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1，字援庵，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史学大师，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和历史文献学诸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活动同古籍整理工作紧密联系，相辅相承，相得益彰，总结出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至今沾溉学林，对今天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古籍整理的正确态度
陈垣先生早年曾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位爱国志士。特别是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中，身处沦陷区的北平，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并以史学作武器，表彰忠臣义士，教育广大青年学生热爱自己的民族，以中国不会亡激励士气，堪为学界的楷模，刘乃和先生曾以抗战史学为题进行过全面论述。其实，陈垣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社会活动、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方面，在古籍整理方面也能充分体现出来。
据郑天挺回忆，1922年陈垣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曾在一次集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载《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陈垣先生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学者中是独树一帜的，他没有把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当作单纯的学术工作，而是以爱国和为国争光为出发点，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能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他正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从而不断取得新成绩。
1929年5月27日，陈垣任燕京大学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时，在现代文化班上做《中国史料急待整理》的演讲。他说：“中国史料这么多，使人感觉到无从整理的困难，就有人主张索性把这些史料统通烧了。但是这种焚书的办法到底不是根本的解决。我以为我们若是肯大家来想法子，把这些史料都弄成整个有用的东西，或很容易运用的史料，那自然也不用烧了。反之，我们若是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呢！”（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一期，翁独健笔述）从中可以看出陈垣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陈垣七十年前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难道不应该给予圆满的回答和解决吗？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陈垣曾编有敦煌写经目录。这是二十年代初他任北平图书馆馆长时编就的，以《敦煌劫余录》命名，其悲愤不平之意非常明显。据刘乃和讲，当时陈垣在一些聚会上常与伯希和见面，且有通信联系，所以有些学者劝他不要用“劫余”二字，以免尴尬，但被他断然拒绝。
除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坚持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外，他还以大学者特有的学术感觉，提出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正确关系。
古籍整理本身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乾嘉学派的考据大师也把校勘古书作为一项专门学问，甚至终生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同时，古籍整理又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离开这一基础，许多学术研究将无从立足，更谈不上普及了。历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者）对前代典籍的研究整理，为我们今天能读懂古书，准确了解祖先的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但他们往往把古籍整理当作学术研究的唯一和极致，从而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拓展和进步。如何认识古籍整理工作及其与其它学术研究的关系，对于这一工作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归纳起来，陈垣先生认为古籍整理应为学术研究服务，这一观点是针对乾嘉考据学派而言的。同时他又认为古籍整理是一学术性很强的基础工作，不应轻视，这是有感于时人的偏见而发的。
二、总结古籍整理的科学方法
陈垣先生治学注重方法，这与他早年学习西医有很大关系。1908年，他参与创建了广州光华医学院，并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执教，他亲自绘制挂图，并带领学生实习。这些严格的科学训练，为他日后研究历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三十年代的一封家信中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实际上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注重总结、归纳和概括，注重逻辑演绎方法，强调实践和实证，乾嘉诸儒的考据方法已近乎科学方法，只是视野较窄。而陈垣先生以医学方法研究历史，选题精审，考证缜密，于纷繁的学术现象中归纳总结出一般规律，取得重大成就，确非乾嘉诸儒所能比肩。如他归纳总结出的有关古籍整理的方法实用性极强，影响深远，今天仍为文献学界所使用。
