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卷子，其基本设计思路非常简单，就是把书写材料卷起来。因为简单，卷子也是最早出现的书籍形制[1]。莎草纸卷在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已经投入使用[2]，一直到古希腊罗马晚期，它都是地中海世界书籍的常规形制[3]。中国的卷子装伴随简册出现，后来则演变为纸卷，在简纸同期还有少量帛卷行世。虽然本文的议题限于中国中古时期，但在不同文明、不同时期、不同材质的卷子中，一些设计元素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共性是卷子装的基础，因此在文中也会有所涉及。
卷子设计的人体工程学问题
图1波林罗和他的经架
北齐乾明元年（560）昙始造像碑座
晋城博物馆藏[16]
尽管变量很多，幸运地是，简（图2）纸（图3-9）卷及其阅读场景在早期艺术品（及其摹本）中都能看到。出现在这些场景中的卷子都非常细小，如果卷起，一个人可以轻松地单手持握，包括妇女和儿童。
图2
左：子夏像西汉海昏侯墓出土衣镜背板
右：东汉画像砖四川省博物馆藏[17]
图3唐人摹［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图4宋人摹［北齐］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局部）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图5（传）［隋］展子虔《授经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唐人《伏生授经图》（局部）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18]
图7［唐］孙位《高逸图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图8（传）［唐］陆曜《六逸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9［南唐］卫贤《高士图》（局部）
图3、图7、图8中出现的卷子都配备了书轴，图3的卷子还束了带。轴、带都不是卷子装的必须元件，但是配了这些元件的卷子更可以确定是完备的书籍，而不是单纸或者书籍的半成品，所以这三张图可以增强此前的判断，即书卷的长度大体要保证卷起后单手可以握住。
图4、图6、图9中出现了书案，但出现在书案场景中的卷子并不比其他图像中的卷子更大。如图像所呈现的，中古时期的书案案面较窄[19]。《颜氏家训》形容邋遢读书人的几案，“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20]狭窄几案如果再摊开几部粗大卷子，场景会比颜之推描述的更糟；加之卷子是容易滚动的圆柱体，摊开的粗大卷子如果一端滑落几案则更容易撕扯折损，这些原因可能导致在有书案的时代人们仍不愿意制作大卷子。此外，大卷子还会加剧翻检的困难，这也是书案无法解决的。所以书案的最大作用可能还是解放双手、固定卷面，以及扩大卷子的呈现面而已，它并没有刺激卷子形态产生变化。
有意思的是，西方古典时期的艺术品中呈现的卷子和中国的情况基本一样，太粗的书卷是看不到的（图10）[21]。图像资料常会遮蔽现实的多样性，但同时它们也呈现了现实的“理想”状态，古罗马人有“大书即大恶”的观念[22]，罗马绘画中的卷子即便不能代表所有实物，却也充分吻合普遍观念。
因此，可持握应该就是卷子这种书籍装帧的人体工程学要求，而这种要求在不同文明中不会有太大区别。人手持握圆柱体的极限是直径9厘米，3-4厘米则最适合着力抓握[23]。敦煌卷子普遍直径在1寸左右[24]，正好落在一个手握舒适的范围内，可见尽管像敦煌卷子这样主题过于集中、特殊性稍强的样本，它们总体上也仍然保持在常规尺寸[25]。
图10
左：庞贝壁画中带有书签的卷子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右：庞贝壁画中持卷的女子和儿童意大利庞贝遗址
当然，人们还是会因为某些特殊需要去制作大卷子。最常见的是宗教需要，古埃及书卷较长者多是《亡灵书》[26]，犹太教的《托拉》按教义规定必须抄写在248片羊皮纸缝制的单卷上[27]（图11），敦煌佛经最长者展开可以超过30米。唐代写经纸的厚度区间是0.05-0.14毫米[28]，以大历九年一份3017.52厘米长的《金刚般若经》（S.4052）为例，可以估算出它的直径：
A1=0.05π
An=(0.05+0.05*2(n-1))π
(A1+An)n/2=30175.2
n≈438.3
d=0.05*2n=43.8mm
