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5月起，吴义勤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踏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2013年，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曾谈到:“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我对文学馆敬畏之心始终没变，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处理各种繁杂事务，我始终禀持着一颗敬畏之心，我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为‘文学’添光增彩。”五年后的吴义勤虽然职务有所变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但他对文学的敬畏之心没变，热爱之情没变。
谈苏童，未见面时猜他一定“仙风道骨”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选择苏童？
中华读书报：对苏童是什么印象？你们谈了些什么？
吴义勤：在1980年代，作为读者，很少有机会看到作家本人，作家对读者来说始终有一种神秘感，这使得我们对作家有非常真切的崇拜，并在心中不自觉地将作家崇高化、理想化。读苏童的小说时，我的想象里他一定是仙风道骨、风流倜傥的。一看到他本人，老实说，有点吃惊，发现他长得很敦实甚至有点粗犷，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空灵。但稍微放松了点，觉得这个更真实的人才是有可能跟我们发生现实关系的人。当时苏童正和王干下围棋，也没心思搭理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跟我讲两句。我想他们两个当时肯定烦死我了，你知道两个全心全意下棋的人是最不愿被人打扰的。具体讲了什么现在也记不清了，跟所有追星族一样，跟偶像见过了、说过话了就心满意足了。
中华读书报：去见苏童的时候是带着问题准备讨论吗？
吴义勤：完全是凭冲动去南京的，并没有刻意的准备什么问题。但那时，我特别喜欢他的“枫杨树系列”小说，他把人物、故事、地域、文化、风景写得活灵活现。因为受当时的文学史教育，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学地理学和文学社会学思维的影响，我那时坚定地认为“枫杨树”乡村一定是实有其地的，因此很想到枫杨树实地感受一下。但苏童告诉我“枫杨树”乡村是子虚乌有的，是他编的，他一句话就把我关于枫杨树的想象和渴望消解掉了。
吴义勤：见与不见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见苏童之前读了他很多作品，已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和印象。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评价苏童？
吴义勤：我们是不是说了太多的苏童啦？好像成了关于苏童的访谈。但苏童的丰富和深厚绝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如果要说印象，其一，想象力、创造力旺盛，创作极富韧性和弹性，个体审美风格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得完整；其二，众体皆备，是文体大家，短篇、中篇、长篇诸体皆长，是文体平衡的绝顶高手。2000年以后，他的创作有一点变化，前期的“枫杨树系列”“红粉系列”以及《离婚指南》，从容丰腴；后来的《蛇为什么会飞》，正面表现现实，稍有局促之感；《碧奴》是“重述神话系列”的一种，但想象单一了些。《妻妾成群》《河岸》《黄雀记》等小说把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人心和人性深远而沧桑的呈现、挖掘延伸到了整个历史、民族、文化层面，充分展现了个体生命与文化生命之间的辩证关系。
吴义勤：作家写一部作品点灯熬油，写出来肯定希望作品的价值得到认可和肯定。每个人的写作水平有高低，低是一种不足，但不是罪过。我曾经多次去贾平凹的家里，每次看他书桌前几纸篓用秃了的废笔，我就很感动和感慨。这个时候，我会不去计较他的作品究竟好不好，他对文学本身的狂热追求和热爱就令我尊敬。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绝对不忍心去贬低他的这种劳动本身的。这也许就是我性格的局限，面对文学我总是“心很软”。我总是愿意去发现和寻找一部作品打动我、感染我的地方。所以，我看作品确实不是着眼于缺点和不足。
谈经典，应该有我们时代的大师和经典
中华读书报：您有一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论断，在文学界有些不同看法。
吴义勤：这个话题我说得太多，也听到很多不同意见和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该不该经典化，文学界一直有争论。在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上可以说存在很多误区。在整个文学界，轻视当代文学的观点很有市场，这其实可以理解：一是当代文学没法和辉煌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比；二是当代文学没法和大师云集的中国现代文学比；三是当代文学更无法和作为模本和学习对象的外国文学比。在这“三座大山”面前，当代文学好像什么都不是。但我认为，即使如此，当代文学也不应自卑，仍有着经典化的必要和理由。
中国现代文学总共30年，我们命名了多少现代文学的大师？当代文学已经70年了，我们给后代什么也不能留下吗？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经典，自己时代的大师。这么说的前提，就是要克服关于经典认识的误区，打破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师的神话。我们要明确，“经典和大师”都是不可测量的象征性的说法，文学经典不是十全十美、至高无上的神话，文学大师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和英雄，而是普通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有了“鲁郭茅巴老曹”，当代文学我们也应有这样的作家。当代文学为什么不可以有大师？大师本来应该是用来对于高尚的精神活动表达敬意的称谓，但今天大师反而世俗化了，社会上做碗的、做茶壶的大师满天飞，文学反而没有了大师，这不正常。另外，好像人活着就不可能成为大师，只有去世了才可被追认为大师，这似乎也不正常。
事实上，当代人对当代经典的评判与发言权显然比后代更为重要。当代经典首先是为当代人创造的。当代读者更能理解当代作家所处理的生活与经验，如果当代人不读当代作品，如果当代人不承认、不珍惜、不发现、不确立自己时代的经典，当代人写作的意义又何在呢？难道要等到多年后，90年后、00后或者更晚的时代的读者以考古的方式来挖掘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来论证我们写作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文学经典的相对性有充分的认识。经典的筛选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