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情报学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通讯技术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极大地拓宽了情报工作的范围，丰富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内容。这一时期，是情报学技术发展的时期。在情报采集、加工、处理方面，数字化技术取得较大进展；在检索技术方面，数据库技术、导航与搜索引擎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全文检索技术、多媒体查询技术、跨语言检索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数据挖掘、知识挖掘、知识发现技术、智能接口技术及元数据技术等取得了一定突破；在知识处理与表达技术方面，文本内容的自动处理、自动分词、自动标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及专家系统等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信息网络安全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技术都得到了重视和相应的发展。
2图书情报学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报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信息经济学的完善。信息经济学是情报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表明情报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两个分支领域都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不少文献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信息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比例；对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资源、信息服务业、信息产业、信息政策等现代社会的信息经济活动与规律进行研究；对新兴的电子商务及电子商务中的信息流、网络经济等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图书情报系统在改革中提出的新观念、新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我国学者首次对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的开拓性研究。
知识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近十年来，知识组织的研究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198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国际性学术机构“国际知识组织协会”（ISKO）；1996年，ISKO华盛顿会议决定将ISKO秘书处迁至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学院。此外，自1993年1月1日起，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IC）更名为《知识组织》（KO），由ISKO主办。虽然基于网络的超文本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布鲁克斯“知识地图”的设想，然而，目前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知识表达和计量方法。因此，我国学者马费成教授1996年在《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知识组织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情报学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元数据、知识结构、知识发现、知识挖掘、知识仓库、知识库管理系统等等。
3情报学发展的哲学思考
技术是情报学发展的推进器。近十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情报工作的模式，推动了情报学的发展，使情报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及基础理论在网络环境下得以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没有因特网和网络技术，就没有网络信息计量学与网络信息检索。
社会信息需求是情报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情报学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人类日益增长的文献信息需求和情报学自身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随着计算机、通讯技术的发展，社会提出了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的需求，从而推动情报活动从传统情报活动发展为现代社会情报活动，情报学理论从传统情报学理论发展为现代情报学理论。
分化与综合的交替运动是现代情报学的发展规律。20世纪90年代，现代情报学发展呈现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新态势。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象――情报范畴的迅速扩展，即由“部分对象发展为全对象的对象趋全性”，即情报的概念由科技情报向人类社会的全情报――社会信息延伸；另一方面，表现在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广泛而全面的交叉、分化与整合的相互作用过程。近十年来，情报学与其他基础学科之间不断地交叉、分化和融合，产生出许多新思想、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孕育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
时代观是情报学发展的显著特征。情报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是符合科学的“运动观”和“发展观”的。从科技情报观（小情报观）到大情报观（信息观），再到知识观的演变，在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突出地反映了情报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
参考文献
［1］王伟军，付立宏.面向21世纪的现代情报观［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9（5）.
关键词：信息技术情报学研究影响
一、现代信息技术与情报学的关系
1.现代信息技术
20世纪90年代，人类开始进入信息技术时代，撼动了世界科技和经济传统格局。这种局面是由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带来的。现代信息技术是以电子技术，尤其是微电子技术为基础、计算机技术为核心、通信技术为支柱，以信息应用技术为目标的科学技术群。主要涵盖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一些应用技术如数据仓库技术、知识挖掘技术、智能检索技术、知识组织技术、知识获取技术、网格技术、可视化技术等领域。
2.情报学
3.信息技术与情报学的关系
情报学自产生之初就是信息科学群中的一门应用学科，与信息科学群中的其他学科尤其是信息科学关系紧密。现代科技情报工作，其主要特点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以知识服务为理念；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个性化网络化为目标；以快速、高效、可靠为准则，以价值、增值、超值为品质。目前，情报学的技术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情报学对信息技术的被动依赖关系上，即信息技术推动着情报学的发展。信息技术对情报学的依赖还没有体现，如目前网络上的信息组织无论是分类还是主题抑或是二者相结合，大都是信息技术界人员组织操作的。再如目前的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情报学界和信息技术界都在探索，信息技术界有没有借鉴情报学的知识。事实上，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仅靠信息技术领域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依赖于情报学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情报学的未来发展中，信息技术界应和情报学界结合，信息技术对情报学的依赖性也将有所体现。
二、现代信息技术对情报学研究的影响
1.信息技术是现代情报学研究的关键技术之一
2.信息技术催生了情报学研究的新方法
3.转变了情报学研究的思维范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数字时代的出现，数字时代的思维是以实体化和虚拟化的双重世界为基础的，情报学的生存空间也由传统的“主体―客体”两级模式变成了“主体―客体―主体”的多维空间结构，它必须能够对真实的社会交流和数字化的虚拟交流做出解释。在数字时代，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拟的，对虚拟世界的研究除了采用客观方法外，主观方法的实用性也在逐步加大。
三、结束语
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后，情报学的发展一直是沿着技术这个方向展开的。对信息技术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解决了情报学学科体系面临的信息技术应用问题，使得图书情报机构现代化技术研究从自动化管理领域向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方向推进了一步。科技、经济和社会情报工作是情报学学科迅速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我国科技情报、图书情报、经济情报、产业情报、竞争情报等都已初具规模，但是国家层面的情报意识和能力还十分薄弱，尤其是对世界上一些国家把中国当作窃密对象而熟视无睹，这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形象形成极不相称的反差。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各种利益以及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可靠保证，确实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统一规划、资源共享、服务社会”的情报体系。情报体系的形成，促进情报工作更上一层楼，情报学学科水平也会得到相应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也得到加强，显然就业之路也更广阔，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大。
[分类号]G250G350
1作者阵容强大，写作方式符合国人阅读习惯
该书的作者是清一色的北美学人。19位作者中，有18位是旅居北美的华人，还有1位是美国本土学者，他们大多数任教于大学的图书馆与信息学院或就职于图书馆。作者队伍中，既有大家熟悉的储荷婷、何大庆、何绍义、刘燕权、徐鸿、张茵、赵党志等经常回国参加学术活动或讲学的学者，又有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或博士候选人资格的新秀。通过书后的作者简介，可以了解每一位作者都有专攻，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有了一定的建树。正是由于作者们横跨中西方文化和教育的特殊背景，造就了该书的特色。正如丛书总主编美国华人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会长鲁曙明教授在丛书总序言中所说，“他们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多年，又长期在海外任教，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既熟悉该科学的具体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又了解如何用中国人容易理解的叙述方式来介绍和评析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前沿知识。因此，这套丛书的特色就在于，它既深入，不亚于那些翻译的西人著作，它又浅出，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学习思维和阅读习惯”。
