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中不断巩固与壮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交融凝聚，共同发展，联系日益密切，统一性、整体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凝聚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而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华夏认同也历经演进，上升为超越族际的更高层次的认同。
一、华夏民族的形成
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并具有鲜明的多元特点。中华文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显露出一定的区域特点；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一特点进一步发展，表现为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区系，以及各区系内的不同类型。这些表现在考古文化上的不同区系或类型，与传说中远古各部落的活动具有一定关联性。②同时，各区域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内在联系与统一的趋势，说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起源时期即存在联系，并表现出相互吸收、融合的特点，“当时各族团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③
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经过剧烈的分化、兼并、吸收、统一，只剩下了齐、韩、赵、魏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附庸小国。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许多内迁民族，至战国时期已为华夏所吸收、融合。南方的楚国在春秋前期就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至战国时已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逐渐与华夏民族交融，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⑧
随着夷、夏杂居局面的结束和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出现了华夏(又作“中国”)居中、“戎夷”分布四方的“五方之民”的观念：“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⑨这一时期内迁的“夷狄”已经融为华夏，“夷夏之防”不再被强调，因而有关夷夏的记述也着重于言语、饮食、风俗等民族差异及其原因。这种华夏(“中国”)与周边“戎夷”共同构成“天下”的观念也见于当时的其他文献。如《管子·小匡》即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并举的记述。⑩华夏(“中国”)居中，为五方的核心；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居周边四方。“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观念与战国时期诸侯兼并的统一趋势，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为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汉唐大一统与华夏的凝聚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并西南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皇帝被称颂为天下的主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法令由一统”，(11)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华夏与周边各族的联系与交流。汉承秦制，是秦统一王朝的继承与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在实现了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和经济上空前繁荣的同时，积极致力于边疆的统一与发展。秦汉根据边疆各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丰富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制与政策，成为保障“华夷一统”的有效措施。
秦汉的统一，特别是两汉400余年的大一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各方面的进一步统一与发展。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边疆民族，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稳定民族共同体——汉族，(12)并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核心。费孝通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13)内地与边疆、“中国”与“四夷”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使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完成了由理论到现实的过渡，并得以在大一统政治实践中总结、完善、提高，最终确立下来。经历了两汉的大统一，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一统”观念已经深植于人们内心深处，成为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成书于西汉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通史，改变了先秦时期诸侯封建、各有国史、周室与诸侯并列、分国割据的历史叙事，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帝，下迄秦汉，一脉相传，建构起华夏正统谱系，并以此为中心将全国统在一起。《史记》第一次为少数民族列传，把少数民族作为王朝国家的臣民载入全国性史书中，正是“华夷一统”思想的具体表现，奠定了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观，成为以后历代王朝修史的典范。秦汉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民族错处杂居的局面。西晋末年，政治黑暗，汉族大量流向边远地区，从而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边疆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向中原地区展开更大规模的迁徙。晋室东渡，汉族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内迁各族纷纷建立政权，在广大北方地区形成了所谓“五胡十六国”割据的局面。内迁的少数民族主动接受汉文化，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并接受大一统思想，以华夏正统自居，作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入主汉地的各少数民族往往自称是炎黄等传说中的华夏先王之后，从族源上认同华夏。(14)如大夏国建立者赫连勃勃自称“大禹之后”，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立国者鲜卑慕容氏则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曾统一北方并欲夺取江东的氐秦苻氏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北魏建立者鲜卑拓跋氏自称“轩辕之苗裔”，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氏则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15)这类攀附虽然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所进行的建构，但也反映了当时多民族杂居交融状态下的一种社会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迁各族对华夏的认同。
