末：2012年，已有244年历史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宣布停印纸质版，只提供网络版。但是，无论以什么载体出现，各个国家却并没有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放弃百科全书事业。这是为什么？
杨牧之：百科全书不但汇集了所有重要的知识，其价值更在于推出了自己的标准。我们回到百科全书的源头去看，现代形态的百科全书诞生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它的出现就是由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诉求，思想家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理念，按照自己的思想认识社会、塑造社会。
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人狄德罗曾说，百科全书“是改变人们思想方法的词典，是以解放思想为目的的”。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编撰一部优秀的百科全书的目的，也是贯穿解放思想，要把中国的标准和观点提出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科技进步。
让传统经典走向世界
杨牧之的办公室里堆着高高的《大中华文库》。他抚摸着书封，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设计封面时，我们特意突出了三个要素：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长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象征；再加上故宫门环，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是一套叩开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书。”
《大中华文库》，这项被杨牧之视为事业的工作，这项努力让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走向世界的出版工程，已经持续了23年。
1994年，杨牧之开始主持编辑出版《大中华文库》，和他的编辑朋友黄友义、阎晓宏、徐明强、马欣来、尹飞舟等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征程。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的中国文化典籍。
从起步时的艰辛一路走到今天，《大中华文库》已经出版了汉英对照版110余种，法、俄、西、阿、德、日、韩7种语言与汉语的对照版175种。
解放周末：《大中华文库》是1994年启动的，但据说之前在您心中已经酝酿了近20年？
杨牧之：是的，那是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中华书局工作。中华书局是搞古籍整理出版的，我向当时的总编辑提出，能不能找人把优秀的典籍翻译成外文出版。但那时中华书局没有外文翻译，资金也困难，就没有搞。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进入新闻出版署（总署）工作，接触国外的舆论比较多，常常听到对中国历史的曲解，甚至有人攻击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好战、中国科技落后。我就在反思，他们为什么如此无知，除极个别别有用心者外，他们曲解我们的原因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历史上西方许多汉学家在介绍中华民族文化时，囿于语言和文化差异，质量上乘的并不多，常常是隔靴搔痒，错误很多。比方说，西方一位学者把《红楼梦》译成了“一个红楼上的梦”，把林黛玉译成了“黑色的玉”；还有的西方学者翻译《金瓶梅》，专门摘选某些篇章加以译介，说中国是“性开放的源头”……除了故意歪曲攻击者之外，很多学者因为没有条件原原本本地阅读中国的文化典籍，不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这就坚定了我们要搞《大中华文库》的信念。
解放周末：《大中华文库》启动的前10年困难较多，没有专项国家财政支持，全凭17家出版社自己的力量。大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杨牧之：从根本上说，大家就是凭着一腔热情，觉得这项事业事关国家和民族，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责任，我们应该做。
创业之初，虽然缺少资金，但我们得到了很多精神支持和鼓励。季羡林先生当时就高度评价说：《大中华文库》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整个人类的前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说：您说这话是不是评价太高了？他说：这套书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全面系统地介绍给全世界，怎么评价也不高。
解放周末：入选《大中华文库》的标准是什么？在中华上下五千年浩瀚的著作典籍中，是如何取舍的？
杨牧之：确定目录的过程前后持续了两三年，大体有这么几个标准：首先，正面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现民族精神；其次，一定要体现真善美；第三，要雅俗共赏，既要有学术经典，又要有优秀的通俗作品，如《千家诗》《三字经》《七侠五义》等。根据这三个标准，大家基本达成了共识，确定了总计110种的书目，涉及我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
当然，书目选择也不是没有遗憾。当时，任继愈先生提出，是否把《说文解字》也翻译出来，以便让外国人认识汉字的变化。可是，翻译和表现形式实在有难度，就暂时放下了。
解放周末：文化“走出去”，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
杨牧之：我记得第一批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是2004年出版的，我们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汇报信，当天下午就收到了回信。总理勉励大家，“要以伟大的爱国热忱、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光辉的事业进行到底”。编辑部里的每个人都大受鼓舞，干劲更足。我们又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工作更顺利了。后来，国家领导人出访，常常带着这套书，作为国礼送给对方。
2009年，我们开始把语种扩大到9种，除中英文外，再搞汉俄、汉西、汉法、汉阿、汉德、汉日和汉韩对照版，这就进入《大中华文库》的多语种版本阶段。
