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博物院的前身为1919年创建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培育对象，山西最大的文物征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
一、晋侯鸟尊
晋侯鸟尊出土于2000年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距今三千多年。
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微昂，高冠直立。双眼圆睁，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
凤尾下设一象首，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凤鸟的双翅上卷，变形成象耳，尾部下弯，变形成象鼻，象鼻内卷上扬，象眼象嘴俱在，活灵活现。
凤鸟通体纹饰华美无比,颈、腹、背部装饰有羽纹,两翼与双腿装饰云纹,翼、盖间以雷纹衬底,装饰立羽纹,尾部装饰羽翎纹。
晋侯鸟尊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两行共九字，其铭曰：“晋侯乍向大室寳尊彝”。铭文中“向”字，做“享”解，意为“贡献”。大意为晋国君主做了一件祭祀天神的宝器。表明此鸟尊为宗庙祭祀的礼器。《周礼》记载宗庙祭器有“六尊六彝”，六尊的地位按照器型从小到大，由尊到卑排列为：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而鸟尊则是象尊的一种。
晋侯鸟尊的器物形象是一个凤鸟，周人崇敬喜爱凤鸟，有“凤鸣岐山”的典故。岐山是周朝的发源地，也叫西岐。相传周武王在岐山时，山上有金凤鸣叫，人们认为这是天降祥瑞，是周武王的文才武德招致而来的祥兆。后来周武王推翻了商王朝，建立西周，分封诸侯，屏藩王室，于是更加加深了人们对凤鸟的图腾崇拜之情。
据研究发现，114号墓是第一代晋侯燮父之墓。燮父的父亲叔虞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的同母弟弟。
三千多年前，刚刚建立的周王朝经历了一场反周的叛乱。山西省南部地区古老的唐国也参与了反周的叛乱，但叛乱很快被平息，为了加强周朝的统治，周成王把唐国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弟弟叔虞。《史记·晋世家》中记载：周成王与弟弟叔虞玩耍，成王将桐叶削成圭状递给叔虞，戏言要把古唐地封给叔虞，史官告诉成王“天子无戏言”，于是，成王便将古唐地分封给了叔虞，史称“桐叶封弟”。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因唐地境内有一条晋水，燮父开始称“晋侯”，并最终将唐国改名为“晋”，晋国就此建立，燮父即为第一代晋侯。山西的简称“晋”便由此而来。此后晋国的历代郡侯励精图治、开疆扩土，逐步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在春秋晚期，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这也是山西简称“三晋”的由来。
虽知“桐叶封弟”的故事，但关于晋国的始封地在哪，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迷，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山西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中发现了晋侯墓地。在发掘时工作人员发现该墓有盗洞，部分文物已被盗掘，由于盗贼的爆破，鸟尊出土时已被炸成了一百多块碎片，之后经由文物专家修复才得以重现它本来的面目。
晋侯鸟尊不仅是西周青铜艺术的杰作，更是见证大国沧桑的国之瑰宝。这件文物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通过它确定了西周时期晋国的国都和世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今天，山西博物院的馆徽，即是晋侯鸟尊的原型。2013年，晋侯鸟尊被选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二、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1965-1966年山西侯马市晋国遗址出土。在40多个祭祀坑内出土玉、石质盟书5000余件片，绝大多数为圭形，最长者32厘米，另有圆形及不规则形。文字可辨识的有656件，多则200余字，少则10余字。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以赵氏家族为首举行盟誓活动的约信文书，忠实地记录了晋国晚期强族间相互斗争的史实。
关于侯马盟书的内容和年代，目前看法不一。侯马盟书是晋国迁都到新田以后的产物。出土盟书的侯马，古称“新田”，为晋国晚期的都城。正是在新田，韩、赵、魏三家分晋，结束了晋国的历史，揭开了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序幕。
