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对国家图书馆藏书建设的历史贡献
蔡成普（国家图书馆）、李静（国家博物馆）
关键词：郑振铎；国家图书馆；藏书建设；贡献
1引言
郑振铎(1898—1958)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文物收藏家、考古学家、藏书家、出版家。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期间，郑振铎为保存和保护善本古籍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首任局长，后升任文化部副部长，“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为20世纪中后期我国国有藏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
民国时期，郑振铎作为藏书家，已与国家图书馆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下文简称“平馆”，“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建立了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作为国家文物事业和图书馆事业的领导，更是北图直接上级领导。郑振铎在不同时期为国图藏书建设、馆舍建设、读者服务、展览业务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尤以藏书建设方面的贡献最为显著。国图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代表，探索和表彰郑振铎对国图藏书建设的贡献，无论是对国图馆史还是中国图书馆史都有重要意义。
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郑振铎对国图藏书建设的贡献，并有相对专门的论述。冀淑英[3]指出北图珍贵藏品中有部分为郑振铎抗战期间在上海收购，表彰了郑振铎力避珍贵古籍流出海外作出的贡献，并重点回顾了郑振铎为国家收购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付出的艰苦努力。李致忠[4]通过梳理部分馆史档案资料，揭示了郑振铎以藏书参加平馆展览、向平馆捐赠所编图书、协调收购陈清华善本藏书、家属遵其遗愿向北图捐赠西谛藏书等几个方面为国图做的贡献，也介绍了国图整理和保护西谛藏书情况。陈红彦[5]简述了郑振铎收购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组织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收购珍贵古籍，动员藏书家捐书，以及促成海外文献回归等贡献。
下面我们按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段，对郑振铎为国图藏书建设所作贡献作全面地总结和分析。
2民国时期郑振铎对平馆的贡献
民国时期，郑振铎作为藏书家，对国图藏书建设的贡献主要在于积极捐献图书、协助购书和阻止藏书运台等。
2.1捐献图书
郑振铎与国图的渊源很深，1933年度至1935年度，郑振铎连续三年主动向平馆捐赠所编著图书，支持平馆藏书建设。[①]1947年，郑振铎应平馆馆长袁同礼之请，将编纂的《唐五代画》、《宋画》和《清画》捐赠给平馆。[13]
2.2协助购书
郑振铎还积极协助平馆购书，推荐收购图书。1932年7月，为协助平馆从上海中国书店陈乃乾处收购蒋汝藻所藏600余种明人别集，郑振铎特意从北平返回上海，在赵万里和陈乃乾之间极力说合，最终促成此次购书。[14]1946年11月，郑振铎向平馆荐收购天一阁残本明刊方志，“宁波近出天一阁残本明刊志书不少，有可与北平圕所藏配成全书者，乞询之守和先生，有意得之否？”。[15]
2.3阻止藏书运台
新中国成立前夕，郑振铎先后两次阻止国民党政府将包括平馆藏书在内的藏书运往台湾。
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强令平馆挑选馆藏善本和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对此郑振铎非常着急，毕生真心爱书的人，怎么会赞成把这些文化遗产运到东南小岛，成为政治筹码。他于12月5日致夏鼐函中说：“弟耿耿不寐，殊为焦虑……弟所怕者惟以‘北京人’之复辙为虑耳。”[16]在11月17日致蒋复璁函谈及当时形势下文物保护时也说：“民族精神所寄托之物，绝对的应该妥筹善策，不能听任其再有罹劫之虞”[17]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袁同礼馆长最初计划搬运500箱善本，稍后改为150箱。赵万里和向达等平馆有识之士也为此多方奔走，并致函郑振铎挥寻求其发挥影响阻止此事。郑振铎自然是反对运台，赵万里看到郑回函后说：“读之令人感激涕零。”[18]郑振铎建议采取隐瞒、分散和拖延等方法，与国民党政府周旋，让古籍文物运台图谋没能得逞。[19]
当时国民党当局也要把中央图书馆所属大量善本古籍运往台湾，其中包括抗战时期郑振铎等人抢救下来的文献保存同志会藏书。对此，郑振铎等人采取拖延策略，也成功阻止国民党当局这一企图，把这批图书保留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图书被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接收，后拨交北图。郑振铎阻止藏书运台，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留存火种。
