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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18北京
（接上文）
复苏时期
(1946—1949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高校先后由内陆迁回北平，出版物的需要量逐渐增多，印刷业开始有好转。原由敌伪经营的新民印书馆，为国民党四大家族中的陈氏家族接收后，改为中正书局北平印刷厂；《华北新报》则为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所瓜分，办起了形形色色的大小报馆，这些报馆同时也对外承揽印刷业务。在这种情况下，京华以过去的声望在承接业务上虽有其有利一面，但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竞争还是很困难的。
1946年春天，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进行战后复员，因北平是文化古都，故对京华前途抱有很大幻想，制订了每月排500万字、印刷2000令纸以上的发展规划。规划分两步：第一步，以印刷1000令纸、排300万字为目标，任务是对外承接和为本馆出版物排印各半。但实际上，终国民党统治之年(北平解放前)，每月排字从未达到过300万，印刷量也冷热不均。据1948年全年统计，排字共1192万字，印刷用纸共5225令：月均排字不及一百万，印刷用纸不足四百五十令。规划的第一步皆未能实现，更遑论第二步。
这一时期京华主要是承印七家联合供应处北平委员会出版的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这个七联供应处是抗战时期以中正书局为首，纠集当时国内出版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贵州交通书局以及重庆的教科书出版组织联合而成。日本投降后，七联处随国民党政权势力的扩张而扩张。当时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中、小学教科书都由七联处在北平印刷分发。但由于国民党区域仅限于交通线上，故印发数并不太大，而七家在北平有印刷厂的只有商务和中正书局两家。
因此后来除旧有交往户之外，便不再另外接活儿，仅靠总馆发来的一些排件维持生产。这一时期职工人数最多时仅达八十余人。及至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南北交通断绝，总馆不能接济，困难就更大了，有时需靠出售原材料、纸张和旧机具来维持开支；职工人数一减再减。到解放前夕，又下降到日伪统治时期的四十多人。
新生时期
(1949-1954年)
北平解放后，印刷出版的需要量很大。京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得到新生。先是承接了邮局、税局交来的邮票、税票的套字任务；接着，出版委员会又送来《妇运丛书》、《干部必读》等印件以及国营、私营出版机构的印件。因此业务得到迅速发展。
遵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城市政策，京华采取了一些适应形势发展及业务需要的措施：
1.将过去闲置的铅印、排字机具陆续整修使用，增加班次，实行日夜生产；1950年又恢复装订业务，将上海总馆搁置不用的机器调来扩大生产（职工人数至1949年底就骤增至130人)。
3.解放初期物价尚未稳定，为保证职工生活不受影响，每月以粮、布、煤规定比例，按报载市场牌价计算“依”值发放工资；福利方面，除照总馆已有规定办理之外，增加了房租津贴和车补，还按北京一般工厂情况发给工作服、澡票、理发票。
4.在招收职工办法上，废除了解放前的雇佣契约，招进的工人实行短期试用，合格后即转为正式工人的办法，不能再任意辞退。在北京解放初期的经济恢复阶段中，各行业曾发生歇业、解雇工人等现象，京华当时经劳资双方协商共度困难，未辞退一人，颇得各方赞许。
5.随着各条战线形势不断好转，全国第一次出版会议召开，商务的发行部门参加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联营以后，又从上海运来轮转卷筒机、双翻米利机、全能米利机、三色版机、穿线订书机和铸字铅料等；京华自己也购置了万能铸字机、万灵铸字机、缝纫订书机、电动折页机以及电镀铜、铬等设备，这些机器设备把京华的排字、铅印和装订能力大大提高一步。在此基础上，京华又制订出各种奖励制度，如全勤、超额、原材料节约等。这些制度进一步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北平解放后，京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照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克服了过去无计划生产状况，采取了上述一些主要措施，充分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使生产日益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1953年全年生产数量为：排字4595万，为解放前一年的385%；印刷用纸67991令，为解放前一年的1303%;装订15060万页（解放前已停止生产）。到1953年底职工人数增加到三百余人。
几年来，京华较好地完成了纳税、购买公债和抗美援朝捐献等光荣职责。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京华被定为完全守法户，从而为使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54年5月，京华随商务印书馆一起实现了公私合营。合营后改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属国家出版总署领导，名称仍叫京华印书局。
以上是京华印书局半个世纪以来的经营概况，它多少可以反映出一些京华早期在封建末世中艰苦创业和发展的情况，以及后来怎样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的压迫、侵吞之中而陷入困境；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京华是如何在党利政府的领导和扶植下而兴旺发达起来。为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一些京华的经历和变迁，下面再补充介绍几点情况。
二、在培养职工技术上，采取一面生产一面培训、逐步提高的办法。创业初期曾雇用过日、俄籍职工，并由总厂支援过技术力量，但在本厂职工技术熟练之后，即陆续辞退。本厂职工工作和学习技术都很刻苦、认真，并能密切合作，互相帮助，这在京华已相沿成风；师傅对学工均能做到细心传艺，且一向没有打骂、克扣、使唤等恶习。因此学工一般在一两年后便能独立操作。当时这在很多同业厂是难于做到的。
三、劳资之间的矛盾、斗争，在京华也毫无例外地贯穿始终。“五四”运动之前表现尚不明显。以后，因工资待遇赶不上物价上涨，职工普遍有增薪要求。1929年，京华职工因组织工会曾被反动当局逮捕13人，他们有的被保释出来，有的被投进陆军监狱。1933年，中文排字的“件工”（实行计件工资的额外工或临时工)因工价不合理，要求调整，曾怠工11天。后来，资方竟借口华北局势不稳，对额外工、临时工实行大量裁减，四个月当中即解雇了三百多人，同时还勾结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和警察局派人来厂监视。
京华从那时起，对留用的职工实行了上海总馆的签订雇用契约的办法，期满续约与否全由资方决定。另外还从上海调来工人安排到各部门，实行不同待遇，分化工人内部的团结。日伪统治时期，工人除受经济压迫外，还深受民族压迫。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工人的处境并未得到多少改善。直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京华才废除了雇用契约等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四、京华于1954年改为公私合营后，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直接领导下，由于公方厂长深入细致地工作，经营管理上对私营时期的一套有兴有废，故职工热情很高，生产蒸蒸日上。1962年，京华和中华书局北京排版厂、50年代出版社印刷厂合并，合并后仍名京华印书局。后来，改称为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