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外译的译者主体应是国外汉学家
张西平
今天，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外译问题时，我们必须面对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成果和翻译问题。但迄今为止，如何评价西方职业汉学家的中国典籍翻译工作，仍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当然，对于学术课题，不同的认识是很自然的。面对这些争论和不同意见，笔者此处也提出一些看法，与诸君交换意见。
一、西方汉学的历史证明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典籍翻译史中的地位
这里我们仅仅从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数量上做一个初步的归纳和统计。
关于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情况，笔者统计如下：
关于《易经》的翻译共有13部翻译著作，德文翻译和研究著作7部，英文翻译和研究著作4部，法文翻译与研究著作2部。《易经》的13部西方语言翻译和研究著作中，中国人的著作有4部，它们是：
（1）沈仲涛译：ICHING.ThetextofYiking（anditsappendixes）Chineseoriginal，withEnglishtranslationbyZ.D.Sung，沈仲涛.Shanghai，ChinaModernEducationCo.，1935.xvi，369，iip.incl.diagrs.
（2）刘子华（Liu，Tzü-hua）：LacosmologiedesPakouaetI'astronomiemodern.Situationembryonnairedusoleiletdelalune.Prévisiond'unenouvelleplanèvolutiondesmondes，Paris，Jouve，1940.
（3）沈仲涛著：ThesymbolsofYiking；or，ThesymbolsoftheChineselogicofchanges.Shanghai，ChinaModernEducationCo.，1934.iii，［2］，viii，159p.incl.diagrs.
（4）圆光：Iging：PraxischinesischerWeissagung.übersetzungbesorgteFritzWerie.München.O.W.Barth，1951.
这样我们看到在《易经》的翻译上中国学者的翻译和研究占到总数的30％。
关于《书经》的翻译和研究共有4部，全部为西方学者所著。
关于《诗经》的翻译和研究共有12部著作，只有一部中国学者的译著：Tchang，Tcheng-Ming，张正萌（Chang，chêng-ming）.LeparallelismdanslesversduCheuking.Changhai.Impr.etlibrairiedeT'ou-sè-wè，Zi-ka-wei；Paris，.P.Geuthner（1937）。中国学者占《诗经》翻译和研究总数的0.8％。
关于《礼记》、《春秋》、《左传》的翻译和研究共有9部，全部为西方汉学家所著。
（1）《四书》Confuncianclassics，TranslatedfrmtheChunesetexs，rectifiedandeditedwithanintrod.byChengLin，郑麐，（Shanghai，WorldPublishers，c1948）
（2）孔子的智慧；林语堂编译；CONFUCIUS.ThewisdomofConfucius，editedandtranslatedwithnotesbyLinYutang，林语堂.NewYork，TheModernLibrary；London，H.Hamilton［1938］xvii，290p.illus.（map）（Themodernlibraryoftheworld'sbestbooks）.
（3）孔子的智慧；林语堂编译、黄如珍注；CONFUCIUS.ThewisdomofConfucius，editedandtranslatedwithnotesbyLinYutang；illustratedbyJeanyee，Wong，黄如珍.NewYork，ModernLibrary［1943］xvii，［1］，265，［1］p.illus.（incl.map）col.Plates.（Illustratedmodernlibrary）.
（4）理雅各译本中的孔子哲学；黄如珍注；CONFUCIUS.ThephilosophyofConfuciusinthetranslationofJamesLegge.Withillus.byJeanyeeWong，黄如珍.MountVernon，N.Y.，PeterPauperPress［1953？］220p.illus.
（5）大学和中庸；黄如珍译；ThegreatlearningandThemean-in-action；newlytranslatedfromtheChinese，withanintroductoryessayonthe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byE.R.Hughes.London，J.M.Dent［1942］；NewYork，E.P.Dutton，1943.xii，176p.
（6）论语，庞德译；Confucius：thegreatdigestandUnwobblingpivot.StonetextfromrubbingssuppliedbyWillianHawley；anoteonthestoneedition，byAchillesFang（方志彤）。TranslationandcommentarybyEzraPoud.（NewYork，1951）
从中我们看到，这6部由中国学者参与的《四书》翻译中，其中一部是黄如珍对理雅各译本的注释，一部是方志彤的注释，庞德的翻译，这两部实际上只能算是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合作翻译。林语堂的两部实际上只能算成一部，由此，中国学者独立翻译的《四书》只有2部。
袁同礼《西方汉学书目》中中国典籍翻译译者统计表
2.《中国文献西译书目》西方汉学家翻译统计
我们从历史和语言两个角度说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中汉学家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近四百年来的不懈努力，特别是职业汉学家的努力，中国典籍的主体部分已经被翻译成了各种西方语言，尽管这仅仅是袁同礼书目中的数字，这里列出数字在于说明：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西方汉学家，其中专业汉学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尽管中国学者作为译者主体登上中国典籍西译的历史舞台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否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古代文化的典籍主要是由西方汉学家翻译的。
二、从语言学和跨文化角度也可看出中国文化翻译的主体是汉学家
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认识正是通过他们的翻译，从伏尔泰到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从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03-1882），到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他们都是通过汉学家的译著认识到东方文明的价值，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应该对西方汉学家的努力与工作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应该对长期以来以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为其志业的西方汉学家致以敬意，西方汉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和西传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分析后现代文化理论流行的缘由
王炎
记得在美国求学期间，很多大学的文学课表上排满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课程，如“身体、话语与权力”、“解构与文化符号”、“福柯与主体理论”、“后殖民、族群与性别”、“权力与霸权”、“空间政治”等等，可以拉一个长长的单子。学生们趋之若鹜，上理论课的教室常会高朋满座，一座难求。要想修后现代理论课程，特别是有名教授主讲，须尽早注册。学界各种学术会议也常冠以各种理论名头，什么“文化与政治”、“语言与权力”、“社会批评理论”，在当时都很时髦。参会者言必称“德里达”、“福柯”、“赛义德”，张口闭口“后殖民”、“晚期资本主义”、“空间”、“记忆”，如不懂这些术语，难免自惭形秽，深恐自己落伍。那时候正值世纪之交，理论如日中天，犹如一股强劲的热潮，涌动在美国大学校园之中。
不到十年，我感到美国理论话语的微妙变化。有意思的是，与身在其中的美国学者交谈，他们反而感触不深。也许实为日濡月染的渐变，对他们来说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但我却想弄清个究竟，几十年的后现代洗礼，对美国文学研究意味着什么？它给美国学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近十年的转变是否预示了“后”理论的前景？这对中国学界反思“后学”有什么借鉴？因参与一个社科项目，几年来整理了1980到2000年美国文学理论的大量文献，颇有些心得，便从主观视角出发，就管窥所及，回顾一下几十年来美国学界遭遇理论的历程。
一、传统文学批评
美国学院接受文学、文化批评理论明显晚于欧洲。事实上，研究与传播理论的学者大多有欧洲学术背景，要么是来美国的移民，要么到美国讲学。大约在1960年代末，美国学院才开始重视外国学术的引进，特别对欧洲大陆哲学思辨传统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一种叫“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新学科悄然兴起。
