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面对面|董昀：直面现象，把握时代脉搏
快问快答
我们首先通过几道轻松的小问题来快速、生动地了解董昀学长的日常。
Q1运动鞋还是皮鞋？
运动鞋是过去的爱好，现在可能穿皮鞋更多。因为过去比较随意嘛，运动也比较多，现在运动也少了，正式的场合更多。当然如果是私人活动的话，还是穿运动鞋会更多一些。
Q2手写还是打字？
现在都是打字的时代了。我记得我大学毕业那会儿——那是20多年前了，我的本科论文还是手写的，后面学校要求交打印版，我还专门请了两个同学，他们轮流帮我打（笑），但此后好像就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当时上课也是手写比较多。
Q3电子书还是纸质书？
Q4现场调研还是室内写作？
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研究经历的增加，我觉得现场调研越来越重要。过去通常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理论推演、书斋中的思考，但其实要直面现象才能把握真问题。这一点经济学可能要向一些周边学科，比如社会学去学习。
Q5数据分析还是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理论框架做指导，数据分析最终是碎片化的。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你需要理论，这是一个研究者的立身之本。
Q6金融还是实体？
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校园追忆·
主持人：是什么让您选择来到小院求学？您可以回忆一下您的入学经历吗？
董昀：最初的时候，我跟很多本科的同学一样，首先选择我心目中那些一流的大学。社科院研究生院一开始并没有纳入我的视野。经过一些观察和思考之后，我发现许多优秀经济学家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很多期刊、学会、活动，经常映入我的视野，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学术积淀不是一般的高校能比拟的。经过辗转反侧之后，我最终决定要来社科院学经济学。初衷可能就是觉得这里学术资源的积淀是很了不起的。当时也不知道校园怎么样、没有印象，但是网上一搜，说小院面积很小、只有37亩地。我心想，原来那么小！不过知道这个情况也并没有影响我对社科院的兴趣。反正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因为有那些或德高望重、或年富力强的优秀的老师在这儿，所以我愿意来这儿学习、来向他们学习。
立足于重大现实问题来学习理论·校园追忆·
主持人：您刚刚有提到“大师之谓”，那您在求学的过程中和导师的相处是什么样的？
董昀：从当年的回忆来看，我觉得社科院保留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传道授业”教育模式的精髓。师徒制对学生特别好，因为可以很个性化的向老师学到很多在标准化的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比如我读博士的时候去老师家上课，一上就4个小时，读凯恩斯、读熊彼特。老师列出一堆问题来，我们先预习，然后我们来讲，他再来评判我们的答案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过程，是现在的标准化教学不太容易感受到的。
再比如读硕士的时候，老师一开始就说你要注重打基础、读原著。现在经济学的教学好像只是学三高，把模型推演完了，就结束了。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其实远远不够。恰恰是传统方式的师徒制的教育，给我们打好了这个基础。同时，社科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所以立足于重大现实问题来学习理论、带着问题去思考：我们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什么样的特征性的问题？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国际视野来看当今的中国，这也是我觉得在与老师沟通过程中，特别受教育的地方。这也是在一般的高校、标准化的教学里所欠缺的——而我们恰恰拥有它。
我们今天还是要保留这样的特色和传统，才能使得社科大进入主流规范化体系的同时，保有自己鲜明的、不可磨灭的特色——这个很重要。
硕士在读期间我就确定了要以学术为业·校园追忆·
主持人：您在小院读完了硕士之后，又继续在本校攻读了博士。为什么您在从硕转博中继续选择小院？
董昀：好像当时我没有太多迟疑，因为我觉得在这儿没读够。硕士阶段就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让你有点感受，等到硕士论文，让你小试牛刀去写一写。真正要开始系统的研究，当然是从博士生涯开始。对我来讲，我的志向大概就是做研究。做研究就要读博士，社科院这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理论基础，注重历史积淀”的路数，是我非常喜欢的，也希望自己能够一路走下去，所以就选择在这接着读。当然也很幸运，社科院的考博英语是有名的难，很多人英语卡住了，但我当时还比较幸运，英语考的还不错，也就顺利的又留下来了。
