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名家论见》，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
为什么我们要讲城市文化？因为在我看来，文化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如果1988年以前问我，我的答案是没关系。我是1978年以本科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1980年的时候，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很多同学穿喇叭裤。那个时候喇叭裤被认为是问题青年的着装，学校认为我们的学校里怎么会有问题青年，他们在学校里面贴出一条大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我们的同学也很人性地作出了答辩，贴出一条小标语：“请问什么裤吹得响？”结论就是文化与发展是没有关系的，什么裤也吹不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
但是十年以后，我的观念就变了。十年光景，我发现最先富起来、最先发展起来的那个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牛仔裤、T恤衫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当时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广东省广州市一条叫做“高第街”的街批发出去的。于是我就发现文化和发展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什么？它是个工商业城市，上海人是喜欢算计的。他什么事情都要算一遍，上海人有一个口头禅是划算不划算，他们做出判断最简单的选择办法就是划算不划算。讲一个上海人的经典小事，就是上海人买牙膏，一个大支的，一个小支的，然后他会算算大支有多少克，小支有多少克。所以他总会琢磨下一步会睁哪只眼睛。
北京人是皇城之下，什么事情他都最先知道，知道以后他就会告诉别人。所以他就要聊天、侃大山。要了解北京，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下了飞机打一出租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司机聊。他是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党的十六大以前我到北京。我刚坐下，人家就问：
“您来了？”
“出差。”
“干吗呀？”
“开会。”
“十六大？”
“不是。”
“我看也不像。知道开会的结果吗？”
我说咱不谈这个，行，说什么？萨达姆，他也知道。没有他不知道的。所以你去看“的士”，广州的的士司机是不聊天的，上海的的士司机也是不聊天的，但是会比广州的多聊一点，你一坐上，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系上安全带，不系也可以，罚款你自己掏。北京的司机是肯定跟你聊天的，成都的的士司机不跟你聊，他把对讲机拿起来，跟别人聊。
这个段子实际上告诉了我们这四座城市的性格。我们说城市，实际上城市是由两个概念合成的，这就是城和市。城是什么呢？城就是政治中心，它的特点是有墙和门。甚至城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城墙。而北京一直是一个政治中心，是一个最典型的城。最当中的一圈叫紫禁城，是老百姓的俗称，学名叫“宫城”，紫禁城外面一圈是皇城，皇城再外面一圈是京城。京城又分内城和外城，外城是明代开始修的，后来由于经费不够，没有形成一个包围圈，在南端就结束了。京城九个门，所以清代北京的首都司令的官衔是九门提督。北京就是一圈一圈，一城一城的门。城里面还有很多的墙，比方说四合院，都是一圈一圈的。所以北京人的性格特征是“圈子意识”。对于北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你是不是北京人，而在于你是哪个圈的。比方说主持人就是影视圈的，像我就属于学术界的。一个圈和另一个圈是不发生关系的，圈子外的人是进不来的。所以到北京落脚生根最重要的，就是要进入一个圈子，如果你进入不了一个圈子，你就在那里飘着，叫“北飘”，现在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词，是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特征。
到北京人家去做客，你说：“五点半了，告辞。”“别介，别介，咱们接着侃，就在我这儿吃饭，我锅都刷了。”到了八点半还没动静，你说八点半咱们还不吃饭，他说真吃啊你，你说锅不是刷了吗？他说我面还没买呢。
上海人则不一样，上海人会告诉你，五点半了，要吃晚饭，就在我们楼下有间卖生煎包的地方，又好又便宜，你自己吃去吧。但是上海人爱管闲事，我有一次在上海坐公交，我拿着地图看怎么转车。马上有一个上海人凑过来了，问你到哪里？我说我到哪里，上海人说你坐一个车，原地换某某路车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讲完以后，前面一个上海人说不要听他的，说你坐这个车坐到某某站，过街就到了你那个地方。我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那个上海人说，他告诉你的没有座位，我告诉你的这个方案是有座位的，你前面的路还很长，没有座位是不好的呀。你不说他热情，为什么？上海人精明，做哪一件事情都要做精明的计算，他这时候在车上没得算，就帮你算，全当智力游戏了。
