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10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
4月8日地矿部撤销，国土资源部正式成立。
从此地矿部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地矿部是具有辉煌历史的一个大部，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勘察祖国地下宝藏
组建地质部，地质工作迅速发展壮大
此时，经过多年战乱洗礼的中国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地质工作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最基础的工业原料。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接见留学生代表时，为青年留学生任湘亲笔题写了“开发矿业”四个字，极大地鼓舞了新中国地质人对地质事业的热情。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冲破重重障碍辗转回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住地看望他，同他谈起了国际国内形势、地质工作和地质队伍组建等问题。按照国家的情况和需求，李四光征询了当时全国从事地质工作的299位地质人员的意见，建议成立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的机构——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而后，我国形成了“一会、一局、两所”的工作机构体制，即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成立，任命李四光为部长，开始在组建机构、建立制度、规划任务、调集队伍、培训人才、生产装备等方面实施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全国地质计划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地质工作开始大转变。可以说，随着“一五”计划的开展，随着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新中国的地质事业进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一五”计划，集中力量支持国民经济建设
为了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地质部门做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集中主要力量，进行重点勘探，另一方面，尽可能地积极开展普查工作，准备新的勘探基地。
在地质部的有力领导和全体地质工作者如火的热情下，地质工作呈现出巨大活力和战斗力：“一五”计划原本要求对19种矿产进行勘查，结果地质工作对74种矿产进行了勘查，有63种取得了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其中铜的储量较1949年前的估计数字大14倍，钼的储量增加了50倍，石油储量较解放前增长了32.5倍。
“一五”期间，地质部门还在华北、松嫩、关中等平原，内蒙古、河西走廊、四川、新疆等地开展了综合性的区域水文地质调查；进行了北京等15个城市的地下水供水勘察工作。同时，进行了长江三峡、黄河三门峡、汉水丹江口等200多个大中型水库的工程地质工作；完成了宝成、集二等8条铁路，武汉长江大桥以及一些海港和国防工程的地质勘察工作。
这一阶段，地质部门在组织机构上也愈发完善。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并在六大行政区设立地质局。
扩大专业队伍，着力建设地质人才的摇篮
地质工作的大发展需要大量地质专业人才。1950年，南京地质学校和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建立，全国各大高校地质系也开始扩大招生，当年全国地质专业招生达600多人。尽管在1952年底，地质部门调集和培训的技术人员已达1000多人，但离至“一五”末期（1957年）技术力量要发展到1.9万人的计划还相距甚远。
1952年秋，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系和西北大学地质系二年级学生合并成立北京地质学院；在长春，在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合并山东大学地质矿物学系及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和物理系的一部分，组成了东北地质学院（后更名为长春地质学院）；在南京，以原华东军事测绘学校为基础，创办了南京地质学校，办学规模空前扩大。在地质部1953年的预算中，投入学校建设的资金，比地质勘探费还多了将近30%。国家对地质人才培养的重视可见一斑。
1962年，李四光和地质力学进修班的学员座谈
国家高度重视，地质工作凸显先行与基础
在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初期，地质工作凸显了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作用和基础作用。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初听取地质部工作汇报后指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要提早一个五年，一个十年计划。地质工作必须先行，走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前面。
1956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侦察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1956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地质工作，并且使地质普查工作和重点勘探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争取发现更多新的矿区和矿种，探明更多的矿产储量，以满足工业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刘少奇同志在1957年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时说：“地质工作者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当好侦察兵
自1955年我国与苏联合作开展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后，1956年相继组成了3支中苏合作队，在南岭、兴安岭、秦岭地区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1957年，地质部先后在新疆、南岭、秦岭、大兴安岭、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河北承德等地区，组织开展了1∶100万和1∶20万区域地质测量。从1958年到1966年，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中国东部地区的1∶100万区域地质编图和编测，广泛开展了1∶20万区调，并在个别省开展了1∶5万区调试点。
通过石油地质普查，认为松辽盆地具有良好的勘探前景
1956年3月，地质部召开第一届全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协作会议，提出为适应国家工农业发展需要，地质部门把重点从工程地质转向水文地质工作。1957年~1960年，地质部先后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陕北黄土高原及新、川、桂等地开展了1∶20万和1∶50万的水文地质调查工作。1960年，地质部配合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参与了南水北调的选线考察工作。
此外，1959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地层会议，大大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地层和古生物工作的总结，并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地层工作规范。同一时期，地质力学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并推广到应用中，解决实际问题，还编制了全国构造体系图。
