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挑细选——基于五份影印选目的考察
1.1《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的公布
1933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试图通过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一方面扩大该馆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四库全书影印本与他国交换文献资料以充实新馆馆藏。该年的4月22日，朱家骅致函行政院，按照蒋复璁的报告，决定：“拟暂定先印其最精未刊秘籍约三百种，每部限一千五百册”，并说明与商务印书馆商谈合作的具体情况[4]805。4月31日，朱家骅致函行政院称：“拟将其中向未付印或已绝版之珍本约八九百种，先行付印，为发扬文化之一助。迭经本部派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前往北平调查研究，并赴沪接洽印刷情形，大致尚属可行。”[4]804为此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专门编订了《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5]，听取社会意见。
蒋复璁先生
《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选经、史、子、集四部，共三百六十六种，后附质疑目录五十二种。在“例言”中提出了7个疑问，可见编目者内心是犹疑的，但也表达了可供商榷的意愿。以经部易类为例，该目著录《了翁易说》等31种，虽未注明版本，但所指的应是“四库全书本”。此目公布后，董康、傅增湘、叶恭绰联名致函教育部，称：“中央馆拟目中所收宋元人著述，如经部之《石鼓论语问答》《四书管窥》，史部之《太平治迹统类》《大金德运图说》《熬波图》，子部之《资政要览》，集部之《苕谿集》《山房集》《本堂集》等，皆有同光后单刊本或丛书本，何以悉行列入，殊难索解？应即日延聘通儒，从长考量，否则徒令外人齿冷也！”[6]知名学者对该目中入选的一些古籍提出质疑，认为《石鼓论语问答》等多部书籍均存在时代稍晚的通行本，既非“未付印”，也非“已绝版”之珍本，名不符实，实不必再列为“四库全书未刊本”再影印。应另请高明，重新拟目。此后，争议蜂起，南北文化界就此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讨论。
1.2《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的商榷
袁同礼先生
《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中其他的古籍，也都详细注明了版本。如“名臣碑传琬琰集一百七卷宋杜大珪编”下注“常熟瞿氏有宋刻本，此书宋版入明南监，明补本世多有之”。“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宋梁克家撰”下注“此书应据明万历本，库本不足道，常熟瞿氏有旧抄本”。不仅仅是选目，还增加了选目的理由，并对各种版本进行了比较，使选目更有说服力。这些版本，无论是宋刻本、旧抄本，确实可称为善本。而此目的版本著录信息也非常详细，蕴含了学者的部分考证成果，确出于行家里手。此目编制的高质量，一方面源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有丰富的古籍存藏，如文津阁《四库全书》以及卷数不少的《永乐大典》，又可就近利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藏书，并与私人藏书家有着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古籍部工作人员均有丰富的版本知识。此书目的主要编制者是赵万里，于1933年刚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9]，其所编草目自然更有根基，更有说服力。
1.3《签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的产生
陈垣对《四库全书》深有研究，后人称其在《四库全书》研究方面占了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见过文渊、文津两阁《四库全书》的学者，并绘制过文渊阁《四库全书》排架图；他是第一个主持文津阁《四库全书》清点工作的人，逐架、逐函、逐册、逐页翻检过全书；他是第一个发现《四库全书荟要》的人……”[10]该年的8月20日陈垣应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之请，作《签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收经、史、子、集四部共343种，标注“此有”者均系国学图书馆所有之书[11]。该目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版本信息。与《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相比，《签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中除《周易详解十六卷》外四种下均只注有“此有钞本”，虽未说明是何种钞本，笔者猜想是指的四库全书写本。由此可以说明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先后所编的《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签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在版本著录信息上确实不如国立北平图书馆所编的《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偏于苟简。
陈垣先生
1.4《四库孤本丛刊目录》的编定
与此同时，为平息争议，8月11日教育部公布《编订四库全书未刊本目录委员会组织规程》，聘请陈垣等17人，成立“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计有：陈垣、傅增湘、李盛铎、袁同礼、徐鸿宝、赵万里、张允亮、张元济、董康、刘承干、徐乃昌、傅斯年、顾颉刚、柳诒徵、张宗祥、叶恭绰、马衡。经商议讨论后，由赵万里拟出草目两种，“其一，无他本可替代者，如永乐大典辑本皆属之，应定名为四库孤本丛刊，由教育部委托商务印书馆办理。其二，为有善本可替代者，应废库本用其他善本，定名曰四库善本丛刊，由北平图书馆会同国内公私收藏家负责办理……计四库孤本丛刊拟目书共一百八十种，四库善本丛刊拟目书共二百种。”[12]即从原来的《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中选出一百四十三种，新增三十七种，总共一百八十种，定名为《四库孤本丛刊目录》。
