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里先生是当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生前曾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善本特藏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
赵万里先生（1905—1980）
先生字斐云，别署有芸盦、舜盦等，祖籍浙江省海宁县。传说赵氏家族原籍甘肃天水，后到河南，又随北宋南迁，遂定居浙江。家中藏有旧时名家篆刻“天水扶风氏”和“南渡世家”两方印。祖父赵承鼎，字鉴斋，号耐庵。清代廪生，因挚友陈陆笙的劝说，感到仕途艰危，遂不再参加科考应试，多年在上海坐馆授徒。他喜篆刻，善书法，家乡许多街道桥梁的牌匾，都出于他的手笔。他将自己家乡的书房命名为“吟秋草堂”。父亲赵宗孟（1881—1955），字纯夫，号尘俯。在上海商界任职。他喜吟诗，也善书法，精行、隶体，是上海书法界名人。后来他将自己多年的诗作集录成《尘俯诗钞》八册。斐云先生是家中长子、长孙，有弟妹五人。
先生在文史、金石、戏曲、俗文学、版本、目录和校勘等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著作颇丰。特别是他的版本学被世人赞为“绝学”。
先生一生可分为六个时期：
一、1905—1921年，少年时代。
二、1921—1928年，奠定治学基础、态度和方法，先后从吴瞿安（梅）先生和王静安（国维）先生受教。
三、1928年以后十年，开始长达五十多年的图书馆善本古籍收集、整理与研究事业，就职于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北京图书馆，1998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他利用北图丰富的库藏和往各地访书的机会，深入研究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大量论著频频发表。自此开始系统研究《永乐大典》，前后三十余年，硕果累累。在北大、清华等校任教。
四、1939—1948年，完成两件重要工作：一是抗战时期在日寇占领区抢救收集各地的珍籍文物，使之免于被日寇所掠夺；二是北平解放前夕力阻国民党将北图善本精品南迁去台的企图，使全部国宝得以安全地保留下来。
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积极从事古籍文物的调查鉴定和收集保护工作。通过收购与宣传国家的鼓励捐献和奖励捐献的政策，使各地藏书家陆续将所藏聚集于国有，文化部把其中的大量精品调拨北图，从而使北图善本书库成为国宝荟萃之所。这时期他的论著陆续发表。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一书，阐述极其精辟，堪称他毕生研究版本学的总结。
六、1966—1980年，“文革”风暴摧毁了他的健康，于1980年辞世。
先生有子女三人，都学有所成，在祖国教育、科研等岗位上作出了贡献。有孙辈四人，先后在国内外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从事专业工作。曾孙辈六人，都正茁壮成长。
以下根据不完整资料修作年表：
1905年出生
5月7日（农历乙巳年四月初四）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城内（今海宁市盐官镇）的啸园。啸园曾是清代乾隆朝大学士陈元龙的私家花园。
1911年六岁
母亲张顺媛（1882—1961）是他的启蒙老师。在学龄前他已能识字千余、背诵唐诗几十首。
秋，入海宁达才小学。他学习主动，勤于习练书法，喜爱植物，制作了多种植物标本。
1917年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入嘉兴浙江省立第二中学。他学习用功，成绩名列前茅，对文史尤其喜爱。对植物甚感兴趣，曾将自制的标本送校参展。展后，又将标本赠与海宁县中山中学，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1921年十六岁
中学毕业，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国文系，攻读文史。他学习积极，师从当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和词曲作家吴梅（字瞿安）先生，研习词曲。及至师从国学大师、词作家王国维（字静安）先生时，他的词学基础又得到进一步深化。后来他誊录存留下来的在大学时的一些习作集成《斐云词录》。这虽是少作，仍可见其词学造诣。
吴梅先生
在大学期间，他生活俭朴，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买书。几年间得书颇丰，爱书藏书的癖好逐渐养成。其间还手钞了不少自己喜爱的书籍，如《水云楼》（自跋）、《烟霞万古楼诗》（吴梅跋）、《黼黻图回文诗》（王国维题签，吴梅跋）等。
1922年十七岁
作《述“彔”、“方”二字义》，载1923年《国学丛刊》。
1925年二十岁