侯马盟书中的盟书又称“载书”，在古代记载盟誓各方缔约内容的文书材料，多为玉石薄片制成。春秋战国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间为政治目的常举行会盟活动。会盟的重头戏是盟誓，盟誓有一定仪式，往往要坎牲加书，歃血为盟。其中的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入地下或沉入河里。
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辞文多以朱笔书写，少数为墨笔。该文字属于春秋晋国官方文字，出现约在公元前550年。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距今约两千多年，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批官方文书实物标本之一，也是最早使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实物证明，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1995年，它被评为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三、龙形觥
龙形觥是1959年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出土一件青铜器。这件器形独特、纹饰奇绝的青铜器，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被学界命名为“龙形觥”。龙形觥独特的造型与花纹装饰，与同时期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相区别，龙形觥所属的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遗址就是商代晚期方国文化系列。
当时，商王朝以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统治中心，商代中央直接控制的区域称为“邦畿”，属于王朝势力范围的周边地区称为“四戈”，此外还有“四土”和“四方”，即所谓的“方国”。根据不完全记载，这些方国的数量有一百多个。他们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若即若离——当他们实力强大，便与商王朝对抗；当实力弱小，便降服于商王朝。今山西吕梁地区的石楼县正是商代“鬼方”（方国之一）的所在地，所以龙形觥很有可能是它们遗物。
觥，是一种盛酒器，出现于商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龙形觥通高19厘米，身长43厘米，宽13.4厘米。器物总重量约4.3公斤。
龙形觥从全器形看有些像兽角。前端为龙首形，昂头翘鼻，口部微张，上下两排尖尖的锯齿形牙，利齿毕露，牙齿间隙可注酒，盖面中央有一蘑菇形钮。器身口沿外附有两对贯耳，可以用来把龙形觥吊起加热酒，另一端没有封口是用来散水蒸气的。器物底部有长方形矮圈足，放置平稳，造型独特，独具风采。
龙形觥全身布满了华丽的纹饰和图案，线条流畅而优美。盖子上面描绘的是逶迤腾挪的龙身，上面的图案和龙头形成巧妙的一体；空隙间遍布旋涡纹和云纹；两侧雕饰的是夔龙纹，最让人称奇的是上面竟然出现了鼍（tuó）纹。器型上的鼍纹头向和龙头相反，两两对称，颇具力量感和动感。
鼍纹，就是鳄鱼纹的古称。青铜器上饰以鼍的形象，极为罕见。鼍，亦称扬子鳄，为我国特产动物，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安徽的青弋江沿岸以及太湖流域沼泽地为主产地。鼍纹出现在三千多年前的龙形觥上，专家猜测古时的吕梁山、黄河沿线这里曾经气候温暖湿润，沼泽遍地，有鳄鱼徜徉。
龙形觥自出土就有很多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姜子牙的岳父是一位隐士，他教姜子牙铸造了这个形似鳄鱼的酒器，作法为民祈福。岳父过世时，姜子牙将这个鳄鱼形的酒器给他的岳父陪葬。
这件龙形觥是目前存世的出土青铜器中的孤品，堪称国宝中的珍宝。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四、铜牺立人擎盘
铜牺立人擎盘出土于196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的一座大型战国高级贵族墓。1954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发掘了一处战国墓地，共发现大、中、小型墓葬50余座，出土了大批铜器、陶器和玉器。长治地区，战国时称“上党”，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1965年再次发掘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又出土各种文物700余件，其中铜器包括鼎、豆、鬲、鉴、舟、敦、编钟、编磬等，而又以铜牺立人擎盘最有特色，最为精致。该器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铜牺立人擎盘。