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以汉魏正统自居，重用汉族士人，以儒学思想为政治指导，促进鲜卑族的汉化，将北方民族的融合与汉化推向更深层次。北魏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孝文帝将国都南迁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明令禁止鲜卑人胡服；推行汉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又令鲜卑人改汉姓，与汉人通婚，加速与汉族的融合。这些改革措施大大加快了北魏的汉化进程，基本上完成了南迁鲜卑人与汉人的融合，同时也促进了北方其他民族的融合。北魏治下的汉族士人以作为魏臣而自豪，盛赞北魏“奄有中华”，尊颂孝文帝为“四三皇而六五帝”。(16)就连南朝士人也不禁由衷感叹北朝的繁荣，“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17)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内迁各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以华夏正统自居；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南北文化差异逐渐缩小。与此同时，大量汉人南迁，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各族的交融以及汉文化在南方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为后来隋唐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结束南北朝并立、完成全国统一的隋朝及继起的唐朝，最高统治集团都出自由鲜卑和汉族等交融而成的关陇集团。长期生活在民族大融合的北方，与鲜卑族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这些都决定了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更为包容开放。唐太宗坚持“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怀柔原则，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信任，强调“不必猜忌异类”“四夷可使如一家”，宣称“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8)这种“华夷一家”的思想使其受到各族的尊敬与拥戴，“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19)中原皇帝兼有北方游牧民族“天可汗”称号，“增加了胡汉结合的时代特点”，表明唐王朝“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北方草原民族的政治文化”。(20)励精图治与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造就了唐代“四夷宾服”的辉煌盛世。(21)
秦汉大一统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促进了中原与边疆各民族交融发展；华夏族发展为汉族，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作用进一步强化。此后虽经魏晋南北朝政权分立，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继续发展，内迁各族以华夏正统自居，积极学习汉文化，中华民族整体性和向心力日渐增强，迎来了隋唐更大规模的统一。唐王朝的空前统一与繁荣促进了大一统政治下的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华夏认同，“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22)推动了“华夷”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正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大唐盛世。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交融与华夏认同
唐末中国再度进入政权分立、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时期。宋削平内地割据势力，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动乱，实现了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的统一，与北方的辽及后继的金、西北的西夏形成并立之势。宋据中原，以华夏文化的承继者自居，尽管因国力较弱而无法实现汉唐大一统之治，但始终坚持大一统理念，强调宋虽与辽金并立，却是“天下”的正统。
与五代、北宋并立的是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契丹源出鲜卑，唐末其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崛起，建契丹国(后称辽)。此后契丹又东灭渤海国、南下中原，发展成为统有广大北方地区的强大政权。辽政权既保有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又受到中原政治制度的影响。根据南北地区民族、文化的不同，实行不同的治理方式，“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23)
随着民族交融与汉文化影响，契丹文化快速发展，并仿汉字创契丹文；同时积极学习中原文化，表现出对华夏文化的高度认同。辽朝统治者在注重民族文化发展的同时，亦以中华自居。据《松漠纪闻》载，辽道宗时“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读而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24)辽朝统治者以文明高低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志，认为契丹文明已“不异中华”。辽朝尊孔崇儒，自居中华正统，将当时的南北政权并立局面比作南北朝，自称“北朝大辽国”，甚至为标榜辽朝正统而欲“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25)金灭辽，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走，在西域复建辽政权，“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期复大业，以光中兴”。(26)西辽在很大程度上是辽朝的延续，“不仅在种族和王统继承方面，而且在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也是如此”，大大拓展了汉文化的传播与影响。(27)
与辽宋并峙的还有立国于今宁夏一带、由党项人建立的大夏政权，史称西夏。党项是羌人的一支，于唐后期兴起于西北。唐末至宋初，其首领先后以唐、宋节度使身份统治西北。11世纪前期，其首领元昊称帝，仿华夏制度设立官职，并开科取士，州县遍设学校，分有“蕃学”(党项学)和“国学”(汉学)两类学校；又建立太学，教育以儒学为主。党项统治者虽自称“番”，并创制文字(时称“番文”)，但同时学习汉文化，“继承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西夏对中国文化的充分认同，也证明其对中国的高度认同”。(28)
继辽而起的金朝是由地处东北的女真人建立的。在灭辽、北宋的过程中，金朝初仿辽制，实行女真旧制和汉制并行的双重体制，后改行汉制，“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29)金灭北宋不过30年，就“已接受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基本完成了从北族王朝到汉化王朝的转变”。(30)随着金的南下，大批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人、汉人地区，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居于汉地的女真人学习汉文化，迅速走上了汉化道路。熙宗推崇并积极学习汉文化，被称为“宛然一汉家少年子”。(31)世宗太子允恭“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32)女真普通民众所受汉文化影响则更多地表现在社会习俗、服饰的汉化，以及说汉语、改汉姓等日常生活方面。
同时，金朝统治者注重保持女真传统风俗，入主汉地后，强令汉人改从女真之俗。面对女真人的汉化，世宗、章宗时曾多次发布“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等禁令，并力倡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文，保持骑射传统，但这与金朝学习和继承华夏传统文化并不矛盾。入主中原的金朝已将自己纳入中华统绪之中，即便是力图保持女真旧俗的世宗、章宗也致力于学习中原典章文化。世宗曾下令将五经译为女真文，“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章宗“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金统治者奉行尊孔崇儒政策，北方儒学几乎与南方同步发展。金以华夏正统自居，熙宗就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海陵王则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33)志在统一全国，实现真正的大一统。
