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圣不是那种一眼就被大多数人辨识为好的小说家，但在编辑罗丹妮眼里，孙一圣的小说是另一种好，一旦沉静下来，进入他的文字，就可以享受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心思，理解一个由他构建出的不同于自己生活经验的世界。所以在《夜游神》出版之际，罗丹妮对孙一圣做了一次长谈，提的问题都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作者的好奇。
写作对于我这样不太聪明的作者，
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东西（上）
采访、撰文：罗丹妮
从一个编辑的视角来简单划分的话，我所知的小说作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几乎第一眼就可以认出，读小说的朋友们也都极易达成共识——非常明显的好。
孙一圣就属于后一类。
我自己，也差一点错过了这位优秀的作家。
2020年春天，孙一圣发给过我一个邮件，附件里有四个文件，我打开的是长篇小说《必见辽阔之地》，工作日繁忙的下午匆匆看了前面几十页，对整个故事的走向还是摸不清楚，很快就放弃了，直到元旦假期的一个傍晚再次打开《夜游神》。这一次，读下去，就没有停下来，整个人完全被带了进去，作者的节奏恰到好处，不徐不疾，我就好像一直在跟着“他”走，经过学校的车棚、办公楼后的小径、竹林、东山教场、灯笼庙……感官体验也被调动起来，很多的白色，像阴影一般的阳光，黄昏时熊熊燃烧的太阳。蓝色，蓝天，黑苍苍的庙；小指上的伤疤，女儿裙子后的裂口，混合着唾液的血液……文本中仿佛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让读的人不可能不睁大眼睛紧张起来，好像一道强光，要照亮人心深处隐秘的暗处。但这光，又没有那种让人被冒犯的进攻性，而是带着你一点点逼近某些被深埋的记忆、某些看似真相的想象、某些欺瞒自我也向他人隐瞒的感受……几乎是不可说的真相。在我看来，《夜游神》就是以女性视角（毛毛的视角）写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是怎么成为一个三十多岁的父亲，简直是一个中国版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我不愿意把他的作品放在“县城经验”“底层生活”的脉络里去观看、分析，总觉得这些标签只能窄化了对作者的理解；为只看了小说开头、觉得作者笔下人物的生活距离自己有些遥远、难以get到文本妙处就中间弃读的朋友，而心有不甘：应该要再慢一点、再静一点，很快你就能体会到文句中难以觉察的精妙之处。只要你沉浸其中，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你的、或者试图给予你的，是一个经过琢磨、构思的作品；孙一圣的小说既需要、也值得你安静下来专注地进入；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摒弃所有预设的想法，去接近和理解小说的作者，以及他为我们营造的世界吗？阅读的魅力，不正在于唤醒、操练我们自己的洞察力、想象力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向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索取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期待小说表达我们熟悉的日常（眼前的或是过往的），有真实的生活经验作为书写的起点；我们期待作品能够承担更多“社会性”的思考，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来自现代性的提问……
带着这些问题，我跟孙一圣前前后后聊了六七个小时，从一开始围绕他个人经历的发问，到后来很像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在请教老师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我们从《夜游神》的故事又聊到了故事与小说、情节与细节，还有先锋作家、西方现代派小说……在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后，我又开始了一轮轮的补充提问、文字确认……
一、关于个人经历：
一点一点蜗牛一样向前爬
高中—大学：
就是要有个文凭，跟文化没关系