这年王国维先生受聘任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国学研究院导师还有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三位先生。经吴瞿安先生介绍，他大学毕业前半年离校，到北平拜王国维先生为师，在国学研究院任王先生助教。他对王先生非常敬佩，王先生对他也颇加青睐。在王先生的指导下，他的学术造诣日深，研究的领域涉及史学、文学、金石学、戏曲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面。特别是王先生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学风，使他深受熏陶。在他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一直保持着从严求实的态度。
王国维先生
1926年二十一岁
冬，临王国维先生《水经注》一书的亲校。翌年春，王先生辞世前在此复墨后作长跋记述自己校《水经注》的经过，并赞许“门人斐云”的过录工作。
从这时起，多年间，他临校王国维先生亲校后又再校的和自己手校、手批的古籍有七十余种。并陆续发表校记、校补等论著。如《〈封氏闻见记〉二卷校补》、《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说苑校补》、《〈广韵〉校勘记》、《〈淮南子〉札记》、《〈渑水燕谈录〉佚文辑补》等。
1927年二十二岁
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沉于北平颐和园昆明湖。
王先生的辞世，使他失去一位恩师，国家失去一位学术泰斗。他极为悲痛，哀挽之际，他全力整编恩师的遗作与年谱。
编《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载1927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二卷五号。
编《王观堂先生校本批本书目》，载1927年《国学月报》二卷八、九、十期合刊。
编写《王静安先生年谱》，载1928年《国学论丛》一卷三期。
编辑《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王静安先生之考证学》，载1928年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6月5日，在清华学校梅贻琦校长的主持下，他与表妹张劲先结婚。张劲先（1905—1996）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今海宁市市区），杭州女师毕业。当时任北平孔德学校教师。婚后他们住清华学校西院，与朱自清先生为邻，与朱先生夫妇交往甚密。
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决定《国学论丛》第一卷三期为《王国维先生专号》，请陈寅恪先生主持，他分担部分编辑工作。
12月，应聘与浦江清等先生合编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
1928年二十三岁
整理王国维先生《唐五代二十一家词集》出版。
从20年代末起，他经常到各地访书。无论名家书肆，城市乡村，无所不至，所谓“有书不怕地偏僻”。遇见珍贵精品，他都要记下其行款、序跋、刻工、藏印、纸墨等特点。并将其中部分材料整理成《经眼录》，先后发表了数百篇。
7月，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这年经陈寅恪先生介绍，他离开清华国学研究院，到北平北海图书馆任中文采访组和善本考订组组长，并兼任编纂委员和购书委员会委员。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二年的图书馆生涯。
当时的善本部主任是徐鸿宝（字森玉）先生。徐鸿宝是当代著名的文物鉴定家，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在徐先生的指导下工作，他业务上更加精进，加之馆内又有丰富的善本收藏，他日日沉浸在宋元旧刻、精校名钞之间，汲取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他以过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加上已有的治学基础，在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方面，有了更深的造诣。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周叔弢、张允亮诸前辈，也都是研究版本目录学的行家，由于对古籍有共同的真知笃好，他与他们亦师亦友，互相切磋，把版本鉴定推向新的水平。
1929年二十四岁
6月，长子赵深生。
8月，北平北海图书馆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图书馆行政分为八部，善本部下设考订、写经两组。徐鸿宝先生任善本部主任，他任考订组组长，与徐先生共同负责善本书的调查采购事宜，并主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9月到1937年6月，他受聘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词史”，编写讲义《词概》，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