那么广州呢？我对广州的定位是“市”，广州是最市场化的，在广州只要有钱，你能买到任何商品和服务；在广州任何商品和服务都要用钱买。有一种说法叫“食在广州”，还有一种说法叫“吃在成都”，这是两个概念。成都人所说的吃，是在家里吃完后，还要到外面吃点东西。而广州是任何吃的东西，你都能到街上去吃，完全市场化了。最典型的是早茶，成都人也吃早茶，老成都人一清早就出门去喝茶，而且成都的茶水也极其便宜，现在三块五块钱就能喝一碗茶，一把竹椅，一张竹几，点根烟，拿着报纸，却不吃东西。扬州人是喝完茶以后点上点东西，而广州人是名为吃茶，实为吃东西。所以人家嘲笑成都人喝茶喜欢摆谱，三块钱一碗茶喝到最后都白了还不走，把服务员叫来，服务员认为他要点点儿东西呢，而他向服务员要牙签。你再看广州的方言，比方说广州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拍拖，没有领到结婚证女孩就怀孕了，这个时候女方的家长就找到了男方，说你要“埋单”，这就是一种市场化的语言。广东人道谢怎么道，“唔该”，我帮助了你还说“唔该”，意思就是说我这么一点点小事不该麻烦你。没关系怎么回答？“湿湿碎”，就是湿柴火和碎银子的意思，意思就是我给你的帮助不值几个钱，全部市场化了。
成都这个城市我刚才讲过，一天24小时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把你空投下去，你都能看到有人在打麻将。他家死人了，首先把麻将桌准备好。三鞠躬以后就去打麻将。成都地区所有的宾馆，房间稍微好一点，就会专门有一个麻将屋。要套房不是多个客厅，而是多个麻将屋。办丧事最奇怪的还有长沙，其他地方办丧事是放哀乐，长沙是放流行歌曲，大家走过来向遗体三鞠躬以后，收录机就打开了，“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爱”，后来想想也对，人都死了，你别忘了我。这个唱得也挺合适，最后唱到“路旁的野花，你不要采”，这个时候吊丧的人要一起合唱“不采白不采”。这说明了长沙人的文化个性是非常开朗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哭哭啼啼的，我们高高兴兴地送他走，让他高高兴兴上天堂，我们活得快快乐乐的，我们的亲人才能安息。
成都人吊唁的时候在打麻将，炒股的时候也在打麻将，做生意时你来买东西，他会把买东西的人叫来看牌，而他去拿商品。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们到深圳来旅游，找一家酒店开一间房，立即开始打麻将，打上五天麻将以后立即坐飞机回去，这样，他就认为已经旅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城市实在是天赋条件太好了。成都人找我说要做个城市名片，我说名片很现成，“上帝最宠爱的城市”。
你想想南京遭多少罪，一次一次的屠杀，一次一次的战乱，任何政权在南京建都都是短命运，南京专门培养亡国之军。所以我说南京最大的特色建设就是坟墓。
武汉是个多苦的城市，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要命。上帝实在是不宠爱武汉，给它安排了这样一个地形，北边是汉水，到了夏天的时候南风吹不进来，到了冬天的时候北风往里灌。最糟糕的是冬天室内比室外冷，夏天室内比室外热。所以就造成了武汉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在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的那个时代，武汉人都把竹床、竹椅搬到街上睡，男人就穿了一个大裤衩，女人就穿一个小背心。我都这样子出去见人，我还有什么畏惧的，所以武汉人的性格是直来直去。武汉人开始很难打交道，因为他说话很难听。但是你真跟他成了朋友，那个铁哥儿们是非常义气。武汉人管哥哥叫“拐子”，“拐子”是什么东西？就是拐棍，就是江湖老大的意思。说什么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什么叫九头鸟？就是生命力顽强，九个头等你砍，等你砍到第九个的时候，他的第一颗头又长出来了。
城市的个性是由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各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在北方问路说东西南北，在南方问路说前后左右。因为北方城市都是方方正正，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而南方是七拐八弯，只能说前后左右。
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吃米；南方人睡床，北方人睡炕；南方人坐船，北方人骑马；南方人唱曲，北方人唱歌，甚至打架都不一样，南方打架用拳头，北方打架用腿，叫南拳北腿；南方挤，用腿伸展不开，北方是一马平川，好汉打架跳出来一腿踢出去能踢出二里地！甚至男人和女人有暧昧关系，在南方叫有一手，在北方叫有一腿，这是地理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历史的原因。说到历史的原因就要说到深圳了。在我们今天来看，20世纪上半叶，开放的窗口是上海，20世纪下半叶开放的窗口就是深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深圳已经成了改革开放的代名词。
深圳这个移民城市是自觉的的移民，所以深圳能够在短期内，聚集起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各路英雄，到这里大显身手，由此造就了中国唯一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深圳没有深圳话，它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年轻的优点是什么？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活力、前途无量；缺点呢？积淀不够，没有多少本钱。因此我可以坦率地说，它也是脆弱的。那么它所需要的，就是当年上海的那种大开放和大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