传统美国文学批评偏向于感悟式、实证性的文本注释，特别强调作者的语言天分与道德真诚，欣赏个人学养与文化底蕴，炫耀矫揉造作的盎格鲁—美国式“智性优雅”（intellectualgentility）。（DeMan：6）在欧陆理论大举进入之前，艾略特（T.SEliot）式的传统“新批评”（NewCriticism）与特里林（LionelTrilling）的新保守主义，统治着美国文学批评界。（DeMan：6）但如果说“新批评”时代，美国学界没有欧陆文学思潮的影响，也不准确。因为早在1950年代，德国语文学（philology）与历史主义（historicism）大师奥尔巴赫（ErichAuerbach）和史皮策（LeoSpitzer），以及人文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Croce）、库尔提乌斯（ErnstRobertCurtius）等，都塑造着美国文学批评的生态。（DeMan：6-7）究其缘由，这仍是一条人文批评的线索，其内在逻辑与美国新批评一脉相承，彼此呼应，相互印证。
分析后现代文化理论流行的缘由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二、理论转向
如果说美国文学在20世纪40和50年代只强调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那么，自60年代起，学界就开始质疑阅读本身的问题了，特别是作者意图、人格化的“自我”等问题，尤为突出。（DeMan：17）于是，“接受美学”（Rezeptionssthetik）在美国批评界崭露头角，姚斯（H.R.Jauss）和沃尔夫冈·伊塞尔（WolfgangIser）等欧陆接受理论，占领了美国大学的一席之地。这种美学和语法研究，试图借传统解释学（hermeneutic）给美学批评招魂，通过改善批评手段让传统美学更加健全和缜密；但“接受理论”没能突破传统人文学，至多不过回避了新批评内在的困境而已，犹如鸵鸟藏头入沙，只不过悬置了美学批评存在的问题。（DeMan：18）
三、后现代理论的兴起
还有另一条线索与“接受美学”同时进入美国学界，那就是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等后现代理论。这一波浪潮来势凶猛，伴随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和法国“五月风暴”，席卷美国大学校园。“后”理论矛头直指西方人文传统，要颠覆学术体制与权威话语。美国传统学院势力全力抵抗理论的入侵，反对放弃人文传统，坚持至高无上的美学理念，即超越历史的审美情趣与永恒的哲学价值。保守派往往指责理论派为好战的社会活动家，为文化的政治化提供武器。他们拒绝更新文学课程，压制学术体制改革的呼吁。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越抵制“后”理论，理论反而越火爆。各种理论显影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学院的全过程，挑战学术体制的基本构架，即学科设置与专业划分。还质疑学术评价的基本范式，冲击了维护体制的话语权威。
直到20世纪70与80年代之交，新、旧（或称左与右）两股学术势力的角逐渐渐尘埃落定，新派——后现代理论明显占了上风。美国学院权力开始与理论派磨合、“协商”（negotiate），最终妥协了，慢慢调整了自身的权力结构。理论造成的冲击、动荡也渐渐修复，人文学科以渐进的方式，接受了后现代所带来的变化，传统学术固有的吸纳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大大增强了。另外加上多元文化大潮的冲击，美国学术机构趋向于更宽容、柔性，越来越善于顺应历史的变革。（ZavarzadehandMorton：38）从手头上整理的1980年到2000年美国批评理论的材料可以看出，这21年间，文学批评界各流派比肩接踵，彼此交错，相互推动，构成美国文学批评的洋洋大观。
比如在1980年尤金·H·福尔克（EugeneH.Falk）著书《罗曼·英迦登的诗学》（ThePoeticsofRomanIngarden），这本批评专著仍尝试人文学的方法，以英迦登的美学解释学分析文本，想为美国文学批评寻找新出路。而西伊利诺伊大学英语系教授辛蒂·M·康格（SyndyM.Conger）和芝加哥大学教授W·J·T·米切尔（W.J.T.Mitchell）则在同一年出版了叙事学著作，在实证的路径上尝试突破传统美学，以结构主义方法为批评寻找科学的确定性。
1987年，乔恩·斯特拉顿（JonStratton）撰写了《贞操文本：小说、性欲与意识形态》（TheVirginText：Fiction，Sexuality，andIdeology），以女性主义视角，从政治意识形态入手，解构经典文本产生的背后，资本、欲望与异化所建构的虚伪现实。似乎是逆风而动，两年后普林斯顿大学约翰·埃利斯（JohnEllis）教授著书《反对解构》（AgainstDeconstruction），对流行的后结构主义大加鞭挞。与之呼应，弗吉尼亚大学彼得·贝克（PeterBaker）著书《解构与伦理转向》（DeconstructionandtheEthicalTurn）（1996），质疑解构主义是否关怀伦理问题，激烈地批评“后”理论的虚无主义大行其道。
四、反思“后”理论
虽然还有韦勒克这样的保守力量，希望美国文学仍回到“新批评”的老路上去。但从1980年代之后，理论已牢牢控制了美国文学批评界，有识之士不会希望走回头路，但也要反思“后”理论盛行所遮蔽的问题。特别在199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渐渐萌生出“反概念化”（anti-conceptualism）的倾向，出现了所谓“反理论的理论”（anti-theorytheory）。主要观点是，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不过是学院内部为应对全球资本对学术体制的冲击所做出的姿态，不会去彻底清算知识生产的机制和体系，只不过有些小修小改而已。（Zavarzadeh&Morton：49）究其根源，“后”理论也需要现存体制为其传播、复制和推广提供渠道，同时，现存的权力安排和生存逻辑恰好为后现代理论提供了存在的合法性。（Zavarzadeh&Morton：38）
雪城大学（SyracuseUniversity）马斯尤德·扎瓦扎德（Mas'udZavarzadeh）教授与唐纳德·莫顿（DonaldMorton）合著一本《作为抵抗的理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政治与文化》（TheoryasResistance：PoliticsandCultureafter（Post）structuralism），观点很犀利，整体性地批判了“后”理论。他们指出，当代美国大学体制与一切资产阶级体制一样，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之下，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加之学院私有化的大趋势，迫使大学越来越注重体制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后现代的兴起，不过给学院提供了“损害控制”（damagecontrol）机制。（ZavarzadehandMorton：89）玄而又玄、不知所云的理论术语之所以备受学院青睐，与时髦理论既能宽容多元与差异性文化，又可以抵消对体制的彻底颠覆有关。（ZavarzadehandMorton：89）扎瓦扎德与莫顿之所以如此尖锐地质疑理论，是因为他们眼中的美国大学，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构，两者同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不仅制造资本主义制度所需的意识形态，还塑造着维护资本运转的主体——大学生。
当回顾美国学院体制历史时，他们认为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大学曾修改高雅的精英课程，降低格调去塑造实用型人才，以便适应工业化生产所必需的墨守成规的技术员或简单重复的劳动者。（Zavarzadeh&Morton：122）传统经典文本宣扬的个人自由，被高等教育降格到自由市场之内，变成个体挣脱经济与社会束缚，自由进行市场交易，但同时必须遵守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即公民道德与法律（或曰现存政治制度）。（Zavarzadeh&Morton：130）欧洲启蒙精神所伸张的批判意识，也被简约到个人经验层面，小心翼翼地回避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知识分子一般把“自我”（self）与“自由主体”（autonomoussubject）奉为最高价值，但美国高等教育却把自由主体贬低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工具，既要参与创造资本需要的意识形态，还要确保掌权的资产阶级对真理话语有最终裁断权。（Zavarzadeh&Morton：130）
分析了美国现代知识生产的模式之后，扎瓦扎德与莫顿便把矛头指向后现代理论的产生机制，对美国学院体制的深层结构，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后现代资本主义，或杰姆逊（FredricJameson）所称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capitalism），以跨国公司的多民族经济为特征，全球经济需要多元文化和不连续的主体。（Zavarzadeh&Morton：145）后现代理论家与保守人文学者论战中，都意识到了人文传统已无法适应晚期资本主义的需要，有必要解构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humanism）；但其解构的实质不过是重新设置“自由主体”，而不是从根本上消解它。（Zavarzadeh&Morton：146-155）换用一句电脑术语，即后现代理论让资本主义“升级”了，具备更大的“兼容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五、后现代知识生产与资本全球化
六、中国学界“后”理论的引进
英文文献
1.DeMan，Paul.TheResistancetoTheory，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7.