3.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对北图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北图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且负责全国图书馆事业和文物事业的指导管理工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建章立制工作，不仅影响全国图书文物事业，对北图也有不少直接指导。在这一时期，他主持制定《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规，从源头上阻止珍贵图书外流；开展藏书清点工作和图书馆调研工作，理清旧家当，图书调拨奠定基础。他积极抢救和保护流散民间的文献典籍，动员著名私人藏书家将藏书捐献给国家，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捐献热潮。在全国文献调拨工作中，他为发挥图书使用价值，合理分配图书，把大量文献拨交给北图收藏。
3.1动员捐书引发捐献热潮
早在1949年底，郑振铎就已开始动员江苏常熟瞿氏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新中国成立初期，瞿氏不能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缴纳粮赋，希望以捐献藏书抵扣，遂委托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从中说项。郑振铎当时随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工作团赴上海工作。为妥善处理此事，他宴请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团长董必武，最终玉成此事。[21]经郑振铎动员，瞿氏将所藏部分善本让归政府[22]，“这些善本入藏本馆，本馆中文书藏地位将益形重要，可为全国之冠”。[23]
1950年1月，郑振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致函瞿氏三兄弟，呼吁他们将更多藏书化私为公，“此项爱护文物、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人所共见而共仰……并盼其余尊藏全部，将来能够在双方协议下，陆续价购归公，以免散入私人手中。”[24]
郑振铎还曾致函上海市长陈毅、上海文管会领导李亚农和徐森玉，极力推荐瞿济苍、瞿凤起。[25]1951年，瞿济苍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聘请为顾问；瞿凤起参加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馆整理工作，上海图书馆成立后到上海图书馆工作。
瞿氏铁琴铜剑楼捐书迅速成为典范并广为传播，影响并带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藏书家捐献藏书的热潮。1950年许广平及周海婴[26]、瞿氏兄弟[27]、顾子刚[28]、柳亚子[29]、丁惠康[30]，苏毅范、黄懋信、马荫曾、田伯英、杨荫庆和教育工作者工会[31]；1951年，潘世兹[32]，周叔弢、赵元方[33]，马叙伦[34]，商务印书馆董事会[35]，富晋书社[36]；1952年，周叔弢[37]；1953年，瞿氏兄弟[38]，郭沫若、戴望舒家属、王家基[39]；1954年，瞿氏兄弟[40]、梁令娴、梁思成[41]，纷纷将藏书捐献给国家，限于篇幅，具体捐献日期和内容及类似事例不再枚举。
郑振铎动员周叔弢捐书，曾令图书馆界震动。1952年7月21日写给徐森玉的信中提及，“周叔弢亦已决定将全部藏书捐给北京图书馆，诚是大好消息也。为了此事，我已和叔弢谈过两次。大致已无问题。”[42]同年8月，周叔弢向北图捐献所藏历代善本715种。[43]同年9月15日，郑振铎致函周叔弢，感谢并邀请他参加北图9月20日举办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预展，“先生捐献之善本图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北京图书馆增加了这末重要的一批宝藏，不仅现在的中国印刷发展史展览大为生色，即将来刊印《善本书目续编》时，亦是令内容充实、丰富，大为动人也。敬代人民向先生致极恳挚的谢意……化私为公，造福后人，先生之嘉惠，尤为重要也……敬请先生能够亲临参加”。[44]字里行间可见，郑振铎把自己当作了北图人，北图的事就是他的事。郑振铎对“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尤为重视，不仅为展览撰写引言，对捐献古籍的藏书家们给予表彰，并将《“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引言》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45]，加以宣传；他还提供50多种个人藏书参展[46]；更是邀请徐森玉、王伯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展览。