同理可算出纸厚达到0.14mm时,它的直径是73.34mm。考虑到此卷卷首有残损（不过外圈纸对直径的增益有限），再加上卷起时纸间的缝隙以及书轴，实际的直径还要大一点，但作为敦煌最大卷之一，它也只是逼近手握能力的上限。对很多宗教卷子而言，便于阅读并不是首要要求，甚至有些文本本不是用来阅读的，比如《亡灵书》就是随葬品。佛经承载着抄写制作者的虔敬与功德，宣讲供养有时还要考虑配合宗教场合的庄严与隆重，所以“大”自有其意义；如果需要讲读，则可能有其他辅助，比如前文提到的经架。犹太教也重视读经仪式，因为仪式上通常要选读两三段经文，所以大部分教会堂会备至少三部《托拉》，以避免现场来回翻滚卷子，这也是解决大卷子阅读不便的一个办法[29]。
图11犹太会堂使用的《托拉》巨卷[30]
非宗教文献也会有制作大卷子的需求。唐代薛保逊为科考行卷“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31]——金刚杵既是对“巨编”形态的比拟，也是对其力量的隐喻，如果薛保逊把他的行卷作品制作成两卷，就达不到他想要的那种视觉冲击力。不过，尽管存在种种特殊需求，总体上说宏编长卷并非书籍常态，薛保逊的卷子被记述者称为“巨编”，正说明一卷“应该”有多大，在时人心目中是有一个标准的。
以上讨论了卷子设计中的卷长问题。需要补充的是，如果卷子配备了书轴，那么为了满足可持握的要求，书轴必然不会太粗。图3、图7、图8中的书轴正是如此，而敦煌所出的书轴实物，如斯坦因所描述的，也是“细小的轴”[32]。细轴有很大的弊端，它会让卷子产生更多的摺痕，加重每次开合对纸张的损伤，所以后人重装敦煌卷子都会选配粗轴（图12）。但尽管这种缺陷的原理非常简单，在实践中也容易被观察到，细轴仍然流行于中古时代，这也说明对当时人而言，人体工程学的要求是在先的。
图12大英图书馆为敦煌卷子配置的空心粗纸轴与原装木轴对比[33]
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见于道，从后按辔蹑之，既及，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密识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问所读书，答曰：“《项羽传》。”越公奇之，与语大悦。[38]
卷的内外矛盾
卷不仅是书籍的物质载体，也是书籍的内容单位。在前一个身份上，它需要满足人体工程学要求，在后一个身份上，它要保证内容的完整。但同时持有两个身份，有时是难以协调的，在光武帝读《新论》的例子里，内容要求就让位给了人体工程学要求。
一卷的尺寸无法满足一卷的内容，这应该是随着文化的发达逐渐出现的问题——《史记》平均一篇只有4000多字，《汉书》已经达到了7700多字。而这个问题还会因书写材质的变化而加剧，因为纸卷比简册更加柔软脆弱，更容易飘动折损，所以更不适合做太大。在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产出的13种正史中，没有一个单卷能超过两万字，但是，《汉书》的《匈奴传》有23691字，《王莽传》有37645字，《五行志》达到了48217字。纸代替简，不仅让卷质量轻了，也让卷字数少了，至少相对于简书的巅峰时代而言。
反过来说，因为纸质地轻薄，一卷也不宜太短。因此纸卷时代的到来很可能同时带来两个现象，一是单卷字数相对于简册时代更加平均，二是为了追求这种平均，合卷与析卷的情况增多。这两个推测都有迹可循，以下是中古正史各卷字数离散系数的统计[39]：
图表1中古正史卷字数离散系数
离散系数（卷字标准差/卷字平均数）越大，说明卷字波动越大，上表显示这个系数到《三国志》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把这个变化可视化，那就是《史记》或《汉书》放在那里是一堆粗细极为参差的卷子，而《三国志》以下任一种史书各卷粗细都要比《史》《汉》平均得多。
纸卷时代比简册时代更强的析合卷意愿仍可通过纪传史来捕捉。《史》《汉》都是一传题对应一卷，但南北朝以后诸史都有一传题析为多卷的情况。有的史书还保留了在编撰过程中析卷不断调整的痕迹，比如《旧唐书》有的传被分为几卷，各卷都有独立卷号；有的传虽然被分为几卷，却共享一个卷号。除了以上这些作者自析卷的情况外，注者也会将原书析卷，以调节加入注文造成的卷字不平衡。以日藏唐钞本《汉书·扬雄传上》（颜师古注本）为例，此卷从卷首到卷尾有121个逐渐减小的水印，这说明卷子曾在卷起状态下浸了水，卷起的圈数就是121圈，结合卷长数据，可以算出卷起直径区间d∈[3.654，7.248)（单位：cm)[40]。这个数据可以验证《扬雄传》加注后析为两卷的合理性。在析卷的过程中，书籍的原篇目顺序也可能被改变，比如李善注《文选》就调整了萧统的原作品排序[41]。