2体系结构清晰，反映了当代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3紧扣学科前沿，数字化和网络化贯穿全书
图书馆学情报学近十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和信息的数字化与网络化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进展是和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点，在《图书馆信息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数字化和网络化这条主线贯穿于全书的各个章节。
在第一章“各种形式的信息”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一节是网络信息资源，还专设一节来讨论信息的未来发展趋势。在第二章“变化中的图书馆”中，讨论的主题是信息技术给图书馆带来的变革，几乎每一节都没有离开数字化和网络化。在第三章“信息表述”中，关于网络信息组织的元数据、本体系统和语义万维网、信息构建的内容就占了三节，而在分类和主题标引这两节中，关于计算机技术在分类中的应用和网络信息的标引仍然是主要内容。在第四章“信息检索”中，第一节就是网络信息检索。其他章中也类似，如第五章“用户服务”中的数字参考咨询、第七章“用户研究”中的网络信息查询行为、第十一章“信息计量学与网络计量学”中的网络学术传播和网络计量学等。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信息本身和信息用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针对信息技术的影响，《图书馆信息学》并没有一味强调信息技术及其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各个领域的表层影响，
而是重点讨论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各个领域中的融入以及各个领域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符合学科本身发展规律的变革和进步。
4重视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
将学科的研究方法作为独立的一章(第九章)来讨论这在国内同类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也许是该书的编作者们注意到研究方法是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而特意为之的。学术研究是讲究方法的，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必须有科学的方法作指导。如果不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定量研究，那就不能称为学术研究而只能称为作者的感想或者议论，而对于定量研究，研究结论的置信度和可靠性就会受到质疑。
除了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图书馆信息学》一书也很注重学术规范。书中对于任何一种理论、观点和方法的确切叙述，都标明了原始的出处，通过这些引文，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理论、观点和方法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该书每章后面都附有很多参考文献，全书各章的参考文献合计多达78页，约占全部341页正文的23％。平均每章7页多，其中最多的一章有12页参考文献。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对读者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这种重视研究方法和尊重学术规范的学术风气，值得称道和学习。
5结语
任何一位研究者，只有跟上前沿领域的研究，才能跟上一门学科的发展，才能走到一门学科的前沿。《图书馆信息学》是一部综合性的评述性著作，是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进展的真实展示。该书既可以逐章顺序阅读，也可以作为工具书使用。
P键词：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大数据；情报主导警务
中图分类号：G250.2文献标识码：A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11
AbstractBigdatawillinevitablyhaveaprofoundimpactonpublicsecurityintelligencescienceanditsresearchparadigm.Publicsecurityintelligencescienceneedstomakeuseofbigdatatoimproveitsresearchparadigm，andtoavoidnegativeeffectsofbigdataonitsdevelopment.Therefore，underbigdataenvironment，theexistingresearchparadigmofpublicsecurityintelligencescience（intelligence-ledpolicing）mustbeadjusted：databeingoneoftheresearchobjects，intelligenceapplicationbecomingimportantresearchcontent，andthemultidisciplinaryresearchmethodsbeingintroducedintothescience.Theresearchparadigm，withbigdataintegrated，shouldavoidtheproblemsofthelatter：relyingoncorrelationanalysisbutignoringcausalityanalysis；advocatinguniversaldatabutdespisingpeople'sintelligence；worshipingtechnologybutneglectingthedominantpositionofhumanbeing.
Keywordspublicsecurityintelligencescience；researchparadigm；bigdata；intelligence-ledpolicing
公安情报学是近年来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社会信息化发展条件下公安机关如何从海量信息、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大数据的兴起将推动公安情报学的发展与变革。将大数据思维、理论、方法和技术等融入公安情报学，要求公安情报学的研究范式必须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1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及其不足
首先，这一范式未就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完全达成共识。公安情报学以“公安情报”为研究对象，然而，关于公安情报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其外延的界定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至情报主导警务范式，这一争议仍悬而未决。概念之争，既牵涉公安情报学最核心的理论问题，也反映出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尚未明晰。这显然影响到公安情报学的健康发展。
2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的调整与变革
大数据对公安情报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那么，是否会导致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转型，进入到大数据范式阶段[6]？笔者认为，目前尚无法得出公安情报学将进入大数据范式阶段的推断。当然，大数据发展必然会对公安情报学现有的情报主导警务范式产生深刻影响，要求其作出调整与革新，在现有研究范式中融入大数据思维、理论、技术和方法。
2.1将数据纳入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
一般认为，公安情报学以公安情报为研究对象。然而，不同历史时期，对公安情报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其研究对象也不断变迁。传统公安情报概念是指用于同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各种情况、消息和资料的统称[7]。这时，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特指敌情、特情等秘密情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安情报逐步拓展至各种刑事犯罪情报资料。随后，在公安信息化发展的推动下，公安机关内外部各种信息资源都成为公安情报工作对象。这时，公安情报泛指由公安机关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各类情报信息及其分析研判后的成果[9]。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扩展到各类信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公安情报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数据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情报链理论也描述了情报转化、生成的过程，即：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9]。情报产生于事实，而数据可以直接、准确地反映事实，因而完全可以氖据中获取情报价值。而且，数据不必经由信息，即可直接转化为情报。数据和信息都是对同一对象不同角度的具体表述，它们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10]。由数据到信息并不完全是一种线性方向的转化关系。数据泛化为数字、文本、图片、图像和视频等资料的统称，它已成为“信息”的代名词。严格区分数据与信息概念，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11]。这样，数据成为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了。
2.2将公安情报应用列为公安情报学的重要内容
在理想化状态下，公安情报可广泛应用于预防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各项警务活动中。基于此，公安情报学应全面研究公安情报在各项警务活动中的具体应用。然而受到公安情报活动自身的限制，如信息资料采集受限、数量不充足，情报人员受学识、经验、能力的限制而不可避免的存在情报失误，事物的动态变化让分析预测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公安情报往往仅应用于低风险、易于驾驭的个别领域，如侦查破案、追逃缉捕、治安防控等。
大数据是在广泛而有实效的社会应用中获得认可的。目前，它已经在商务、物流、公共管理、金融保险、医疗保健、交通、旅游、科技、教育等领域得到推广应用。大数据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同样可以为情报主导警务范式研究内容的拓展，特别是在情报如何主导“警务”方面创造条件。在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机关能够越来越及时、全面地掌握各种类型的数据，比较准确、客观地还原事物的“已知”状况；“推既往以占将来”[12]，由此开展预测分析，推演“未知”的事实或趋势[4]。充分利用数据说话，情报主导“警务”也能够减少失误、降低风险，公安情报就能在各个领域得到普遍性应用。
情报主导警务范式将公安情报应用――公安情报工作与具体公安业务相结合，以实现公安情报引领警务[13]――作为公安情报学的核心，极大地丰富了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引入大数据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则可以解决公安情报应用难以落地的难题。因此，将大数据与公安情报应用相结合，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将不断拓展、延伸，日益丰富、充实。具体来说，可以从两个维度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公安情报应用研究：一是研究大数据及公安情报在各警种业务工作，如刑侦、国保、经侦、禁毒、治安、反恐、交管、出入境等方面的应用；二是研究大数据及公安情报在公安机关具体职能活动，如侦查破案、预警防范、维稳处突、领导决策、社会管理，以及服务社会民生、政府决策等方面的应用。
2.3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引入公安情报学