1952年12月，郑振铎托同事王冶秋向张元济转达征集涵芬楼烬余善本的意向，“贵同僚王冶秋君莅沪过访，谈次知涵芬烬余各书甚蒙垂注，至深感荷。此等书籍断非私人机构所能永保，同人久有贡诸中央之意。只因有种种关系，未即实行。敝同人史久芸君亦曾传述雅意”。[47]1953年初，在郑振铎的协调下，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烬余善本售与国家，“1953年2月运交文化部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转发北京图书馆验收”。[48]1952年动员藏书家刘少山捐赠海源阁遗书宋刻《楚辞集注》时，郑振铎在写给刘少山的信中“画龙点睛地提及《楚辞集注》和《百川学海》两孤本，怕刘老先生不舍得捐出这两部精品。据说刘老先生看信后大笑，说郑局长真内行也”。[49]后来，刘少山所捐包括宋刻《楚辞集注》在内的26种图书，由文化部拨交北图。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毛主席在接见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将宋刻《楚辞集注》影印本作为国礼相赠。1954年，他更是劝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把从苏联带回的一册《永乐大典》移交给北图，“科学院从苏联带回《大典》一册（“梦”字），甚佳。正在设法劝其移交给北京圕也”。[50]
3.2图书调拨
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主管者，在图书调拨工作过程中，郑振铎站在全国文化事业发展的高度，把我国图书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的图书拨交北图，大大充实了北图馆藏。该类记录共有15条，约占全部记录的超过两成。
郑振铎对图书调拨有专门思考。在《谈分书》提出他的图书调拨理念，“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51]。郑振铎认为，分配图书时要重视图书的实用价值，把一般的图书分配给当地图书馆，满足当地的使用需求；版本价值较高的、实用价值较低的图书集中保存在重要的图书馆，作为“参考资料”，供学术研究之用，只有这样根据实际需求的合理分配，才能发挥图书的最大作用，避免浪费。
此外，郑振铎在指导北图实际工作时也谈及调拨图书的原则或者方法。1954年7月4日，他在答复赵万里咨询征集图书问题的函中，涉及了调拨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此刻收书，不宜存“一网打尽”之想，以免引起误会……徐蓉初的书籍字画，共价八百六十万元，极廉。惟浙江文管会已有反应，说是‘地方文献’，应当由地方保管。办理时，务希慎重小心”。[52]郑振铎指出，不能把所有图书都收走，要考虑地方文献的需求，只有合理分配，才能确保图书征集工作顺利开展。一般而言，高级领导干部很少指导具体工作。郑振铎不仅亲自指导具体工作，而且做得细致而深入，令人钦佩。
1951年7月，郑振铎先后将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移赠的11册、商务印书馆捐献的21册《永乐大典》拨交北图。为彰显此次移赠、捐赠的意义，以及新中国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郑振铎指导北图举办“《永乐大典》展览”，亲自为展览撰写序言《关于〈永乐大典〉》，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序言，呼吁全社会向国家捐献藏书，支持新中国文化事业建设。同时，他还广泛邀请国内知名藏书家参观展览。著名藏书家周叔弢观览后深受感动，随即将所藏一册《永乐大典》捐献给政府，他在捐赠信中写道“顷阅报载，贵馆展览《永乐大典》……以传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53]此后，郑振铎陆续将藏书家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捐献的《永乐大典》拨交北图收藏。经过郑振铎多方协调，北图收藏《永乐大典》的数量迅速增加。
3.3立章建制，惠及北图藏书建设
作为主管全国图书馆事业的领导，郑振铎十分重视出版图书的收藏工作，“在图书馆方面，第一件事是收集所能收集到的解放前后出版的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科学、文艺的大量书籍……我们也大批的尽量的购置、收罗，大批的陈列出来。在国立北京图书馆和国立南京图书馆，以及其他各级图书馆里，看这些书的人特别的多”。[54]
在国家政策支持以及郑振铎的重视下，文化部陆续推出文献缴送制度，1955年4月25日，文化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规定凡公开发行的书籍、图书、杂志均应在出版后三日内由出版者向北图缴送样本一份，影印外国出版的外文图书、杂志，第一次印刷应缴送北图二份。[55]1956年7月12日文化部发文修订全国报纸缴送样本办法，规定全国县、市级以上（包括县、市级）报纸和各地厂矿、高等院校定期出版的报纸，应定期向北图缴送1份。[56]这些制度发布后，北图图书入藏数量大幅上升，中文图书入藏量从1955年的7.2万余册增长到1958年的32.8万余册，增长了4倍多。[57]
为促进藏书建设等业务有序发展，1950年6月，郑振铎还组织成立图书馆工作小组，编制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图书馆分类法。[58]为了促进图书馆工作交流和理论研究，1950年，他创办了《文物参考资料》月刊，设置图书馆专栏；1955年，他又创办了《图书馆工作》期刊。[59]随着图书管理制度不断健全，北图藏书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建国以来，北京图书馆的购书费逐年增加，加以出版单位缴送、政府拨交和国际图书交换，使它的藏书日益丰富。十年来平均每年补充图书约四十余万册。与解放前每年补充图书不过三万余册相比，已增加十余倍。”[60]
