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成语，叫数典忘祖，我就是那样的人。这些年，我喜欢写一些晚清民国的人物故事，对别人家祖上的掌故轶闻，兴趣无穷，刨根问底，津津乐道。而对自家的祖先却不甚了了，甚至一无所知……
先不说远祖明代胶山安国的事，自己的祖父应该有所了解吧。然而恰恰相反，远祖安国的故事我能讲一大篓子，而自己的祖父，对我来说却是一张白纸，无话可说。
一
无锡人称祖父祖母叫爷爷亲娘。我小时候只见过亲娘，没见过爷爷，因为在我父亲小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我五十岁之前，对祖父一无所知。那时我父亲已去世多年，他生前从未对我讲过有关祖父的一个字、一句话。因为祖父去世时，我父亲才八九岁，对祖父也了解不多。再加上我祖上历代都是“剥削阶级”，在那个“唯成份论”的年代，我父亲的人生经历就受到祖上“成份”的严重影响，晚年郁郁寡欢，所以他闭口不谈他的父辈及祖上。因此，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留下有关我祖父的一句话。奇怪的是，父亲生前，我也从未问过他有关祖父的一句话。
直至有一年，我五十六七岁，去看望八十多岁的姑妈（我父亲的姐姐，无锡人叫伯伯），她拿出一张像片交给我，说这是我爷爷的像片，该留给我保存了。像片旁有一张纸条，写着我爷爷的名字，叫安若泰。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爷爷的名字。但这名字似乎在哪里见过，一时却想不起来。
作者祖父安若泰
二
直到某一天，我在整理书架上与无锡有关的图书时，随手翻阅了钱穆的著述《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书中突然跳出了“安若泰”的名字，这才想起这个名字曾经见过的原由。此书是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当时买后大致翻阅了一遍，读到“安若泰”的名字时，并没有在意。因为安姓在无锡虽然不多，但在安镇有许多姓安的人家，我上幼儿园时，就有一个与我同姓同名的小伙伴，也是安镇人。我刚进报社工作时，有个即将退休的同事叫安震亚，也是安镇人，他的父亲便是无锡农民运动领袖安友石。所以当初在钱穆书中看见安若泰的名字，并没有产生什么联想，更没有想到会与自己有密切关联。
钱穆《师友杂忆》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我祖父的文字颇多，其中第五章《后宅初级小学》几乎整章都涉及，第六章《厦门集美学校》中也有提及。书中详细叙述了他们在一起共事的许多细节，文字中包含着浓浓的情意。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我是在钱穆书中才“认识”了自己的祖父，而且这种认识有着一种情感意义上的回归，这都拜钱穆笔下的文字所赐。若不是姑妈晚年将相片留给我，若不是钱穆晚年的文字追忆，我祖父真的“恐其姓名都归澌灭”了。
言归正传，就来看一看钱穆笔下我祖父的点点滴滴。
三
“民国九年秋季，余转入后宅镇泰伯乡立第一初级小学校任校长之职。是年，余廿六岁，余自民元起，先在三兼，即任高小课程，只兼初小之体操唱歌课。自入鸿模与县四，皆系高等小学，而余则任其高年级之课……
暑假前一日，余偶从鸿模去县四，初为一晤怀天。是夕，泰伯市督学许君来县四，邀安若泰去任后宅第二初级小学之校长。若泰乃余常州府中学堂低班同学，毕业後，留学日本，习法律半途归，初在初等小学任校长。是年，来县四任教，他日仍需赴日，领取毕业文凭，即回国当大律师。许君之请，若泰坚拒。许君请益坚，若泰终拒不允。
时县四诸同事皆同在一室中，余忽起立，语许君，余若肯往，君愿聘否？众谓余乃故作戏言。余曰绝非戏言，乃真心话。许君曰：君若真心，我决无条件聘请。余曰：君无条件，余则有条件。许君问：何条件？余答：余若往，学校行政及课程编排，余当有绝对自由，君肯勿干预否？倘上面及外界有非议或斥责，君肯同任其咎否？许君答：一切可勿虑，悉随尊意。余曰：如此即可决。若泰告余：君勿轻作此决定，初级小学究与高级小学有不同，君绝无此经验，困难临头君必后悔。余曰：无经验，可从头学起。余心已决，绝不后悔。若泰忽意动，曰：君果去，我亦随君去，为君作一助手，君愿之否？余曰，此更佳，宁有不愿。若泰又曰：君与初级小学界中人皆不熟，倘学校再有空缺，君肯任我代聘，君勿过问否？余曰，此更大佳，即浼君代劳。此事遂一夕而决。