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发展，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性。辽、金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皆以中原王朝自居；西夏虽偏居西北，亦自认华夏。辽、金、西夏政权通过学习中原典章文化，尊孔崇儒，“修文物彬彬”，强调自身已达到“不异中华”的文明程度，以此自居华夏；同时坚持本族旧俗，有意识地保持民族文化传统。这时的华夏认同已超越了族类语言、习俗的认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认同，从而使中华整体意识得到升华。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蒙古族在兴起和建立元朝过程中即注重学习汉文化；入主中原后，以华夏正统王朝自居，表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诏》中宣称：“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明确表示将参用中原王朝的体制改变“文治多缺”局面。同时采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强调新政权的华夏正统地位。又建国号为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表示“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国历代王朝的继续。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以实现“书同文”的大一统之治。为了显示元王朝的正统性，元朝统治者又继承中国历代王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为辽、宋、金朝修史，“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既反映了蒙古统治者以中华正统自居，又反映了元人“天下一家”、不辨华夷的中华整体观念。(34)
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它所实现的空前统一，打破了分裂割据时期的此疆彼界，将各民族置于一个大熔炉中，促进了各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元朝时期，原金国治下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大都已汉化，蒙古族和其他边疆民族又陆续内迁，在更大范围内与各族杂居，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进一步交融，强化了华夏认同与中华整体意识。
四、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华夏认同的升华
明太祖朱元璋在其讨元檄文中宣称，自古“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实乃天授”“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因而喊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35)明以元为“天授”正统，并不反对蒙古“以北狄入主中国”，只是反对元末君臣的腐朽统治，“救济斯民”，从而表明自己是代元而有天下的新朝。明太祖多次表示“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天生元朝……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一统”，强调元朝的正统性，以彰显明朝继元统治的合法性。(36)明朝诸帝反复强调“华夷一家”，宣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表示“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37)
有明一代，退据塞外的蒙古统治者仍不忘中原旧地，祈盼有朝一日再“回转过来着落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38)恢复故元统治。蒙古统治者仍以“大元汗”自称，如被誉为“中兴之主”的巴图鲁蒙克称达延汗(《明史》又作歹颜哈、答言罕)，即“大元汗”。(39)达延汗之孙、漠南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也多次南下攻明，声言“将摧毁汝之大方城(指明京师)等城镇，夺取汝大政恢复我大统”。(40)这种天下一统于蒙古的信念，还反映在明成祖系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中。这一传说不仅见于《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罗卜藏丹津《黄金史》等蒙古史书，也盛传于蒙古民间《大元太子和真太子》等传说中，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原居留百余年的部分蒙古人，不仅在经济上适应了汉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也适应了汉族的传统”“因而积极制造和传播这个故事，藉此证明元运不衰，仍在统治中国”，(41)反映了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清起于东北，原是一个由满人建立的边疆政权。然其入关代明，继承了中原王朝的制度与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建立空前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清朝对原明朝州县治理下的地区，沿用明朝旧有治理体制，实行直省统治；对广大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实行不同于直省的理藩体制进行管理。清朝虽然对这些地区的治理方式不同，实施的政策法规有别，但都服从于以中原传统王朝体制为主体的君主集权统治，以保证清朝对版图内所有地区的有效治理。
康雍两朝的稳定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至乾隆帝统治时期，社会稳定繁荣，一派盛世景象。乾隆帝不再如其父祖那样以君臣之义掩饰华夷之别，而是明确以华夏自居。在乾隆帝看来，清朝是据有大一统之实的无可争辩的正统王朝，不仅作为统治民族的满人是华夏，就连清朝大一统王朝中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已不是“夷狄”，而是与汉人同为华夏：“蒙古、汉人同属臣民……且以百余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44)按照乾隆帝的观点，只要是居于清朝大一统政权下的民族均为华夏，只有尚未被纳入版图的民族才是“夷狄”。按照这一理论，随着清朝对全国统一的完成，整个清朝版图之内的各民族俱为华夏，而以外为夷狄。
清朝统治者与金元王朝统治者一样，出身边疆少数民族，且在进入中原前即已建立政权，入主中原后并没有割断与“龙兴之地”的联系，仍保持着对故地的有效统治，以“祖宗根本之地”而予以格外重视。满人与前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在大一统思想引导下，采用中原典章制度文化，强调其政权为中原历代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以华夏正统自居，在保留自身语言、习俗等的同时，继承和弘扬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传统文化。华夏认同超越族类，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认同，进而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
中华民族先民们经过夏、商、西周时期的交融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华夏民族共同体。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与发展，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融合边疆民族，发展成为人数众多的汉民族。经过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内迁各民族以华夏自居，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性逐步加强。隋唐大一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发展与华夏认同，而此后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并立背景下各民族进一步交融发展，华夏认同发展为超越族类文化认同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认同。元朝规模空前的大统一促进了中华各民族间的交融凝聚，强化了这种超越族类的共同体意识。历经明、清时期各民族的交融发展，华夏作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身份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渐清晰，并在近代各族人民反对列强入侵的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升华，化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中国民族史》卷、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历史经验研究专题”委托项目“明清时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20＠WTH021)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②参见陈连开：《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30—151、162—189页。