解放周末：这套书的影响力如何？
杨牧之：最近去非洲办书展的同事，带去汉阿对照版的“文库”，大受欢迎。非洲朋友拿着阿拉伯文的《论语》，兴奋地说，原来孔子的《论语》是这些内容啊！新加坡的朋友用文库学习汉语。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这套书也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同行的高度评价。
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设想：着手“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小语种的双语对照版本的策划和编译工作。
无愧于后人
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杨牧之学习的就是古典文献专业。后来进入中华书局，一做20年，对古籍整理出版更情有独钟。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总署）任职期间，他还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超越前人，无愧于后人”，杨牧之在总结古籍出版事业时曾这样说，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感。
杨牧之说：“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其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为今天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周末：改革开放至今，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加上科技的快速更迭、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人对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对古籍整理事业的价值，产生了质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后来，以中华书局带头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等一系列图书为起点，历史学家们以“正说”为名，开始对“戏说”进行“拨乱反正”。再后来，《〈论语〉心得》等书印行数百万册，接着《百家讲坛》风靡全国……在大众对历史文化的普及性需求得到满足后，接下来就要向更深层次发展：人们不但需要正确的历史知识，还需要借助历史的智慧来解释当前的具体实践和道德准则，需要从历史规律中找寻今日社会值得借鉴的东西。
梳理出这样的脉络，其实就给今天的传统文化发展提出了要求——我们不是不需要古籍整理事业，而是古籍整理事业该如何向纵深发展——如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让千百年前的经典与现代社会对话，真正为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所接受。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说，体现时代性的过程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杨牧之：传统文化要向前发展，必须探讨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和交融性。现实的发展需要传统文化，需要吸取其精华为今天服务，从而将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化”，后来人还会根据他们的标准去鉴别和扬弃。“批判继承”是每个先进阶级对待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也体现我们对历史、对未来负责任的精神。
记者手记
书，快乐之所在
第一次走进北京朝内大街中国出版集团817房间的人，总会被“吓一跳”：
不大的茶几上，整齐地码放着书，一摞紧挨着一摞；北、东、西面靠墙排起来的10个对开门大书柜里、书柜上全是书，一直延伸到天花板；2米长的大办公桌上，除了中间留下的一块极小的办公空间，层层叠叠的，也是书；还有门口墙角的地上、待客的椅子上、沙发上……目之所及，尽是书。
这里，就是杨牧之的办公室。用他的话来说，自己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
1966年，杨牧之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一年后，进入中华书局工作，一干就是20年。其间，他参与创办并主持了《文史知识》月刊。1987年，杨牧之调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历任新闻出版署（总署）图书司司长、党组成员、副署长。2002年，杨牧之又掌舵新成立的中国出版集团，出任集团党组书记、总裁。
杨牧之爱书，是一以贯之的。
刚上初中时，他有了自己的第一笔“可支配收入”——父亲每天给的一角五分钱午餐费。有了自己掌握的钱，杨牧之的第一个愿望，便是省下这钱去买向往已久的书。至今，他仍清晰地记得，自己省下饭钱买的第一本书是商务印书馆的《四角号码新词典》。这本词典当时定价一元六角，也就是说他有10顿午饭没有吃。还有上中下三大本的《一千零一夜》，也是当时省了饭钱买下的。
饿着肚子在教室里看着别的同学吃饭，杨牧之常常会饿得难以忍受，于是就到学校阅览室看书看报。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走进了书的世界。
毕业后进入中华书局，杨牧之从最基层的编辑做起。他说，编辑要常常写作、笔耕不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督促自己学习，才能了解作者创作的辛苦，才能与作者平等对话；他说，编辑要常逛书店，因为看到架上琳琅满目的图书，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和鼓舞，更重要的是能发现读者爱看什么书、爱买什么书、市场上还缺什么书。
中华书局20年，中国新闻出版署（总署）17年，中国出版集团5年，大百科全书8年……从参加工作算起，今年已是杨牧之与图书、与出版“结缘”的第50个年头。
书对于杨牧之，是工作、是事业，是生活，也是快乐之所在。
人物小传
杨牧之
曾任新闻出版署（总署）图书司司长、党组成员、副署长，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总裁。第四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执行总主编，《大中华文库》工委会主任、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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