这年到1949年，他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通讯研究员、特约编辑员和通讯编辑员，同时还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
1930年二十五岁
校辑是整理研究古籍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校勘和辑佚，将流失的古籍复原或部分复原，也就是利用大量书籍引用的原书材料通过校辑将原书复活。20年代末他开始研究和辑佚《永乐大典》的工作，历经三十余年。《永乐大典》是世界著名的一部类书，全部为明代手写本，没有刻过版。嘉靖、隆庆间又依永乐所缮正本，另摹副本一份。全书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字数约八亿七千万左右。明亡正本毁。副本藏于皇史宬，后移贮于翰林院。到清咸丰间亦渐散失。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副本绝大部分遭焚毁，其余被劫走，或散失于市。现存的《永乐大典》虽仅为原本册数的百分之二三，其中仍有许多资料是值得继续发掘的。他深知这项工作的意义和分量，因而积极倡导并组织开展这项艰巨的研究。
《永乐大典》
他一方面从事对存世《永乐大典》原本和原本资料的收集——通过收购、捐献、国际交流摄影本微缩胶片与外国归还。到60年代，存世《永乐大典》以不同形式入藏北图。其中馆藏《永乐大典》原本也从1930年的九十三册增至60年代中期的二百二十册，约占存世《永乐大典》原本册数的一半。1960年中华书局将馆藏《永乐大典》原本和原本资料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
7月，赴沪到苏州观阅潘博山先生藏书，见卢氏抱经堂刻本汉贾谊撰《新书》十卷，极佳，即做题记一篇。在沪承张元济先生关照，到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访书二日，尽阅所藏佳本秘籍。
次年，张元济先生又安排商务印书馆同仁陪同，往上海金城银行观阅存放在保险库内的宋版《春秋正义》等善本精品。
1931年二十六岁
赵万里先生与夫人张劲先女士合影（摄于20世纪30年代）
4月，女儿赵虹生。
《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三卷，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此书辑出散佚的从宋到元词家七十余人的词作一千五百余首，有校注，胡适序。所采用的资料不限于《永乐大典》，都列有出处，注明引用的原书。他在此校辑工作中，方法之缜密，体例之严谨，至今为人称道。
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落成，开馆，并举办善本古籍展览。
国立北平图书馆
8月，与郑振铎、马廉先生同往宁波，一访范氏天一阁。因范氏族长不在，阅书未成。但在另一处偶然发现范氏旧藏明蓝格钞本《录鬼簿》正续，他们欣喜异常，立即分工合钞，录得续篇一副本，并作序一篇。
11月，赴沪途中到苏州看望恩师吴梅先生。畅谈半日，甚欢。又去吴湖帆先生梅景书屋观阅所藏，见明顾从义编《历代帝王法帖释文考异》一书，十卷，极赞赏，即作跋文于书后。
1932年二十七岁
4月，在沪看望来沪的吴梅先生。谈到词学领域的一些新发现。
1933年二十八岁
9月到1937年6月，受聘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兼课。他在讲授金石学时，编写有讲义，由清华出版部印行。
9月到1935年6月，在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兼课。
9月到1951年6月，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兼课。
9月到1949年，主编天津《大公报》的《图书副刊》。抗日战争期间停刊，胜利后复刊。香港《大公报》同时刊载。该刊学术性很强，刊载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论著，很受学术界重视。
《（1933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
应教育部聘请，担任“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委员。
7月，与马廉先生再往宁波，二访天一阁。承鄞县县长等人帮助协调，范氏族人答应开阁七日，供他们阅览。他们每天早六时到阁阅书编目，晚七时出阁休息。七日到期，编目完成。由鄞县县长主持公祭阁主，摄影后访书结束。
7月，作《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七卷五期。
8月，为影印《四库全书》应采用何种版本问题向教育部表示，要采取善本，不一定要用库本。
整编王国维先生著《古史新证》一书，1935年以王先生手稿影印出版。