《四库孤本丛刊目录》的具体情况是：经部35种（从未刊目中选出34种，加1种），史部15种（从未刊目中选出12种，加3种），子部24种（从未刊目中选出23种，加1种），集部106种（从未刊目中选出74种，加32种），总计180种，共9万余叶。此目是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基础上选出来的，虽有部分新增，但三者的先后源流关系十分清晰。据张崟将《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与《四库孤本丛刊目录》进行比较，“盖三目所共通者，特一百零五种，而最后真为孤本丛刊拟目所新加者，则惟十有六而已。”[13]承担选目者换成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青年馆员赵万里，并充分吸纳了京津两地委员的建议。此时开始拟道分两途，一为“四库孤本丛刊”，由教育部委托商务印书馆办理；另一为“四库善本丛刊”，由北平图书馆会同国内公私收藏家负责办理。
1.5《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的问世
1933年10月，教育部所组织的委员会在《四库孤本丛刊目录》的基础上再次详加讨论，斟酌去取，最后形成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至于为何定名为“珍本”，据称“其后相持结果，卒用陈援庵建议，专印四库中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各书，即名为四库珍本者。”[14]《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前有“影印缘起”，下署商务印书馆，但后被收入《王云五序跋集》[15]，应是王云五所作。在“影印缘起”里王云五分析了《四库全书》之文献价值，以及影印《四库全书》之于保存文化之意义，并历数以往数次影印失败之原因。该目选书二百三十一种，较原约增二万余叶，分装约二千册。此是本次影印所确定的最终目录，后商务印书馆按此具体操作，遂为定局。
从以上五份目录可看出，通过不断的增删讨论，最后编制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并最终按此目录完成了此次《四库全书》的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是多方妥协推进的结果，每一种书的去取都经过了严格的讨论。1933年11月17日，商务印书馆举行了开印仪式。自1934年7月至1935年7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分四期先后出齐，共计231种，分装了1960册。
二、“平馆学人”的主要观点——基于“平馆学人”论著的考察
2.1“以善本代替库本”的影印主张
“平馆学人”坚持“以善本代替库本，以罕传代替未刊”。7月5日，蔡元培、袁同礼致函教育部，提出四点意见：“……今玆迳印加刊以‘未刊’二字，于名称上似觉未妥，此应请大部予以考虑者一也……今玆影印，凡有旧刻或旧钞足本，胜于库本，可用以代替者，允宜采用原帙，以存古书之面目，此应请大部予以考虑者二也……拟请大部延聘通人或组织委员会，详为审查，严定去取，藉收集思广益之效，此应请大部予以考虑者三也。又四库集部诸书，概无目录，翻检为艰。本馆近年以来，补辑此项篇目业已竣事，自应排印于每书卷首，以资检查。”[4]799-800一方面对国立中央图书馆所编之目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提供建议，此外还汇报了该馆对四库集部篇目索引工作的进展。该函还附了《四库罕传本拟目》（即《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一册。其所提出的意见，大体仍同《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序中之意见。
张元济先生
赵万里7月11日又致函张元济，提出对此次影印的建议。张元济7月13日复函袁同礼、赵万里称：“影印四库未刊本，二公主张拟用善本替代，并联合南北各学术团体及各地学者，即日草具公函，向教育部当局建议，甚盛甚盛。惟弟窃以为玆二事者，不妨兼营并进，而不必并为一谈。”另外又表明商务印书馆方“均以为于印行库本外，所有公私善本，允假敝馆影印者，苟于照相制版技术上，认为可能，极当勉力承印，与库本并行不悖，此则敝公司愿竭尽绵薄，而与各学术团体及学者通力合作者也。”[4]802张元济认为库本和善本影印可并行不悖，同时进行。随后，袁同礼复函张元济，表明北平馆方此举的态度，他称：“同礼职司校仇，而于文津、文渊两本，又与孑民、叔海两君，共负典守之责，见闻所及，不得不图补救。区区苦衷，当为国人所共谅。诚以当局如有贻误，匪特在学术上为致命伤，于国家颜面，尤不能不顾到也。”[4]803再次申明影印应谨慎从事，应从学术上更多地去考量，而自己此举是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此也。
2.2为影印《四库全书》提供具体方案
王重民先生
2.3对《四库全书》之学术价值进行全面评估
《四库全书》修成后，确实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其本身亦有较多可商榷之处。8月19日，王庸在《四库全书的价值与影印》中提出《四库全书》的缺点在于“（一）所选书籍，偏而不全。（二）书本内容，未必完善”，认为“我们应当知道，这部书无论怎样伟大，亦不过对于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有相当的用处，和其他学术上的关系，并不重大，所以，它在学术文化上的价值是有很大的限制的”[20]。8月21日，萧璋在其《四库全书错讹删缺例证》一文中，以宋陈渊《默堂集》二十二卷、宋同孚《蠹斋铅刀编》三十二卷、宋董嗣《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元滕安上《东庵集》四卷、明刘琏《自怡集》一卷、明董纪《西郊笑端集》二卷六书为例，证明四库缺遗、四库错讹、校官疏略、四库减删等误，从而提出应注意四库之篇章删缺、文字错讹的两点问题[21]。这是从具体层面比较研究库本与他本之优劣，为影印《四库全书》提供选择依据。
