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就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深入剖析，从而在本质上理解中华民族共有的思想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大致经历了“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构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滋养和锻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可从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思想上的“两化”，即中国传统哲学的涵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构；二是实践上的“两个基本经验”，即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大一统”政治实践的基本经验和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经验。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疫情，世界范围内极端民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不时涌现，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各自重大关切角逐激烈。处于伟大复兴征途中的中华民族必须持续加强自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不变应万变。基于此，我们首先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即其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哲学整体论视域下，就是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深入剖析，总结归纳其生发流变的内在逻辑，以求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现和发展的两条历史主线进行论证：一是哲学思想，自先秦诸子百家“中和”、“道法自然”、“以法治国”等思想萌发，经历代中国哲学家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二是政治实践，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共享“泛华夏”地区若干族群互动融合，商周两代始发，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元、清等各朝持续巩固，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和形成阶段
在探索现代国家政治体制进程中，宗教影响力逐步下降至非主导地位，国家出于统合管辖领土范围内人们的忠诚，民族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应运而生。18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西欧新兴资产阶级为推翻制约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王权体制，创造了民族（nation）概念，谋求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nation，onestate）”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理论认为，建构现代国家的路径是由单一民族凝聚民族意识，通过国家制度化，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可以看出，上述理论源于欧洲国家特定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发展需要，却并不符合中国的文化基因和实际情况。在我国，“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这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2]综上所述，“56个民族”的“民族”，涵义与族群（EthnicGroup）接近[3]，即以体质或文化为区分“你”“我”标准的群体。
中华民族是近代理论先驱基于中国现实、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建构的国族概念。考古研究发现，我国在黄河上游，长江、黄河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和北方游牧地区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新石器文化[4]；三星堆遗址也揭示出，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存在中西不同族群在血缘和文化方面进行深度交流和交融的情况，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起源和组成的多样性。公元前1000年左右，若干族群在我国黄河中游地区汇聚成“华夏民族”，经年累月，在吸引、融合周边族群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5]，加速成长于秦的领土一统、经济一统、政治一统，和汉武帝的文化一统、思想一统，经历代中央政权巩固，大体定型于清末，近代以来，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图强奋斗中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可以说，血缘、文化、共同记忆和亲密情感等是中华民族的自在形态，主权、领土、法制、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等是中华民族的自觉形态[6]。
共同体是“社会中存在的、就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7]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政治和经济共同体，本质上以全体成员共创共享独特中华文化为其规定性，但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政治属性。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一是地理和生态，独特的生存空间培育出独特的文明；二是历史和传承，数千年未间断的文明沉淀，形成了彼此认可、有别“他者”的实践经验、记忆情感和心理结构；三是文化和价值，追求幸福的人们共约共建共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其成员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是扩展至认同、传承中华文化的所有人；四是政治和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范围内每个中国公民有义务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整、和谐、发展，强调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6]。建构主义视域下，文化认同或集体认同是一个群体向心力、凝聚力、驱动力的底层逻辑，是可以建构的。
二、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滋养
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主要来自于“中和”、“道法自然”、“以法治国”等思想，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构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解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构，是对“中华民族往何处去？如何去？”等重大问题的理论解答和实践指引。
长久以来，中国先贤们不断从多个方向探索宇宙、生命本质和事物存在、运行、发展规律，始终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产生了大量深刻的哲学思想，成为建构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养分和动力。考古研究发现，中华文明完整地包含了人类起源、食物生产、文明发始和发展的各个阶段[12]，有“上万年的文明起步”[13]和可考证的、五千年未曾间断的文明演进。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始创了众多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影响后世至深至远，但聚焦在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度，可以说，儒家、道家、法家思想对其出现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仁”的深度和广度，将人人和谐的重要性提升至新高度。“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无不爱”才是人间正道，不仅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还要爱更广泛领域的其他事物，达至和谐关系。因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上》）人人和谐是伦理道德的最高要求，是仁者或君子修炼自身的最高目标，是打破客观条件制约的精神伟力。
荀子以乐释“和”，认为不同音符之间的和谐关系造就了悦耳的旋律，以此喻示“和”理念对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荀子·乐论》）乐理通人事，和谐的音乐如和谐的人际关系，可欣赏之，可感化之，可共情之。掌握了音乐的和谐规律，也就参透了天地之道，可应付无穷变化。美妙动听的乐曲好似儒家理想化的、人人相亲的、“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议兵》）的社会状态。
宋明两代，儒家思想融通道家、佛教哲学，发展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主要流派，成为中国传统哲学集大成者，进一步巩固了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道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世包括儒家、法家等各派思想影响重大，其“道”本体论、宇宙认识论是建构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理论。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道归天钧”、黄老的“以道御术”、杨朱的“守道贵己”，分别对人、物、宇宙的本质，人和人、社会、宇宙的关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社会治理等命题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探讨，是中华民族共有思想形态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养分和动力。
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人类应该融入宇宙存在、万物生发、自然而然的和谐之中，而不能恣言妄动、作茧自缚。“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第八十一章）“道”是宇宙的根本原因，“和”是它的表现形式，是帮助事物运动发展，而不是相反。“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三十三章）认知了宇宙本质的“和”运动，就理解了事物运转的常态，把握了无穷天地的最高法则。“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第八十一章）帮助、给予与获得、受赠之间的关系，就是阴阳对立统一在人人交往中的体现，本质上也是对立面冲撞、斗争、转化而实现“和”的过程。