可惜的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地质勘查工作与整个国民经济一样，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970年6月，地质部被撤销，并入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最初几年，地质勘查处于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地质管理机构瘫痪，指挥中断，直到1978年，地质工作才得以恢复与发展。
1975年，国家地质总局设立，孙大光任局长。
1979年，地质部恢复。
1982年，改名地质矿产部。
1998年，地矿部撤销，设立国土资源部。
新中国地质工作的开创者——何长工
毛泽东、周恩来亲定何长工为地质部副部长
1952年8月7日上午，时任中央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找何长工谈话。薄一波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
何长工听了很感突然。他认为，自己不懂地质，早年学的是机械，隔行如隔山，搞工业还稍懂一点，搞地质上山找矿，那可完全是两回事，何况自己是个二等残废（1929年，何长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留守井冈山斗争，在一次战斗中，和敌人搏斗，从十几丈的悬崖上摔下去，左腿致残），要一个跛腿去爬山越岭，确实也有困难啊!于是，他对薄一波说:“一波同志，这可为难喽，我一辈子对组织分配工作没有讲过价，这次可不可以讲个价，我这个跛子爬不了山，搞地质是要爬山的啊!能不能让我到机械部或别的部门去工作？”
何长工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9月，地质部正式成立。何长工调地质部任副部长，后兼任部党组书记。
当时，我国地质工作基础极其薄弱，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地质专家只有2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增加了一些地质专业的大学生，但到建部前能归到地质部的新老地质人员一共也才300来人。勘探钻机等主要勘探设备也几近没有，旧中国留下来的钻机只有8部，建部初期才达18部，后来又陆续购置，到1952年6月底全国才有40部钻机；更关键的是，旧中国地质工作水平很低，具有工业意义的地质工作几乎没有开展。
为了尽快扭转地质工作的薄弱局面，何长工将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反映到周恩来、陈云那里。周恩来对他说:“主席说了，只要资源能够保证建设的需要，你要什么给什么。”
根据中央领导的提示，地质部党组制订了《1952年工作概要和1953年方针任务》，确定全年两大中心任务:完成地质勘探任务，保证工业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要；做好教育训练工作，培养地质工作的后备力量。
陈云对地质教育训练工作非常重视。1952年12月4日，他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指出:“明年地质工作的工作量，比今年要增加10倍至23倍。为了完成地质工作的巨大任务，还要用有效的办法训练新的地质人才。这项训练任务，是地质部的重大任务，也是中国地质界的重大任务。”
按照陈云的讲话精神，何长工断然采取非常规的、创新的办法大抓地质教育和培训工作。他在1953年10月20日召开的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会议上指出:“必须用最有效的办法培养大批人才，提高现有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督促转业干部加紧学习业务，以迅速壮大地质力量，而不能慢慢地增加力量，推迟国家建设的速度。”“今年我们地质部的工作方针是:大力培养力量，提高业务水平，实行计划管理，为完成与超额完成1953年的国家勘探计划任务而斗争。”
旧中国百业凋零，地质教育更甚，没有一所地质院校。解放后，许多院校设置了地质系，到1952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组建了北京、长春两所地质学院，招收了2000多名学生，但是，当时两校尚没有自己的校舍。何长工从选定校址，确定建校规模，调配师资力量，解决紧缺物资，聘请苏联专家，乃至教育计划实施，都会同部教育司、学校讨论，并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争取学院所在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使建校过程中的许多难题迎刃而解，从而推动了建校进程。一年之后，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校教学楼拔地而起，1954年学生们开始在新校舍上课。从1952年秋起，先后筹办南京、武汉、重庆、长春、西安、宜化、北京、郑州、广州、昆明等地质学校并陆续招生，地质教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倾心“三馆”建设
如何去建立中国的地质装备和仪器制造工业，以满足飞速发展的地质事业急需何长工提出了“借鸡生蛋”的办法。1953年，他亲自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商谈，把张家口铁路工厂一锅端地抓过来，亲自指导工厂的改造扩建。1954年便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地质探矿装备制造厂--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结束了我国没有地质勘探装备专业生产厂家的历史。
1956年4月，地质部召开了机械工作会议，何长工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机械工作是地质勘探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兵种，而目前是一个薄弱环节。根据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明年将需要更多的机械专用设备、工具和零配件。过去是依赖苏联进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此，今年确定在衡阳、沈阳、重庆、成都等地建立几个制造工厂与修配工厂。探矿机械一厂今年要着手新型钻机的试制工作，为明年生产做好准备。”
他还号召全体机械人员、工厂职工提高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下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打破常规地开展工作，务必使机械工作迅速赶上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需要，以保证国家地质勘探任务的胜利完成。
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地质部已拥有各类钻机2199台，是解放初期的140多倍。此外，还拥有磁力仪、重力仪、电法仪、地震仪、测井仪等先进地质仪器。
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和地质图书馆俗称地质“三馆”，是随着地质工作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被认为是地质工作发展的标志。其中地质博物馆始建于1916年。地质图书馆始建于1922年。由于当时馆舍简陋，地方狭窄，许多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和图书未能保存下来，影响了地质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何长工提出把“三馆”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1956年1月，何长工召开地质部党组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规模宏大的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还根据周恩来指示，对地质图书馆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以地质部党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建立全国地质图书馆的报告。经过何长工等人的努力，一个宏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馆”建设计划开始实施了。