图13日本兵库县上野淳一藏《汉书·扬雄传上》抄本
（27.4cm*1388.3cm)[42]
纪传史中的帝纪性质特殊，所以传统上不合纪[43]，像《汉书》的《惠帝纪》只有834字，《高后纪》只有1661字，也都独立成篇。尽管中古王朝史在结构设计上深受《汉书》影响，但《晋书》已经将字数少的帝纪合卷处理，《旧唐书》甚至出现了“一卷半”皇帝，即有些皇帝的材料做成两卷嫌短，做成一卷过长，于是拆出一部分与人合卷，剩下的部分单独成卷。这样损有馀而补不足，反映在视觉效果上，就是《汉书》834字的《惠帝纪》卷子和37645字的《王莽传》卷子放在一起的巨大反差很难再看到了。
卷长的物理限制导致的析合卷在希腊罗马纸草中同样存在，比如菲洛德摩斯（约110-40BC）图书馆的卷子若超过15米就有可能被抄工析为两卷[44]，老普林尼（23-79AD）的3卷书也因尺寸原因重新析为6卷[45]，可见析合卷是卷子装必然引发的一种书籍史现象。中国的纸张与竹简、莎草纸、羊皮纸等东西方其他常见卷子材质相比更为轻薄，更容易为外力损坏，所以理论上说，纸卷要面对更紧张的内外矛盾，规划卷长在纸卷书籍制作中也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卷与书籍结构的成立
分卷或再析卷可以调和卷的物理长度与文本长度之间的矛盾，于是卷子装也可以容纳体量庞大的著作，就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首长诗都被写定者切分成了24卷。著作分卷后，各卷在物理形态上是独立的，为了不让连续的内容被一个个卷子割裂，有的作者会在卷首回顾前卷内容，再引出本卷内容，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约200-118BC）在他的《通史》第二卷开头写到：“在前面的那一卷中，首先，我叙述了……现在我将试图概述那些紧随其后的事件。”狄奥多罗斯（约89/90-30BC）在其《希腊史纲》第十一章开头写到：“前面的第十章，叙述该年的重要纪事……本章我们要提出历史的发展方向……”[46]这些文字如同绳索，将后一卷系在前一卷上，由此诸卷间的串联关系也凸显出来。书籍史名家罗杰·夏蒂埃认为，对阅读而言，卷子装与册页装抄本的不同在于，前者培育了从头到尾连续、线性阅读文本的习惯，而后者则使读者可以跳读选读[47]。那么，《通史》和《希腊史纲》的例子更可以进一步表明，在西方古典著作中，即使是多卷本卷子，线性阅读也可以得到保障。
和《荷马史诗》《通史》《希腊史纲》展示的串联诸卷的书籍结构不同，中国中古时期流通的多卷本，尤其是大体量多卷本著作多是通过并联诸卷来架构的。所谓并联诸卷，可以理解为一种模块化的书籍设计方案：修撰者使用多个功能独立的内容单元搭建成书，每个内容单元都是一个模块卷。模块卷可以灵活追加、更换或移除，而无论追加、更换还是移除，都不影响其他模块卷的功能，也不影响全书的成立[48]。在这种书籍结构中，模块卷之间是松耦合的，因此不需要《通史》和《希腊史纲》的那种衔接段落。纪传史就属于典型的模块化书种，它的各篇有独立主题，且主题可以灵活增删，一如模块之插拔。除了纪传史之外，类书以及和类书一样依据某种主题搭建起来的书籍，如按照五礼搭建的礼议、按州地搭建的州谱和地志、类聚式医方、总集等，也都属于模块化书种。
模块化设计的一个特点是结构清晰，模块依设计者给出的既定逻辑搭建，而非无序堆叠。所以，模块化书籍的分卷一般拥有主题性卷题，全书有层次分明的目录，这使它很容易与只只有卷号而无实际卷题的多卷本著作（如《荷马史诗》或《论语》《孟子》等中国早期经典）[49]区别开来。模块化设计的另一个特点是可扩展性，通过追加新模块，书籍理论上可以实现无限扩容，这给大卷帙书籍的制作提供了路径。
图表2中古书籍的卷帙分布
图表2对《隋书·经籍志》、两《唐书·艺文志》共计13050个图书著录项（《隋志》通计亡书）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古书籍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是20卷以下的小书，它们在《隋志》中占到了90.4%，在《旧唐志》中占86.1%，在《新唐志》中占87.3%。百卷以上的书极为稀少，在《隋志》中仅占1.7%，在《旧唐志》中占2.8%，在《新唐志》中占2.4%。小卷帙书主题分散，但百卷以上大书的主题相当集中，主要包括经部的礼类[50]，史部的正史、起居注、仪注和谱系类，子部的医方和类书类，以及集部的总集类。这个主题分布情况和上文提到的模块化书种高度重合。图表3是三史志中最大的十部书，它们都是500卷以上的特大书，从主题分布看，《四海类聚方》顾名思义是分类编辑的医方，《三教珠英》《文思博要》《皇览》《华林遍略》《策府》是类书，《文馆词林》是依文体分类的总集，《总集境内十八州谱》和《括地志》分别是依诸州分题的谱牒和地理书，《陈尚书杂仪注》当是依五礼分题的仪注，它们全部属于模块化书种。可见当时制作这种规模的书籍，模块化是唯一的方式。