1934年二十九岁
2月，作《重整范氏天一阁记略》，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十二期。
4月，作《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八卷一期。文中列出天一阁旧藏明季史料目录。
1936年三十一岁
2月，次子赵源生。
所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书完稿。本拟付印，因抗战起未果。这是他为早年收集自汉到隋的墓志、墓记、神座、柩铭等拓本所加的考释，以地下资料与文献材料互证，极见功力。
所著《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此书收志石图版七百九十七幅。60年代初再版时又作了补遗。
《宋会要》是研究宋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它详细记载了宋代史实和典章制度。书成于宋代，到明代亡佚。明初编撰《永乐大典》时，将《宋会要》散辑于各韵。清嘉庆年间徐松从《永乐大典》内辑出原《宋会要》内容五六百段，但未及整理即谢世。1931年，北平图书馆购得徐松所辑文稿。1933年成立赵万里等七人组成的编印委员会，负责《宋会要》的整理、编辑和出版。该书于1936年由大通书局出版。此项编辑校订工作，则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和《图书季刊》上作了介绍。
1937年三十二岁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爆发。
1938年三十三岁
这年，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率部分同仁去昆明，成立北平图书馆驻昆明办事处。他留在北平，任善本部主任。
为了拯救散在沦陷区各地的文物古籍免遭日寇掳掠，他每年暑假都要去上海与老朋友郑振铎先生会面。郑振铎（字西谛），是著名的文史学家和藏书家。他们的友谊甚深，都对古籍真知笃好，又志同道合，把抢救祖国的古籍看作自己的天职，把保存珍贵的文献资料视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袁同礼先生
他们一面与在内地的袁同礼馆长联系，争取一些经费，一面同往各地访书，收书。几年间，他们把收购到的珍本古籍都存入北平图书馆驻上海办事处，胜利后运回北平。
1942年三十七岁
9月到1945年6月，受聘在北平中国大学兼课。
1945年四十岁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应聘兼任《图书季刊》编辑。
1946年四十一岁
8月，北京大学从昆明复员回到北平。9月到1950年6月，他再次受聘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版本学等课程。这期间他还受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藏书的编目工作，历经三年完成。1956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书中收古籍九千零八十七种。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冀淑英先生等人。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
从1929年起，他先后在北大、清华、中法、辅仁、中国等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开设的课程有：词史、中国戏曲史、金石学、目录学、中国史料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中国雕版史、中国俗文学等。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形象，感情极其投入，每讲到精彩处，其手势，其声调，多年后仍清晰地留在听课人的记忆中。如张守常教授曾回忆说：“他通常是只带粉笔进课堂，开口即讲，不论是史料目录或版本源流，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讲某书之某版本，诸如版式、刻工、纸张、墨色之特点和优劣，以及收藏、著录、流传、遗失、损毁乃至盗卖，源源本本，清清楚楚，熟悉极了。在此基础上，他就各本之比较和评价，使人听来觉得有根有据，准确可靠。”戴逸教授也回忆说：赵先生“读书之广、识断之精、记忆之强，令人惊叹。上课不带片纸，各种珍本、善本的特点，刊刻年代以及内容，都烂熟于胸。娓娓而谈，均有来历。课堂上有问必答，绝无迟滞”。
1948年四十三岁
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当局派教育部参事陈某到北平，策划北平文物精品南迁去台湾事宜。馆长袁同礼先决定要搬迁五百箱善本精品，后改为一百五十箱。他十分焦急，决心抗阻，但感到势单力薄。因而他一方面向社会名流学者呼吁，取得支持，一方面与郑振铎先生商定，采取拖的办法，与当局周旋。同时致函北图驻沪办事处，请他们注意存沪的唐代写经和善本书的安全。由于馆内外各方协同保护，终于使国民党当局的劫运企图未能得逞，将国宝完整地保护下来。