余与若泰既到校，若泰又聘来蔡英章，专教体操唱歌。若泰告余：英章直爽有胆量，肯吃苦，但亦肯听人言，必可为君一好助手。又一人，乃后宅镇上一女性，旧任留校，课毕即离去。学校惟余与若泰、英章三人，每事必会谈相商。余告若泰、英章，余有一理想，当使一切规章课程尽融在学生之生活中，务使课程规章生活化，而学生生活亦课程规章化，使两者融归一体，勿令学生作分别观。若使彼等心中只分出一部分生活来服从学校之规章课程，另保留一部分生活由其私下活动，此决非佳事。两人皆同意，请谈办法。余曰：欲求课程生活化，先当改变课程，如体操唱歌，明是一种生活，但排定为课程，则学生亦以课程视之。今当废去此两课，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学生必同时参加，余等三人亦当参加，使成为学校一全体活动，由英章任指导。若泰、英章对此皆表赞同。
余又曰：欲使学校章则生活化，此事较复杂。首先，余意欲废止体罚，勿使学生视学校章则如法律，误认为一切规矩皆是外面加上之束缚。使规矩能生活化，岂不是教育上一大目标乎。若泰，英章对此不表赞同。谓余仅谈理想，不顾经验。今日之初级小学，皆自六七岁起，最长不过十三四岁，童稚无知，群相聚，事态百出，有时非加体罚不可。余曰：纵童稚，亦得对之有理想。仅有理想不顾经验，此属空想。但只仗经验，不追求理想，到底亦仅是一习惯，将无意义可言。有关训育方面，余愿一人任之，以试验余之理想，盼两君随时在旁相助。以两君之经验，随时随事相告，以助成余此一理想。遇有困难，再从长讨论，另作决定，如何？两人皆无言。
如是一年，余忽得病，就医城中，断为初期肺病，令休息疗养。若泰、英章诸人乃绝不许余预闻校事，皆曰：萧规曹随，兄复何虑？若泰、英章诸人强余迁居图书馆楼上。一人孤寂，日临许氏《说文》，学写篆体大字。病良久。
是年春，余部署图书馆一切略就绪，遂行开幕礼。是为无锡县各乡市设图书馆之第一所。”
钱穆1912年在无锡三兼小学任教
四
钱穆《后宅初级小学》之回忆：
后十许年，余已任教北京大学。暑假还苏州，时李石岑以婚变，其新恋人在苏，石岑亦来。某君召宴，余与同席。两人初见面，石岑尚忆余名。一见即问，君今在北大，尚作文言文否？余答然。此下遂别作他语，绝不及以前事。同席人亦不知余与石岑有此一段经过也。”
笔者按：关于钱穆投稿的事，我祖父劝他将通讯处留作学校旁图书馆的地址，不要留小学的地址，否则报刊编辑定将改变态度。而且有关部门已聘请钱穆当图书馆长，并非作假。钱穆朴实敦厚，并不懂得人间之世俗。钱穆不听我祖父劝告，如实告知。其结果正如我祖父所料。自此后，字号变小，版面后移。钱穆对此忿忿不平，遂不再投稿。当然，钱穆所为，则体现了他的个性与品质，值得点赞。我祖父比钱穆要世故一些，但是他对朋友足够真诚。我祖父之所以留下来助钱穆一臂之力，就是因为祖父非常清楚钱穆在文化学术方面之长，而在交往处世方面之短。祖父担心若因一些世俗的因素而耽误阻碍了钱穆的才学与前程，那就太可惜了。所以留在钱穆身旁，能在某些时候给予好友适当帮助。后来在这方面，还是起到作用了。
“若泰于余投稿《学灯》之明年春，去沪上晤其常州府中学堂同学施之勉。旅馆夜谈，纵论一时作家名学人。之勉首举余名，曰，在《学灯》见此人文，文体独异，惜不悉其人资历，及今何所在？若泰曰：此人乃我辈常州府中学堂旧同学，近在后宅，与余同一学校。惟已改名，故君不知耳。之勉时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务长。告若泰：我此去，必加推荐。若泰归告余：兄不见知于李石岑，今终见知于老同学施之勉。不久当可得来讯，吾侪相聚恐不久矣。然直至夏季，之勉亦终无来信。”
笔者按：其实施之勉应诺安若泰推荐钱穆，他并未失信，只是需等待机会。厦门集美学校系爱国华侨陈嘉庚所创办，名声很大，受聘不易，需有资历。而此时钱穆仅是小学老师与校长，又没有大学文凭，资历较浅。
“余与若泰、英章同赴后宅满三年。一夕，蔡英章忽言：吾三人如此寂寞相处，何可久耐。他日我蔡英章三字当以大标题刊报端，作第一条新闻，则我愿足矣。余与若泰竞笑之。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前，英章任职某学校，竟在乡里中集众演说，获罪处死，亦可惜也。若泰去日本，获文凭返国，不详其究竟。”
笔者按：一晃，我祖父为协助钱穆办学，已推迟了三年学籍。三年中，钱穆、安若泰、蔡英章这“后宅三剑客”，在办学上配合默契，颇有成效。直至钱穆离开后宅去厦门集美，祖父才去日本，重续学业，毕业后回国当律师。自后宅分别以来，那些年钱穆一直漂泊在外，步履匆匆，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四川大学等，期间又逢抗战与内战，局势纷乱。后钱穆又去了香港与台湾，与故乡少了联系，所以我祖父因病去世，他亦不知。后宅一别，便生死两茫茫。但他与我祖父之间的往事，钱穆常存心中，终身未忘，至晚年犹历历在目，忆之甚详。
