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采访庄守经老师是在下午两点钟，阳光从阳台上流泻进来，铺满一地金黄。
尽管已经是耄耋之年，庄守经老师依旧健朗善谈，思维清晰。
回顾自己的一生，庄守经老师用“相当简单”来总结——17岁进入燕园，至今60多年，在燕京大学学习和工作4年，在北京大学工作44年。1996年离休，一晃又是18年……
1931年，庄守经出生在老北京城里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常年在天津上班；母亲是家庭妇女，照料家里的日常生活。
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庄守经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小说、听评书、看京戏。“当时听评书听的是故事，关心的是下回分解，可是故事里贯穿的是儒家思想。”岳飞、诸葛亮、关羽、赵云等英雄人物教给他的是家国天下、忠义春秋。
崇德中学也为庄守经与燕园结缘提供了契机。同为教会学校，崇德中学和燕京大学联系紧密。1948年毕业前夕，崇德中学组织毕业班到燕京大学参观。66年后，庄守经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进入燕园的情景。“能够在这念书太美了！不是天堂也差不多了。”他和燕园似乎有着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他当即决定报考燕京大学。
1949年，庄守经迎来了新中国，也迎来了自己的18岁。这年暑假，“十八而立”的庄守经被任命为燕京大学团委副书记。1950年暑假，庄守经正式从学生转变为全职工作人员，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党团工作。燕大团委是庄守经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对他而言，在这个单位中的两三年，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他周围都是一些积极向上的青年，大家谈理想、谈未来。解放后的燕园，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欢乐。他在工作上完全没有经验，但是他带着满腔热情边干边学，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当时，北京团市委有同志动员庄守经到团市委工作，而他没有考虑。他喜爱燕园，不愿意离开，他的生命已开始默默地融于燕园。
1951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受党组织委派，庄守经带领一批学生党团员进驻到学校行政后勤部门开展运动。到1952年初，庄守经接到市委领导的直接指示，把运动从“打老虎”转向正面的“职工思想教育运动”。思想教育过程中，他积极在职工中发展了党团员，建立了党团组织。这期间发展的工人党员日后成为北大后勤的主要干部。事后，庄守经才了解到市委的安排是在为院系调整做思想和组织准备。当时国家已经决定在院系调整中撤销燕京大学，将新北大迁入燕大校址，同时以燕大职工为基础组建后勤系统。
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庄守经说，是命运的安排使他成了燕大和北大衔接的桥梁，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新北大的诞生。能够亲身参加新北大的创建，庄守经十分高兴，并且引以为荣。
对于燕大来说，在当时私立教会大学一律要撤销的大形势下，燕大校园交予北大使用，燕大职工转入北大得到妥善安排，应该算是最为稳妥的方案。在新北大的管理下，燕园将会得到良好的保护和发展——这是庄守经感到欣慰的。他的燕园情和北大缘结合在一起了。
新北大党委决定庄守经留在后勤系统，担任职工党支部书记。虽然他更愿意回到原岗位继续做青年工作，但是当时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是完全自然而然且自觉自愿的选择。所以，面对上级分配的任务，庄守经很快进入角色，在新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全身心为之付出，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1952年，庄守经只有21岁，还是在当时北大的中层干部中是年龄最小的。大家很自然地叫他“小庄”，不只是上级领导和老同志这样称呼，他的同级以至于下级，包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职工群众，都这样叫他。“小庄”成了他在北大的官称，多年来，没有人叫过他全名。
作为后勤系统的主要领导，“小庄”要带领数百上千人的职工队伍，负责全校师生员工的生活保障和教学科研的物质保障，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三年困难时期矛盾尤为尖锐突出。而他始终保持着勇于承担、积极面对的态度，团结干部职工，克服困难，完成了各个时期的任务，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
在思想教育工作中，庄守经常把“要学会自己尊重自己”挂在嘴边。在他看来，后勤工作就是繁杂琐碎、平凡无奇的，但这种平凡正是它的不平凡之所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人，教师在教书育人，而后勤则是服务育人、管理育人，是学校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在新北大，庄守经倍感欣慰的是燕园得到了良好的保护。校园管理是后勤的职责，在工作中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关心着燕园的一草一木。他更为欣慰的是燕园的魅力被世人所公认，尊重燕园和爱护燕园成为全校共识。燕园的名字仍然保留，燕园的名声仍然响亮，多少年过去了，燕园如同一位慈祥老人一直面带微笑地见证着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从青年到中年，庄守经的青春年华就在这默默无闻的平凡中献给了北大。多年的辛勤汗水完全融在北大的历史当中，而“小庄”也慢慢地变成了“老庄”。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庄守经也被卷入一系列批判修正主义的风潮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庄守经很快被打成“黑帮分子”和“走资派”，被批斗、劳动改造。这些莫名其妙的批斗，庄守经还可以忍耐；但这些运动背后对人的尊严的践踏，让他难以接受。在勺园稻田劳动时，庄守经被迫带着印有“黑帮分子庄守经”的牌子，对成百上千全国各地来北大了解运动的人们自报家门，那种像动物园里被展览的动物一样的屈辱感让他至今难忘。
光明在即，庄守经坚守的信念终于有了开花结果的机会。他暗暗告诫自己，在往后的岁月中，要努力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光辉，工作中要最大可能地激发个人的创造力。