情报主导警务范式在研究方法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创新，这样影响了公安情报学的深入发展。大数据将为推动这一范式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动力。
3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应避免大数据之弊
当然，在认识到大数据对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应看到大数据存在的一些弊端与不足。应坚持公安情报学自身学科规范、研究范式，理性认知大数据不完美的一面，可以将大数据融入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
3.2崇尚数据万能而忽视人的智能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逐步实现了“量化一切，一切皆可量化”。凭借越来越丰富的数据，让数据自己“发声”――只要拥有足够的数据，“数字自己就可以为自己说话了”[17]。然而，并不是所有事物及其运动都能转化成为数据，无论数据总量达到多大级别，所谓“足够的数据”这种理想化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实现所谓的“全数据模式”也是不可能的[15]37。数据“发声”同样也会出现错误。更何况，数据无法自己说话。任何数据集及分析工具，仍然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因而曲解、偏见和盲区同样存在于大数据中[19]。
情报是“Data-Knowledge-Intelligence”的融合，其中Intelligence是核心要素，所有情报都含有Intelligence的性质，都是智能、智慧的结晶[20]。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推行基于大数据的预测警务模式（PredictivePolicing），大数据提高了警务预测及情报分析的科学性，但警察仍应该以最恰当的方式使用他们的知识、技能、经验去应对犯罪[21]。公安情报学在吸纳大数据，重视数据的量化研究的同时，应突出Intelligence指向，不可忽视定性分析方面的研究，不能忽略人的智能。
3.3崇拜技术至上而取消人的主体地位
大数据以现代技术为支撑，拥有强大的数据管理能力。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实时处理与智能分析。大数据技术在不断发展与扩张，延伸、拓展人的各种能力，然而它甚至有可能会取消人存在的必要性，导致非人道、非人性和非自由等异化现象的出现：如果一切都拿数据说话，“人”就被降低成了“物”；如果人的自由意志受到限制，那么，到底是大数据技术控制人类，还是人类在控制大数据技术[22]？这是大数据技术崇拜所导致的荒谬结果。
在公安情报活动中，如果一味推崇数据而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公安情报关乎个人生命财产以及社会和国家安全。如果让数据取代人成为重大决策和行动的主导者，则有可能带来重大风险和严重后果。在公安情报学研究中，崇拜技术至上会导致该学科走入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因为这样就会消解Intelligence的价值，公安情报学就沦为了大数据的附庸。
4结语
我国各地各级公安机关都在积极开展大数据建设，情报部门都在利用大数据推动情报工作的变革，因而在学术研究中，阐述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发展，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这既因大数据对公安情报学的影响已然是一种客观存在，又因公安情报学现有研究范式（情报主导警务）需要借助大数据予以突破与调整。当然，关于大数据对公安情报学及其研究范式影响力的判断与评估，应持谨慎而客观的态度。要准确察觉大数据所存在的局限性，避免一头扎进大数据，而造成公安情报学的迷失，甚至取消其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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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论基础情报学情报学性
1情报学非独立性品格
当情报实践面临种种棘手问题而找不到医治良方时，当情报学理论面临实践领域种种不满和轻慢而无可奈何时，在理论领域也无力坚守情报学那个本来就小得可怜的理论阵地而听任其他学科在其领地自由驰骋和肆虐时，情报学理论者也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哀叹――情报学出现了危机。
情报学的危机与尴尬突出表现在情报学自身的非独立性。一方面，体现为情报学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缺乏独立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体现为情报学理论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研究规范、学科体系。所以，人们长期以来将情报学视为前科学阶段。
为了摆脱情报学非独立性状态，实现情报学的独立化以及学科尊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努力。这些努力是可取的，但是，笔者认为，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需要理论基础，如果理论基础非独立、不牢固，那情报学理论学科独立化将无从谈起。
在探讨情报学理论之理论的基础之前，首先要对理论作必要的界定。笔者从知识形态的角度将情报学理论之理论界定为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问题逻辑体系。所谓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就是指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情报学逻辑体系的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这个逻辑出发点构成了情报学逻辑结构展开的基础。
2以学科为理论基础的发生学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等同于情报学的基础学科。所以，人们可以从情报问题出发，所有牵涉到的学科知识都被视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知识，这些知识所属的学科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这种认识逻辑自情报学产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对情报学理论基础的认识。
按照情报学理论的发展阶段，笔者以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大致经历了由朦胧到明确，再到分化拓宽和反思等4个阶段。
在情报学产生之前，情报学依附于文献学或图书馆学。人们通常只不过在谈论文献工作或图书馆服务时才偶尔地提到对情报活动的看法。这时的情报学还仅仅是情报活动经验，注重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其理论基础是朦胧的，不明确的。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情报分析哲学的兴起为标志，西方情报学界由自发到自觉对情报学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1977年，美国情报学家谢拉(J.H.Shera)和克里夫兰(D.B.Cleveland)发表了《情报科学的历史与基础》一文，指出“Y巴希勒(Y.Basiler)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审视情报科学；H威斯曼(H.Viseman)认为情报科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分支；哈尔曼(Hulman)将情报科学看成行为科学；柯亨(M.Kochen)指出情报科学的核心是认知动力学，等等。”前苏联的情报学者主要注重情报活动的社会关系，他们认为：“情报学是一门从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研究科学情报的结构及一般特点和制约所有科学通讯过程的一股规律。”美国情报学家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科学是研究通讯的现象和通讯系统特性的一门通讯科学；英国情报学家法拉丹(J.E.L.Farradane)认为，情报学是一门认知科学；皮尔逊(O.Person)认为，符号论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等等。
就国内而言，对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反思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并开始着手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建设。例如：1989年，梁晓龙发表了《论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王秀成和刘东维发表了《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当前面临的形势》等等。这些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界开始怀疑和反思情报学自身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基础。9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情报学理论与情报实践的大讨论，进一步将情报学理论基础的研究推向情报理论基础的源头。1989年，陈明先发表了《情报学的危机》；1990年，姜振儒发表了《我国情报学的危机与出路》，对我国情报学理论基础和情报学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质疑。但是，人们仅仅只是停留在质疑阶段，而对于自己提出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情报学一定要以别的学科为基础什么东西才堪称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是否等同于其基础学科并没有做出回答。
3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
3.1情报学理论基础异化的原因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等同于情报学基础学科的现象，是因为：
情报学自身研究对象和性质极不明晰。情报活动与情报学的中心问题均与人有关，人在情报学中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这就使得情报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交叉。情报活动与情报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既是抽象的人的情报活动，又是具体的人的情报活动；既是个体的人的情报活动，又是社会的人的情报活动。而且情报活动主体的个体差异性、情报现象的复杂性、情报规律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在情报活动研究中既存在对情报价值的审视与判断，又存在对情报事实的探求与指导。情报学如果没有自己的品性、学科标准、学科逻辑，就非常容易走向学科异化的深渊。
情报学发展的“科学化”路径。为了摆脱传统文献工作对情报学的束缚，西方和东欧各国情报学界一直在谋求建立“科学”的情报学。这种情报学将情报过程假设为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因果对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多沿用归纳方法；在研究内容中，注重情报知识的普适性“规律”的寻求。其结果，使情报学非但没有建成如同物理等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严密逻辑的学科，反而陷入失去自身方向的境地。
3.2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原因
什么是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什么东西才能堪称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研究如果在忘却自身特点的情况下，盲目追求这些外在的标准，必然会在不能成功之处责备自己的失败，而在自己能成功之处却真正失败了。笔者认为，情报
学的理论基础是指为情报活动提供知识准备、价值取向论证基础和方法论具有基础性与普遍指导作用的理论。任何学科知识要成为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必须以是否具有情报学自身理论品格为前提与标准。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成为检验其他学科在解决情报问题中是否能内化为情报学知识的试金石。