五
《师友杂忆》第六章《厦门集美学校》中的记述：
“民国十一年秋季，余辞去后宅小学及泰伯市立图书馆长职，转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此校在前清时名俟实，为无锡杨氏初创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极有名。民初，改为县立。
余到校未盈月，忽得厦门集美学校来电，又来聘书。是为余初获中学聘。时余得月薪二十四元，而集美则为月薪八十元。余意欲应聘，遂持原电呈县一校长，恳另觅替人，俾可去职。
在家度中秋节后，一人赴沪上，搭海轮赴厦门。余自民元起，在秦家水渠、荡口、梅村、后宅四处小学，辗转十足年有半，余年亦二十有八岁矣。
余初次渡海远游，长风万里，水天一色，时登船尾，晚观日落，晓观日出，尽日观赏。第三天傍晚，船抵厦门。
余所任，乃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同届毕业之两班国文课。翌日，即上课。
施之勉乃余常州府中学堂低班同学。余在校，虽不与相熟，而亦曾知其名。之勉毕业后，又升学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其师柳贻徵翼谋之称赏。时集美教师多来自南北两高师。之勉曾任教务长。
余在集美，寝室既宽静，教课又轻减，乃一意肆力于读书。图书馆距余寝室不远。校长屡告余，图书馆事，盼时加指导。又告余，已告图书馆长，当谨听规划。余疑之勉前年推荐，时必受若泰意见，言余为图书馆长，不言余为小学校长。故集美校长乃存有此印象。然余未以询之勉。惟图书馆长视余落落，余亦仅借书即离去，不停留。”
集美学校旧照
笔者按：钱穆的判断没错。他说：“余疑之勉前年推荐，时必受若泰意见，言余为图书馆长，不言余为小学校长。故集美校长乃存有此印象。”确实，施之勉对钱穆的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在推荐时，主要听取我祖父的意见。之前施之勉的推荐并不奏效，所以祖父要他突出介绍钱穆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因为图书馆长一般都是饱学之士，老子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长，曾任周朝守藏吏。而小学校长仅是个小老萝卜头而已，钱穆又没有大学文凭，不足以被集美所重视。况且这个图书馆长职位是真实的，钱穆确实当过泰伯市立图书馆馆长。但需要说明的是，泰伯市其实仅是无锡县下面的一个乡镇，即后宅，那时的“市”是市集与市镇的意思，这是辛亥革命后改的名称，外人不太明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无锡县乡镇中有四大图书馆，即青城市（礼社）新民图书馆，藏书3314册；天上市（堰桥）村前图书馆，藏书4397册；万安市（石塘湾）教育图书馆，藏书5600册；泰伯市（后宅）市立图书馆，藏书6648册。四大乡镇图书馆，以泰伯市立图书馆藏书数量居首。然这几个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还不如我家的藏书量多，但名字却很唬人，天上市、泰伯市，外人真不知道有多大
泰伯市图书馆用笺笔者藏
后来，果然如我祖父所料，集美校长对钱穆的图书馆长身份记忆较深。钱穆去集美后，校长多次请他对集美图书馆的规划与发展加以指导，并将此意见告知了当时的集美图书馆长。馆长听了心里有点不舒服，怕钱穆来抢其饭碗，故对钱穆有些冷淡。而钱穆巴不得馆长如此态度，免得他露馅，因为他当馆长的乡镇图书馆藏书仅区区几千册，哪能与偌大的集美图书馆相比。所以，钱穆每次去图书馆，总是借完书，拔脚就走，从不停留，更不会与那馆长接口，谈什么指导。
钱穆在厦门集美学校的资历，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以前他一直在无锡几所小学任职，而从集美任教以后，他陆续担任了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一系列高校教职，后又创办了香港新亚书院，遂盛名于教学界。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教师却教遍了中国的著名大学，奇哉!