图表3《隋志》《旧唐志》《新唐志》三史志著录书籍中体量最大的十种[51]
在模块化设计中，模块具有独立功能，因此一个模块可以在不同系统中重复使用。比如制作纪传史、类书都可以再利用旧有同类书籍的内容单元，极端者如《南史》《北史》基本就是利用旧有模块生产的。模块的这个特性，同样可以提升书籍制作的效率。
由于模块本身的功能独立性，在中古时期，人们有将书籍的一个模块视为独立一书的倾向，所以当时称引史传习惯单称篇名，像潘岳自述“尝读《汲黯传》”，刘杳引据《汉书》故实，径称“《张安世传》曰……”，李白诗序云“余时系寻阳狱中，正读《留侯传》”[53]，唐诗中更有《读戾太子传》《读留侯传》《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等诸多读史诗，拟题鲜少加《史》《汉》《三国志》字样[54]。也因为具备独立功能，单篇史传的阅读有时会被与特定动机捆绑。读《霍光传》意味着觊觎最高权力[55]，读《项羽传》意味向往英雄志业，因此夏侯湛为族人作传，特别强调“读《项羽传》及兵书”[56]，杨素也是因为李密读《项羽传》而对其青眼有加。
以上讨论的是书籍内容结构的模块化设计。实际上，对多卷本书而言，每个单卷也是一个实体的模块，它同样具有功能独立性，亦即可以被单独抽出阅读。李密的牛角上明明挂了一帙书，杨素却完全不觉得李密是在读《汉书》而进度恰到《项羽传》，在他的潜意识里，或者在这个故事的记述者的潜意识里，《项羽传》就是李密的特定阅读目标。这种潜意识，正基于模块化书籍抽卷阅读的普遍性。因此与《荷马史诗》要求的线性阅读不同，模块化多卷本书籍支持选读。罗杰·夏蒂埃对卷子装、册页装所培育的阅读习惯的结论，应该修正为线性结构的卷子装培育了线性的阅读习惯，而模块化的卷子装培了模块化的阅读习惯。
如果阅读可以是模块化的，那么书籍流通就可以是模块化的。余嘉锡先生发现古书有“本是全书，后人于其中抄出一部分，以便诵读”现象[57]，这其实就包括了模块化流通情况在内。汉光武帝赐帝窦融《外属图》《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汉明帝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这里涉及的《史记》四传就是独立流通的书籍模块。沈约撰《晋书》，其中第五帙被人偷走，这一帙《晋书》也成了一组独立流通的书籍模块[58]。祖珽以《华林遍略》数帙“质钱樗蒲”[59]，书籍模块可以直接交易，更体现出模块化流通和阅读的常态性。理论上说，书籍卷帙过大会影响其流通能力，但对模块化书籍而言，分散流通其实提供给了大书另一种在知识世界产生影响的方式。
在模块化书籍中，卷仍然保持了载体单元和内容单元的统一性；或者应该说，这种统一性作为卷的初始特征，孕育了模块化书籍设计方案，而前者又因后者获得了延续。《荷马史诗》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过长文字与有限载体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而使用的分卷方案对于文本连贯性的破坏，在模块化卷子装书籍中并没有那么突出。也就是说，如果模块化设计成为大书生产的常规方案，人们寻求更大容量载体的需求就没有那么迫切了。这可能就是中国的册页装相比于西方更晚出现的原因之一。
卷与四部
图表4《七略》（上）和《中经新簿》（下）的图书分类体系
校书的工作量，与书籍卷帙有关，也与整理难度有关。甲乙部拥有秦汉以来积累而得的众多经子书，丙部拥有魏晋以来爆发的大书，前者单书小而书多，后者单书大而书少，故可得相埒。《皇览》奉敕官修，写校装潢质量自属上佳，又自编成之日起就安放在秘府[71]，存藏状况也好，因此易于校理。汲冢书“竹书数十车”，“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漆书皆科斗字”，整理要求“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72]。体量并不算小，整理难度极高，所以大书较多的历史类书籍与《皇览》并部，比与汲冢书并部更得均衡。
在工作量干预下形成的甲乙丙丁四部，无法反映当时的知识体系，但却影响了后来的知识体系。晋元帝时李充整理皇家藏书，用《中经新簿》点对江左库藏[73]，由此保留了四部框架；他又将二级目录调整为“以类相从”[74]，由此四部成为真正目录学意义上的图书分类。两晋南北朝官书管理制度的延续性保护了四分法，使其成为皇家藏书标配，中古时期的四部分类法，其实有一个先定四分、再纯洁化的过程。