2.Zavarzadeh，Mas'udandDonaldMorton.TheoryasResistance：PoliticsandCultureafter（Post）structuralism，NewYork：GuilfordPress，1994.
中文文献
1.［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美］米尔斯：《白领：美国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
姚斌
一、引言：关于理论的旅行
爱德华·萨义德曾这样描述“理论旅行”（travelingtheory）：“观念和理论也会旅行——从此人到彼人，从此情境到彼情境，从此时代到彼时代。由于观念的旅行，……文化与智识愈益丰富。”
近30年前，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下简称《发现》）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国中心模式”，旨在推进美国中国学研究界由“在历史中发现中国”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范式转变。
二、“中国中心观”的名与实
中国大陆最早的译本是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林同奇译本。据林的自述，他自1985年起就已开始着手翻译该书。中译本2002年再版，2005出版了增订本，增录两篇论文（“新序”和《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在《发现》一书中，柯文对他提出的所谓“中国中心观”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自二战以来，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将眼光投向近现代中国，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形成了与欧洲传统汉学并驾齐驱的当代中国学研究。据柯文概括，早期的中国学研究形成了“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及“帝国主义”等三种研究模式。这三种模式的特点都是以西方为研究的重心，将西方视为能动的施力方，而将中国看作被动的受力方，导致的结果是从西方的角度解释中国的事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中西关系阻绝，研究者使用的绝大多数为西文资料有关。但柯文发现，进入1970年代以后，美国学界开始出现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趋向”（tendencies）。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试图跳出西方中心的研究框架，而从中国内部寻找近现代中国事件的根源。正是基于对“西方中心”研究模式的理论批判，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用以概括197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研究新趋向。对此，柯文指出：“倘想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
在《发现》一书中，柯文将这些“趋向”的特征具体概括为四个方面，即：（1）内部视角。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区域化。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社会分层。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史）的撰写。（4）跨学科借鉴。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根据以上概括，柯文所谓的“中国中心观”，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界利用跨学科理论，从中国内部视角进行分区域和分阶层研究的一系列研究取向。
由前述《发现》一书在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中心观”提出后不仅在中国（包括台湾地区）造成了不小反响，而且也影响到日、韩学界。虽然“中国中心观”是柯文基于美国学术研究传统进行的概括，但它却和中国有割不断的关系。中国学界不可避免地要对它作出回应。从这些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中心观”既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好评，又常常遭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中国中心观”具有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意识，但同时却并没有摆脱“中心论”的倾向，从一个中心跳到另一个中心，其本身就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中国学者有关“中国中心论”的争议并不难理解。
以上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中国中心观”的推崇，尤其是对其理论和方法论创新的赞扬。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中心观”的出现，尤其是柯文对这一取向的概括分析，对中国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传统产生了冲击。国内学界在赞叹之余，也出现了不少批判的声音。
对“中国中心观”的质疑，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方法论的质疑
2.中国大陆史学传统角度
3.内外部因素结合
对于“中国中心观”由一个中心转向另一个中心的理论取向，有不少中国学者都提出了质疑，他们普遍认为，不能因为西方中心有弊端就简单地走向中国中心，因为任何形式的中心论都是值得怀疑的。
四、理论继续旅行：柯文对中国学者的回应
“中国中心观”的理论旅行并不止于它在中国受到的赞扬和批判，也不止于国内学者由此而引发的互动，它其实还由于柯文加入有关“中国中心观”的讨论中而变得更为复杂有趣。如前所述，在“中国中心观”提出后，美国学者、中国学者和东亚学者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柯文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或批判，而柯文也很及时地对这些声音作出了回应。在回应过程中，柯文不仅回答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而且进一步反思了“中国中心观”的优缺点，界定了它的适用范围。
例如，柯文（2002）对于“中国中心观”的适用性就作出了以下说明：“我现在很清楚地承认中国中心观不能在所有的课题上去应用，有些课题中国中心观还是比较合适，但也有一些不能说不重要的课题就不一定合适，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研究（如非汉人群体、海外华人群体等）。”而对于有关“中国中心观”只重区分而忽视整合的质疑，柯文（2003）回应道：“中国中心取向的研究也在代际演进，新一代就注意到整合问题。”前面提到，不少中国学者指出，“中国中心观”仍然没有摆脱“中心论”非此即彼的倾向，不免偏颇。柯文对此的回应是他的《历史三调》（1997）及对义和团研究中“人类中心取向”的反思（2003；2005）。不过，即便是“人类中心”，也仍然会引起质疑，在充满反思和批判的当代理论视野中，“中心”一词本身可能就是触发质疑的扳手吧！
对于分析中国历史必须内外部因素相结合的观点，柯文也作出了回应。柯文（2005）指出，虽然“中国中心观”的核心特征是“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而不仅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漠视外在的影响”。同时，柯文（2005）还回应了东亚学者的质疑，承认“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并不足以理解滨下武志所勾勒的亚洲区域系统”。由此可见，不仅具有“中国中心观”趋向的中国学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柯文本人的观点也是动态的。他对本国、中国和东亚学者质疑的回应体现了学术研究理应具有的开放性和对话性。随着理论在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来回“旅行”，最终受益的是学术自身。
五、余论：对“中国中心观”的几点思考
对“中国中心观”的理论旅行之路的考察带来了几点思考，谨以此作为本文的余论：
1.揭示与遮蔽：学术范式转换及其意义
正如柯文自己所说：“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过程并非柯文一人的理论思考，而是整个美国中国学界在特定历史与社会思潮下出现的对此前研究范式的反拨。学术范式的转换往往同时意味着“揭示与遮蔽”，在揭示某些新的事实或意义的同时，也会压抑其他事实与意义。“西方中心观”揭示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却常常对中国社会自身的现实视而不见；而“中国中心观”试图揭示中国内在的发展动力与方向感，与此同时却很可能忽视了中国史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更为复杂的是，所谓的“发现”原本也暗含着一种权力关系。因此，上文所见到的中国学者对“中国中心观”的推崇或批判，主要是围绕它所揭示和遮蔽的东西而发的。
2.对话与创新：理论的旅行
本文从“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出发，探讨理论旅行对学术发展的价值。一种发端于美国学界内部的学术话语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甚至成为中国学界内部对话的由头。而“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者柯文则进一步回应了中国学界的质疑，促成了跨学术传统的互动。对话既是延续学术传统的基础，更是学术创新的动力。理论在不同学术场域中的旅行正是促使学术对话和创新的契机。不仅是“中国中心观”，即使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理论，在当初传入中国时不也“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知识界的“革命”？但正是那一种震动和论辩，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最终与中国本土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理论的生命线在于旅行。
3.中心之为问题：如何超越“中心论”？
无论是“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性问题，即西方和中国的“不确定性”。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能对“西方”或“中国”作本质主义的解读。因为“西方”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中国”也是变动不居的。认识到这一点，所谓的“中心论”就站不住脚。从文中可以看出，“中国中心观”受到的重要质疑就是它试图用一种中心论去替代另一种中心论。有些学者甚至敏感地担忧，“中国中心论”有可能导致“中华文化优越论”，进而复活一个多世纪前的Sinocentrism。
我们注意到，即便是柯文提出的“人类中心取向”也仍然摆脱不了中心论所固有的范式性缺陷，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矫枉过正的渊薮。为此，我们不妨借用庞朴先生曾经提出的“一分为三”的思想。中庸有云“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其目的便在于避免走向极端。对待中国学研究也应避免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提倡中外联合研究，通过多视角的融合，最终超越各种形式的“中心论”！
参考文献
1.EdwardW.Said，TheWorld，theTextandtheCritic，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3.