所谓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就是情报学性，即指情报学理论具备的自身逻辑性质与属性。之所以提出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是学科独立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情报学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情报学知识仍然十分贫瘠与匮乏。一味地封闭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疆域，只能造成情报学的浅薄与封闭自大。因而，在情报学性的基础上，各种知识可以发展和拓宽，这就能使情报学保持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平衡。否则，只能造成情报学的“无家可归”。
3.3情报学性的内涵与外延
由于情报学性是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即指情报学理论具备的自身的逻辑性质与属性。而品格有品性风格之意，指作品的质量和风格。因此，情报学理论品格(即情报学性)应当是指情报学理论的质量和风格，或者说是情报学理论中的某些价值内涵。其中诚实、尊重、责任、可信等是内涵的关键因素，对维护和发扬多元理论中的民主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情报学性的内涵非常丰富，它由多层面、多结构的概念组成，包含情报学理论、情报学方法和独特的情报学技能三个层面。情报学性的外延也非常广阔，其研究对象包括情报活动、情报现象和情报用户，研究人类知识利用的瓶颈，从情报生产到情报利用的全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情报学性所反映的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与客观存在的情报活动的特有(本质)属性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说，情报学性的内涵与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是有差别的。情报学性的内涵属于思维方面的认识内容，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属于情报活动(客观)方面的认识对象。情报学性的内涵源于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并且日益正确反映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但是，它们两者仍然不能等同。外延也如此。因而，人们对情报活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也因人们观察认识情报活动的角度不同，人们的界定就会有所不同，并且同一类别不同等次的情报学理论又有不同的规格要求。在“品格”上，情报学理论基础有共同要求，但对情报现象、情报活动、情报过程、情报吸收等理论又有一些切合要求的实际品格。
3.4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只有以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才能真正将情报学作为情报世界的问题与学问来考察。
就研究思维而言，情报学应该具有自身的特质，即复杂性与交互性。情报学研究思维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同样是研究人的活动，哲学着眼于对人的本性的揭示和概括，是一种冷峻的理性思考；社会学则侧重人的社会角色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是对客观事实的分析。情报学则一方面要涉及对人自身理念的哲学思考和基于情报活动事实的分析；另一方面却要求主体身临其境主动参与，着眼于人的情报活动及如何有效地影响人的情报过程的发展，它指向于人的情报吸收过程与知识结构的改变。因而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情报学理论更具动态性、交互性和行为性；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它具有其独特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不确定性书刊采购影响因素资金分配
[分类号]G253
1、引言
从加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虽然我国图书馆的总经费在逐年增加，但由于书刊价格的增幅过快，书刊经费的增幅跟不上书刊价格的上涨，出现了图书购置费在不断增加而书刊数量却在逐年下降的现象。此外，读者喜好等因素的影响也使书刊的采购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在外界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合理地配置有限的书刊采购经费，使其效用达到最大化，已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目前，很多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已取得大量的成果，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探讨上，尚未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书刊采购工作主观性强，容易偏离读者的兴趣与实际的需求，特别是采购工作缺乏前瞻性，往往不能适应未来的情况变化。本文采用指数平滑预测模型，可以充分利用历史数据对未来情况进行预测，并引入了预赋资金、保留权值等概念，通过对影响书刊采购的若干因素加权，从而对采购资金进行分配，以实现配置的最优化。
2、书刊采购的影响因素
针对高校图书馆的特点，我们将书刊采购的影响因素分为6个因素共12项，如表1所示。
图书类别i＝l，2…，22分别对应中图分类号的22类图书。
所谓预赋资金c；是指，考虑图书馆已拥有的第i类书刊的总价值、数量和借阅人次来分配的资金。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2情报学理论思维的意指
情报学理论思维是指以科学的情报学理论为指导，依据一定的知识系统，对情报问题和情报现象进行解释、反思、批判的认识方式。每个学科都有其独特的思维视阈、思维方式、知识背景，其理论也呈现出强烈的个性化特征。情报学理论思维是情报学特有的认识方法，是促进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最有效的工具，它导引人们观测情报活动的角度。提倡情报学理论思维，即是主张运用真正情报学的方式去理解情报现象和情报问题。
情报学理论思维应兼具批判和建设的双重功能，即它在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在考虑批判之后的出路。它不满足于情报活动是什么，还要探索情报活动发生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认识情报世界，解释情报世界，进而探索改变情报世界的方法是情报学理论思维的使命。
情报学理论思维具有一切理论思维的共性：①思想性。当代思想家查尔斯泰勒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被理论充斥”。就目前来看，情报学遇到的问题并非是缺少理论所致，而是缺少思想所致。理论思维的魅力在于它追求思想内涵，以理服人，如此方可彰显情报学理论本身的诱惑力。②批判性。对已有情报学理论的批判是生成新理论的中介，批判反思在实践向理论转化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批判性是理论思维的内在品格。③创新性。“理论活动，包括学习和研究，还是一种最富创造性的活动”[13]，把创造性变成理论思维的本能，才会提高理论感受力，提升情报学理论的思想含量。④理想性。理想性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品格，理论思维从不满足于事物是什么，而是着重研究事物应该是什么，并以此作为认识情报实践、反思情报实践的参照点。
3情报学理论思维与其他学科理论思维方式的划界
为了更好地以情报学的方式来把握情报现象和情报问题，我们有必要厘清情报学理论思维的特性，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思维方式。
3.1以情报活动的发展为思维的出发点和归宿
3.2以一定的知识系统为依据
要真正搞好学科建设，从根本上提升理论思维的水平，并不是在本学科既有的知识结构里自动循环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深厚的学理资源。情报问题复杂多变，尤其是某些问题，如情报吸收、情报认知等，显然已经溢出情报学研究的一般视阈，需要从社会、经济、人自身等诸多因素进行深入研讨，仅站在情报学的立场上恐怕难以对问题的根由和解决方法做出清晰的说明。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学术的特点是高度的分化、专业化，即使同一学科内部的子学科之间也界限分明，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
情报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排斥其他学科的认知。因为如果知识贫乏，理论思维就不发达。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在传统学科框架内讨论问题。然而，很多情报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单凭情报学的学科资源已无法索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情报现象和情报问题的复杂等级决定了情报学必须采取开放的思维方式，过去那种学科分割过细、各自封闭、自我满足式的研究模式已不适应情报学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进行跨学科沟通，使情报学理论思维具有一个宽广的视界。
3.3以情报实践为致思之源
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观点。情报实践既是理论创生的源泉，也是理论创新的主要推动力。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情报学的痼疾恰恰表现为对时代和现实情报世界的遗忘，理论的内容日益脱离实践中人的情报活动，变成了情报学理论工作者之间的密电码。
情报学理论思维是以情报实践为指向的，但它并非情报活动现实的简单反射，而是对情报活动的抽象、超越和重构。亦即情报学是在与情报实践的分离中贴近情报活动的。而情报学理论思维则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它用思想去把握情报现实，是对情报活动的否定、背离与超越；它批判地解读情报现实，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本理论研究。然而，就情报学研究现状来看，用经验思维代替理论思维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人们对情报活动和情报本身的若有所思与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建构一样，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情报学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论的价位。健全的思想是理性主导下的智慧洞识，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情报学思想，但健全的思想以及情报学理论思维方式并非人人求而得之。
3.4以发掘影响情报活动发展的因素、扫除情报活动的障碍为基本任务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一切有碍于人的情报活动发展的现象和行为都将会受到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反思与批判。情报学理论思维的重要任务即是探索如何在情报活动中为情报和知识的有效利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近年来，情报理念、情报过程、情报内容以及知识的呈现方式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对人利用情报和知识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切，情报活动中的情报和知识“交流”、“吸收”、“呈现”使人在情报活动中逐渐复活。这些都彰显了情报学理论思维能力的进步与提升。
发觉危机并产生学科建设的焦虑是学科自觉的表现。从人类思想发展史来看，几乎每一次危机都迎来了下一阶段的发展。在此种意义上，危机不应被视为情报学的灾难，相反，它构成了情报学学科重建的起点。而情报学能否确立自身的理论思维方式，是关乎情报学是发展还是终结的关键。