《中经新簿》四部和《七略》六部尽管性质不同，但《新簿》甲乙丁三部尚保留了与老六部的某种对应关系（图表4），唯独丙部，它的所有小类在《七略》系统都不是目录项，可以说丙部是真正诞生于中古时期的新部类。在传统的学术史叙事中，丙部的兴起常被等同于史学的兴起，但从前面的梳理看，这种看法有很大风险。不仅没有《皇览》就不会有丙部，而且几种大卷帙后汉史如果没有恰巧赶在太康前问世，史书也未必进入丙部。胡应麟早就指出，史书在《中经新簿》的时代并不多[75]。其实直到《隋志》，史部书仍是四部中最少的，它们的特殊性在于卷帙大（图表5）。所以与其说是史学，不如说是大书彻底破坏了《七略》体系，从而将目录学推入四部时代。
图表5
上：《隋志》中四部书籍的平均卷数统计（通计亡书）
下：《隋志》中50卷以上书的四部分布
结论和馀论
作为一种装帧形态，卷子装深刻影响了中古书籍的结构和内容。当帝纪也因卷子的尺寸被拆分时，我们看到书籍的物理形态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皇帝的神圣性。模块化的卷子装书籍设计方案，刺激了中古大书的生产，也改变了书籍的生产、阅读、流通方式。模块化大书又促成了四部分类法的诞生，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大书在流传能力上有天然的缺陷，但模块式大书的模块式流传，让大书拥有了另一种在中古知识世界发生影响的方式。同时，模块化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书籍内容不断加大而载体有限的矛盾，延迟了册页装时代的到来。
同时，通盘考量不同文明的卷子装，也能发现中国中古卷子的真正特点。希腊罗马卷子虽然同样可以装配华丽的书轴和系带，但这些部件仅起装饰作用。而中国中古卷子的签、轴、帙、带组成了一个可视化序列，将卷子所属的图书分类、所属书籍和自身卷号凸显出来，目录学元素被放进了装帧中。在这种可视化努力下，卷子既是一个独立的模块，又是一个系统中的模块。
注释：
[1]见［英］基思·休斯敦著，尹玉岩、邵慧敏译《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23页。
[2]［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3]WillianA.Johnson,“TheAncientBook”,RogerS.Bagnall,ed.,TheOxfordHandbookofPapyrology,OxfordUniversityPress,2009,p.256.［德］赫尔穆特·施耐德著，张巍译《古希腊罗马技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49页。
[4]关于卷轴制度，可参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书之称卷”条，中华书局，1957年，第12-13页；［日］岛田翰《书册装潢考》，收氏著《古文旧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6页；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收氏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268-272页；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收《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543-544页。
[5]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载阮元辑《诂经精舍文集》卷一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9-340页。
[6]如曹朴（曹伯韩）《国学常识》即主此分期，文光书店，1943年，第72-74页。此书自问世迄今已发行30多个版本，影响巨大。又赵万里《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4期。文献学教材采取这一分期方案者甚多，兹不更举。
[7]中国书籍史研究所关心的议题，可参CynthiaJ.Brokaw（包筠雅），“OntheHistoryoftheBookinChina”,CynthiaJ.BrokawandKai-wingChowed.,PrintingandBook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5,pp.3-54.