2.PaulA.Cohen，ChinaUnbound：EvolvingPerspectivesontheChinesePast，RoutledgeCurzon，2003.
3.PaulA.Cohen，Historyinthreekeys：TheBoxersasEvent，ExperienceandMyth，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7.
4.陈君静：《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5.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
6.柯文著，程美宝译：《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3年8月号。
7.林同奇，柯文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评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8.罗岗：《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天涯》2013年第2期。
9.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0.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1.庞朴：《浅说一分为三》，新华出版社，2004年。
12.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13.王恩重：《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时代与思潮》1990年第2期。
14.王永平：《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5.许纪霖：《从本土探寻历史》，《读书》1991年第11期。
16.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7.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18.周广远：《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对西方学者一些观点的评介》，《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9.周武、李德英、戴东阳：《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史林》2002年第4期。
从白晋与马若瑟师生关系看耶稣会索隐派在华之盛衰
李真
一、导言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跋涉万里，入华传教。来华之后，利玛窦开始习汉语，着儒服，结交士大夫，以“文化适应”的策略和“合儒辟佛”的路线传播福音，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利玛窦去世以后，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继续坚持“适应”策略，通过中国文化与天主教的相通之处取信于清帝，并以天文学、数学等科技新知吸引华人入教，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后来由于龙华民等人发起的“中国礼仪之争”，对祭孔、祭祖和天主之名称内涵三大问题的反复争论直接导致了传教士内部的分裂，加上部分中国人的反教活动，最终使天主教在华传播遭遇空前的挫折。
“中国索隐派”研究的主题涉及面很广，几乎涵盖了基督教教义的主要方面，如诺亚是所有人（包括中国人）的共同祖先；大洪水后，诺亚的儿子闪迁徙到东方，带去了先知的知识，中国人即是他的后代；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伏羲是《圣经》里人类祖先以诺的中国称呼；中国典籍中的“圣”（圣人）指的就是犹太教里的弥赛亚，及基督教的耶稣基督。
据芬兰学者黄保罗总结，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编年史学，认为中国历史早期的某个阶段属于全人类，大洪水之前的中国历史如欧洲历史一样悠久，在宗教上拥有同等重要性，以此调和中国历史与《圣经》纪年之间的矛盾。
从白晋与马若瑟师生关系看耶稣会索隐派在华之盛衰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三）神话传说的类比，从中国神话中寻找与《圣经》的相通性。
（四）中国的经学，将《易经》视为中国文化的根源，认为其他典籍均为《易经》之发展，其中有关“圣人”的论述均指向弥赛亚基督。
“中国索隐派”的创始人是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主要成员包括傅圣泽（JeanFranoisFoucquet，1665-1741）、马若瑟（Joseph-Henri-MariedePrémare，1666-1736）、郭中传（Jean-AlexisdeGollet，1666-1741）等人。马若瑟由白晋引领进入索隐神学研究，并成为这一理论的重要拥护者，但在两人多年的交往中并非一以贯之的和谐，也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和决裂，师生二人的关系也贯穿着“中国索隐派”在华形成、分裂的过程，对双方的人生轨迹和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白晋与马若瑟师生关系初探
（一）白晋生平
白晋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第一批耶稣会士之一。1687年到达中国，被康熙皇帝留用宫廷。他精通数学和物理，到中国后迅速掌握了汉语和满语，曾与张诚一起为康熙皇帝教授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哲学和解剖学的课程，用满文编写过上述课程的教材，深得康熙的器重和厚待。
1693年，白晋作为康熙皇帝的特使，返回法国，觐见法王并转呈康熙的礼物。1698年，白晋返回中国，带回了法王的回礼，并招募了10位新的耶稣会士（傅圣泽、马若瑟是其中两位）来华。返回中国后，白晋被康熙指派给当时的皇太子胤礽担任其老师。雍正八年（1730）6月，白晋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白晋受康熙皇帝之命钻研《易经》，在中国礼仪之争中坚定地站在康熙帝一边。从1697年开始，白晋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通信。他把自己关于《易经》研究的有关进展寄给了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支持他的看法并用自己“二进制”理论加以佐证，这极大地增强了白晋对索隐理论的信心。
（二）马若瑟生平
马若瑟还用中文和西文撰写了多部索隐学方面的著作，如《天学总论》、《经传众说》、《经传议论》、《论象形文字字典》、《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易经理解》、《六书实义》、《儒教实义》等，但同白晋一样，没有一部在他生前获准公开发表。
（三）初识与来华
1681年，马若瑟、郭中传在巴黎见习修道院弗莱彻学院里学习，分别在其第二年和第一年的见习期。同年，傅圣泽进入耶稣会巴黎学院，白晋也进入第三年学习。1685年，包括白晋在内的五位“国王数学家”赴华时，马若瑟连同其他几位在他今后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同会修士们均生活在巴黎。虽然不知他们彼此相互之间当时是否有所接触，但白晋等人的赴华事业当对如马若瑟、傅圣泽、郭中传等后学深具示范作用。
（四）师生关系的确立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若瑟应该算作白晋的弟子，他的汉语启蒙来自白晋。在长达八个月的旅途中，白晋为随行新人讲述中国语言文字的方式一定感染了马若瑟，否则他不会在下船选定专业时就立志研究中国的文字和诗歌。也许白晋在招募这批新来的法国同道时已经着手物色合适的人选，马若瑟所立之宏伟志向自然打动了白晋，随即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之一。
（五）“中国索隐派”的形成
（六）内部分歧与研究转向
马若瑟在北京的两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第一他难以适应北京的气候；第二他与康熙皇帝并不投缘，个性也不太适合待在朝廷；第三后期他和白晋、傅圣泽的关系也日渐紧张和疏远。显然马若瑟在京城的两年极为痛苦，他想摆脱这种困境，也许离开京城返回教区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因此他向监会铎纪理安神父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回到原来的传教点。
在1716年2月的信件中，马若瑟曾这样写道：
由此可见马若瑟对打断自己原来进行的古籍研究，被迫以不适合自己的方式从事非己所愿的工作充满了怨气，这为之后他突如其来的叛离行为埋下了伏笔。
在北京期间，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白晋和马若瑟师生二人以前那种并肩战斗的亲密关系被破坏了，目前尚无进一步材料了解两人在宫廷里相处的细节情况，但是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一起工作的两年间可能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德国学者柯兰霓曾在《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一书中对白晋的性格进行过这样的描述：
那是一个安静随和的老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执著地从中国古籍中搜集材料来支持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坚信自己的研究会在主的眷顾下获得最终的成功。
然而在马若瑟的通信和手稿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白晋形象，自负、急躁、偏执且富有攻击力，在字里行间，他毫不掩饰对白晋自负性格的强烈不满：
此时，以纪理安、汤尚贤（Pierre-VincentduTartre，1669-1724）等人为首的部分法国耶稣会士和葡萄牙副会省的神父们在反对白晋的问题上联合起来，不仅集体给康熙皇帝上书驳斥其观点，试图引起皇帝对白晋的不满；还不断给罗马教廷写密信汇报与索隐派人士的争执，歪曲白晋的理论，诽谤他已经为《易经》而“疯狂”，批评他一意孤行采用寓意的方式来阐释欧洲和中国古代的经典，背离了天主教对儒家学说的传统解释。反对派的行动在1716年上半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双方针锋相对，互有攻守。
（七）和解
事实上，马若瑟在内心深处更坚守一种温和的折中的索隐思想理论，既不像白晋那样完全沉浸在《易经》的预言体系中，也不像傅圣泽那样将所有古代中国的历史视为神话。因此，马若瑟并未如纪理安所期望的那样永久地叛离了“中国索隐派”，相反在返回江西之后，又开始继续对中国古籍进行索隐式研究。除了一些基本观点的相似外，马若瑟明显按照与白晋、傅圣泽迥然不同的思路来创建其理论基础。
三、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中国索隐派”的主要成员白晋与马若瑟二人师生关系的变化，其实也贯穿了以《易经》等中国典籍为载体的索隐理论研究在来华传教士内部由盛而衰的过程。事实上，在教会内部势力的打压下，从傅圣泽返欧，白晋、马若瑟相继在华离世后，“中国索隐派”及其理论就在耶稣会销声匿迹了。
从根本上说，索隐派所做出的调和中西文化的努力必然会遭到来自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双重质疑与压力。在今天看来，以白晋、傅圣泽、马若瑟为代表的“中国索隐派”想要把在中国语言和书籍中所发现的奥秘传达给世人，找到一条汉语与信仰完美结合的道路，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在著名的“礼仪之争”中成功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其理论努力也最终被教会内部的反对力量压制。尽管如此，他们的探索和研究堪称中西初识之时，天主教为适应中国文化所做的一次最认真、最严肃的努力，但也是最悲壮的一次尝试。
ContactandConflict
YeXiangyang
（接触与冲突——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前后的中英信息场初探）
（叶向阳）
PartOne：TheBritish'sandLordMacartney'spriorknowledgeaboutChina
Inthe18thcentury，originalBritishbooksaboutChinahaveincreaseddramatically，thoughtheywerestillinferiorinnumbertotheirContinentalEuropeancounterparts，especiallythoseproducedinFrance.