郑振铎先生
1949年四十四岁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他和全市人民一样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4月30日，华北人民政府把抗战期间八路军战士浴血奋战，从山西抢救出来的一部全本金版佛教大藏经，自涉县经邯郸送到北平，入藏北平图书馆。这部大藏经因刻于金代，故称《金藏》，又因原藏于赵城县广胜寺，称作“赵城金藏”，是世存孤本，共有四千三百二十卷。为保护《金藏》不为日寇发现，一位八路军干部壮烈牺牲。《金藏》的出现，在当时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他深受感动，欣喜异常。由于《金藏》是卷轴装的，年久失修，又为避免日寇搜寻，长期藏于矿井内，大部分经卷已揭不开，急需修复。
5月14日，代馆长王重民先生在馆内召开《赵城金藏》修复工作座谈会，出席的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宗教界知名人士。他在座谈会上提出“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这个观点后来广泛应用于各领域文物的修复工作。
他亲自寻访延请精于裱工的师傅，并设法搜求到装裱必须的棉纸（一种质地细柔有韧性的手工纸），按照藏经原来款式，坚持整旧如旧，进行装裱整修。历时十五年，全部大藏经整修完成。
作为专家，他不仅为修复大藏经历尽心血，而且悼念为抢救大藏经而献身的八路军战士。张守常教授回忆当时听课的情形说：“当讲到为抢救《赵城金藏》而牺牲的八位八路军战士时，赵先生作一个把大姆指与食指伸开的手势，并且至少举到齐眉毛那么高，提高嗓门，声调激越，显然是很带感情的：‘牺牲了我们八位战士啊！’我至今仿佛还能听见他说这一句话的声音。这是一位专家对八位烈士发出的充满崇高敬意和深切感谢的悼词。”（注：他当时是根据《人民日报》报道，得知八路军为掩护《金藏》转移，阻击日寇，牺牲了八位战士。五十年后，文化部重启调查，牺牲人数与细节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有出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2月17日，参加董必武同志领导的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文化工作团的工作，赴沪。此次在华东工作，收得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一批，包括购买的三百种，及瞿氏捐献国家的五十二种，约占瞿氏藏书的四分之一；并接受无锡丁氏捐献国家的原瞿氏藏书一批，以及多位藏家捐献的文物古籍等。铁琴铜剑楼藏书后经多次收购，已全部入藏国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等处。铁琴已锈损，现藏国图，铜剑已遗失。
1950年四十五岁
他喜见祖国的新生，精神振奋，努力学习，要求进步。
国家为了科学地保护和利用散在民间有价值的典籍文物，政务院公布了保护文物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的办法，制定了收购和奖励捐献的政策。他非常拥护并多次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派，到各地对图书文物进行调查鉴定和收集，并作政策宣传的工作。
1月，将寄存在上海的二百零八箱珍本古籍带回北平图书馆。
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12月又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他任善本特藏部主任。
他在领导部内日常工作时，认真细致，事必躬亲。在古籍入库的登记簿上留有他的墨迹。库内柜架的安置，他也要亲自参与丈量设计。
是年夏，与高熙曾同往天津，接受翁氏后人捐献给国家的翁同龢留存于天津的一批善本古籍。其中多为明、清钞本和刻本，也有部分宋、元精品，全部入藏北图。
这年，他与老友同乡人宋云彬相约，多次访浙江海宁籍藏书家蒋鹏骞家，推动商洽“西涧草堂”、“衍芬草堂”藏书捐献给国家之事。
1951年四十六岁
文化部评定他为第一批研究员。
作《从简牍文化说到雕版文化》，载1951年《文物参考资料》。
作《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载1952年《文物参考资料》。
8月，主持的《永乐大典》展览在馆内展示。作《〈永乐大典〉展览的意义》，载8月18日上海《文汇报》。
12月，受文化部委托去杭州，12日与老友宋云彬先生同往省文管会，商议收购海宁蒋氏“衍芬草堂”藏书事。省文教厅长刘丹为他写了介绍信，至海宁观阅蒋氏藏书。
此后又与宋云彬先生多次造访蒋氏族人，商洽收受“衍芬草堂”和“西涧草堂”藏书事。蒋氏族人了解了国家文物政策后，放心地决定，将一百六十年来几经战乱、数度转移的所藏全部捐献国家。国家文物局向他们颁发了捐书证书和奖金。国家文物局将这批书中的宋、元版精品拨交北图收藏。
1952年四十七岁
辑注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一书完稿，待发表。