[8]参巫鸿《手卷：移动的画面》，收氏著《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49页。
[9]《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章怀注，中华书局，1965年，第961页；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年，第37页。
[10]［唐］张彦远纂辑，刘石校理《法书要录》卷二《宋中书侍郎虞龢论书表》，中华书局，2021年，第48页。
[11]《书籍的历史》，第21-22页。
[12]简牍书册的纵向长度在东汉逐渐制度化，形成法律文件三尺（汉尺一尺约23厘米），儒家经典二尺四寸，皇帝诏书一尺一寸，普通书籍一尺的四个标准值；汉代布帛幅宽二尺二寸，出土帛书实物纵高（即布帛幅宽）则有48厘米、24厘米两种。关于以上数据的历代记载和近人讨论，详见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9-113页、第261-262页。纸卷的纵高，潘吉星根据敦煌写经样本测量得晋纸有235-240毫米、260-270毫米大小两种；六朝纸有240-245毫米、255-265毫米大小两种，隋唐纸有250-260毫米，265-275毫米大小两种。见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的研究》，《文物》1966年第3期。荣新江指出，敦煌写经普通书籍纵高以26厘米最常见，官府文书则达到30厘米。见氏著《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1页。
[13]《目录学发微》，第36页。
[14]书案作为阅读承具在简册时代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使用到纸卷时代，详见邢义田，《伏几案而书：再论中国古代的书写姿势》（订补稿），收氏著《今尘集》卷三，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151-156页。
[15]参郭俊叶《敦煌壁画中的经架——兼议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室顶南侧壁画题材》，《文物》2011年第10期；扬之水《与正仓院的七次约会》，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第31-33页。郭文认为经架仅用于佛教的讲经场合；扬文则找到了一处与讲经无关的材料，即杨炯的《卧读书架赋》。不过，这篇赋提到的书架能够使人卧读，且书架基座是“两足”，这些信息和经架的形态无法对应，应该是另外一种东西。实际上，明代学者孙能传曾经指出，杨炯的卧读书架可能与陆云《与兄平原书》中提到的曹操遗物“书车，做欹案，以卧视书”相类，见［明］孙能传《剡溪漫笔》卷五，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年。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如此，这种卧读书架其实就是书案的一种变体，而且案正是两足的。至于经架，从现有图像、文献记载，以及被唐代僧人称为“经架”看，应该是宗教用品无疑。
[16]图片来自扬之水《与正仓院的七次约会》，第34页。按《大方等陀罗尼经》：“若有比丘欲求此法，于其梦中上于高座，转于般若，见如是者，即是波林罗。”转于般若，即开讲《般若经》，造像反映的正是波林罗讲《般若经》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庞贝遗址也出土过阅读纸草文书使用的书架，见SusanWood,“LiteracyandLuxuryintheearlyempire:Apapyrus-rollwinderfromPompeii”,MemoirsoftheAmericanAcademyinRome,Vol.46(2001),pp.23-40.
[17]朱凤瀚主编《海昏侯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彩图18；《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图156。
[19]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南京江宁赵史岗东晋墓M1所出陶案，案面长102厘米，宽24厘米，高19厘米；南京郭家山东晋温峤家族墓M10所出陶案，案面长148厘米，宽36厘米，高28.8厘米。虽然目前出土的中古书案只有明器，但从案面长度看，它们的大小应与实用物相彷彿。以上分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文物》2008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馆编《六朝风采》，文物出版社，2004年，图版251。
[20]［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治家》，中华书局，1993年，第55页。
[21]德国古典学家TheodorBirt梳理了埃及、希腊罗马一直到中世纪艺术品上出现的卷子图像，可参。TheodorBirt,DieBuchrolleinderKunst,Leipzig,1907.另，有一件堪称反例的图像，首见于ChristophBrouwerandJakobMasen,AntiquitatumetAnnaliumTrevirensium,Liége:Jo.MathiHovii,1671,vol.1,p.105.它描绘了在诺伊马根（Neumagen，今属德国）发现的一个浮雕（浮雕当时已被毁），上有成架的粗大卷子。这件绘画亦见于HL皮纳著，康慨译《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页；约翰·威利斯·克拉克著，黄瑶译《藏书的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9页。但是，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图像再现的浮雕上没有任何铭文信息显示架上的是书卷，根据那些卷子大小，它们更可能是布匹。见A.Brinkmann,“EinverschollenesReliefausNeumagen”,BonnerJahrbücher:JahrbücherdesVereinsvonAltertumsfreundenimRheinlande,Bd.114/115(1906),pp.461-469.
[22]《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第33页。
[23]刘莎、李明《包装设计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年，29页；孙远波主编《人因工程基础与设计》，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24]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344页。
[25]需要指出的是，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描述他从一位年轻僧人手中得到的一个卷子高10英寸(“about10incheshigh”)，又从王道士处得到的第一捆经卷高9.5-10.5英寸(“fromabout9.5to10.5inchesinheight”)，这些数据和我们对唐纸的认知是一致的。但是《西域考古记》的一些中译本将这两处“卷高”翻译成了“直径”，希望读者留意。AurelStein,Serindia:DetailedReportofExplorationsinCentralAsiaandWesternmostChina,TheClarendonPress,1921,p.802,p.809.
[26]［英］弗雷德里克·G.凯尼恩著，苏杰译《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TheOxfordHandbookofPapyrology,p.21.