AccordingtotheresearchesconductedbythelateChinesescholarQianZhongshuandEarlH.Pritchard，therearescoresofmonographsaboutChinawrittenbyEnglishmenappearingbeforethetimeoftheembassy.Theseworks，besidesgeneralsurveyslikethosepublishedinthepreviouscentury，touchonmuchwiderandmorespecifictopics.
BritishscholarsandwritersoftheeighteenthcenturywereabreastofthefollowingChinesefieldsanddealtthemwithspecialconcern：gardening，nationalcharacter，language，poetry，dramaandnovel（bothtranslation［adaption］andresearch，e.g.BookofOdes，ChineseOrphanandHanKiouChoang）.Duringthisperiod，thereappearedalsoinGreatBritainquiteafewfictionswiththeChinesecharactersastheirprotagonists，e.g.LienChiAltangiinTheCitizenoftheWorld（byOliverGoldsmith，1760-1761）.Letters-writingbyaChinesephilosopherstationedinLondonwasafadintheeighteenthcenturyBritishliterature.Thereareatleast3otherworksofthisgenrepublishedduringthisperiod，e.g.，TheChineseSpy；Or，EmissaryfromtheCourtofPeking（byAngeGoudar，1765），ThePilgrim，or，APictureofLife，inaSeriesofLettersWrittenbyaChinesePhilosopher，tohisFriendatQuang-Tong（byCharlesJohnstone，1775）andAChineseFragment（byElyBates，1786）.
Duringthisperiod，theBritishperiodicalsoftencarriedessaysconcerningChinesetopics.Someoftheworkswereserializedintheperiodicalsfirstbeforetheywerepublishedinbookform.Forexample，Goldsmith'sTheCitizenoftheWorldwascarriedoriginallyinthePublicLedgerentitled“TheChineseLetters”in1760-1761.ManyChinesetales（translationandpseudo-translation）weremadepublicfirstinTheSpectator，Rambler，Adventurer，World，Connoisseur，Mirror，Lounger，Gentleman'sMagazine，HistoricalChronicle，CriticalReview，MonthlyReview，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etc.Generallyspeaking，articlescarriedintheseperiodicalsattackedtheChinoiseriethenrampantintheBritishsociety.
WiththebuildingofChinesegardens，theincreasedimportationofChinesesilks，chinaware，andChineselacquerandtheuseofteaasanimportantpartofdailylife，atasteinEnglandforChinesearticleshadbeguntobecreated，andtheChinesevogue（orborrowingaFrenchword，Chinoiserie）isforming，thoughitwasnotaswidespreadandinfluentialasinFrance.TheimpactoftheChinavogueinBritainupontheintellectualswasthefiercecriticismfromthiscircleasreflectedintheirperiodicalarticlesandworks.Inspiteofthis，thevogueofChinahasmadecontributionstothespreadofChineseknowledgeintheeighteenthcenturyBritain，especiallyamongthepopularmasses.
Tosumup，atthetimeoftheembassyChinawascomparativelywellknowntoBritain，atleastamongthepeopleoftheeliteclass.
1.Jesuits'andFrench&Germanphilosophers'works：DuHalde'sHistoryofChina，translatedfromtheFrenchinFourvolumes；completecollectionofthetwenty-five-volumeLettresedifiantesetcurieuses；RecherchesphilosophiquessurlesEgyptiensetlesChinois（byCorneliusdePauw.Belin：Decker，1773）；WorksofVoltaire，Leibnitz；
2.Britishtravelbooks：Anson'sVoyageroundtheWorld，Cook'sVoyagetotheSouthernHemisphere；
3.Britishauthorsof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Dr.Johnson，Boswell'sLifeofSamuelJohnson，Milton，Lock，Chesterfield，Hume，etc.；allofthemhaverelatedChinaintheirpublications，andsomeofthemhavediscussedChinaingreatdetail；
4.Varioushistorybooks；
In1786，aversewrittenbyLordMacartneyshowcasedtheinfluenceofthesinophilieandChinoiserieuponhim：
WhetherIvisitChina'shappycoast
Climbherfam'dwall，artsyetunrivalledboast
Withwondergazeonhershoresandfloods
Hercities，plains，hermountainsrocksandwoods.
PassthenorthboundsandTartarwildsexplore
AlltheabovesuggestthatLordMacartneywasagentlemanwell-informedofthecountryhewasgoingtoexploreanditssovereignandofficialsheisgoingtodealwithseriously.WemaysaythattheembassypresentedanopportunitytotestLordMacartney'spriorexpectationsandthecontemporaryBritish'sacceptedintelligenceaboutChina，becausethroughtheon-spotobservationanddirectcontactthegapbetweentheory（frombooks，Chinoiserieandhearsay）andrealitywouldbenarrowedorevencrossed.AndnodoubtMacartneywaswell-preparedandconfident.Inthisfirsthigh-levelAnglo-Chinaofficialcontact，itwastheBritainthattooktheinitiativeandplayedtheroleoftheobserver.ThenhowmuchdidChina，theobserved，knowaboutGreatBritainbytheendofthe18thcentury？
PartTwo：ChinaandEmperorQianlong'sPriorKnowledgeaboutBritain
Accordingtothehistoricalrecords，theredidexistsomeChinesewhoreachedEuropeinonewayoranotherbeforethetimeofLordMacartney'sembassytoChina.Amongthem，atleasttwomadetheirappearancesinEnglandeventually.