主持人：小院正在积极推进“本硕博一体化”的培养。您在小院既攻读了硕士，也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您觉得硕士跟博士在就读体验和培养上有什么差异呢？
董昀：“本硕博一体化”是符合当下潮流的一种探索，也是未来的方向之一，我觉得挺好的。如果具体到这个问题——硕士和博士有什么差异，我觉得差异比较明显。硕士毕竟刚从本科过来——“研究”生嘛，刚开始接触研究、对研究不那么熟悉，要开始慢慢摸索，所以是一个边干边学、边看边学，然后再自己去试一试的过程。对我而言，硕士阶段得先确定自己对研究是不是有兴趣，如果不能吸引我，我就会选择工作了。只有以研究为事业，我才愿意继续深造。硕士其实是一个既打基础、又探路的阶段。到了博士，这条路应该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眉目，以此作为我终身的志业。博士阶段既要系统研究一个专门的理论问题，而且得有创新、有贡献，这件事情很不容易。所以博士阶段挑战更大。你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研究者，是需要通过博士论文检验的。
匿名评审试行我的论文被抽中了·校园追忆·
董昀：现在博士全部都是匿名评审了。我们当时在试行，抽10%的论文去评审。我记得抽签那天，很多人都去围观了。我去的晚，那时候很多人都回来了。大家振臂高呼、兴高采烈的回来了，而且都向我报以热烈的笑容，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同时对我笑得那么灿烂（笑）——因为我被抽中了，我是那10%。他们那些属于90%的人都很开心。对我来讲其实还好，我的论文不敢说写得特别好，但我心里还是有数的，所以抽中就抽中了。不过我看见大家笑得这么开心，我也觉得挺好，给大家做了点贡献嘛（笑）。
那个时候，就开始通过匿名评审慢慢从自由探索阶段向规范化发展过渡。我当时规范性的要求没有现在这么严格，但现在门槛越来越高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现在要去读博士，还是要认真思考。不能说我是为了一个学历去读书，得是学术这件事情你想做、适合做、再去做。
对学术研究而言好奇心>>好胜心·校园追忆·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博士阶段既要系统研究一个专门的理论问题，还要有创新、有贡献。现在很多学生可能会为找不到这个创新点而痛苦焦虑，您当时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董昀：我当然也有。我感兴趣的点比较多，所以主要犹豫的是选择哪一个的问题。最后当我决定研究企业家精神时，我的导师非常支持。因为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经济体，中国需要大量的创新活动，创新的主体就是企业家。当企业家的培育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时，理论研究是相对滞后的。我在回溯理论文献的时候，发现不同学科对企业家精神都有论述，但是经济学视角下这个主题的脉络和主线，至少在当时现有的国内研究里面并不清楚。
董昀学长于2011年发表在《经济管理》上的论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
主持人：那是什么支撑着您去把这个学术空白填补上？
董昀：现实的对人的吸引力，激发了人的好奇心。这个事情没搞清楚，我就辗转反侧、不能罢休，有一种对问题的执着。如果没想清楚，说明要么文献没看够、要么思路没理清、要么现实证据不扎实，那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但是终极的问题始终在吸引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做研究需要对问题感兴趣，能被问题和现实吸引。我觉得在学科探索上，好奇心比好胜心要重要的多——这是最根本的，咱们本末不要倒置。好胜心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在理论创新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温暖难忘的校园生活·校园追忆·
董昀：社科院当年的编班很有特点，不同系、不同专业的同学编入一个班，一个班大概有四五十个同学，应该来自七八个不同的系，所以跨学科跨专业的交流非常多。再加上当时学校的面积又很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经常能够在教室里有很多交流和碰撞，这也是社科院与众不同的地方。校园生活也相当丰富多彩。虽然说我们小院里活动不多，但是每年都有元旦晚会、歌唱比赛、篮球比赛，大家也都积极地参与其中。
我其实最初并不是热衷于班级活动的人，但是在同学们的鼓励下，也参加了很多活动，比如歌唱赛拿到了冠军，比如演讲比赛我们班集体参加，我还拿到了第一名。几个活动下来，你就觉得凝聚力空前的高，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氛围也就更浓了。
