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大克鼎、毛公鼎和逨盘被誉为“海内四宝”。
西周早期《大盂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为康王时贵族盂所作的祭器。传为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原器出土之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因家道中落，此鼎被其后人以七百两银子转让到西安。后来，又曾一度为左宗棠所有，数年后为答谢潘祖荫的厚恩，左宗棠以此鼎相赠。此后，大盂鼎便成为潘家的传世之宝，供于苏州潘家大堂。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另一尊同为盂所铸之鼎，形制略小，习称“小盂鼎”，器上铭文涉及西周与鬼方之间的战事，但此器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已不见踪迹，仅于著录中保存铭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盂之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内、外之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尚书酒诰》是周公旦所作，用以告诫被封在商故地朝歌的武王少弟康叔封,文中有一语句“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大意是说商纣好酒，不思其过，最终导致国灭邦亡。与大盂鼎铭文所言相合，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此器铭文字体笔画粗细不等，且如“王”、“在”、“正”、“土”等字中有许多圆形或方形团块，象形意味仍较浓。又如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体现了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大盂鼎》拓片
《大盂鼎》拓片局部
铭文：隹(唯)九月王才玟王受天有厥匿匍有四宗周令盂王大令在珷王方畯正厥民若曰盂不显嗣玟乍邦辟在{雨于}御事虘又酉无敢酉舌有子灋保先王殷边侯田{雨于}{此须}□(烝)祀无敢□有四方我殷正百辟率酉夔古天异临耳昏殷述令隹肄于酉古丧巠敏朝夕入令女盂井乃谰享奔走畏嗣且南公王曰盂廴西召夹我一人{米豆}四方疆土易女鬯死□戎敏谏{雨于}我其遹省一卤冖衣巿罚讼夙夕召先王受民受舃车马易女且南公旂用□(驭)至于庶人臣十又三白辶兽易女邦□六百又五十又九人鬲千又五十四白人鬲自夫易尸□王夫<辶亟>□迁(迁)自厥土王曰盂对王休用乍若□(敬)乃正勿且南公宝鼎灋朕令盂用隹(唯)王廿又三祀
大盂鼎铭文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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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贤律院：位于安徽原省府安庆市宜秀区集贤关关城墙东侧山间，原为一座佛庙，名“集贤庵”，建于清乾隆年间。有高僧兰台，是邓石如好友，入庵八年，为修建寺院，“一衣一钵，化缘四方，赤手供众”。嘉庆初，清代书法巨擘邓石如出售作品，捐银，襄助兰台修建成“集贤律院”，嘉庆七年，并亲书匾额，以壮其观，后又在院侧筑“寄鹤亭”。晚年邓石如的读书、交友、研习书法篆刻之处。
邑人邓石如题额曰‘集贤律院’八分书。”所谓“八分书”即是隶书的一种，且具有明显的波磔（撇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