It'sagreatpity，however，thatneithertheabove-mentionedChinesepioneerstoBritainnortheirwritingswerepaidanyspecialattentionbytheircompatriots.AsfarasthoseChinesetravelingintheWestareconcerned，wecanhardlyfindanyrecordintheChinesehistoricalaccountswhatsoever.Effortsshouldbemadetoploughthroughthewesternlanguagebooksbeforeanytracesoftheirexperiencesandwritingsarefound.Thereasonsarenothardtofind：theself-centerednessoftheChineseleadingtotheirindifferencetowardsorevendisdainagainsttheoutsideworld；theoverwhelmingemphasisontheimperialexamination（whosesoleemphasisistheteachingsoftheConfuciusandtheirannotatedworks）makingtheChineseintellectualsprejudicedagainsttheso-called“insignificantskillsorknowledge”whichisoutsideoftheclassics.Hence，boththesepeopleandtheirwritingswereignored.
UptotheMacartney'sEmbassy，BritainwasactuallylittleknowntoChinaalthoughthetwocountrieshadhadcommercialrelationssincethemid-seventeenthcentury.InthewholeoftheeighteenthcenturynotasingleworkdealingparticularlywithBritainwaspublishedinChina.However，anencyclopedia-likeworkentitledQingchaowenxiantongkao（《清朝文献通考》，atextualcompilationoftheliteratureoftheQingDynasty），compiledunderanedictofEmperorQianlongandcompletedaround1786，didhaveashortentry（inVol.298，about1400Chinesecharacters）forBritain（orratherEngland）.
DuringtheQingDynasty，theCourtortheemperorsmonopolizedtheinformationabouttheWest.TheirmainsourcesofknowledgeaboutBritainwere：
1.Jesuitmissionariesservingthecourt，whowerethepioneerstobringWesternknowledgetoChina，butduringQianlong'sreign，therewereveryfewremainedandQianlongseemednottobekeenonWesterncultureandscience.
3.WritingsaboutBritainbyChinesescholars，bothfactualandimaginary，buttheyseemedtobeoflittleinfluenceupontheemperorandhiscourtiers.
Generallyspeaking，theQingCourtpaidlittleattentiontotheoutsideworld，evenlesstotheWesternworld.ItsperceptionabouttheGreatBritainwasfragmentaryandbiased.
PartThree：ContactandConflict：WhatRoleDoPriorKnowledgeandTranslatorsPlay？
Asamatteroffact，itisnolongerasecretamongtheWesternintellectualsthatChinalaggedfarbehindtheWestinscienceandtechnologyduringtheeighteenthcentury.ThoughtheJesuitmissionariesweregenerallyextravagantinapplyingtheirlaudatoryinksforChina，theyhadtokeepsilentortellthehardtruthwhenencounteringthisverysoftpointofChina.LordMacartneymusthavebeenwellawareoftheChineseliabilityofthisbeforehisdepartureforChina.Thisisreflectedintheirselectionofpresents.
UndertheconstantdemandsoftheChinesemandarins，alistofthepresentswaspreparedanditsChineseversion（renderedbytheChinesetranslatorhiredfromtheChineseAcademyinNaples，ItalyandthelittleStaunton）wassubmittedtotheimperialcourtonAugust6.Itisnotsimplyalist，but“ageneraldescriptionofthenatureofthearticles”.Let'stakethePlanetarium，thefirstandmostvalueditem，asanexample，tocomparetheoriginalEnglishversionanditsChinesetranslation.
Withthismachine，isimmediatelyconnectedanother，ofacuriousandusefulconstruction，forobserving，fartherandbetterthanhadformerlybeendone，distantandminutebodiesintheheavens，astheyreallymoveinthegreatexpanse；theresultofsuchobservationsdemonstratingtheexactnesswithwhichthosemotionsareimitatedinthemachinealreadydescribed.Thoseobservationsaremade，notbylookingdirectlyattheobject，asincommontelescope，inwhichthepowersofsightaremorelimited；butbyperceiving，sideways，thereflectionofsuchobjectuponmirrors，accordingtoamethodinventedbyagreatphilosophercalledNewton，andimprovedbyanexcellentastronomercalledHerschel；andwhobothhavemadesuchdiscoveriesinscience，astodeservethattheirnamesshouldreachtohisImperialMajestyofChina.Thepowersofvision，inparticular，havebeenextendedbytheirmeansbeyondallformerhopesorcalculations.
This，evenintoday'sstandard，isawell-writtenessayaboutthelatestdevelopmentoftheEuropeanscienceandtechnologyasrepresentedinastronomyanditsdevices.Itisnotonlyadescriptionofthepioneeringeffortstoexploretheunknown，butthesuperiortechnologytobuildsuchavividmodeloftheuniverse.TheChineseversion，however，doesnotfollowtheEnglishoriginalclosely.Itsimplyprovidesagistofitsidea，withsomeadditionsandmanyomissions.ThefollowingisanattempttoputitbackintoEnglishasliterallyaspossible：
TheletterfromKingGeorgeIIItotheEmperorofChinawassubmittedtoQianlongonSeptember14，1793，atLordMacartney'sfirstaudienceoftheEmperorinJehol.Itisintypicaleighteenthcenturyfullstyle，andconveysthefollowinginformationandputsforwardafewrequests：
TheabovetwoalterationsintheChineseversionignoredthestatusofGreatBritainandthesenseofequalitybetweenthetwosovereignsevidentlyconveyedintheoriginal.ThismisleadingtranslationshouldhavestrengthenedQianlongandhiscourtiers'preconceptionsoftheWesternbarbarians.
AstheKingofamercantilistnation，GeorgeIIInaturallystressedthe“interchangeofcommodities”asoneoftheblessingsoftheGreatGodofHeaven，andhiseagerdesiretosolvetheproblemsarisingfromthemisunderstandingbetweenthemerchantsofthetwonations.Andthen，quitenaturallyagain，theKingputforwardhisfirstrequest：itwasnecessarythataresidentministerfromonesovereignwasstationedinthecourtoftheother，inorderto“regulatetheconduct（oftheBritishmerchants）”，andlessenthemisunderstandings.Thispieceofinformation，forthefirsttimeintheletter，wastranslatedquitefaithfullyfromtheoriginal.
Inthelastpartoftheletter，theKing，inconformitywiththeBritishwishestoknowmoreabouttheworld，requestedthepermissionoftheemperortolethisambassadorandthewould-beresidingministerbeinformedofthefeatsofQianlongandthe“veryeffective”institutionsunderhim.Andinthemeanwhile，theKingofferedtoprovideanyinformationaboutthe“art，science，orobservation”acquiredbytheEuropeans.Again，theBritishKingaimedfortwo-waycommunicationformutualbenefits！Ofcourse，thebenefitsofhissubjectsinvolvedinChinatradewerealwaysonthetopagendaofHisMajesty'sconcern.HeurgedtheChinesegovernmenttoprovideprotectionandconvenienceforthem，andpointedoutespeciallythat“oneManshallnotsufferforthecrimeofanother”.Thispointwastotallyignoredintranslation，becauseitdidnotcomplywiththe“Lianzuo”（连坐），i.e.acrime-punishingsystemthatpunishesallthatarerelatedorfriendlywithsomeonewhohascommittedanoffence.