六
钱穆从厦门返回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是因钱基博推荐和所邀，“两钱”同宗不同支，钱基博读其文而识其才，故荐之。钱基博辈份大又长钱穆八岁，故钱穆尊称其为“子泉叔”，而钱锺书小钱穆十五岁，钱基博令钱锺书称钱穆为“宾四叔”，弄得辈份有些混淆。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钱穆再次回到家乡无锡，短期执教于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无锡国专慕钱穆之名，邀其去作讲座。据冯其庸回忆，有一次钱穆来国专讲座，全校学生几乎都去听了，钱穆谈他的治学经验，他说学问“我兼其大”，要从大处着眼，不要一开始就钻牛角尖。此话取意于欧阳修“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学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钱穆这一席话对冯其庸震动很大，“我兼其大”这四个字成了冯其庸一生治学的座右铭。钱穆的代表性著述《国史大纲》《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学术通义》等，都是“我兼其大”治学理念的具体呈现与硕果。他与陈寅恪、陈垣、吕思勉被誉为“近代史学四大家”。
钱穆晚年在台湾生活得并不舒畅，由于党争纠纷，殃及池鱼，他居住的素书楼被认为是国民党的非法党产，当权的民进党将其驱赶。双目失明的95岁衰翁，被迫迁居它处，三月后即离世。两年后，遵其遗嘱，落叶归根，归葬于太湖之滨，终于与他早年的好友相聚于故土的九泉之下。
太湖西山“钱穆墓碑”
七
关于我祖父，再补充些资料。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姑妈去世时，来参加丧事的一个堂叔告诉我的。我祖父有兄弟四人，名字是我曾祖父以五岳中的泰山、华山、恒山、嵩山来取名，分别为安若泰、安若华、安若恒、安若嵩。我祖父排行老大，老二安若华是无锡工商业家，开米行、茧行、航运公司，第一家从安镇开往无锡的客运轮船就是他创办的。老三安若恒从学生时代就加入革命队伍，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途径福建时，因患重病留在了当地，此后一直生活、工作在福建。老四安若嵩十多岁时不慎失水早夭。家中没再添老五，不然五岳中“衡”与“恒”同音(héng)，就不好叫唤了。
我祖父除了当律师外，还办过报纸。这是我在查阅有关无锡报史资料时，偶然发现的。1926年2月我祖父同时创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无锡报》，日刊，对开四版，后改为《无锡日刊》，由安若泰与钱湘伯、李伯泰一起创办，地点在城内书院弄。另一份是《民声日报》，日刊，对开四版，由安若泰创办，此报系原《无锡新闻》改刊后出版，办报地点也在书院弄。
由此看来，我与父亲都遗传了我祖父的部分基因。父亲与我祖父读的是同一类型大学，都与法律有关，祖父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专业，父亲抗战胜利后就读于“私立上海法政学院”，章士钊、王宠惠两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曾先后出任校长，民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是该校首届毕业生。无锡解放后，我父亲担任了甘露镇中心小学第一任校长，随即又任甘露镇镇长，后又进入无锡政法系统。法律～教育～法律，父亲与祖父的人生经历，何其相似乃尔。奈何，父亲后来因阶级成份等政治因素，被调离政法界。
我则传承了祖父的办报因子，比祖父晚了半个多世纪进入新闻界，我在无锡日报与江南晚报工作了三十多年，直至退休。我的新闻工龄比祖父长得多。
生命基因的延续真的很神奇，我父亲年幼失怙，我与祖父“从未谋面”，我们父子都没有受过祖父的“身教言传”，但我们祖孙三代的基因遗传是显见的。
祖父，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陌生的称呼。他留给我的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也从未有过对祖父的思念。但在钱穆晚年的回忆中，却意外地“遇见”了我祖父，于是从一张白纸，到逐渐有了些轮廓，让我慢慢找回了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