罗丹妮：之前采访中了解到你是在山东上学、参加高考的，想知道你小时候课外阅读的机会多吗？感觉好像山东考生每天都是从早到晚上自习、做卷子，学校也不让读闲书。
孙一圣：小时候没什么阅读，到初中最主要的课外阅读就是作文选了。高中才有的课本以外的阅读。我的高中是我们县最好的高中，就是小说里提及的曹县一中，我的分数属于第三档，勉强到分数线，但是多花了三千块钱。正因为学校好，因此，学校给各班级也都订阅了许多课外杂志，比如《读者》《青年文摘》《青年博览》之类，还有《萌芽》《科幻世界》。
罗丹妮：有《小说月报》吗？我读小说最早是在这个杂志上，上大学的时候。
孙一圣：没有《小说月报》，杂志方面一本纯文学也没有，都是青春文学。《萌芽》当时被当成青春文学嘛，这些只是一些课外阅读，学校里面允许看的。后来我在学校门口发现一些书店卖一些像韩寒、郭敬明的书，就比较多了，不过都是盗版书。
高一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读小说的意识。
罗丹妮：那是什么时候？哪年？
罗丹妮：这些书当时都看了？这些影响你后来选文理科、高考填志愿了吗？
孙一圣：这些杂志基本上都看了，杂志比课本有趣多了。不过，我文理选科包括后面填志愿，都是听从了我爸的意愿。那时候人们有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文科不好找工作，理工科容易找工作。
现在想想，我选择理科的原因和没有想过要写东西的原因可能是同一个。因为文科包括艺术生，或者说是成材率不高，又非常缓慢，特别是艺术生花费也大。
而写作和艺术则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对于普通人来说，从来不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
罗丹妮：当时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我是河北考生，高三那会儿我们从早7点到晚9点，从周一到周六都是上课、做题。你呢？
孙一圣：我们分住校生和走读生，我是住校生，从早7点到晚10点，上课就是学习、做卷子、复习。
孙一圣：我就是在别人在学习的时候课外阅读，比如晚自习和早自习。现在想想学习不好，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时候我们学校图书馆还是可以借小说看的，都是市面上见不到的书。不知道怎么回事借到一本余华的小说集叫《黄昏里的男孩》（新世界出版社，1999），非常喜欢，就连续借了那套书里的好几本，包括《世事如烟》《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但是一本书只能借一个月，很快就还回去，不准再借，就看不到了。其中有一篇叫《鲜血梅花》的武侠小说，我看完很激动，到晚上还特意给宿舍的同学复述了一遍，我同学就很奇怪，因为这篇小说不像金庸或者古龙的小说那样好看，觉着无聊。当时很泄气，也很纳闷他们为什么不觉着好看。
后来，我在新华书店再次看到一本刚出的新书，一本随笔集《灵魂饭》（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就买回来，如获至宝。那一年晨读，别的同学背诵课文或者英语，我就朗读余华的那本随笔集。
余华，图来自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孙一圣：大概是高二高三。我没有运动天赋，对篮球足球也不感兴趣，就觉着读小说好玩。
我身边同学大多是正常学习的，不过他们也喜欢课外阅读，不会像我这样去新华书店买正版书，大都是有什么书看什么书。
我是因为余华了解了还有其他这类作者，比如莫言和苏童。苏童也是图书馆借到的书，一本小说合集，不记得什么书名了，里面有一篇《妻妾成群》，也是看了很喜欢。莫言的两册《莫言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2002年），在新华书店买回来，花了我四十二块钱，将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当时，我的生活费一个月一百块。
罗丹妮：你当时读得明白吗？
孙一圣：看不懂。但是就觉得我X还能这样写，然后就是这都是写的什么啊（不是贬义）……只觉着跟课本上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罗丹妮：那你更小的时候，会对故事这类东西有兴趣吗？
孙一圣：没有，初中之前完全没有。应该是高中养成的习惯，后来喜欢的金庸、古龙，也是在高中的时候读完的。
罗丹妮：那时候有很强的愿望想离开那个地方吗？就是不想在山东或者不想在县里待的念头？