铜牺立人擎盘，高14.5厘米、重1.38公斤，造型奇特，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是一个镂空圆盘，直径约14厘米。盘边为长方形镂空格，这些镂空的方格均匀地分为外边与内边上下两层。盘底分为内、外两圈，内圈与外圈都均匀地布满蟠虺纹。
蟠虺纹是青铜器纹饰的一种，以盘曲的小蛇形象，构成几何图形。这些盘曲小蛇，有50多条，它们两两缠绕，紧密有序，繁而不乱。
中部是一名亭亭玉立、面目清秀、高约6厘米的女子。她身着窄袖右衽束腰长袍，圆脸细眼，直鼻厚唇，嘴角微翘，束发垂于颈后，发尾挽髻成辫，发丝根根清晰可见，造型灵动俏皮。她双手相对前伸，似在转动立柱。立柱顶部的圆形镂空盘，如同一个大伞盖，将这位女子和她足下的牺尊全部覆盖。
令人称奇的是，她手中握了两千多年的圆柱竟然还可以拆卸，圆柱顶上的圆盘至今还可以随意转动，这说明当时的青铜制造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女子足下是一个铜牺，威武健壮。这头“神兽”聚集了多种动物的形象，头部像鼠、身体像猪、蹄子像牛、尾巴似龟，双目圆睁、长吻凸出、大耳挺立、身体圆润、四蹄有力、尾部短小，一副驯良温顺、憨态可掬的样子。它身上装饰有繁缛花纹：头部是细鳞纹，眉骨是绳纹，脖颈部是贝纹，前胸是羽鳞纹，腿部是交龙纹，腹部是云纹，脊部是卷云纹，尾部饰以垂叶纹，整体装饰极为华美。
牺尊立人盘在制作工艺上主要采用了范铸法、焊接法。牺尊、立柱、立人、镂空盘都为范铸法，各部件之间的结合通过焊接而成。
这样一件造型精美的青铜器，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大致总结出以下几个：一、祭祀时托放轻巧祭物的托盘。二、贵族家庭中的陈设用器。三、香薰、蜡烛的底座。但究竟是不是这些用途，还有待专家们进一步考证。
“牺”是古代对祭祀所用牲畜的称谓，有学者认为“牺”可通“犀”，意即犀牛。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古代工匠结合各种动物形象创造出的一种兼具猪、牛、熊、鼠等造型的一种想象中的动物。此“牺”综合了多种畜禽的特征，显得驯良温顺、憨厚可爱。铜牺立人擎盘把生动活泼的牺尊，身段婀娜、面目清秀的少女和做工精美的镂空盘有机协调地结合在一起，使其浑然一体，而器上精美的纹饰又集中体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纹饰特点。使该器充分体现了战国青铜工艺制作者的奇思妙想和精湛的制作工艺艺术。
五、胡傅温酒樽
胡傅温酒樽出土于1962年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为国家一级文物。与之同时出土铜器共有九件，其中五件有铭文。这批铜器是被山洪冲涮出来后被人发现的，在这九件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圆柱形酒樽。
两件酒樽的尺寸、形制、纹饰相同，通体鎏金，且金的纯度很高，质地均为青铜。高24.4cm，口径23.1cm，重6350g。
酒樽的器盖中央有一个提环，周围有三个凤形钮，器底是三个熊足。
酒樽外壁被一条弦纹一分为二，通体浮雕有猴、鹿、龙、凤、虎、羊、牛、骆驼等动物图案，这些动物体态各异、造型生动，它们或动或静、或站或奔，有的虎视眈眈，有的惊恐回望，有的蹑足潜行，有的自由翱翔。
酒樽的质地均为青铜，且通体鎏金。在酒樽的口沿上的刻有一段铭文，一件铭文为“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另一件的铭文只是在最末多了一个“二”字，也许是为了表明这是第二件。
根据铭文所示，“河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6年，当时正是中国西汉末年汉成帝刘骜在位之时。而铭文中的＂中陵＂则为西汉时雁门郡所辖县，县治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威远镇南。“廿四斤”依汉制是12千克。汉代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50克，“廿四斤”就是6千克。至于铭文中提到的人名“胡傅”，可能是当时器物的主人，但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酒樽”是古代人温酒或盛酒的器皿，盛行于汉晋。胡傅温酒樽造型端庄淑雅，大方敦实，但不难发现，浮雕图案中的很多动物均是草原特有，有的动物则是匈奴的图腾，加之两件器物本身所带风格即是粗犷豪放，具有典型的草原风情，而非当时中原所习用，这正是汉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是汉、匈两族文化趋同的最好见证。关于温酒樽的用途，学术界最先因其本身自带铭文中可有一“温”字，而认为乃是加热酒液的器皿，但经过进一步研究考证，目前基本认为之所以当时的工匠要将器物铸造得很厚，是为了通过保温来维持器皿中所盛放的醇厚美酒的味道，防止其挥发，而这更加说明，这些器物在两千年前的主人应当是一位生活奢华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