长期以来，人们对情报活动的认识和评价沿袭的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思维模式和评判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科自觉意识的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与联系，并努力在学科性质、研究目标、方法论等方面为两者划界。在挣脱了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之后，各学科都在寻求自身独特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法。在这种形势下，在情报学研究领域，要求情报学学科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情报学迫切需要寻找认识和解释情报世界的独特方法，重构自身的思维方式。情报学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我们理应看到，目前的情报学理论思维还远未达到自觉的程度，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经验性的思维方式等非情报学理论思维方式还大量存在于我们的情报实践和情报学理论研究之中，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呼唤情报学理论思维的确立，以真正情报学的方式进行情报学研究，最终在理论建构上走向自知、自觉。
情报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思维方式，具有独特的功能与使命。而情报学理论思维的确立，可以极大地推进情报学者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它可以引导人们运用情报学理论思维进行情报学思考，自觉地用情报学的眼光看待情报世界；可以保证理论的永在扬弃、永在创生，也可以保持对情报世界的永续批判，进而变革情报实践，使其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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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情报竞争知识情报学竞争知识管理学博弈论国家竞争力
情报之定义众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报“迷乱”直接导致了情报学研究对象的游移不定，严重影响了情报学的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信息管理”与“信息学”等术语炙手可热，“情报”与“情报学”边缘化的命运似乎难以逆转。于是，有人怀疑“情报学是否存在”，有人惊呼“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尽管“information”既被译为“情报”，又被译为“信息”，但“情报”并不等于“信息”，“情报学”并不是“信息管理”或“信息学”。“情报”与“情报学”的黯然失色，受累于人们对“信息”潮流的痴迷与鼓噪，更受累于专家学者对“情报”属性的失察与误判。“竞争”是情报的基本属性之一，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组织与个体的竞争力。
2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旁落
2.1情报原本是竞争的产物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是整个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之初，战争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交战双方都力图通过“运筹帷幄”来克敌制胜，将帅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获取敌情。于是，“情报”首先在竞争最为激烈的军事领域兴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原始情报思想的直白。我国早期的情报定义是“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或“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20世纪中期以后，非军事领域(特别是科学领域)的竞争日益增强。AH米哈依洛夫认为：情报是“作为存储、传递和转换的对象的知识”，情报学“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共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科学交流”理论影响深远，使情报学发展经历了“科学情报”阶段。及至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知识资源首次成为各种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显然，无论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军事情报，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科学情报，还是现在普遍存在的社会情报，它们都是组织或个体参与竞争的产物，都具有鲜明的“竞争”特性。
2.2信息不具有竞争的含义
2.3情报学发展的重重误区
3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回归
3.1情报学发展的迷途知返
果说“情”的内容是“知识”，那么“报”的价值就是“竞争”。情报工作的目的是满足竞争决策的需要，竞争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情报的“决策性”、“传递性”与“效用性”，刨根问底也可归结于情报的“竞争性”。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情报的“竞争性”，情报学就能与信息科学划清界线，情报学就会在学科体系中生机勃勃。
3.2竞争情报研究的方兴未艾
3.3竞争知识管理的初步探索
4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超越
4.1研究内容的超越
4.2研究方法的超越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以定性分析为主，善于从宏观角度推理与判断，而在定量分析方面往往有所欠缺，没有形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牛顿以后西方有一种流行的科学观：只有运用数学手段研究，科学才能真正的“科学”。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程度”；爱因斯坦曰：“在现代经验科学中，能否接受数学方法已越来越成为该学科成功与否的主要判别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是理解世界及其发展的一把主要钥匙”，侯先生即用这样一把钥匙开启了情报学“科学化”的大门。应用经济学原理和博弈论方法来论证抽象的国家竞争力，是一个繁琐、枯燥与艰难的过程。侯先生赞同博弈论即对策论的观点，认为“严格地说，博弈论并不是
4.3研究观点的超越
[关键词]网络环境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情报工作发展趋势
[分类号]G250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在发展变化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内因和外因。同样，科学的发展不仅受学科内部一些因素(内因)的影响，而且无不受到环境(外因)的影响，外因通过内因对学科产生影响。当然，图书馆学情报学也不例外。
在网络时代，知识载体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受其影响，一方面，一直作为知识保存和传播中心的图书馆的核心地位开始遭到削弱并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作为服务对象的广大读者越来越多地绕开图书馆，自行通过其他渠道去寻找自己所需各种信息和知识；另一方面，图书馆从业人员和其他文献信息工作者对自己职业的核心价值及其社会实现方式开始感到困惑，在网络时代的大环境下，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工作重新审视和分析，从而给予事业和学科以正确的定位。
总之，受网络环境的影响，图书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么，网络环境影响下的图书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何去何从它不仅是图书情报学研究者特别重视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成为业内实际工作者特别关心的实践问题。
最近由黄长著等著的《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学科与实践的发展趋势》一书试图对上述问题寻找出答案。该书重点分析了网络环境中图书馆的功能与结构变化、信息资源和知识消费行为的变化，以及网络时代图书情报学教育及学科研究的变革等几个重要的问题，同时，利用问卷调查了解了网络环境中我国图书馆和读者的变化。最后，总结了图书情报学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书末还有12个与本书内容有关的重要附录。
纵观该书，有如下特色：
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在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学科挑战与机遇共存，变革与发展同在。在挑战中求生存，在变革中谋发展，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本书较深入地分析了网络环境的变化，探寻出变化的内在原因，并指出其对图书情报学发展的影响，剖析图书情报学的未来发展趋势，针对学科的变化，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书有明确的目标，即将上述变化形势(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和我们所认识与感受到的学科发展趋势，提供给有关决策者、研究者和工作者，为图书情报领域的从业人员和学者提供未来工作及研究的思路，为领导机关提供决策和管理参考。
观点新颖，研究方法科学。本书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首次在我国出现。如“未来的图书就是知识”；“未来的图书馆将选择‘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为社会履行知识管理职能，为大众提供知识导航服务”；“图书馆学的本质就是探讨知识体系建设、持续发展和开发利用问题，这就是图书馆学的真谛”；“未来的图书馆学将融入知识管理”；应“使图书馆学正名为知识管理”；等等。本书是我国至今首部全面论述网络时代图书情报学发展趋势的专著，是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这些都说明了这部著作选题及内容的新颖性。本书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和数据调研，获得了有用的、可靠的资料。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把中外文献调研放在重要位置，在图书馆和读者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国内外图书情报学教育进行了数据搜集和分析。本书有关“附录”就是调研结果，它为本书所做的结论提供了可靠证据。这是本书为避免空谈而采用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增强了本书的可靠性、科学性。
体系完整，逻辑性强。本书在对国内外图书情报实践及图书情报学学科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文献信息工作者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机遇、任务和解决思路、目标和实现路径，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作者的看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以期引起业内同行专家们的进一步讨论，也为领导机关提供决策参考。本书通过大量调研，从“环境变化”情况找出存在问题，探寻“发展趋势”，提出结论和建议。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前因后果，分析全面，体系完整，逻辑性强。
集体攻关，起点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黄长著研究员带领6名专家学者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立项的重点项目“文献信息服务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项目批准号：05ATQ003)。课题组历时3年多完成。该书是该项目的结晶，是他们集体努力的重要成果。这一特点无疑是该书内容能够达到高水平和目前最具前沿性、先进性的基本保证。
