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发布的这份《征集公告》，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资料征集工作，而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抗击这次疫情中所有的付出尽可能完整保存，为这场特殊的“战疫”留存下历史印记，并能以此记录历史，宣扬抗疫正能量。
■历史上，中国也是一个疫病多发的国家，历朝历代不断“抗疫”
回看世界历史，人类就是在与病毒的持续斗争中不断提高战胜病毒能力的。历史上，中国也是一个疫病多发的国家。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瘟疫。据统计，历史上大约3-20年就会发生一次，主要集中在10月至2月这五个月里。由此来看中国历史，也可以说是和瘟疫作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
据有关专家记述，先秦以前即有瘟疫，一般以巫术治疫，杂以医药。
秦汉时期，对于疫情严重地区，史记中有“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的记载。这时已经出现了隔离集中治疗的办法。汉平帝曾下诏书：“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名医张仲景即主张防治为主，“上医治未病。”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每逢大战，必有大疫。三国时期，北方大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有人猜测，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五人死于传染病。
唐宋时期，瘟疫不绝于志书，史书中往往出现如“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江南频年多疾疫”的表述。这时期的治疗，以中医药为主，多进行隔离治疗。
金元之际，鼠疫大行，影响历史深远。有人研究后粗略估计，当时全国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多达2570万人。
明代疫病更为频繁，约有上千次以上，且死亡数量巨大。嘉靖、万历年间，北京经常发生大疫情，“京师饥且疫。”崇祯年间，华北山西发生鼠疫，病者吐痰血即死，惨绝人寰，乃至“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崇祯十六年，疫情更是严重，至“死者数百万”。至李自成攻打北京之前，北京城已被鼠疫折磨了1年左右，以至于有人将明代灭亡和鼠疫联系起来。
清代疫情频发，且有外国人传染的新病情。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年，“(霍乱)藉英兵及印兵传入，波及北京。”1910年的清末时期，东北发生大鼠疫，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
■历史上的山东非常重视防治疫情，曾在上世纪20年代成立专门防疫机构
单独说说明清时期的山东地区疫情，在这两个时期较为多发。有明276年，山东疫77次，平均3.58年一次。有清267年，山东79年疫，平均3.4年一有。明清政府对时疫的处置对策主要有放粮发衣、减免税赋等赈济抚恤政策，遣医送药、组织救治等医疗措施，以及后来设立防疫机构、建立防疫体系等机制建设。
1918年，中国曾经暴发过一次严重的肺鼠疫，此次鼠疫传染性极强，疫情波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安徽、南京。
1932年陕西的霍乱几乎遍布全国，据粗略统计，共有23个省市、306个城市出现疫情。有的县有三分之二的人染病死去。
抗战时期的根据地也发生了大的疫情，其中发病最多、流行最广、危害最大的传染病是疟疾。
在1920年，山东曾印制过一册《山东省防疫总所事实汇编》，内容大体为当年山东省有关防疫的各种规章、要求、请示、批示等，属于官方文件汇编，这些从目录中即可看出，如《奉省长训令预筹防疫办法由》《呈省长因防疫关系外交请示办法由(附指令)》《训令历城县知事觅定防疫处所由》《历城县乡区治疗患疫愈殁人数统计表》等等，共80篇，可谓全面。
此中所记载的内容说明了当年山东发生大瘟疫的情况，而防疫总所即为此而专门成立，时任济南道道尹的张仁涛兼任防疫总所所长。
■不断“抗疫”的历史就是不断积累经验不断胜利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成立的公共卫生局就设立了防疫班，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此外，还发起全民运动防治各类疫情。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
1955年前后发生了严重的血吸虫病的问题，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十二个省、市区流行血吸虫病，患者约1000万人，约有1亿人民受到威胁。毛泽东多次开会听取汇报，布置任务。在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派出大批医疗队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动员，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制定规划，采取各种措施，充实防治人员，建立健全防治机构，加强科学研究，教育发动群众。从1955年底和1956年春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各个疫区蓬勃开展。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导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后，欣然写下了《送瘟神》的诗篇。
当然，现在的人们记忆最深的还是2003年发生的非典。当时这场全民“抗疫”的战斗，依然是全面胜利，更是显示了我党和全国人民在疫情面前的无畏斗志和必胜的信心。
这些历史上的“战疫”，体现出了中国人民为了保护自己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每次都是艰苦而不屈的，山东如此，全中国也是如此。
在中国人民历史上的“抗疫”斗争中，也不断积累经验，有不少名医也研究出很多的医疗方法，撰写了很多的医书，比如：在最早的《尚书》《山海经》《左传》《周礼》等典籍中就有“疫”的记载;其后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东晋葛洪的《肘后方》、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北宋朝廷收集编订的《集验方》《简要济众方》《庆历善救方》《圣惠方》《四时摄生论》等方集、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明朝医家吴又可所著的《温疫论》、清朝名医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
这些医书都是中国历代医家的心血，也是历代中国人不断战胜疫情的具体反映。
抗击疫情也是人民战争，需要全民动员才能最终战胜瘟疫。正如1958年7月1日毛主席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后记》里面所讲：“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中国历史上的“抗疫”斗争载于史籍，留存于我们的记忆里，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惧怕瘟疫，也从来没有被这种磨难压垮过，而是迎难而上，愈挫愈勇。今日之中国，承袭着先祖的智慧经验，创新着依靠群众的至上法宝，向新冠肺炎疫情发起了又一次的人民战争。
原标题：“抗疫”，中国从未输过——我国防治瘟疫历史及文化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