整理古籍主要通过标点、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翻译、编制目录索引、搞分类或专题资料汇编等，通过这些工作，可以使古籍恢复本来面貌，更方便地为学术研究服务，为普通读者服务。
关于标点。陈垣先生说：“现在我们要整理史料，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在翻印旧书的时候，最低限度，要将旧书点句，能分段分节，加以标点符号更佳”。（《中国史料的整理》）虽然“五四”白话文运动已获得了胜利，新书加标点符号已为人们广泛认可，但对于整理古籍是否加标点符号、是否分段仍认识不一，如当时（1928年）出版王国维的《王静安先生论文集》就没有点句，之所以不点句，可能是崇古之风犹存。陈垣先生明确提出这一看法是有现实意义的，也是有针对性的。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工作是标点和分段分节，这在今天已成为共识，而在七十年前作为一个学术主张，则具有开创性的味道。
陈垣先生校勘学的精华体现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这是他在校勘沈家本刻本《元典章》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他前后共校出沈刻本《元典章》伪误、衍脱、颠倒等一万二千余条，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其后，又从这一万二千余条中取十分之一，加以分类说明，为例五十，分六卷，即《元典章校补释例》。他说：此书“非仅为纠弹沈刻而作”，而是“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它诸史”，并能“于此得一代语言之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元典章校补释例》自序）。由此看出，他所做的这一工作，非仅为校勘《元典章》一书，而是以它作为典型材料，有目的的总结校勘的一般规律，以广泛用于古籍的校勘。
此书中的“校法四例”又是全书的精义所在，是校勘方法论的科学概括。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对校，以同书祖本或别本相对校；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他校，以他书校本书；理校，不凭本而凭理。这四法是校勘的一般方法在校勘工作的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运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极丰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这部书刚一出版就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中引起轰动。胡适为此书作序，称：“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推崇备至。当时在北大、清华两校讲授校勘学的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看到此书后给陈垣先生写信，“说：“深佩先生校订古籍之精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凡研讨元代典章制度者固当奉为南针，即专攻版本校勘之学者，亦当谨守先生所用之法则也。”（《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10页）并将此书存放系研究室供师生参阅。
就古籍校勘而言，陈垣先生的贡献巨大，迄今未有人超过。六十年代，国家组织国内一流学者点校《二十四史》，就曾将陈垣先生的《校法四例》印发给各组，作为重要参考书。可以说，从事古籍整理而不懂校勘四法是难以胜任工作的。
编制目录索引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陈垣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入手的，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从未离开过目录学，用目录学的方法整理古籍、为学术研究服务是他一贯提倡的。他对于编制古籍目录索引有系统设想，提出除编制一般古籍目录外，还应编制群书篇目目录和重要书籍索引。传统古籍目录大多只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等，于书中篇目，特别是文集中的篇目未曾注意，这对于学术研究实在是不方便。分类编制篇目目录则便于研究利用，这也是他自己在研究中的切身体会。他曾亲自动手将《四库全书》集部中的部分文集篇目抄录编排，颇便使用。
陈垣先生重视古籍目录的编制技巧，多有创见。他编纂的反映北图馆藏敦煌经卷的目录——《敦煌劫余录》，共十四卷，分三部著录：第一，“总目”，列书名、译者或撰者、卷数、轴数、页次等；第二，“检目”，按千字文顺序排列，既是原轴的编号，又是排架号；第三，各轴一一著录，有原号、起、止、纸数、行数、附记六项。三个部分互相配合，既揭示了藏书内容，又便于读者检索。胡适在《〈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说：“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胡适书评序跋集》）此言断非溢美之词，可作为编制古籍目录的范本。
此外，陈垣先生编纂的宗教目录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道家金石略》等，也示人以方法和路径，都是独具特色的古籍目录。
陈垣先生还提出将古籍中的有关材料用分类或专题的方法编纂汇辑，可称专题资料汇编，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非常便利的，我国古代的类书、政书就有这个意思。这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
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还必须具备历史年代学、避讳学知识。古籍产生的时代，古籍中的年代记载，古代有关历法、纪年问题，中西回三历换算问题，都是古籍整理工作中无法回避的，不掌握历史年代学知识，不解决这些疑难，古籍中的许多问题都无法解决。陈垣先生在历史年代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首推历表的编制，其次则为利用年代学知识考证史事。1925年和1926年，他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相继出版，填补了空白，深受学界欢迎。对于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书。