孙一圣：有，不过是因为觉得山东高考太难了，想去其他地方高考，只是因为这个简单的想法。反倒是毕业、工作以后才有不想在家工作的念头，想去外面看看。这也可能是每个人的通病，年轻的时候向往大世界。比如说我当时一个很简单、很现实的想法：我不愿意在家种地，太累了，我们家有10亩地要种。我要回去，也得干活。以前麦收是最费劲的，后来有收割机了，一开过去、基本都脱粒了。不过，现在还是有比较重的农活，比如浇地，旱了就要浇地；想想也挺感慨，科技发展很多了，还是要看天吃饭。以前我爸最喜欢看电视里播放天气预报，现在我才明白，那是看需不需要浇地。若是旱天，少浇一次地就会影响粮食产量。
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的乡村场景
罗丹妮：后来，你高三是复读了好几年？
罗丹妮：你是怎么忍受一次次复读的呢？
孙一圣：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主要是我爸叫我复习，我就去了。我对我要干什么完全没有概念。是我爸说最起码要考个本科。
罗丹妮：这是当时家里人对你的期望，对吗？
孙一圣：应该说是要求。不然也不会复习这么多次了，我爸对此非常强硬。我爸一开始还满心希望，后来复习次数多了，我爸说，唉呀你这个人不行啊，才放弃了我。
罗丹妮：你父亲为什么觉得上大学这事儿重要，有文化这事儿这么重要呢？
孙一圣：跟文化没关系，就是要有个文凭，后面的人生才好走，让你能够不待在农村，过得不那么辛苦劳累。这是一种很现实的想法。
罗丹妮：当时你身边这样的人多吗？就是家里就希望孩子考出去，离开农村。
孙一圣：当时我们村的情况是这样，大概是普遍的共识。当时认识的农村孩子挺多的。
罗丹妮：大部分能出去吗？
孙一圣：出去的还是很少。即使高中以后，到了县城，同学里出去的几率也不高。我应届班是重点班，30%能出去。后来复习班就不行了，一个班100多人，也就十来个人能考出去。
周浩导演的纪录片《高三》
罗丹妮：那你爸爸现在对你的现状满意吗？毕竟兜兜转转，你还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离开了农村。
孙一圣：很不满意，挣不着什么钱。我爸一直对我处在不满意的状态。我自己也不太乐观。
罗丹妮：那你回头看，当时成绩不好的原因是啥？
孙一圣：成绩不好的原因就是不聪明，比较笨。我是属于那种很努力学习，却又学不会的那种。
如果应届的时候我可以把学习不好归罪于阅读课外小说，那么多年的复读生涯（这期间就很少看小说了）则彻底让我没了借口。
罗丹妮：上学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能写东西吗，喜欢语文课吗？那时候的课文，有印象不？比较喜欢的。
课文里有印象的是高三下学期的语文课本里有《百年孤独》的第一章，我到现在都觉着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不一样的小说。不过，那一册课本都没有讲授，不作为考试内容。老师让我们做课外阅读随便看看。高三晨读我经常朗读的也有这一篇课文。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
罗丹妮：你觉得高学历能说明一个人聪明吗？
孙一圣：是的。现在想想，聪明应该分为好几种，学历是一种强有力的证明方式。还因为我没有什么好学历，就会羡慕有高学历的人。应该是没什么就羡慕什么的心理。
罗丹妮：你觉得你笨？
孙一圣：对。学习不行，社交也不行。包括写东西的时候，也在用一种笨拙的方法写作。
罗丹妮：可是我看你的东西完全看不出是笨方法，会觉得你的语言非常特别，在叙述节奏和感知方式上，有很明显的才华。
罗丹妮：你写一篇要多久？
孙一圣：之前一个一万字的小说，每天都写也要一个月。因为太慢，现在正在学习快一点。
罗丹妮：你是写了删、删了写那样？
孙一圣：是的，就是写了删、删了写这种，一点一点蜗牛一样向前爬。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的作家
罗丹妮：那你大学毕业后是先去了上海工作？
孙一圣：其实，毕业之前就开始工作了。因为是三年制专科，第三年说是实习，已经是正式工作了。那时候对工作也没什么概念，跟着学校商务英语和酒店管理专业的学长去了上海一个酒店工作。住在静安区一个小洋房的二楼，八张学校里的那种上下铺的铁床，12个人，三班倒。床位费一个月200块，实习工资一个月600块。干满一年才转正，可以涨到3500块。
罗丹妮：为什么没留在上海？是因为收入太低了吗？
孙一圣：2009年，转正后3500元其实还行，我主要不是因为钱少，是那个工作不太喜欢，干了一年了就讨厌。
罗丹妮：具体是做什么？