8月29日，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张珩先生同往天津，接收周叔弢先生捐赠北图的善本珍籍。这批书有七百一十五种，二千六百七十二册。
50年代初他继续推动“涵芬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潘氏“宝礼堂”等藏书名家，将所藏珍本古籍捐献国家，入藏北图。另外，他还主持和安排老朋友著名收藏家傅增湘、周叔弢、郑振铎等先生的珍贵藏书入库北图事宜。这样，北京图书馆就汇萃了质量上无与伦比的善本古籍精品，其数量达到世存量的百分之八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部分。
古籍的收藏与流通是要靠整修工作保证的，收藏与整修是相依并存的。几十年来，他对古籍整修工作竭尽心力，擘划周详。从人力物力上，大力加强与充实部内装修组。他非常看重古籍的文物价值，认为除非古籍已极破败，不得毁弃原装，坚持要整旧如旧。对于宋、元版精品，除整修完善外，还要视其品质与文物价值，做一副楠木书匣或蓝布书套加以保护。书匣与书套都要按传统规格“量体裁衣”制作。他曾戏说，一部书进馆，从装修到做好书匣、书套，就是为书办好了“后事”，百年之内当无问题。
他细致入微地爱护古籍，做到了旧时藏书家所说的“爱书如头目”。这不仅表现在对古籍的整理与保管上，还表现在严格规定的与古籍接触的动作上。例如，不能单手拿运古籍，要用双手平托。阅读古籍，要将书平放于桌面上，还要先检查桌面是否干净，光照是否过强，切忌把古籍拿在手中阅读和有强光照射书面。翻叶时，手指不应触动叶面，而要用大指轻轻推动书叶的左下角边缘，完成翻动。他的执着爱护古籍的精神和方法，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1953年四十八岁
他很重视革命史和近代史史料的收集。这年起在善本特藏部内设立新善本组。他认为新善本应具有思想性、历史性和艺术性，要征收解放区出版的有价值的书刊、革命文献、历史照片和名人文稿等。经过多年采收，这里保存有毛主席部分诗词的手迹，王国维手稿、手校本、信札和遗嘱原件，梁启超、鲁迅、吴晗等人的手稿，以及吴梅收藏并校跋的古典戏曲等。
1954年四十九岁
为提高图书馆内年轻同志和馆内外古籍工作者的业务水平，经常为他们讲课，举办讲座。
是年，在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上为学员授课，并编写讲义《中国古代版本史讲义》，由该训练班发行。
1955年五十岁
从这年起，他在馆内开中国目录学系列讲座，也有馆外人士参加。到1966年，他系统地讲完了史部目录学和集部目录学，原计划继续讲经部目录学，因“文革”起而被迫终止。
12月，作《元代史料四种校辑记》，载是年《文物参考资料》。文中介绍了他正在进行的《经世大典》、《析津志》、《南海志》和《元一统志》校注工作，以及出版计划。
1956年五十一岁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书经一再补充修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列入“考古学专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7年五十二岁
1月，应邀到中国书店作“发扬古旧书业优良传统”的讲话。他提到回收残书和修补古书问题，强调要整旧如旧。
4月，奉文化部委派去皖浙一带访书，后作《皖南访书记》，载《旅行家》。
校辑《薛仁贵征辽事略》，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
《薛仁贵征辽事略》
这年关汉卿选入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为此他撰写了《关汉卿史料新得》（附补正），载《关汉卿研究论文集》（1958）。并编校关汉卿的散曲作品，辑成《关汉卿杂曲辑存》，载《关汉卿戏曲集》（1958）。
1958年五十三岁
8月，应邀到北京新华书店和中国书店合办的古旧书业务学习班，讲“书史”。他讲到从宋到清历代的刻本和写本，对各时各地的刻书风气、刻工、行款、用纸等特征，都有所介绍。据郑炳纯先生回忆：“讲话既有体系，又富灵活性，往往前后左右对比。讲到兴奋时，神采飞扬。对许多名刻名钞，赞叹不已。对有些至今下落不明的珍本，他急切希望重新发现。其珍惜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拳拳之情，溢于言表，听者均为之动容。”
作《古刻名钞待访录》，载于1958年《文物》。
他在工作与家庭生活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和谐，家庭生活充实。他很关心子女的成长，但谈话中很少说及自己的研究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到深夜，他经常是在自己卧室的书桌上研读写作。卧室里有一排书柜，放着他常要翻阅、补充、校注的从《永乐大典》辑佚的稿本和其他手稿。他仍喜爱植物，在庭院里种植了果树盆花。在早晨他常哼着吟诵调漫步其间。听鸟唱枝头，赏红梅报春、杏花天映、海棠红绿交织、榴花似火、紫藤低重、枣花飘香、秋实累累。他对戏剧有很深的研究，也抽空去剧场欣赏名角演出。假日，他喜欢带家人去公园小坐品茗，观古木名花。