1978年下半年，原燕京大学党总支书记和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谢道渊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正在组建新的领导班子。谢道渊主动找到庄守经，希望他出任图书馆副馆长和总支书记。虽然走上新岗位，意味着要重新适应和学习，但是庄守经愿意迎接挑战。次年1月份，他正式被任命为北大图书馆的副馆长，跨入了图书馆界的大门。
1979年暑假，为了了解中国图书馆业的情况，庄守经走访了南京和上海一些大学的图书馆。1980年暑假，他参加了在陕西西安交大举办的一期图书馆馆长研讨班。研讨班上许多老馆长纷纷陈述了当前图书馆严重落后的状态和发展困难的情况，联名呼吁教育部要提高对图书馆的重视并加强领导，并殷切地希望北大能够代表全国同行对图书馆事业进行推动——这些呼吁和委托使庄守经深受感染，他意识到，这是一种历史责任，是“北大图书馆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应该在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所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1980年暑假以后，庄守经先后拜访了当时的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王岳、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教育部副部长周林、教育部党组成员彭珮云等领导同志，反映当时高校图书馆发展的情况，并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是召开一次全国性的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其次是制订一个指导性的大学图书馆章程，使工作有所遵循；最后是要建立组织机构统管高校图书馆的建设。这三条建议对于后来高校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教育部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希望由他来承办这件事情。
1981年初，庄守经被借调到教育部担任筹备高校图书馆会议小组组长。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准备，1981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由庄守经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这份条例多年来一直是全国高校图书馆的纲领性的指导文件。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决定建立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秘书处。经教育部批准，庄守经被任命为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秘书处办公地点设在北大图书馆（参见《图书馆学报》）。
全国会议之后，1981至1982年间，各省市陆续召开了本省市的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成立本省市的图工委。庄守经奔走其间，协助推动。八十年代的头几年成了全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开拓了高校图书馆现代化的新局面——这其中倾注着庄守经大量的心血。在创建和领导图工委工作中，庄守经成为高校图书馆界深孚众望的带头人和活跃在全国图书馆大舞台上的一员干将。高校系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成就也受到了国内图书馆界的普遍重视和赞赏。庄守经作为高校图书馆界的代表，1983年被推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连任三届。
在1981至1982年间，庄守经组织图工委工作的同时还担任着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的职务，紧张繁重可想而知，因此他被形象地称为“一根蜡烛两头点”。谈到这段工作的情况时，庄守经说：“虽然确实很忙很累，但是（这是）一生中心情最为顺畅的时光。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抓住机遇，办成一两件事情，乃人生之幸。”
1983年，谢道渊调去国家图书馆。当年6月1日，庄守经被正式任命为北大图书馆馆长。1984年，庄守经辞去图工委秘书长的工作，精力集中在北大图书馆的建设上，直到1993年离休，他在馆长任上整整十年。
首先，他按照现代化的目标和国际标准，对各项业务工作进行改革建设。然后，他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建设了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同时，他还率先成立了图书馆自动化的研制机构，逐步建立起文献信息自动化网络体系。北大图书馆90年的历史中，庄守经担任馆长的十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的过渡时期，为今后更高水平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庄守经特别重视总结、继承和发扬北大图书馆的传统精神：站在历史前列的时代精神，开拓进取的实干精神，敬业服务的奉献精神。1992年是北大图书馆建馆90周年，也是庄守经担任馆长的第10个年头。庄守经不仅撰写了长篇论文《谱新时代篇章，走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图书馆十年工作回顾》，还主持完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调查评估”工作，并为此撰写了数十万字的专题报告。1992年对于图书馆和庄守经来说，都是紧张的一年、总结的一年，也是丰收的一年。
十多年来，庄守经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国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认为，国际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他花费很大精力多方面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使北大图书馆走向了世界，成为了国际图书馆界的重要成员。在广泛的国际交往中，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逐步与世界接轨，世界也了解了中国的大学图书馆，了解了北大图书馆，了解了庄守经。庄守经也因此在1995年获得了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授予的“杰出服务奖”。