刘节在《四库本之评价》一文中谓：近年以来，交通发达，佚书层出。在昔日惟有《永乐大典》本或残本可据之书，时至今日，有明钞本或原本发现者，不下数百种，且当时原有之书，以较今日所见之本，其卷数不完，或序跋脱略者，亦不一而足。不第此也，四库之书，屡经删改，尤以史部集部为最。且七本皆出抄胥之手，亥鱼鲁豕，触目皆是，凡有刻本者，自当以刻本为据[22]。刘节是从新发现的文献方面，指出此次影印应注意之点。谭其骧《由乾隆谕旨证四库本之不尽可靠》一文中提及：此书纂辑之时，实多所以意删改，非复原书真面目。吾人若但求无损于满清帝室之令誉，则四库本诚为善本；若以学术上求真之观点而论，则四库本绝非完善无疵之本[23]。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中，对此发表建议的还有：孙楷第《论教育部选印四库全书》[24]等。
三、对“平馆学人”参与此次学术论争的评议
3.1参与个体多，参与面广，获得了来自版本目录学界的广泛支持
关于本次影印《四库全书》所引发的学术论争，涉及多家机构，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有国立北平图书馆，还有故宫博物院、商务印书馆以及教育部等，因有利害关系，故盘根错节，至为复杂。各报刊媒体，如《国风》《大公报》《北平晨报》等，亦多设有专栏、社论，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国立北平图书馆这边，确由袁同礼最为有力。不但屡次致信教育部、商务印书馆，也多次发文，申明自己的主张，遇有外界苛责之时，也只能出来辩解[27]。诸多“平馆”年轻学人如赵万里、王重民、向达、王庸、刘节、孙楷第、谭其骧等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委员也参与此次论争，应也是受到了来自袁同礼的鼓励。虽然主观上是实现袁同礼的主张，客观上也对年轻一代学人在学术上予以了极大的锻炼。
赵万里先生
3.2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献策献力，实现了影印《四库全书》的部分主张
徐鸿宝先生
经此次影印《四库全书》的“学术论争”，学界对善本的观念得以有更深的认识。正如当时人所论，“主张有善本者，以为当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应当顾及学术上的福利，访求善本，作校勘记，就是稍延时日，也必须办的。”[30]赵万里在其后对《四部丛刊续编的评价》中仍然强调“应尽量多收宋元以前人的著述，行有余力，再及明清这个基本原则，无论影印四库全书珍本或四部丛编，似乎多应当考虑到的。”[31]而从此次论争的主要观点——主张以善本、旧本、罕传本、足本代替库本来看，也不断地确立了学者对古籍善本价值的认识，那就是古籍的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同时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采用古籍影印这样的再生性保护手段使古籍实现“再生与传播”。1935年故宫博物院《选印宛委别藏四十种》也交商务印书馆影印，也可以说是此次学术论争的推动所致。
3.3为后人提供研究之资，促成了《大公报图书副刊》的产生
在影印《四库全书》的学术论争中，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表现出了有理、有力、有节的风貌。所提出的论据均有坚实的文献基础，非空穴来风。或有鉴于《北平晨报》的“北晨学园”副刊可以集中来讨论学术问题，也是为了促进学界对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袁同礼等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在《大公报》上开设“图书副刊”专栏，以书籍介绍、学术通讯、介绍版本目录校雠之学为主。其“卷头语”称“近年来社会人士对于图书本身的学问，即所谓版本目录以及校雠的学问，似乎太隔膜了。即如最近关于四库影印的一场公案，各方的议论自然各有千秋，但是其中也有非常可怪之论……至于版本目录校雠之学，无非是历史方法的一部分，也就是科学方法中的一小支，只以求真为目的，并无炫奇立异之心！”[35]
可见专栏的内容确实是促进人们对“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本是历史方法亦即科学方法的一部分”的认识[36]。此后，国立北平图书馆青年学人成了该专栏的主要供稿者，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赵万里的《芸盫藏书题记》等都在该副刊连载。《大公报图书副刊》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交流平台。
3.4完成《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之影印，推动了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
这十二种叙录，也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序跋》为题分两次刊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40]，并分三次刊载在《同行月刊》第五卷第一、二、三期[41]上，现也被收入《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1911-1984》[42]。第一集共12种，97卷。这些古籍中，版本价值甚高，苏乾英认为“除《朝鲜史略》被收入四库外，《九边考》《西域行记》《行边纪闻》《安南图志》及《日本考》五种，只见诸存目而已。余六种连名目亦无之。久佚之书，今得重见，则玆集之刊行，有贡献于学术界，与便利于研究边疆问题者，岂浅尠哉。”[43]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因为底本的罕传，影印本的价值也随之上升，又成了后人再影印的底本，如《皇明象胥录八卷》，又被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再影印[44]。该丛书的影印，可谓是对以“继绝存真，传本扬学”为目的的古籍影印工作的一大推动。“平馆学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西迁至云南后，因地制宜，继续选取西南史地罕传之本十二种拟刊行善本丛书第二集[45]。职员李耀南曾遵袁同礼之命将第二集各书之叶数报送给张元济[46]，惜乎最终因受抗日战争影响的缘故，未能印成。
四、结语
注释：
[1]林夕.十年和廿年——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始末[J].读书,1993(06):121-127.