1959年五十四岁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他主编了《中国版刻图录》，由文物出版社于1960年精印出版。《图录》收录从唐到清历代有代表性的善本珍籍和版画五百五十种，图版七百二十四幅，按刻版年代和刻书地区编排。他为每幅图版撰写了精辟的说明，包括刻版特点和版本鉴定依据等，并为全书作了长篇序言。在序言中，他系统阐述了我国雕版印刷的起源和发展，实为一篇浓缩的中国印刷史。《图录》向国内外发行，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视为我国版本学研究的里程碑。
主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第二版，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年，他再次主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八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收录北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收善本库藏，共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八种，包括经部一千零三种、史部二千七百五十三种、子部二千六百四十二种、集部四千九百五十种。相较1933年，增加了两倍。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
1960年五十五岁
当选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出席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大会，受到表彰。
应邀作为北京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出席会议，参与议政。
1961年五十六岁
3月27日，在中华书局讲授目录学。
11月，再次受文化部委派去闽、浙、苏、皖一带访书，并考查地方戏曲与文物古籍。后作《南行日记》，载1962年《文物》第九期。
1962年五十七岁
作为特邀代表，列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63年五十八岁
一旅居澳门的藏书家欲将所藏善本书出售，当时国外欲购者甚多。他受文化部委派立即去澳鉴定，并把书购回，不使珍本古籍流于海外。这批书中有宋刻本八种、元刻本十五种，有黄丕烈、鲍廷博的校本，以及明铜活字印本等多种。
1964年五十九岁
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大会，参与国家大政的讨论与决定。
由于国内各地大量古籍亟待修整，而老一辈师徒相传的装裱“绝活”又后继无人，濒于失传。他和徐森玉先生向大会提案，建议举办“古籍装修培训班”。提案由文化部落实，培训班办了两期，后因“文革”起而终止。这两期培训班的学员在各地古籍装修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5年六十岁
在经济困难情况下，国家再次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先生手中购回一批珍本古籍。这批书中有宋版《荀子》，陈氏因得此书而名其书斋为“郇斋”。周恩来总理委派他前住广州鉴定、接收。书运到北京后，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审阅，周总理边看书边和他交谈，讨论这批书的文物价值。当时在场的还有文化部、文物局以及北图的领导同志。
经他调查、鉴定而由港澳购回的国宝还有几批。
基于对版本学和目录学多年的研究和准备，他开始撰写《中国版本学》和《中国目录学》两部专著。由于“文革”的阻断，都未能完成。
1966年六十一岁
校辑《元一统志》，由中华书局出版。
由于国内善本古籍已逐渐集中收藏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他认为编撰全国性的善本书总目的条件已具备，计划推动这项宏伟的工作。但不久“文革”风暴猛烈刮起，他的心愿只能化为遥远的期望了。
他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工作数十年。善本库藏中的大部，是由他亲自采访收购或参与收集，并妥善地装修与安置的。他的办公位置多年都在库内，日日与珍本古籍相伴，呵护着它们。他与善本库藏有着难舍的深厚情谊。正如1981年周叔弢先生在给黄裳先生的信上说的：“斐云的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甚伟。”“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图善本书库，不为过誉。”“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几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实不可及。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及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今之守库者，不知尚能继其遗志否？”黄先生谓：“此语可当作他的评传看，极切当，非相知甚深是说不出来的。”