文革后的二十多年，庄守经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高校图书馆事业和北大图书馆，取得了突出成绩；同时图书馆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他谱写出了一生中的最精彩的篇章。
1984年是庄守经担任馆长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图书馆新馆的建设。因为1975年落成的两万多平米的老馆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图书馆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建设新馆是一种必然选择。庄守经在任期内花了很大精力筹建新馆，因为他认为这是北大图书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馆长的历史责任。当时学校的规划是在理科楼群中建设理科图书馆，而老馆作为文科图书馆。庄守经的方案，是在原图书馆的草坪上扩建，把新老馆合为一体，成为超过五万平米的现代化的宏伟建筑。
这种方案的提出，源自于庄守经内心深处的“燕园情怀”和“北大心结”。
对于庄守经来说，作为燕大人，燕园不仅是有湖有塔有树有花的自然之园，更是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生命之园。“养育之恩当相报”，除了园子的保护之外，如何为燕园再做一些实事，进一步提高她的价值和魅力，一直是庄守经的心愿。天赐机遇，他担任馆长后在筹建新馆的过程中目标日渐清晰：他要力争让五万平米的新馆能够建成。这样，北大图书馆将成为燕园的核心建筑。一方面，它地处核心位置，和未名湖、博雅塔、办公楼遥相呼应；另一方面，它将保持燕园建筑的风韵，成为燕园中体量最宏大、气势最雄伟的建筑。他认为，燕园的魅力在于文化内涵：不仅是湖光塔影的园林文化，更是高校的学术文化，是二者的完美统一。有了这么一座藏书上千万的世界级现代化图书馆，燕园的文化地位将成为永恒。
而作为北大人，庄守经一直遗憾于“北大（从沙滩红楼）搬出来30多年了，没有代表北大形象的建筑，连集体照都没有合适的背景”。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失去了以红楼为中心的旧校址，而那是北大精神和北大历史的物质载体，是北大的祖产，却至今没有归还于北大。北大失去的不仅是房屋，而是北大的根脉。在原燕京大学的校园内，北大一直没有代表新北大形象的建筑。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代表北大形象的标志竟然一直是未名湖、博雅塔和西校门，而这些都是燕大而非北大的标志。这种状况，应该说是北大人的尴尬。庄守经认为，按理北大的沙滩红楼应该归还北大，建立北京大学沙滩校区，而红楼应该始终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标志。因此，他希望为北大打造一个对外形象的标志，让图书馆和未名湖、博雅塔一起成为北大当之无愧的名片。这样，同学们的毕业照也可以有一个较好的背景，留下北大的记忆。
以上诸多因素让庄守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馆的筹建工作。庄守经不辞辛劳地约请了国内外知名图书馆建筑专家来讨论北大新馆的建设方案，并亲自拜访每一位校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向他们描绘自己心中的蓝图，最终争取到了校方的支持：新馆的建设方案获得通过。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钱？”
当时学校资金紧张，待建项目很多，图书馆无法排上队。要落实此项目，必须自筹资金。当时，驻美大使黄华（燕京大学校友，后担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美国建立了“燕京教育基金会”。庄守经费了不少心力终于联系上黄华，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来，该基金会专门为此立项筹款，项目名称为“燕京图书馆”。然而由于缺乏筹款经验，基金会筹得的款项并不多，最终不了了之。到1992年庄守经觉得“似乎已经没指望了”，失望与无奈笼罩在他的心头。
80岁生日那天，庄守经一个人去书店买了五本庄子的书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从此抛开杂念，在家专心研读庄子。2013年庄守经患喉癌，而庄子的一句话成为他面对疾病时的精神支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智也。”
《庄子》让庄守经意识到，善始善终的“始”和“终”并不是某个时刻，而是一个阶段。“始”是婴儿阶段，“终”是老年阶段。“善”乃天真和自然，“善始善终”是人生的循环。他特意指出，儒家崇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人生过程而言是不圆满的，生命最后还要“归家，养心”。即，从婴儿时期的天真自然开始，到了老年也应该回归本真。晚年的享受，不是世俗的享受，而是享受平淡、享受清闲、享受寂静、享受孤独。他说：“入世必有俗，退休后责任已尽，要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是去俗。”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守经认为，每天都能够愉悦自得，就是使自己整个晚年处于“善终”的过程中，最后走到人生终点。达到这种自由之境并非易事，难在要超越世俗，这就必须加强修养、提升觉悟、净化心灵。这就是升华，就是养心。有一次，他和朋友交谈如上想法，这位老友感慨道：“你不愧是庄子后代，最后是认祖归宗，回归庄门了。”
“庄守经，庄守经，守的是庄子的《南华经》。”
庄守经，北京人，图书馆学家。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燕京大学学习。建国后，历任燕京大学青年团团委副书记，北京大学机关党总支书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图书馆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庄守经主要从事高校图书馆的整体化建设，致力于创建和领导高校图工委工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1987年修订更名为《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编辑创办《大学图书馆动态》（即《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出版《藏书建设译文集》《用户培训文集》《中国高校图书馆简介》等10多种图书，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于1995年获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杰出服务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