③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6页。
④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43页。
⑤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12，襄公十四年、四年，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0、501页。
⑥刘宝楠：《论语正义》卷17《宪问》，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77—578页。
⑦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19，定公十年，第832页；刘宝楠：《论语正义》卷19《季氏》，第649页。
⑧关于华夏民族的形成时代，学界多有争议，主要有“夏代说”、“春秋战国说”，参见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23-231页。沈长云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上发表《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反驳了以夏朝建立作为华夏民族最终形成标志的观点，主张华夏各部族自西周大封建后开始由部落向民族共同体演化，最终完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本文认同这一观点，但此后仍有学者持“夏代说”，如王震中即坚持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夏代，并区分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在民族”，而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认为“夏”既可指夏王朝，也可指华夏民族，参见《夷夏互化融合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⑨孙希旦：《礼记集解》卷13《王制》，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9-360页。
⑩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卷8《小臣》，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5页。
(1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36、245页。
(12)关于汉民族的形成和族称问题曾在学界引起过广泛争鸣，参见张越：《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第2章“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鸣”，第129-250页。
(1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8页。
(14)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5)《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卷108《慕容廆载记》、卷112《苻洪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5、2803、2867页；《魏书》卷23《卫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9页；《周书》卷1《文帝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页。
(16)《魏书》卷21上《咸阳王传》、卷62《李彪传》，第536、1394、1396页。
(17)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
(18)《旧唐书》卷71《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8页；《资治通鉴》卷197，唐贞观十八年(644)十二月戊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16页；《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下·来远》，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91-1892页；《资治通鉴》卷198，唐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第6247页。
(19)《通典》卷200《边防十六·北狄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94页。
(20)刘子凡：《“天可汗”称号与唐代国家建构》，《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
(21)《唐会要》卷7《封禅》，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81页。
(22)《唐大诏令集》卷11《太宗遗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7页。
(23)《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5页。
(24)洪皓等撰：《松漠纪闻·扈从东巡日录·启东录·皇华纪程·边疆叛迹》，翟立伟等标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25)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辽史》卷104《刘辉传》，第1455-1456页。
(26)《辽史》卷30《天祚皇帝本纪四》，第357页。
(27)魏良弢：《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6—207页。
(28)史金波：《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29)《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邓广铭点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30)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73页。
(3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97页。
(32)刘祁：《归潜志》卷12《辩亡》，崔文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6页。
(33)《金史》卷8《世宗本纪下》、卷12《章宗本纪四》、卷4《熙宗本纪》、卷84《耨盌温敦思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9、184-185、285、85、1883页。
(34)参见《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卷7《世祖本纪四》、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65、138、4518页；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4页。
(35)《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1367)十月丙寅，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401-402页。
(36)《明太祖实录》卷32，洪武元年(1368)五月辛卯；卷198，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子，第574、2977-2978页。
(37)《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丁丑，第1048页；《明太宗实录》卷264，永乐二十一年(1423)十月己巳，第2407页。
(38)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39)乌兰：《Dayan与“大元”——关于达延汗的汗号》，《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40)《阿勒坦汗传》，珠荣嘎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41)周清澍：《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8页。
(42)《大义觉迷录》卷1《上谕(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4-9页；《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己卯，《清实录》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96-697页。
(43)《大义觉迷录》卷1《上谕(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第80—81页。
(44)《清高宗实录》卷354，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戊寅，《清实录》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