本书作者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的成果，这在同类著作中较为少见。本书指出，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原因，本课题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①本课题研究重点集中在图书情报领域实践及学科建设方面。②调查问卷样本较少。③本课题最终成果的名称(“文献信息服务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够准确反映研究内容，所以，成果出版时根据研究内容调整了研究成果的名称。
读罢本书，笔者觉得有个问题值得商榷。本书指出，“未来的图书馆将选择‘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为社会履行知识管理职能”，还认为“未来的图书馆学将融入知识管理”，“使图书馆学正名为知识管理”。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学科的命名，不仅应反映所研究对象，而且应遵守约定俗成的法则。就“图书馆学”而言，施莱廷格首次提出“图书馆学”至今已有200多年，无论国内外都仍称“图书馆学”，而并非称“知识管理”。因此，“图书馆学”这一名称将来仍应沿用。
如果因图书馆具有“知识管理”职能，就将其“正名为知识管理”，那么，其他许多研究具有知识管理职能的机构(或事物)的学问都应称作“知识管理”了。如情报机构以及为本书所称作“图书馆的替代品”的搜索引擎、门户网站、专业网站等，他们都在进行知识管理。按作者的说法，研究他们的学问都应称“知识管理”。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若如此，那还与“图书馆学”正名后的“知识管理”有何区别呢
关于以“图书馆”这种以机构命名的“图书馆学”，本书认为具有“局限性”。那么，是否具有“局限性”请看刘国钧先生的回答。他说：“要知道，宇宙问一切客观存在的现实，一切对人们生活有影响的客观实在，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最微细的现象，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科学研究的对象。何况客观存在上千年的图书馆“是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有深刻影响的文化教育事业呢”？其实，以机构或事物命名的学科不只图书馆学，如以“博物馆”命
名的“博物馆学”，以“昆虫”命名的“昆虫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本书运用推理方式说明图书馆学就是“知识管理”。作者说，因为“未来的图书就是知识”，而图书馆是管理知识(图书)的，所以研究“图书馆”的学问：图书馆学，就是“知识管理”。但我们认为，图书馆“管理知识”与“知识管理”(不论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不能等同的，前者范畴小，后者则宽泛。所以，该推理是不科学的。
我们还可以用本书中充足的证据来上述结论：①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中：将“知识管理”归人情报学，作为情报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我国与国外相同：即都将“知识管理”作为情报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③国内外图情专业研究生教师研究方向：将“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分别列出。④国内外图情专业研究生课程也将“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分别列出。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2009)》在“分报告七：图书馆学研究”中，吴慰慈、黄宗忠和范并思在论述“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构建”时，都只字未提“知识管理”或“信息管理”。报告中范并思认为，从1999年起，我国图书馆学“逐步深入到现代图书馆学理念与图书馆职业层面”。他预言，“到那时，我国图书馆学将真正成为现代的与国际接轨的图书馆学”。
吴慰慈等在分析信息环境变化对图书情报学的影响时曾强调，“我们认为无论社会信息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图书情报机构的基本功能是不会被替代的”，“信息技术发达的信息社会一定会更加需要图书馆学情报学”。并明确指出，“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不能“把原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否定掉或设法把它消融掉”。
【关键词】《犯罪情报学》教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犯罪情报学课程立足于犯罪情报专业人才的培养，是按照犯罪情报学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开设。主要讲授犯罪情报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犯罪情报工作的地位、作用及意义。通过本课程学习，力求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犯罪情报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从而全面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理论来分析公安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能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部门从事情报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犯罪情报教学面临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犯罪情报学面临着观念的更新，犯罪情报学的教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其次，在犯罪情报学的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现代法治理念。随着依法治国理论的不断加强，公民在实际侦查破案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其基本权益的保护。因此，应该给学生介绍在既要做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有效保护干警的自身的权益，例如，讨论刑讯逼供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专家否认刑讯逼供能够提高破案率，也没有一个专家提倡刑讯逼供，在实际侦查过程中，如何应对这类事件。
再次，侦查的信息化和侦查的科技化在侦查破案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就业的现状也要求犯罪情报学的教学与未来职业的需要相结合。犯罪情报的教学就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学习任务，还要与侦查专业的学生在将来具体工作岗位上的各种执法活动结合起来，是目前犯罪情报学教学面临的新挑战。除去以上的新型挑战以外，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能忽视。这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犯罪情报学课程内容仍需要不断地充实、调整和完善。犯罪情报学课程阐述犯罪情报的基础理论，涵盖了犯罪情报工作流程的主要内容，由于我国犯罪情报工作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和警务工作的实践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犯罪情报学的教学内容需要长期跟踪犯罪情报实践工作的发展变化，从而不断地充实、调整和完善教学内容。
2.犯罪情报学课程还没有完全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更为生动、直观的教学。没有实现全程多媒体辅助教学，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和应用能力仍需提高。
3.实践教学课程规范、条件和内容仍需完善。在实践教学环节上，由于在实践教学规范、实践教学条件以及受实践教学条件所限的实践教学内容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因此，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完善实践教学规范和教学内容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4.教学的信息量、生动性还有待加强，在教学中调动学生主动思维、积极参与教学互动活动不够。
教学改革的意义
犯罪情报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紧密贴近犯罪情报工作现实需求，努力培养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的犯罪情报专门人才。
3.大力进行教改研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体现教学内容的前瞻性。使教学内容新颖，有底蕴，及时把教改研究成果或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教学，培养和强化学生对犯罪情报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理解能力和运用水平。处理好课程内容的技术性、综合性和探索性的关系，并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落实和完善。
犯罪情报学教学改革的内容
1.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我们依据犯罪情报学教学大纲，结合情报工作实际，设计了犯罪情报知识概述、犯罪情报搜集、传递、存储、检索、利用与网络化建设等七章内容。这些内容的设计紧紧围绕着犯罪情报的工作流程，把握基本知识的讲解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突出犯罪情报知识的综合应用。在讲授完犯罪情报工作流程后，注重讲解情报政策与制度，围绕着犯罪情报政策与制度的内容、范围、依据，以及制订犯罪情报政策与制度的原则、方法及组织实施等讲解，同时强调犯罪情报教育和队伍建设，犯罪情报专职人员与全体民警情报意识的培养，犯罪情报人员的素质要求、职业道德，各类型、各层次犯罪情报队伍的教育、培训等。
2.教学方法和手段方面的改革
（1）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根据策略性知识的学习原理，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对照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本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①启发式教学。根据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接受程度，授课教师将教学内容设计成课堂提问问题，在与学生教学互动的过程中，从学生回答中发现问题，在对学生回答评述的过程中，讲解新的教学内容。例如，在讲犯罪情报程序之前，提问犯罪情报这项措施存在的必要性，当前刑侦工作遭遇瓶颈，侦查“三板斧”一摸二排三审的传统侦查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的犯罪新形势，个人主义价值观导致群众基础逐渐丧失。从而启发同学们认识到犯罪情报主导侦查模式的必要性。启发式教学方法的使用，使学生真正认识到犯罪情报学课程课堂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是什么，从而引起学生重视。
②讨论式教学。按照教学内容需要，将学生分组，在授课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课堂研讨或以辩论的方式让学生分组发言，授课教师当堂对学生观点进行评述。无论是讨论式还是辩论式教学方法的使用，从效果上看，学生积极查阅资料，积极思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对课堂教学过程的参与程度，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的学习模式为主动探索合作研究的学习模式。例如在讲到犯罪情报在侦查工作中的作用的时候，可以提供“9.11”恐怖事件、案件、走私案件的资料，从而讨论犯罪情报在反恐、、走私等案件中发挥的作用，来说明犯罪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再比如，讲到犯罪情报工作时，提供香港警察署的情报科的建设，以及香港警察情报意识的资料，从而讨论作为一名侦查人员如何树立情报意识。