三、古籍整理的丰硕成果
陈垣先生关于古籍整理的态度和归纳总结的方法（包括这方面的专著）已如前述，就具体古籍整理的成果而言，亦硕果累累，蔚然大观。以下作一简要介绍。
（一）影印翻刻稀见古籍
陈垣先生是宗教史专家，曾致力于宗教古籍的翻印整理。如校对《铎书》并作序，校刊《灵言蠡勺》并作序，校刊《辩学遗牍》，影印《名理探》等。
（二）古籍专题资料汇辑和编制目录索引
陈垣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择其要者介绍数种。
1、《道家金石略》。这是陈垣先生为研究道教名流派而编纂的一部石刻史料汇编。他从20年代开始汇辑，上起汉魏，下至有明一代，共录1300余通，金元部分过其半。他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说：“余昔纂《道家金石略》，曾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碑千三百余通，编为百卷，顾以校仇不易，久未刊行。其金及元初部帙，十之一属道教旧派，十之二属大道、太一，十之七属全真。元并江南，始有正一诸碑，与全真对峙，然河北大部仍属全真也。”此书后经陈智超先生增补校正，于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煌煌巨制，令人敬佩。
2、《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佛教典籍是很多研究史学的人望而生畏的，很少有人介绍，能利用的人更少。陈垣先生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缘起》）故此，他选用不同体裁的三十五种佛教典籍，从内容、编纂方法、史料价值和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应用等几个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述。
3、《敦煌劫余录》。这是陈垣先生主持北京图书馆工作时编定的反映该馆馆藏敦煌经卷的一部专题目录。此书编写难度很大，他在序中说：“夫写定之难，厥为首尾不俱之残轴。轴首尾无经名而轴中有品名，尚易定也。虽无品名，而其文为吾人所常习，如《金刚》、《法华》之类，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习之经论，往往一残轴比勘多时，谘询多人，仍不能考定。”而他知难而进，不单在考证上解决许多疑难，留下许多精辟之论，而且在全书的编排上，借鉴中国传统目录和西方现代索引的编制方法，颇具特色。（前面已详述，兹从略）。
4、《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这是他研究中国天主教史时所编目录，分说教、天文、历算、地理、艺术等部，惜未正式出版。
5、《乾隆基督教目录》。陈垣先生欲仿《开元释教目录》之例，网罗乾隆以前基督教中的名著叙跋而著录论列之，部分与《明末清初数士译著现存目录》重。
6、20年代，陈垣先生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导师时，曾指导同学编纂古籍目录索引，其中以古代类书居多，计有：《艺文类聚引用书籍》、《太平御览引用书籍增订目录》、《太平御览引用书细目》、《太平广记引用书籍增订目录》、《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目录》、《希麟续一切经者义引用书细目》等。
（三）《元典章校补》与《旧五代史辑本发覆》
（四）主持点校《新、旧五代史》
陈垣先生于五代史用功甚深，三十年即研究校勘《旧五代史》，取得重要成果，深为学界称誉。解放后，中华书局标点整理二十四史，他承担了《新、旧五代史》的点校任务，由柴德赓、刘乃和二位先生具体协助。在他的指导下，刘乃和先生编制了地名索引、人名索引，比较了二史的差异，并粗点一遍，划分了基本段落。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未能看到二书的最终完成。
陈垣先生不仅对点校《新、旧五代史》认真负责，而且关心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贡献出许多真知灼见。前四史定稿后，中华书局将每书的出版说明、点校后记等送他审阅。对作为校勘样本的《旧唐书》卷一、卷八的校勘记，他逐字审阅，并在讨论会上，由刘乃和先生代他提交了长达二千余字的总意见稿和五千余字有关具体问题的意见。
除了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外，陈垣先生还关心其它古籍的整理工作。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他是委员之一，组长齐燕铭等领导同志经常去拜访他，征求他对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意见。他从来都是知无不言，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心得。如中华书局影印《册府元龟》，齐燕铭等同志多次上门求教，他从该书的出版计划、选用版本到书名题字、印刷样式，都一一提出意见，就连如何用宋刻残本补明本之阙亦注意到。最后应金灿然同志之请，由刘乃和先生执笔，撰成《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成为古籍整理方面的一篇著名论文。
综上所述，陈垣先生是自民国以来对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我们应铭记他的功绩，认真总结和继承他的宝贵遗产，推动我们的古籍整理事业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①陈垣著《励耘书屋丛刻》、《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道家金石略》等。
②陈乐素、陈智超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④刘乃和主编《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
⑤刘乃和主编《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⑥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⑦刘乃和著《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