孙一圣：就是客房和大堂服务，打扫房间、整理床铺之类的。虽然酒店很好玩，但是工作不好玩。我工作的酒店是上海虹桥区五星级酒店。90%都是外国客人，需要英语好。我本来想应聘门童的，作为门童，外国客人会给很多小费。可惜我英语不好，做不了门童，只好去了客房部。
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的门童形象
罗丹妮：工作之余做点什么？开始写东西了吗？
孙一圣：没有，但我是从那时候开始重新拾起阅读的。因为我带了两本书来上海，一本《百年孤独》，一本《喧哗与骚动》，很巧，这两本书的名字也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和处境。我们是三班倒，没什么业余生活，最多回去看看书，就是翻一翻，因为都已经看过了。那时候很有意思，在我们住的静安区旁边有一个社区，里面有一个社区网吧上网不花钱，我一休息的时候，就是倒班、一整天休息的时候，就在那个社区网吧待着。
罗丹妮：在网上看什么？是混论坛吗，还是看什么？
孙一圣：就是找电影网站，看电影。看完就回去了。
罗丹妮：所以你在上海待了也没多久？
其实这是我的缓兵之计。
罗丹妮：这一年他会给你点钱吗？
孙一圣：没有。不过我妈会给，但我总说不缺钱。这一年也是在郑州。不过那时候还好，房租还比较便宜，郊区租一个单间，一个月也就100块钱。
电影《钢的琴》
罗丹妮：什么时候开始有写东西的习惯，觉得写作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
虽然开始的时候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没有阅读，我是不会写作的。
罗丹妮：你当时在论坛里写吗？有没有在网上，或者跟身边的人交流写作？
孙一圣：就一个人自己慢慢写。几乎没什么交流，即使网上认识写作的人，也从不交流。我有社交障碍嘛，即使网上交流对我来说也费劲。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找个编辑之类的工作。也从来没想过把写作当做一个工作，应该是把阅读当做一个窗口，可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可以放松……不对不是放松，应该是可以呼吸的东西。
罗丹妮：当时是写什么？
孙一圣：最开始就写一些短篇小说，一万字一万字地写，写了很多废的东西。我第一本小说集里有一篇选的就是郑州时候写的，当时基本上写的都是那种题材。写了一个抢劫银行的事情，类似于现实题材，然后稍微带点什么警察故事。
想起来还写过一个长篇，内容是一个人晚上在街上溜达，一晚上遇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十万字写的就是一晚上发生的事。
罗丹妮：还记得第一次被发表是什么时候，哪篇作品吗？是被发表给了你某种信心吗？——我可以写。如果不是发表，那是什么契机或者别的因素让你觉得自己，可以写？
孙一圣：应该是在《天南》发表的一个罪案小说。发表以后，当时是有很大鼓励的，但是这个鼓励很快就消亡了。
我觉着每个作者在写作时应该储存一定量的自负，需要这种自负推动作者去写，就是认为自己写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虽然我每次写完之后，不到三天，就像瀑布一样跌落了，认为自己写的什么也不是。
然后，等到下一部到来的时候，如此循环往复。
电影《午夜巴黎》中的“海明威“
到北京去：很多时候只是想写，跟好坏无关
罗丹妮：你是怎么去的北京？
孙一圣：是在网上看到磨铁有一个招聘编辑的信息，然后就带着那个小说去了北京。我觉得磨铁特别神奇，当时招了一堆这样的人，写小说的，像后来的邓安庆、沈书枝，写诗歌的孙秋臣，都是那时候招来的。可能跟招聘的人有关，比如说当时主持招聘的阿丁是历史馆主编，阿乙是文学馆主编，王小山是铁葫芦的总经理。
罗丹妮：你后来跟阿乙聊过吗，当时为什么会要你？
孙一圣：后来聊过，可能因为他们也不是专业编辑出身，阿丁是医生，阿乙是警察，也因此，可能对我这个化学专业的理科生感到亲切。
罗丹妮：当时面试的时候还有记忆吗？
孙一圣：有记忆，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王小山、阿乙、阿丁，后来的总编辑。我最有印象的还是面试之前，我在安贞桥附近一个小区的长椅上坐了一上午，犹豫去不去。虽然我从郑州坐了一夜火车已经来到北京面试，但我这个人特别害怕与人打交道，任何人。就像我在自序里写的害怕自己不存在一样，可以说是胆小至极。感觉后面有一百个人拽着我不让我去。
罗丹妮：你在磨铁工作了多久？
孙一圣：一两年吧，具体记不太清了。第一次发表的小说也是到了铁葫芦以后投的稿。那时候《天南》刚创刊几期，有一期要做一个关于侦探小说的专题，我正好刚写完一个凶杀小说，所以就选上了。我觉得是巧合，我很确信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做侦探专题这个小说也发表不了。