③案例教学。结合教学内容，由授课教师提供真实案例信息，引导学生自觉运用本课程的专业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思考。在开展案例教学时，授课教师注重鼓励和培养学生的开创性思维，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被进一步激发出来。例如通过《刑侦总队针对近期本市“飞车两抢”特别是西北片“飞车两抢”金项链案件多发的情况分析及有关对策建议》，分析战略性情报与战术性情报的区别。结合案例《盐都区局成功摧毁一重大流窜盗窃犯罪团伙》，来分析犯罪情报搜集的作用。结合案例《奉化市局利用信息摧毁跨市流窜系列抢劫抢夺团伙》，分析公安情报在侦查破案中的应用。
④多媒体教学。本课程的课堂教学采用了多媒体方式进行，完成了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以及与课件相配套的多媒体案例库。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根据教学需要经常更新课件内容，使其保持良好的运行机制，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声画并茂的多媒体教学不仅使课堂教学更加形象化，而且增大了信息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播放材料《强化网上信息应用意识，总结创新网上作战方法》，让同学们谈谈网上作战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
（2）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教学改革
在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方面，任课教师积极尝试运用视频动画等新型教育科学技术。并为搭建犯罪情报学课程数字平台、开展网络教学积极作准备，一是争取能够通过网络开展网上答疑、网上批改作业、网上辅导等教学活动;二是在网络教育平台上，计划建设以学生参与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建立课程互动式助学讨论区、聊天室等。
[1]马忠红：《情报主导侦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2]陈刚：《犯罪情报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3]张高文：《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侦工作研究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知识图谱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CSSCI共引分析共现分析
VisualizingLibrary，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ScienceResearchDevelopmentBasedOnCSSCI（2000-2011）
AbstractBasedonthestatisticaldatainCSSCI（2000-2011），thepapermakesvisualanalysisontheresearchhotspotsandevolutionofLibrary，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Science.Byknowledgemappingtechnology，theresearchevolution，corepapers，coreauthorsandresearchcollaborationareclearlyshown.
Keywordsknowledgemapping;Library，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Science;CSSCI;co-citationanalysis;co-occurrenceanalysis
图1中按照中介中心度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数量，节点大小与其代表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大小成正比。图中含有外环的节点代表该关键词的burst值不为0，外环的宽度与其突变率成正比，表明这类关键词在当前年度迅速成为学科热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起始于2000年，所有2000年关键词burst均设为-。
从表1可知，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知识管理、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网络环境、图书馆学、信息检索、图书馆管理和竞争情报是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们使用最多的关键词，且均是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
由表1和图1中的信息，本文可以将这12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研究主题归纳为如下六大领域，下面将分别阐述各个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图1中可以看出信息管理历年来的研究主题包含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服务和信息组织等。历年来信息服务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情报服务、高校图书馆和图书情报工作到数字资源和数字图书馆，再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进而到交互式信息服务与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信息资源产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纸质资源逐渐转为数字、网络资源，学者的研究也相应随之变化，信息管理与服务的理念也产生了变化，从强调资源整合到资源共享、协同交互、智能推荐、开放存取、个性化服务。
（5）竞争情报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情报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涉及关键词有企业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战略管理、反竞争情报、技术竞争情报、竞争情报系统、人际网络情报、专利情报、危机管理、危机预警、信号分析等。由此可见，国内竞争情报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企业、行业，研究内容从竞争情报、反竞争情报逐步向更具实用性的专利情报、竞争情报系统、危机管理、信号分析扩展，体现了我国竞争情报的实用性发展趋势。
3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表2中33篇引文可看作2000～2011年的重要知识源流，可以清楚的看到大部分是图书，表明这些著作的出版对这12年来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具有深远影响。通过综合图3的聚类信息、表2的各个指标信息及研究热点与知识源流间的对应信息，结合对这些文献内容的分析，本文将2000～2011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引文归纳为以下六大领域，并给出各个领域对应的知识源流演进的关键路径。
通过上述六大领域的重要知识源流组成的六条关键路径，可以分别得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组成及其内容的演化历程，进一步印证了各大领域的研究主题演化脉络，同时对其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地补充。
4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作者共被引图谱以发现对这12年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从另一角度窥视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动向。本文将被引频次270及以上的作者视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界的领军人物，共有39位，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到邱均平、张晓林、马费成、吴慰慈和吴建中是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五位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文献计量学、知识服务、信息经济学、图书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图4可知，蒋永福、范并思、王知津、韩继章、吴慰慈、马费成、初景利、黄宗忠和邱均平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表明这些学者在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领域的知识流动和控制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合表3、图4，并通过查证这些被引作者对应的高被引文献内容作进一步的归纳、合并和分析可以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如下六大领域的学术群体：
（1）学科基础理论。该领域的被引作者最多，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吴慰慈、马费成、范并思、程焕文、王知津、黄宗忠、严怡民、冯惠玲、周晓英、王子舟、于良芝、贺德方、靖继鹏、黄俊贵、徐引篪、焦玉英等。
（2）文献计量学。该领域的关键被引作者包括苏新宁、邱均平、丁学东、王崇德、罗式胜、刘则渊、庞景安、刘军、金碧辉、戴龙基、武夷山、梁立明、叶继元、陈超美等。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琪玉、陈光祚、赖茂生、陈树年、邓志鸿、侯汉清、苏新宁、焦玉英、毕强、曹树金、张玉峰、周宁、董慧等。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胡昌平、孟广均、赖茂生、岳剑波、霍国庆、卢泰宏、戴维民、肖希明、黄晓斌、查先进、初景利、曾民族、李国新等。
（5）竞争情报。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沈固朝、包昌火、谢新洲、王知津、彭靖里、陈峰、吴晓伟和曾忠禄。
（6）知识管理。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晓林、柯平、蒋永福、盛小平、马海群、陈传夫、丁蔚、王曰芬和NonakaI。
可以发现，情报学理论研究、文献计量学和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三个领域拥有的高影响力作者最多，尤其是文献计量学，除了较多国内重要学者外，吸纳了较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另外这六大领域并不是互相孤立的，研究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一些高被引作者同时对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贡献。
5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
图5中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共有13个，但网络中的连线较少，表明合作网络的整体情况不理想。通过进一步考察，图谱中存在一些小团体，他们的内部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科研机构，如武汉大学邱均平团队（包括余以胜、文庭孝、段宇锋、李江、赵蓉英等）、武汉大学的张玉峰团队（包括何超、金燕、吴金红和王翠波等）、南开大学王知津团队（包括苏瑞竹、张桂玲、孙立立、孙立武、樊振佳等）、南京农业大学的侯汉清团队（包括何琳、李运景、薛春香、黄建年、白振田等）、南京大学的苏新宁团队（包括邓三鸿、杨建林、王昊等）、南京大学的孙建军团队（包括程慧平、成颖、李江等）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团队（郑彦宁、武夷山、化柏林、陈峰、梁战平等）等等。各个小团体内部合作紧密，但团体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基本是通过一些在不同科研机构深造过的桥梁学者来衔接，如李江连接了邱均平与孙建军团队。整体来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科学研究合作以知名学者为中心形成了较小的师生或同机构科研合作团队，各团体间联系较小。
6结语
[1]ChenC.CiteSpaceII：Detectingandvisualizingemergingtrendsandtransientpatternsinscientificliterature[J].JournaloftheAmericanSocietyfor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2006，57（3）：359-377.