[2]姜文.1933年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论争平议[J].历史教学（高校版），2011（20）：43-49，6.
[3]马学良.公心与私意之间:《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始末考略[J].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2）：165-177.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89-102.
[6]编者.最近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文献[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2（4）：1-6.
[7]北平图书馆.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M].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
[8]袁同礼.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序[N].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
[9]赵万里撰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M].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
[10]陈智超.从陈垣先生对《四库全书》的研究谈起[J].四库学,2017(01):1.
[11][陈垣].签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J].国风半月刊，1932,3（6）：38-48.
[12]编者.最近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文献（续）[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2（5）：1-18.
[13]张崟.最近景印四库全书三种草目比较表[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2（5）：1-45.
[14]叶恭绰.印行四库全书的一些逸闻[M]//愚士选编.读书与消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294-297.
[15]王云五编.王云五全集19序跋集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26-28.
[16]编者.选印四库全书问题文献目录[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123-126.
[17]王重民.论教育部选印四库全书[N].大公报，1933-8-14（11）.
[18]冷庐主人.评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J].国闻周报，1933，10（36）：1-12.
[19]向达、袁同礼.选印《四库全书》平议[G]//袁同礼.袁同礼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221.
[20]王庸.四库全书的价值与影印[N].北平晨报，1933-08-19.
[21]萧璋.四库全书错讹删缺例证[G]//《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编委会编.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1912-1987[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50-153.
[22]刘节.四库本之价值[N].北平晨报，1933-8-15.
[23]谭其骧.由乾隆谕旨证四库本之不尽可靠[N].北平晨报，1933-08-15.
[24]孙楷第.论教育部选印四库全书[N].北平晨报，1933-8-22.
[25]袁同礼.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63-70.
[26]赵录绰.清高宗之禁毁书籍[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1-33.
[27]袁同礼.袁同礼致时代公论记者书[J].国风，1933，3（6）：19..
[28]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98-300.
[29]编者.最近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文献（续）[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2（5）：1-18.
[31]斐云.四部丛刊续编的评价（上）.大公报（天津版），1934-04-21（11）.
[32]教育部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四库孤本丛刊目录[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103-110.
[33]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111-122.
[34]编者.选印四库全书问题文献目录[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123-126.
[35]卷头语[N].大公报(天津版),1933-09-28(11).
[36]袁同礼.复刊词[N].大公报(上海版)，1947-01-07（11）.
[37]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出版预志[N].大公报（天津版），1935-09-19（11）.
[38]馆讯：馆藏善本丛书第一集出书[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7，11(1)：142.
[39]谢国桢.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叙录[N].大公报（天津版），1937-01-21（13）.
[40]谢国桢.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序跋(上)[J].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7,(222新)：9-10.谢国桢.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序跋(下)[J].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7,(223新)：11-12.
[41]谢国桢.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叙录(中)[J].同行月刊,1937，5(2)：2-7.
[42]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1911-1984[M].北京：中华书局,1995：808-822.
[43]苏乾英.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J].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1937(02):20-22.
[44]《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10[M].北京：北京出版社，：551-683.
[45]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近况[J].图书季刊，1940（2）：262-265.
[46]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10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06.
[47]王绍曾.编印《四库善本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刍议[J].文史哲,1993(01):81-83.
[48]蒋复璁口述，黄克武编纂.蒋复璁口述回忆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53-54.
本网站有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媒体、公司、企业或个人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站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