罗丹妮：你到了那边是不是就开始跟阿乙他们聊文学，或者说就慢慢觉得有一个共同体？
孙一圣：也没有，因为阿乙属于长辈，不敢跟阿乙说话。跟阿乙比较多地聊文学，都是这两年的事情，因为住得近，来往就多了起来。
阿乙在《夜游神》的新书首发活动上。
罗丹妮：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还是比较孤独的、一个人在写的状态？
孙一圣：差不多。
罗丹妮：有没有跟什么人讨论？自己闷头写？
罗丹妮：也投稿给文学期刊？
孙一圣：对，文学期刊也投稿，一两年能发一篇就烧高香了。
罗丹妮：2016年出新书《你家有龙多少回》是什么契机，这本书出版的结果，对你后来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孙一圣：当时就是认识了青橙文化的编辑王二若雅。她原来是我在磨铁时候的领导，后来，王二若雅做青橙文化的时候，想出一批青年作家的小说，我也刚好有一些小说可以集结成书，就投稿给她了。
这本书让自己觉着自己可以是一个作者了。
还有一个影响大概是能直观地遇到读者的评价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当然一开始对坏的评价是沮丧的。不过，很快我发现我对好的评价和坏的评价都怀有同样的警惕，反省自己。
罗丹妮：当时出书的过程顺利吗？现在回头看，有什么遗憾吗？
罗丹妮：或者说不是杂烩，我觉得也是涉及标签的问题。就是当你两三篇风格比较接近的时候，编辑、读者就可以通过这两三篇去标记你、认识你。当你每篇都不一样的时候，读者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风格，是这意思吗？
孙一圣：应该是这样。我只是想了一个模糊的大概。你说得更具体，也更有专业性。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当每篇都不一样时，它不一定是这个阶段最好的小说，可能只是一种尝试。拿出来以后，给人一种严重的学习痕迹。这样的阶段对作者很重要，对读者来说则是一种折磨。
不过，《夜游神》经过你们编辑的努力，就好很多。不过风格虽然相近，有些篇目相差还是蛮大的。
罗丹妮：我想问个比较犀利的问题哈，我记得这本书刚出来后，争议是非常大的，有比较绝对的否定意见。我想，这应该对你的打击很大，后来好几年似乎没看到跟你有关的信息，所以在去年年初再见到你、并且知道你已经辞职在家写了好几年，手里有不少作品的时候，真的很好奇，想知道在经历了那么多否定和打击后，是什么支持你相信自己还能写、还可以写呢？是这些外在的质疑反而变成了一种自我证明的动力吗？
向来我对好评是持怀疑态度的，对差评则很认真。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忘了谁说的，一百个好评也抵不住一个差评对作者的伤害。
后来，我才意识到，当一个作者不太聪明又具有革新意识的时候，那么这本书有争议是属于正常范围的。
所以，过了几年后，我才把那个长篇又重新修改了一遍，拿了出来。
其实有时候作者对自己的苛刻比外界的苛刻要大得多，只是大部分作者都不会说出来。
对于写作的坚持，还是一种自己的坚持。对于外在的讨论，无论好坏，都不能帮你去写，还得自己亲力亲为。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只是想写，跟好坏无关，就是想写。
罗丹妮：那这个写的愿望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或者很强烈？
孙一圣：开始写东西以后，写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退缩了。因为写东西是一个人的事，正是这一点是帮助了我，不用与人打交道，也不用与人配合，一个人努力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就是除了外在的否定，其实有些作者对自我的否定比外在的否定还要厉害，我是这种的，经常会否定一下自己。否定以后，再重新建立写作的动力，去写。
电影《庆州》
罗丹妮：那你后悔2016年的时候出那本书吗？
孙一圣：那不会。只是后来会越来越反思出版之前的问题，如果当时能够理解和尊重编辑的想法，不会那么糟糕。有时候一本新书出版的过程已经不是作者一个人的书了，是编辑和作者共同的合作。
所以，在以后的编辑过程当中，我会更愿意听取编辑的想法和建议，当然有时候也会有自己的坚持，但不会像第一次那样独断专行。
罗丹妮：你觉得当时是因为年轻吗？比较有信心？这种固执是什么样的固执？