[2]陈悦，刘则渊.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J].科学学研究，2005，23（2）：149-154.
[3]陈超美，陈悦，侯剑华，等.CiteSpaceⅡ：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J].情报学报，2009（3）：401-421.
[4]刘则渊，王贤文，陈超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及其在科技情报中的应用[J].数字图书馆论坛，2009，（10）：14-34.
[5]苏新宁.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J].东岳论丛，2008，29（1）：35-42.
[6]白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期刊学术规范量化分析――基于CSSCI的统计分析[J].情报资料工作，2009，（4）：36-39.
[7]王昊，邓三鸿.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期刊被引速率分析――基于CSSCI的统计分析[J].情报杂志，2011，30（1）：27-33.
[8]贾洁.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基于CSSCI的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2）：56-69.
[9]贾洁.对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分析――基于CSSCI（2000～2007）数据[J].出版科学，2011，19（1）：62-66.
7月6～8日，由科技情报学会、科技信息研究所承办的“晋、冀、鲁、豫、蒙、京、津七省（市、自治区）科技情报学会协作网第二十五次年会”在内蒙古赤峰市召开。
来自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内蒙古、北京、天津七省（市、自治区）及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的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科技信息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胡德尔主持。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科技情报学会理事长高安社出席并
讲话。
会议最后确定，2013年“晋、冀、鲁、豫、蒙、京、津七省（市、自治区）科技情报学会协作网第二十六次年会”将由河南省科技信息院、河南省科技情报学会承办。
据悉，此次活动系2012年内蒙古科协重点资助前沿高端综合交叉学术交流活动项目之一。为进一步发挥学术交流对自主创新的先导作用，切实提高学术交流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学科繁荣以及创新人才成长，内蒙古科协搭建了内蒙古自然科学学术年会、青年学术论坛、学术交流月活动、前沿高端学术专项、综合交叉学术专项、新观点新学术沙龙、建言献策活动、院士专家报告会、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培训项目、自然科学学术丛书等十个学术交流平台，重点支持开展国际、全国、自治区近百项重大学术交流活动。旨在积极引导学术交流更加注重学科发展基础性和前瞻性，更加注重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目前，由内蒙古科协资助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已经陆续在自治区内外开展并取得良好成效。（科技情报学会责任编辑：董艳苹）
（内蒙古科协）
[关键词]图书情报学教育话语分析教育使命比较研究
话语分析法(discourseanalysis)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语言学领域，主要研究话语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研究话语如何建构现象，是一种借助语言了解人类认识社会的途径，目的是找出话语对社会世界的构建途径，并分析语言使用会对相对应的社会实践产生怎样的折射、建构和维护。话语分析能揭示认知差异及其原因，并能动地建构社会实践。对图书情报教育而言，对教育机构自身战略、使命和价值的话语描述将会引导教育机构设计相应的教育模式和课程资源，并引导社会公众对图书情报教育的期待。
2教育使命意义构建的语境
全球环境下的新语境：①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多数美国图书情报学院已转向培养更能满足商业、政府等公共机构信息需求的人才。②图书情报学院的生存和社会认识危机。学科与知识地图中心的距离及其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该学科师生在学术社会里可以获得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图书馆学诞生之初便被视为“技艺”，而非“科学”。
3美国图情教育使命的意义构建
美国2009年大学图书情报专业排名的前10位学院中，只有罗格斯大学新伯朗士威校区(RutgersU-niversityNewBrunswick)的传播与信息学院(sC&I)、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的(IndianaUniversity，Bloom-ington)图书情报学院(SLIS)和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ofPittsburgh)的信息学院(IS)的图书情报专业没有明显的关于学院教育使命的阐述，但也以系主任致辞或专业介绍的形式突出了其教育特点及目标。其他8个图书情报学院详细，或简略地对其教育使命、愿景、价值、目标和特色课程进行介绍。如表1所示：
图书情报学教育使命=培养图情领域的领导者+为社会公众成功利用信息提供帮助+发现图情领域的新知识和新问题+通过自身的服务和教育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与信息之间的和谐提供技术、原则、方法和教育；图书情报学教育愿景=通过知识、信息扩展人的能力+为社会提供保存过去、管理现在和设计未来的资源和教育+创造人、信息系统与组织的和谐。
同时，这些话语排除了以下意义：图书情报教育的使命是单为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培养工作人员；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职业适用范围是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使命不包括本领域的知识发现和问题解决；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使命的阐释范畴是文献、文献信息；图书情报学教育不能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只面向受教育者。
美国图书情报机构通过其自身教育使命的话语阐述在建构意义的同时，也向我们传达了如下信息：①美国图情教育机构对其自身使命、价值定位的重视；②美国图情教育机构已经冲破图书情报学原有的机构限制，将其培养目标和存在价值空间扩大到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信息知识获取利用领域；③美国图情教育机构强调对个人和组织发展的意义，以及对社会价值增加的贡献。需强调的是，“被排除的意义”并没有完全走出视线，而是在被扩大了的范围中不再占据中心地位。
4中国图情教育使命的意义构建
资料分析发现，中国图情教育机构涉及较多的是历史沿革、师资力量、科研成果和其他成就的列举；而培养目标和教育使命、战略目标等内容则较为笼统和模糊，缺乏清晰度和重点；同时，也缺乏对自身存在价值的阐述。以上话语描述进行了如下意义建构：
教育使命=培养图情档专业人员+培养信息(资源)管理人才+职业精神塑造+为学生提供信息管理知识；教育定位=信息资源管理(定向于传统图情专业领域)。
但信息(资源)管理人才的范畴是什么教育的价值仅仅是为了成为“一流”或“领先”由于话语对社会存在的意义建构将会对社会实践产生导向影响，因此中国图情教育实践必然存在教育目标模糊、教育模式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中国图情教育的弱势地位、较低的职业社会认知度一定程度上受教育使命模糊界定的影响。
5中美图情教育使命认知的差异
6中国图情教育使命的意义重构
中国图情教育机构仍试图用旧的话语体系构建不断变化的教育活动，但话语阐述的意义构建需最大程度上反映“图情教育的真实”。因此需要借鉴美国图情教育机构的经验，探索对国内图情教育使命的意义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