[27]徐新《犹太文化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
[28]MariannemHarders-Steinhuser,“MikroskopischeUntersuchungeinigerfrüher,ostasiatischerTun-huang-Papiere”,DasPapier,BD.23No.3(1968),SS210-216.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使用了这个说法，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73页。戴仁(Jean-PierreDrège)对1000份敦煌卷子样本进行了测量，数据大体与Harders-Steinhuser吻合。Jean-PierreDrège,“PapiersdeDunhuang.Essaid'analysemorphologiquedesmanuscritschinoisdatés”,T'oungPao,SecondSeries,Vol.67,Livr.3/5(1981),pp.305-360.
[31]［唐］王定保著，陶绍清校证《唐摭言校证》卷一二，中华书局，2021年，第527页。
[32]［英］奥雷尔·斯坦因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修订版）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页。
[34]《三国志》卷二《文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90页。
[35]《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裴注引，第1273页。
[36]《三国志》卷五四《吕蒙传》，第1275页。
[37]《晋书》卷一九《礼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581页。
[38]《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207页。
[39]统计排除了诸史中表、残卷以及后人增补卷。凡自注每4字以1字计。
[40]7.248cm是书轴达到最大直径、即书轴直径等于卷子直径时的数值，它只表示区间的上限，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又此卷卷首亦略有残损，以字数计，残损不超过两纸。
[41]见黄伟豪《〈文选〉姐妹篇及其分卷分合问题》，《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42]图版拼合自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钞本》，同朋社，1981年，第44、57、58页。
[43]有两例比较特殊的情况，一是《三国志》的《三少帝纪》，因是废帝，所以合并处理。二是南北史帝纪合卷，这是因为二史是通史的缘故。《魏书》亦有合纪，即卷一一《废出三帝纪》，性质与《三国志·三少帝纪》同。
[44]WilliamA.Johnson,BookrollsandScribesinOxyrhynchus,UniversityofTorontoPress,2004,p.148.
[45]WilliamA.Johnson,“TheAncientBook”,TheOxfordHandbookofPapyrology,p.264.
[46]［古希腊］波利比乌斯著，杨之涵译《通史》，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上册第100页。［古希腊］狄奥多罗斯著，席代岳译《希腊史纲》，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第686页。关于《通史》《希腊史纲》以及其他各类西方古典书籍的分卷和卷间勾连，见CarolynHigbie,“DivideandEdit:ABriefHistoryofBookDivisions”,HarvardStudiesinClassicalPhilology,Vol.105(2010),pp.1-31.
[47]RogerChartier,“Languages,Books,andReadingfromthePrintedWordtotheDigitalText”,CriticalInquiry,Vol.31,No.1(Autumn2004),p.151.另可参PeterStallybrass,“BooksandScrolls:NavigatingtheBible”,JenniferAndersenandElizabethSauer(ed.),BooksandReadersinEarlyModernEngland:MaterialStudies,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2002,pp.46-48.
[48]模块化(modularity)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为多种学科使用的分析概念，在中古时期的知识生产过程中，模块化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除了本文讨论的书籍内容单元的模块化、卷子装物理形态上的模块化外，这个时期的文本书写策略也呈现出很强的模块化特征，详本章下节。
[49]很有意思的是，《荷马史诗》的很多中译本被译者“强行”拟出了各卷卷题，这正能看出传统模块化卷子观的影响力。
[50]这些书有一部分在《唐志》中被归入史部仪注类。
[51]按《新唐志》著录《开元起居注》3682卷，然据《旧唐书·于休烈传》，3682卷实为唐史馆总藏书卷数，《开元起居注》仅为其中一种，《新唐志》著录有误，故《开元起居注》不计入图表3。说见朱希祖《汉唐宋起居注考》，载氏著《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中华书局，2012年，第92-94页；李南晖《唐修国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27页。
[52]张大素，张公瑾子，唐高宗龙朔中历东台舍人，兼修国史，见《新唐书》卷八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3756页。
[53]《文选》卷一六《闲居赋序》，《宋尤袤刻本文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180页。《梁书》卷五〇《刘杳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716页。《全唐诗》卷一七七李白《送张秀才谒高中丞》，第1806页。按，本书所引诗文，如无特待讨论之异文、特须辩正之作者、特宜参考之笺注，概据常见总集，以便读者查检。
[54]《全唐诗》卷五三八，6142页；卷六七九，第7782页；卷一六八，第1735页。
[55]《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第2533页。
[56]《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裴注引夏侯湛《夏侯荣叙》，第273页。
[57]《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第268页。
[58]《宋书》卷一〇〇《自序》，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6页。
[59]《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515页。