6月，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开始了。北图的“文革人”（“文革”的积极分子、暴徒）给他——一位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老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长期批斗，多次扣押在“牛棚”，强迫劳动，摧残他的健康。
1968年5月，在“牛棚”扣押期间，由于他丢弃了一块未吃完的窝头，又一次对他进行残酷的批斗。“文革人”迫令他当众一边说“窝头好吃”，一边把那块从地里捡回来已经发霉的东西吞咽下去，致使他的肠胃急性感染，高烧腹泻，失水，小便失禁，神志不清，最后深度昏迷，这时“文革人”才把他得病的消息通知家人。当家属赶到医院看望时，只见他黑瘦得失去原形，毫无知觉卧倒在病床上。
在住院期间，由于“文革人”告诉医生“此人有政治问题”，并把这句话写在病历上，在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医生自然不能为他认真医治，在他苏醒后未作任何康复治疗，却驱赶他出院，致使他的语言与肢体活动功能未能恢复，长期卧床。这时家里人问他怎样得病的，他只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念道“窝头好吃”。
“文革”期间，家里也得到许多有良知的好人照顾。其中第一位就是家中孩子的乳母黄永立老奶奶，她出身京郊三代雇农家，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支持了赵先生，保护了老人和孩子。当文革风暴袭来的时候，“文革人”动员她揭发斗争赵先生，她不睬对方一眼地回答：“他不是你们所说的黑帮，我看他是好人。”赵先生垂危到家后，她设法去沟通副食店的朋友，在商品奇缺、市场供应靠票证的漫长日子里，能几乎天天可以悄悄买到一条黄鱼，给赵先生增加营养。做医务工作的亲友，也把赵先生该吃的药物悄悄送来。经过家里的精心调养，赵先生的病有所好转。
经过几年艰难岁月，“文革人”逐渐停止了来家滋扰。他的那些经“文革”磨难而身体尚佳的老朋友、老学生纷纷前来看望。外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曾派人专程带古籍到他床前请他鉴定版本，带版画请他鉴定年代。《鲁迅全集》编委会的朋友也请他为某些注释提供资料，他虽言语很困难，但都努力一一作复。
在“文革”卧病期间，他时时惦念他的北图善本库藏的安全。当感到自己的健康不能恢复时，他筹划把多年积累的自己记忆中的那些善本库藏的版本资料讲一讲，请别人记下来，以便传下去。他曾把这个想法告诉前来看望他的北图同仁，在“文革”阴云未散之时，未得到回应。
“文革”期间，房屋被挤占，多年为学术研究工作所搜集的大量文史典籍、版本目录资料和手稿一部分被抄走，其余的封堆于房屋一隅，任虫蛀鼠咬。往日红绿交映的庭院也被洗劫，茂盛的花木摧毁了，年年花繁果硕的老果树作为“能源”献给了街道组织，用于烧砖修砌防空洞了。庭院只有几株向日葵随风摇动，但仔细看去，在向阳的地面上顽强的蒲公英已悄悄顶开砖缝，吐出嫩叶，将在新绿的叶丛中孕育金色的花朵。冬天已到尽头，春天的脚步近了。
1976年七十一岁
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彻底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而告结束。他欣喜地看到了久盼的这一天。此时，他虽想再为祖国继续有所作为，可是已力不从心了。
这以后，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退还了被挤占的房屋，送回了抄去的书籍资料。党组织宣布“文革”期间一切强加给他的“罪名”和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为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恢复了名誉。
1980年七十五岁
5月，受聘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名誉顾问。他欣慰地接过老友《书目》主编顾廷龙先生交到他手中的聘书，脸上浮出会心而苦涩的笑意。
6月23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经抢救无效，于6月25日19时45分在北京北大医院逝世。
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原载《赵万里文集》第一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2月）
国家古籍馆保护中心编《赵万里先生纪念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