Theletterconcludeswiththereaffirmationofthe“BrethreninSovereignty”and“Brotherlyaffection”betweenthesetwogreatnations.Again，thiswaserasedintheChineseversion.Thetranslatorswerewell-awareofthefactthatQianlongwouldneverallowtheothernationstobeinequaltermswithhisownempire，evennominally！
跨文化的想象与构建——《饮梦茶馆》的中国叙事与再现政治
黄丽娟
一、文化异妆的叙事策略
西方对中国的书写有着浩瀚悠久的历史渊源，不同时期的商旅、传教士、殖民官、汉学家、华裔作家都曾著述中国，如中世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中国见闻录》中的“大汗”中国，地理大发现时期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翻译儒家典籍而传播的“儒家”中国，18世纪末马嘎尔尼使团成员以及后来的新教徒传递的“黄种、病夫”中国，这些著述无不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的欲望投射。正如克拉克（J.J.Clarke）洞见性地指出东方对于西方的他者性：“一方面东方是古老智慧的源头，（西方）灵感的源泉，文化上丰富绚烂的优越文明，映衬着（欧洲）自身文化的不足；另一方面东方是险象丛生和谜团密布的异域地区，长期封闭于停滞的过去，在等待西方现代性这一洪水猛兽将之撞醒。”到了20世纪，到过中国的英国文人如毛姆、奥登、罗素、I·A·理查兹、燕卜荪等都曾书写各自的中国见闻。在这些中国著述中，我们几乎都清楚可见西方作者突出明显的白人文化身份，他们或以褒扬中国文化的亲和姿态，或以丑化中国文化的贬低势头，借助中国知识而抒发个人理想。另外，20世纪还有一些如张戎、韩素音、毛翔青等流散华裔作家根据自身经历而书写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冲突。
跨文化的想象与构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但是，希尔在《饮梦茶馆》中有关中国的叙述最为独特抢眼。首先，希尔的《饮梦茶馆》是以改革开放后，尤以90年代的中国内陆城镇文化生活为题材；其次，希尔在《饮梦茶馆》中以第三人称全能叙事视角，有意识地将作者的欧洲白人文化身份隐退，以中国元素记录中国故事，这令英语世界读者感觉仿佛是一位中国本土作家在讲述中国故事。对此希尔坦言：“我想让《饮梦茶馆》令人感觉就像中国人自己写的。”前者满足西方读者对当下经济腾飞的中国现状了解的渴望，后者则是希尔在小说中采用的一种文化叙事策略，夯实中国知识的可靠性。如果说前者是目的和意义，那么后者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渠道和手段。也就是借用文化叙事策略以再现和构建一个真实可靠的当代市场经济中国图景。
异妆（transvestite）通常意义上指男性在服装上故意将自己装扮为女性，成为具有男根的女性。装扮成女性并不意味着具有女性倾向，与手术变性不同，更不是同性恋，他通常为异性恋男性，偶尔或间断地装扮为女性。装扮不是想成为女性，装扮是想象的工具，将男子带入想象的女性世界，仿佛拥有了女性之躯，可以按女性的模式行为。因此，异妆令男性游刃有余地跨越和调整社会所建构的两性差异，不断地戏弄和游离于两种性别的僵化模式之中（stereotype）。罗伯特·斯托勒（RobertJ.Stoller）分析异妆男性的心理时所指：“这种怪异行为的基础是两种性别身份：一个是后来形成的——‘我是女性’，另一个是之前的核心身份——‘我本为男性’……他认同而且有意感觉自己是具有男根的女性。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告诉自己，如果愿意的话，他就是或者实践中是一个比天生为女性更美好的女性。”因此，异妆不是目的，异妆为的是卸下装扮，异妆只是男性在建造男性自我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他模仿想象的女性，仿佛将之变成男性自我的一部分，而实际上异妆男性是在创造理想女性，将在正统社会约定俗成的男子气或男子属性中对女性难以实现的欲望进行想象的和行为的张扬和表达。
叙事异妆（narrativetransvestism）这个概念是玛德雷恩·卡恩（MadeleineKahn）在《叙事异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修辞与性别》一书中，将文学和心理学的术语结合用以描述18世纪英国小说在性别想象和性别建构上的形式要求和局限。男性作家笛福、理查逊用第一人称女性为故事叙事者，这种异妆叙事是一种叙事策略，赋予男性作家以动态结构，由于异妆并不固定于某一种性别，这令男性作家一方面依照意愿和想象塑造女性气质，另一方面不断巩固自身男性权力，是在加强男性的绝对霸权。因此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是男性作家的叙事策略产物，是18世纪性别话语和男女属性议题介入小说叙事意识的形式。异妆叙事使得理查逊和笛福得以预见性地书写自我，这种自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而是建立在自我知识和自我存在意义上的充分想象，是那个时期对性别争议所作复杂反应作用下的结果。它借用心理分析的客体关系流派描述异妆所代表的乃是将部分自我投射到所创造的男根女性身上起到的自我保护。
二、一家三代人——文化异妆叙事下的中国再现
其次，《饮梦茶馆》塑造了中年知识分子大山的形象。大山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下海淘到了一桶金的商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商人，但却背负着历史的创伤。大山的回乡伴随着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记忆，“回家令他感到胃里冰冷。他努力埋葬过去……但是在安静时刻，记忆碎片重返脑海。在单调湿润的日子里，他仍能听到鬼魂在歌唱”（ibid.40）。这种记忆碎片就是“文革”带给他心灵的创伤。与老朱体验的“文革”苦痛经历不同，大山在孩童时代深刻地体验到父母缺失的痛苦：“他跑到邻居家，第二天回到他家房子，发现房门紧锁，门上红色封条……他跷起脚尖，透过窗户向里看，只见零碎的家具、散乱的衣服，他走在街上哭啊哭。……在那漫长的五年中，没有消息和音讯，大山了解了母亲形状的空洞和父亲形状的空洞是那么巨大无比，足以吞噬整个世界。”（ibid.90）空洞事实上就是缺失，亲情的缺失，在形容这种缺失影响时，希尔写道：“母亲型的空洞和父亲型的空洞大得足够吞噬整个世界”（ibid.91），让成长中的大山苦不堪言，失望、孤独、失落等塞满了大山的心灵。
另外，小说中还塑造了小龙这一“文革”后出生的新生代，承受着父辈带给他的创伤——爱的缺失。小龙出生在1989年之后，在刘蓓的姨妈眼中他是个可怜的孩子：“杂种……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如何在这个世上混？不正常。”（ibid.151）她对刘蓓妈妈谑笑道：“你是个婊子，你的女儿是个婊子，你的外孙是个杂种。婊子、杂种、婊子。你无济于事……老天憎恨你们！”（ibid.152）刘蓓姨妈在这里笑侃的是刘蓓一家三代人。刘蓓母亲是旧社会遗留的妓女，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老朱和李书记等人的改造，重新嫁人开始新生活。而刘蓓是“饮梦茶馆”的风尘女子。小龙则是刘蓓和大山的私生子。这一切看起来那么不正常。刘蓓去到上海开始新生活。为了让小龙洗去失去母亲的创伤，大山告诉小龙母亲已经死了。他带着不谙世事的小龙重走刘蓓曾经工作的地方“饮梦茶馆”，告诉小龙母亲能调制这世上最香的茶。
小说还穿插交织着与这三代人平行而命运类似的人物。如：与老朱同时代的李书记和妻子秋云、范先生和范太太，挣扎在历史记忆与无奈现实的夹缝中。大山的同学胖潘醉生梦死、腐败奢靡。与小龙的命运相似，青年女子桃子承受着父辈不幸婚姻的苦痛。可以说，在希尔文化异妆叙事下，《饮梦茶馆》仿佛是现代中国的快照，有大量人物，讲述新老混合，历史对各代人的影响。通过三代人命运的揭露，希尔展示给西方读者一幅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下的“创伤”历史与无奈现实的“荒原”图景。
三、京剧、葬礼和女尸——文化异妆叙事下的城镇习俗
首先，小说伊始便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悲剧文化氛围。整部小说贯穿着范太太清晨在厂区宿舍楼台的京剧唱声，哀婉萦绕，不绝于耳。“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削了头发。”“我时儿错，光阴过。”“有谁人，孤凄似我？似这等，削发缘何？”这段经典唱腔来自《思凡》，讲述赵氏女从小被父母舍弃入尼姑庵，消去烦恼净身修炼，及至情窦初开，悔入空门的故事。唱词曲调烘托故事情节，如李书记黯然神伤，联想起工厂改制，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仿佛一下子倒塌，凄楚孤寂般失落仿若赵氏女。“寂寥的唱词飘过灰色石灰房子上空，绕着邵阳第二太空火箭厂波纹铁皮屋顶，穿过东塔和北塔、长满竹子和松树北风呼啸的山坡。”（Hill，2002：3）从声音上烘托了小说凄冷悲楚的氛围。小说结尾则设置了范太太的女儿桃子在夜晚阳台长绸拂袖，翩翩起舞，唱起京剧，“她身着红袍，上面弯曲地盘踞着蓝绿和亮绿两色相映的凤凰图案……”（ibid.343）仿佛在暗示着桃子是范太太不幸命运的连续。小说中，京剧的唱声与流行音乐和挖掘机的轰隆声交相辉映，隐喻着传统文化受到现代化侵蚀冲击的无力。
四、结语：跨文化的再现政治