“三馆”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何长工在地质部召开的资料工作和博物馆会议上，反复强调“三馆”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与工作人员应给予高度重视。为加速“三馆”的基建工作，他亲自找有关部委，甚至还找周恩来求援，解决基建材料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馆”大楼终于在北京繁华的闹市建成。资料馆和图书馆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地质资料、图书的保管与借阅条件；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国内外各类地质标本和各种图表照片模型，为参观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三馆”对促进地质事业的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地方关闭了地质陈列馆，连南京地质陈列馆这样的大馆也被挪作他用了。何长工在全国地质博物馆会议上严肃指出:“这是和当前博物馆大发展的形势相矛盾的。我这里要大发展，你那里关闭，这不是唱对台戏吗南京地质陈列馆历史很久了，国际上都有名望。你们挪用又不向部里请示，这是个原则问题。回去要马上恢复原状。需要房子，等新馆盖好了才能迁移，不能停止开放。”他还明确表示，如果要动北京、南京等地质学院的地质博物馆，必须征得他的同意。这样才使这些地质陈列馆没有下马。
致力于寻找和勘探石油资源
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被称为“工业的粮食”。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国家经济建设处于等米下锅状态。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垂询李四光和何长工。
毛泽东说:“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求地质部党组切实加强地质工作，有关矿产资源情况，要每周向中央主要领导报告。
地质部探明的这些主要矿产的储量，连同其他部门探明的储量，不仅解决了鞍钢、包钢、武钢等重要钢铁基地“一五”期间急需的矿产原料，而且保证了“二五”期间开始的新企业对矿产原料的需要。
为了加速石油资源的开发，从1955年起，何长工集中主要精力协助李四光抓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工作。
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制订了年度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决定组织数十个地质队，分赴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进行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工作。
1956年初，陈云召见了何长工、李人俊和康世恩等，研究李四光关于加强石油勘查的意见，并指出要在两三年找到一两个大油田。
遵照陈云的指示，依据几年来所取得的地质勘探成果，并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地质部党组于1957年底作出战略东移的决策。石油地质大军千里转战，挥师东进松辽平原。
1958年6月24日，何长工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党中央报喜。他在报告中写道:“石油最近又有新的发现，我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最近在辽宁公主岭发现了一个比四川龙女寺还大的构造，在1001号钻机钻到1700公尺处见到了3公尺的含油层。据苏联专家的推断，可能是第二个巴库。”
1959年9月26日，大庆长垣高台子构造上钻进的第三口基准井(松基3井)喷出了工业油流；翌日，地质部在扶余构造进行钻探的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松辽油区地质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0年4月，何长工到松辽平原视察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吉林省委领导下，以地质部为主组成了江南指挥所，开展松花江以南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为下一步组织新的会战准备新的基地。
1963年11月，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从此，中国摘掉了贫油帽子，结束了依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石油的增产对国民经济调整、恢复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呼吁国家采取措施改善野外职工生活
地质工作以其知识密度高，劳动强度大，成为我国最艰苦的行业之一，不仅长年野外作业，工作流动性、分散性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地质人员多在荒无人烟的高原戈壁和深山老林找矿勘探，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地质职工正是在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中，不仅为国家找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历经40多年风雨锤炼，形成了一种行业精神，这就是“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的“三光荣”精神，何长工既是这种精神的首创者，又是实践者。
何长工以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首先认识到，要在广大地质职工中树立一种信念和精神，保证地质队伍革命化。他号召地质职工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在思想建设上，除进行基本的理论、政策教育外，要经常掌握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工作”。“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启发觉悟，要培养锻炼职工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具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大公无私、忘我劳动、认真负责的优良革命品质……建立起国家主人翁的态度”。
地质队流动性大，职工户口和粮食副食品供应问题，子女上学、就业问题，婚姻问题等，都是地质队经常面临的难题，这些难题解决不好，直接影响到地质队伍的稳定和国家任务的完成。何长工要求领导干部督促有关部门搞好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指示部供应司，要搞好职工生活用品的供应，提出：“地质工作者长年跋山涉水，野外作业，没有一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作保障，就不能适应艰苦环境，队伍的巩固和发展就有困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何长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使他身心蒙受了严重的摧残。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批准何长工的请求，将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后任军事学院副院长。何长工离开了自己曾一手创立起来的地质事业，又在军事教育岗位上为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付出了心血。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他在病故前两年给党中央写信说:“我今年已85岁了，入党也整整63年了。几十年来，无论是在东西南北，还是职务上的高低升降；不管是在顺利发展的，还是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刻，我总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何长工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为振兴中华民族“扛一辈子长工”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