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崔铉撰文，柳公权正书，会昌三年（八四三）立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西，久佚。唐武宗李炎即位后，为压制宦官权力、支持宰相李德裕，亲自巡幸由宦官指挥的承担宫城守卫职责的左神策军，并建碑纪念此事。
碑文记录了武宗即位后祭祀天地、告祭祖先宗庙及巡幸左神策军军营等事，尤其记录了安抚南归唐朝的回鹘首领嗢没斯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神策军碑》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碑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珍品。原碑立于唐内府，不易传拓。依照唐代惯例，当时拓本都会颁赐近臣，但流传不广。两宋著录仅见于赵明诚《金石录》卷十：“第一千八百六十三，《唐巡幸左神策军碑》上，崔铉撰，柳公权正书，会昌三年。第一千八百六十四，《唐巡幸左神策军碑》下。”赵氏藏本分装两册，可惜其藏品经靖康战火而损失殆尽，劫余之物多入权势之家。
此本为宋代内库装裱形式，割裱本，经折装，皮纸，浓墨擦拓。墨本二十七开，题跋一点五开，册高三十四点三厘米，宽二十三厘米；帖心高二十六点五厘米，宽十五点五厘米。仅存前半部碑文，内签正书题“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有柿叶斋主人、孙承泽和姚元之三跋，钤藏书印章共九十八方。最早的藏印是南宋权臣贾似道的“秋壑图书”和“封”字印。贾氏家产查抄入官，此拓遂成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大约重装于此时；元灭宋后归翰林国史院，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朱文长方官印；明洪武六年（一三七三）收入内库，拓本末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朱元璋将此本赐与其子晋王朱棡，故首尾皆有“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敬德堂图书印”“子子孙孙永宝用”四印；明末王府图书流落民间，此拓经孙承泽、梁清标、安岐、丰公、张蓉舫等人递藏，道光后入陈介祺家。
此拓原上、下两册，不知何时失去下册，安岐《墨缘汇观》著录时已失下册：“墨拓本，宋装裱，正书，计五十六页，后文至嘉其诚止。”在陈家时第四十二页之后又丢一开两页。民国时经蒋祖诒、谭敬、陈仁涛递藏，最终归于郇斋陈清华，一九四九年陈氏携书定居香港。而后，其藏书分别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五年、二〇〇四年由政府重金购回，藏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一九六五年购回的郇斋藏书籍碑帖二十五种中，就有闻名海内外的《神策军碑》。从此以后，这件稀世珍宝不再是秘不示人的皇家宝物和私人收藏，屡现于展厅，使普通百姓得以大饱眼福。
柳公权（七七八—八六五），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幼嗜学，博贯经术，喜文辞，通音律，善书法，未入朝时即以青年才俊名满都下。元和初擢进士第，穆宗时拜右拾遗、侍书学士，迁司封员外郎；文宗时迁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开成三年（八三八）转工部侍郎，继迁承旨学士；武宗时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累封河东郡公，复为常侍，进至太子少师；懿宗咸通初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咸通六年（八六五）去世，赠太子太师。柳公权以八十八岁高寿，历经七朝，自入仕以来，一生在皇帝身边做读书、写字的文散官，备受宠爱，声望极隆。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外夷入贡者，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其书法结体劲媚，自成一家，为时所重，尤以正楷大字著称于世，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柳公权一生作品很多，可惜多数散佚，存于今者二十余件，墨迹仅《送梨帖跋》最为可靠，法帖有《十三行跋》等十几种，碑刻有十一种。他自己最得意之《金刚经》，以为有诸家之法，后世流传最广的是《玄秘塔碑》，而最能体现其楷书成就且历史评价最高的，却是宋拓孤本《神策军碑》。
柳公权写《神策军碑》时六十六岁，可谓人书俱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达到了天人通会的境界。该碑沉着稳健，气势磅礴，最能体现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为历代书家所宝爱。清人孙承泽评此碑曰：“风神整峻，气度温和，是其生平第一妙迹。”启功在《论书绝句》中说：“柳书碑版，传世甚多。今所存者，必以《神策军》《玄秘塔》二碑为最精。《玄秘》刻手，犹偶有刀痕可见，惟《神策》孤拓，无异墨迹焉。”启老书法最重笔墨，一生反对学习碑版，主张习书当从墨迹入手，他对此二碑书法艺术的评价，高下自然分明。《神策军碑》之所以没有《玄秘塔碑》名气大、流传广，只因为碑毁太早而拓本罕见。影印技术的发达，出版事业的繁荣，使此最佳柳书的珍贵孤本化身千百，造福广大读者，诚今人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