《饮梦茶馆》是希尔戴着西方意识形态这一有色眼镜注视下的中国，是西方主体对中国他者的欲望投射，难逃东方主义的窠臼。首先，希尔来中国任外教五年是受雇于海外志愿者服务社（VolunteerServiceOverseas）。VSO始建于1958年，以共同抵抗贫困、在全球范围内用知识改变世界、合作促进进步为宗旨，是世界上向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文化和人才资源服务的组织。自1981年VSO便与中国建立了合作联系，志愿者多数在云南曲靖、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工作，多数派驻到师范院校。某种程度上而言，VSO为刚刚开放的中国落后地区英语人才培养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增进了两国人民和文化的了解。但不难看出，这个西方世界向发展中的国家发送服务的组织秉承的是西方国家自启蒙现代性以来的向外文化扩张的理念，可以说是打着进步和科学的旗号进行的文化输出和文化殖民。无形中赋予西方参与者/VSO成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希尔看本土人居高临下的西方视角，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文化中积淀的东方主义意识。
其次，希尔描绘的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中国承载着西方现代性以降沉淀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欲望投射的中国，有其根深蒂固的政治历史缘由。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8世纪就开始采取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形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主张“无形的手”调控经济，实行自由贸易。而随着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政府干预和管束的凯恩斯主义上台，主张充分就业和刺激有效需求，西方进入福利国家。但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后，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滞胀”危机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资本主义发展开始转入里根一撒切尔时代。市场的自由调控作用重新被赋予地位，鼓励竞争，即“市场经济”带动“市场社会”。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后高举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行了一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极力要在英国社会形成一个高度私有化、市场化的自由经济体系。
希尔在1990年代是踏着西方反对共产主义、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步伐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如火如荼地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工厂面临改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改革变动时期。他难以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和中国人生活的改变，他五年的中国外教生活所理解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带着撒切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视中国的市场经济为与之“似乎相同但不完全相同”的拷贝。他的城镇中国话语受制于而且透露着西方世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的理解——资本主义的翻版和流产。希尔认为中国实施的经济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换汤不换药的资本主义。“中国没有选择，只能放弃共产主义，东欧人民也放弃共产主义，选择了资本主义。”（Hill1997：221）这呼应了现今面对全球化语境下殖民话语的一种策略，即旅行作家为减轻全球化造成的焦虑，通过报道其他国家、文化和人民再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努力唤回帝国稳定性。（Lisle：3）
即使中国读者在阅读《饮梦茶馆》时，也不得不佩服希尔展露人物命运独具匠心的细腻手法。虽然希尔本着修正西方华裔作家笔下所传递“苦难”中国的初衷，向西方介绍当代真实的异质中国，但是他笔下的中国仍然沿袭了东方主义的话语传统。正如他自己坦言：“书写中国而不受东方主义累赘影响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总体来说，我在努力超越东方主义。”（张喜华：124）
缘于文化异妆叙事的内在结构和机制，希尔在《饮梦茶馆》中试图再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当代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将他者文化自我化的再现形式，是欧洲作家东方化中国的新样式，新殖民话语的变种。因此，我们在阅读《饮梦茶馆》一定要清楚其背后的西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同时反观自身，不断警醒。
1.Hill，Justin.TheDrinkandDreamTeahouse.London：PhoenixHouse，2001.
2.ABendintheYellowRiver.London：PhoenixHouse，1997.
5.Kahn，Madeleine.NarrativeTransvestism：RhetoricandGenderintheEighteenth-CenturyEnglishNovel.Ithacaand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
6.Lisle，Debbe.TheGlobalPoliticsofContemporaryTravel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
7.Pfister，Manfred.“Introduction.”inTheFatalGiftofBeauty：TheItaliesofBritishTravellers：AnAnnotatedAnthology.ed.ManfredPfister.AmsterdamandAtlanta，GA：Rodopi，1996.
8.Smith，Stephanie.“PaperbackReader：TheDrinkandDreamTeahouse.”MewStatesman.March18th，2002.
9.Stoller，RobertJ.SexandGender.NewYork：JasonAreonson，1968.
10.张喜华：《超越东方主义：希尔中国题材作品的跨文化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对形象学理论的两点思考：以赛珍珠的《大地》为例
张秀峰
本文将以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S.Buck，1892-1973）的代表作《大地》（TheGoodEarth，1931）为例对形象学的理论作两点思考。
一
赛珍珠在《大地》中塑造了一批中国人的形象，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以王龙这个主要人物为例作一简要分析。王龙是《大地》的主人公，他勤劳刻苦，靠自己的苦心经营获得了一些土地，但是好景不长，一个大灾荒使他远走南方，在那儿靠拉黄包车维持生计。但是，他每时每刻都想着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特别是得知儿子偷窃食物这件事后，这种愿望就变得更加强烈。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王龙在战乱中发了一笔意外之财，这不仅使他实现了回归土地的愿望，而且也使他拥有了更多的土地。随着土地和财富的增长，他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他对土地的热爱却始终未变。一个夏天的早晨，当洪水退去他再次看到土地时，作者是这样描写他的激动之情的：
这时，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呼唤着——一个比爱情更深沉的声音在他心中为土地发出了呼唤。他觉得这声音比他生活中的一切其他声音都响亮。他脱下穿着的长袍，脱去丝绒鞋和白色的长统袜，将裤管挽到膝盖，热切而有力地走了出去，他大声喊道：
这种对土地的热爱他始终保持着。他坚持下地干活，直到晚年。小说是以他反对两个儿子卖地结束的：
“当人们开始卖地时……那就是一个家庭的末日……”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我们守得住土地，我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我们的土地抢走……”
老人的眼泪流下了他的面颊，干了以后，脸上留下一道道泪痕。他弯下身抓起一把泥土，攥着它，喃喃地说道：
对形象学理论的两点思考对形象学理论的两点思考：以赛珍珠的《大地》为例从上面简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赛珍珠之前美国的社会想象中，中国人是麻木、愚昧、不可理喻的，基本上是负面形象。而在《大地》中，赛珍珠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却是勤劳、善良、坚韧不拔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形象。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赛珍珠之所以背离了美国的社会想象，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她对中国的了解，二是她的创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