孙一圣：不是信心，可能就是年轻。
写小说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在一本书出版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修改的过程。
后来我看沈从文在每一版的小说出版，每一版他都要修改。建国以后几次出版的小说他还在修改，哪怕是改一个字，就是已经面世几十年了的稿子他还在改。
虽然写小说并没有很简单，就我性格来说，有时候也就只能做这件事。
罗丹妮：也就是说，你后来继续写小说，是因为你觉得只能继续做这件事？
孙一圣：是的。即使是会遇到绝对否定，与别的事情相比，对我来说写作还是比较容易的。
2016-2021：写作对于很多不太聪明的作者，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东西
罗丹妮：2016年到2021年，这几年，你大概的生活状态，能讲讲吗？比如，做什么工作，一天日常的作息？
一天也不是一直工作，也会玩一玩，看看书，上上网。不过，每天的懒惰依旧是写作最大的障碍。
罗丹妮：这几年我们知道你一直在写，想知道发表的机会多吗？在机会比较少的情况下，你是怎么鼓励自己一直写下去的？全职写作的话，日常生活，物质上的压力会不会比较大，怎么看这个选择？
孙一圣：发表机会越来越少，反而出版的机会更多一些。关于发表只能给自己一个暗示，发表的不见得是好的。有些好的东西，是要感受性的。当然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生活上压力还是很大的，一直处在十分紧迫的状态，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时候会写一些随笔，就是一些读书笔记能发就发一下。也有人找我写一些剧本。我努力了很多次写剧本，一个也没写出来，后来，我认真考虑一下，认识到剧本和小说是两类工作，好剧本是非常难写的，我又不想敷衍他们。有些人坚持想叫我写的时候，我只能给他写成小说，他就把小说拿走，再找人改剧本去了。各人有各人的坚持和选择吧，没办法。
电影《改编剧本》
罗丹妮：可能这一部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比较确定/明确，自己可以，或者只能过一种以写字为主的生活？是相信自己可以写出一些什么，还是，觉得不管怎样，也只能如此？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困难的吗？你会觉得在很艰难地坚持吗？
孙一圣：从刚开始的时候就觉着自己可以，那时候应该是2011年左右。不过，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自信是非常盲目的。不过，正是这样盲目的自信，让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一点点感觉自己在变好吧。
所以，盲目有时候是个好东西。我也遇见过很多想写东西的人，他们对小说很有见地，但是对于下笔就畏手畏脚，怕写坏了，总想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一出手就是大师。我想天才是有的，但是，我们需要勇气，一种承认自己不是天才的勇气，那就是不怕下笔，勇于下笔。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虽然说的是关于记忆，我觉着对写作也适用。多写是很有必要的，试错也是很有必要的，哪有那么多对的东西呢，哪有那么多天才啊。
写作对于很多不太聪明的作者，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东西，比如我。
不过只写作不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很难坚持的。最好能找个可以维持的工作，这样可能会更长久一些。
罗丹妮：因为在有限的几次见面里，我会觉得你是一种比较放松、自得的状态，不太着急，虽然好几年没出书，但没有明显的焦灼感，所以很好奇你真实的心理状态。
孙一圣：其实，真实的感觉是这几年都是非常焦灼的。只有在阅读和写作的时候，才是唯一能够缓和这种感觉的时候。但是，生活中的那种迫切，又在压榨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绷不住。
放松的状态应该是表演性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别人放松、自如，虽然有时别人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