法家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时期，经过管子、商鞅等思想家和政治家不断完善，最终在韩非子博采众人之长后发展成熟。自春秋战国始，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成为中华大地上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依据和行为准则，是建构中华民族主流意识形态十分重要的哲学基础和实践指导。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主要成果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第二阶段是1978年至目前，主要成果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意识必然反映前人有目的的活动结果[27]。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严重脱节，亟待产生应有之变化。几经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中华民族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下，清除了民族压迫、封建君权、闭关锁国、各自为政等消极成分，保留了历史记忆、亲密情感、交融一体、生死与共的积极成分，从自在走向自觉。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则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开启了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最后，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持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新动力、建构新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构可从其构成三要素进行认识。具体而言，身份归属方面，在原有血缘、亲缘、地缘、族（ethnicgroup）缘等基础上，建构了中华民族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同；价值认同方面，在原有“天人观”、“中和观”、“一统观”等基础上，建构了民族救亡、民族国家、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行动策略方面，在原有儒法道结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上，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新时代的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
四、政治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锻造
“意识本身必须着眼于存在者之真理而得到经验”[2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反映中华民族政治实践，并通过“反思”不断解构和重构着我们的“存在”。否定之否定基本规律揭示，事物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大势向前，但过程曲折迂回，不同阶段的转化靠否定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出现至目前形态也经历了两次否定、三个阶段：肯定阶段是商周至清末第一次鸦片战争，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兴思想形态出现，反映“大一统”政治实践，有其实而无其名。否定阶段是近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崩塌，“种族优越论”和“霸权主义”色彩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东渐，激发了否定之中的前进动力，为之后凝聚、重构中华民族精神蓄积能量。否定之否定阶段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基于国情开展了一系列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实践，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达到历史新高度。
（一）“大一统”政治实践与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现和形成
由于独特的地理和生态空间等，中华民族自然而然地选择和传承了“大一统”政治实践，并存不悖，与其有内在、必然、有机关系的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而生、发展完善。中国的“北方是一望无垠的沙漠，西南方是崇山峻岭，东南方是海洋，西方是人烟稀少的帕米尔高原，东方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人们认为这里是被‘四海’包围的、人类唯一繁衍生息的‘天下’”[29]。政治地理学意义上，地理、气候等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实践、地缘政治、国际政治关系格局等产生重要影响。数千年来，因为多样化生态、几乎与外隔绝的地理特征、技术与人口发展等，世代繁衍于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族群在这个独特生存空间中持续交往交流，至春秋战国时期，交往交流走向极端，演变为高频度、高强度战争，导致各方遭受重创，福祉危如累卵。为谋求整体和局部利益提升、满足民众休养生息强烈诉求，代表历史进步性、揭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历史逻辑的“大一统”政治实践[30]和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时而生，其内在必然性不仅根植于中华民族共享空间、血缘融合、历史记忆、亲密情感等历史条件，还预示着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未来。
（二）“大一统”政治实践的崩塌与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解构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全面落后的清政府接连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割弃领土、赔偿巨款，加之太平天国起义、军阀割据等，中国传承两千年之久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塌陷。在坚船利炮下，清政府不得不忍辱与西方列强建立不平等外交关系。一方面，英、法、俄、德、日、葡等瓜分中国领土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为了最大化、长期化攫取中国利益，侵略者们操纵“民族自决”理论，在中国疯狂离间族群关系、制造族群隔阂，妄图实现分裂中国的“战略构想”。此时，四分五裂的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不能反映社会存在，它的否定方面在突变历史条件压迫下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当然，否定是革新与传承的统一，是祛除消极因素、继承积极因素，并在批判改造下持续向前的事物发展环节。
在这个阶段，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解构了封建专制下的君权思想，民族压迫、不平等，以人治国、德礼治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唯我独尊、闭关锁国、排斥外来文明等，构建了“中华民族”概念，同仇敌忾、拯救民族、保家卫国成为国人的共识。扬弃后的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具现代意蕴。由此可见，否定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前发展的一个步骤，孕育着新事物、新肯定，持续为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蓄积能量。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构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重大成果。与之对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成了一个曲折向前的螺旋运动周期。至此，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吸收前两个阶段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形式复归、内涵质变，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构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历史过程既是其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重构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否定过去形式的必然。重构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反映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伟大胜利，因此，它的构成要素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伟大胜利必然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因此，它在解决民族问题、团结各族人民时凸显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
五、结语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是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创造、传承领先时代文明的民族，是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了大量智慧成果的民族，也是持续用其思想影响世界的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统合在共同价值、共同记忆、共同情感、共同命运下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传承至今、未曾中断中华文明的优势文化基因。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言：“凡是被大众所相信的、赞同的，能保持大众对他的忠诚和支持的统治，就是合法的统治。”[47]先秦至当下，培育和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历代中央政府无一不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无一不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无一不和谐万邦、受世人尊重。
近代危局下，部分国人一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诸多疑惑，开始未加审视地接受西方国家大力推销的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但因为基督教、资本主义文化与儒家、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兼容和不适应，引发了严重的中西文化冲突，不仅旧问题解决得不尽如人意，还导致了很多新问题。正如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千差万别，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欧洲各民族长期纷争截然不同，前者是一以贯之的“和”文化，后者是自始至终的“争”理念，简单机械地西学东渐显然不是行之有效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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