搬到良乡校区之后，我在这度过了博士时光的最后半年。当时刚搬过去，各种条件都不具备，很多时候大家也是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最后大家都顺利毕业了。这最后一段的学生生涯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温暖的，跟不少同学我们直到现在都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是一个难忘的时光。
主持人：您提到跨专业的交流很多，您可以展开说说吗？
董昀：跨专业的交流特别多。我的舍友有学宗教、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专业不一样，其实是完全互补的。争吵几乎没有，“君子和而不同”嘛，我们都是从不同角度看一个问题。这种交流互动的时候，其实有助于避免你盲人摸象、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避免比如“经济学帝国主义”这种“我的学科为王”的狭隘观念。我当时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人不多、不到10个人，每周讨论一次，读一读经典名著、讲自己的心得体会。有时候从晚上6点钟开始，一直讨论到11点要求我们离开教室，经常大家不知不觉就共同度过了好几个小时。这种感受是很好的，是一段很单纯的时光。
您觉得年轻人应该如何平衡理论知识和现实需求的快速更迭？
董昀：经典名著是研究者的底座。但是要首先要知道所有的经典名著，他们的作者成书不是给我看的，都是给他那个时代的人看的。其实我们读名著要先回到那个时代，知道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比如马克思面临的历史环境、社会条件是什么样的，他的出身是什么样的，然后他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怎么写出这些？打算解决什么问题？有些问题是当时他不可能看到、也不可能解决的。
构建宽口径的知识结构社会热点
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应如何在传统金融和金融科技之间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展机遇？
董昀：我觉得传统金融和金融科技已经不是只能“二选一”的了。其实整个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科技力量不断重塑”的历史。很多我们现在觉得落后的东西当时是先进的，比如pos机、比如ATM机。
我觉得社会在不断的往前、金融的创新也在不断往前，所以我们要积极地拥抱新的科技革命。在拥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年轻人还是要不断地去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过去在我们读书的年代没有“金融科技”这个词，之所以在今天需要同时学习科技知识，是因为科技越来越无孔不不入地影响金融的方方面面。
董昀学长于2019年发表在《银行家》上的论文《从创新发展视角理解金融科技的内涵》
当然我进一步地拓展，学金融还得学很多。比如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意味着不懂历史文化传统，就不懂得中国的金融发展。在新的时代，既要懂科技，又要懂历史、懂社会学等等，所以一方面要求我们一专多能，另一方面，要构建一个宽口径的知识结构，未来才能适应金融科技风起云涌的新时代。
直面现象观察现象社会热点
董昀：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也许说空白可能夸张了一点，是研究这个理论的人比较少。但是如果再把文献扎下去，你会发现，也许研究的人也没那么少。比如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当中有很多探索是从基层开始的，基层的党政干部其实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承担了企业家的功能：要承担风险、敢于创新、突破成规。但是传统的理论——比如熊彼特，他就假定只有在私营部门主导的、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环境中才可能有企业家。那按照这个理论，中国就不存在企业家，似乎这些人跟企业家就无关了。
所以我说要直面现象。因为当你打破框架、从他现实的表现去看时，会发现他们做的就是企业家的事。十八、十九世纪德国政府也做了很多类似于企业家才会做的事情。他们想方设法突破制度、政策的条条框框，去推动私人部门不会做、但又对于发展很有意义的事，帮助产业走过起步阶段，然后推向市场。这也是一种创新。你会发现现实当中有很多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表现。
校友寄语
社科大是我的母校，我也经常到校园里给同学们讲课，所以对社科大一点也不陌生。今天有这个机会对大家说几句寄语，我觉得非常高兴。我觉得就说三句话吧。第一，珍惜当下，珍惜时光。把自己当下最重要的事做好、把学术的基础打好。第二，打开视野，多了解现实。多感受时代的脉搏，使得自己的研究、学术、学习生活，跟时代紧密互动。第三，保持愉快和健康的心态，积极的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争取让自己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