3.4重视海外文献回流
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不仅在国内动员征集图书，还十分重视流失海外文献的回流工作。
1950年9月23日，郑振铎与叶恭绰联名致函陈君葆，要求将抗战时期寄存在冯平山图书馆未被日军劫走的善本图书运回北京。[61]陈君葆是香港大学教师，曾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主任，抗战时期，受香港大学委派与许地山协助原中央图书馆，把郑振铎等人为国家抢购的珍贵图书转移到香港保存。当年日军掠夺郑振铎抢救这批图书，有500多册未装箱图书未遭劫掠。1950年11月4日，这批书于由陈君葆寄回北京[62]，后入藏北图。
郑振铎接受香港侨胞捐赠珍贵图书。1951年，香港爱国学者陈君葆发现清末汪兆镛编纂的《晋会要》稿本，非常珍贵，就动员好友李绳毅重金收购捐献给国家。[63]1953年5月，该书入藏北图。[64]同年6月，徐伯郊将文化部颁发给李绳毅的褒奖状转交陈君葆。[65]1955年12月20日，将陈君葆所捐吴宽《东庄集》拨交北图。[66]郑振铎还主持了陈清华郇斋第一批藏书回流工作。
3.5毕生藏书化私为公
对于耗尽毕生心血聚集多达十万卷个人藏书，郑振铎也早就下定决心捐献给国家。他和朋友一起去买书时曾说，自己买的书“以后还不是国家的”[67]。他晚年常说，“我死后，这些书全都是国家的”[68]。1958年郑振铎逝世后，他的夫人高君箴遵照其遗愿将西谛藏书13924部、83839册捐赠给北图，完成了他的心愿。[69]
因北图藏书快速增加，郑振铎还为藏书整理做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整理北图收藏彝文图书，郑振铎特意邀请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家马学良对这批书进行编目整理。[70]他还支持北图编制周叔弢捐善本书目。[71]郑振铎批准从故宫博物馆旧存纸张中选取部分高丽纸、库磁青、高丽发笺和洒金腊笺拨交北图，用于修复善本古籍。[72]
综上，经过史料发掘，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图在大力加强采购，以及郑振铎的指导、协助下，藏书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自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北图的藏书量由新中国成立前的145万册迅速增长到479万册，善本亦由新中国成立前的不足10万册快速增长到超过20万册。[73]短短的8年间，北图的馆藏书量达到了新中国成立时的3倍多，年均入藏量多达41.75万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善本古籍的藏书量也达到了新中国成立时的2倍多，尤为难得。
4结语
民国时期，作为私人藏书家，郑振铎通过主动捐献图书、协助购书等方式支持平馆藏书建设。抗战时期，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识逐渐觉醒，“在国家图书馆之地位上，亦似以放大眼光广搜群籍为宜也……为国家建立一比较完备之图书馆，则于后来之学者至为有利，其功能与劳绩似有过于自行著书立说也”，[74]主动为国家收购珍贵文献，阻止善本图书运往台湾，自觉成长为民族文化的保护者。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领导者，郑振铎全身心投入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中。在他的动员下，民间私人藏书家的藏书如百川归海般进入公共收藏机构。在图书征集工作中，郑振铎充分利用版本目录学素养，为国家征集了大量珍稀善本；在调拨工作中，郑振铎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合理分配图书，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促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馆事业迅猛发展的态势，充分展现了他在藏书方面的专业素养和在图书馆建设方面的深谋远虑。
纵观郑振铎对国图藏书建设的贡献，可见清晰的脉络：从民国时期的自发行为到建国之后的自觉行为；从民国时期的个人行为到建国之后的职务行为和政府行为。后者的贡献远非前者可比。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进行广泛的图书征集和文献调拨，补充公共机构藏书，这与历朝历代建国之初广征民间文献的行为一脉相承，立意深远，事关文化立国的百年大计。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管理者，郑振铎从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高度着眼，将散落民间的藏书收归公藏，形成了以公共藏书为主的新格局，彰显了他作为行业引领者的高瞻远瞩，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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