[61]［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祕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馀卷，而总以四部别之。”《广弘明集》卷三，T52,no.2103,p.109a4-5.《北堂书钞》卷五七引《晋太康起居注》：“秘书丞桓石绥启校定四部之书，诏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中国书店影印孔广陶校注本，1989年，第187页。据此可知此次校书具体发生在太康年间。此条又见《初学记》卷一二引《晋太康起居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298页；《唐六典》卷一〇引《晋起居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297页。惟《六帖》卷二一引此条云出《晋太原起居注》，《白氏六帖事类集》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又《太平御览》卷二三四引此条云出《晋太元起居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112页。晋无太原年号，前者“原”当作“康”，形近致讹；后者底本或作太原，据音臆改致误。
[62]参辛德勇《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聂溦萌《从丙部到史部——汉唐之间目录学史部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63]《目录学发微》，第156页。
[64]《北堂书钞》卷五七，已见前注。按四郎中有二人姓名可考，其一为傅瓒，其二为左思。姚察《汉书训纂》云：“秘书校书郎中傅瓒校古文《穆天子传》。”见殿本《汉书》卷首颜师古《汉书注叙例》宋祁校语引。又司马贞《史记索隐》云：“《穆天子传目录》云傅瓒为校书郎，与荀勖同校定《穆天子传》。”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5页。《初学记》卷二一引王隐《晋书》：“左思专思《三都赋》，绝人伦之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著《中经》。”第298页。
[65]《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1页。
[66]荀勖作为校书总负责人，主要精力可能放在《汲冢书》的整理上，因此史家视《汲冢书》为荀勖平生成就之一。《初学记》卷一二引傅畅《晋诸公赞》：“荀勖领秘书监，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书，勖躬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列于秘书。”第295页。《御览》卷七四九引王隐《晋书》：“荀勖领秘书监，始书，师钟、朗（按当为胡）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勖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别在秘书。”第3322页。但是，据前引《穆天子传目录》所记傅瓒事，可知《汲冢书》的实际整理工作仍是有郎中深度参与的。王隐《晋书》特别提及荀勖的书法，可能定本誊抄由荀勖完成。
[67]《北堂书钞》卷一〇一引《荀勖让乐事表》：“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覆校错误，十万馀卷书，不可仓卒，复兼他职，必有废顿者也。”第385页。
[68]《北堂书钞》卷一〇四引《风俗通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馀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中华书局，1981年，第494页。按太康校书也拟仿照刘向的程序，《晋书》卷三九《荀勖传》云“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第1154页。依刘向《别录》意味着校理誊写后还要做叙录，可见这次校书规划的工程量非常大，只不过叙录最后没有按预期完成。
[69]如郎中左思就曾参与《中经新簿》的编纂，考见张固也《古典目录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70]阮孝绪《七录序》，已见前注。对于这句话，有一种解读是《中经新簿》只分四部，四部之内不更分类，说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4页。这个理解恐非阮孝绪本意，阮氏强调《新簿》十有馀卷而只是四部书目，是因为在他时代，四部目录一般就分4卷，个别著录项丰富的就分40卷。前者如《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梁东宫四部目录》《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并见《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991页；后者如宋《四部书大目》，见《南史》卷二七《殷淳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740页。图书目录按部分卷是自《七略》以来的传统，十几卷从卷帙上看完全不像四部目录，所以阮孝绪才特为说明。另外，《中经新簿》按小类分卷，也说明它的小类才是目录学意义上的分类。
[71]《三国志》卷二三《杨俊传》裴注引《魏略》，第664页。
[72]《晋书》卷五一《束皙传》，第1432页。按此传详列汲冢书整理后的目录，总计“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这些能整理出书目的75+7篇，是汲冢书剔除无法识读的烬简断札后的部分，而汲冢书总体装满“数十车”，体量当远大于75+7篇。
[73]《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序》：“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第906页。
[74]《文选》卷四六《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第12册第46页。唐修《晋书·李充传》略同。
[75]［明］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9年，第498页。
[76]《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127、130、168页。《藏书的艺术》，第32-33页。TheOxfordHandbookofPapyrology,p.21.
[77]BookrollsandScribesinOxyrhynchus,p.151.
[78]［瑞士］克劳德·伽拉姆著，刘保云译《古希腊抒情诗，一种不存在的体裁？》，《西方古典学辑刊第三辑：苏格拉底的申辩》，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75页。
[79]《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第134页。
[80]［英］L.D.雷诺兹、［英］N.G.威尔逊著，苏杰译《抄工与学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