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陈漱渝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
姜异新学者，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
“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姜异新：今天（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编者注），鲁迅先生140岁了。他在36岁的时候写了中国第一部划时代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在座的朋友们，可能率先进入你们视野的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小说家。
其实那时候他的本名叫周树人，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佥事。他有一个身份是通俗教育委员会小说股的主任和审核干事。当时全国所有创作的小说、翻译的小说，乃至刊登小说的杂志，都要送到周树人这里来评审——写得好的小说要褒奖，格调低下的要查禁。工作之余，周树人还抄校古籍，做《古小说钩沉》，编《唐宋传奇集》等，写了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在北京大学等各个高校讲授这门课。这么看来，在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之前，也就是周树人成为鲁迅之前，这个人读过的古今中外的小说实在是多到不可计数。
成为新文学之父后，也就是周树人成为鲁迅之后，经常收到文学青年的来信，讨教作文的秘诀。鲁迅的回答是创作没有秘诀，并说自己从不看小说做法之类的书，只是多读作品。1933年，应邀谈一谈创作经验时，鲁迅写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终于道出了类似秘诀的经验谈——“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那么，鲁迅留日七年是如何度过的？他是怎么留学的呢？我们知道，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接触了英语，在陆师学堂的矿路学堂接触了日语、德语，但还都很浅显。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后，初抵东京的最初两年，他是在弘文学院系统学习日语，学科知识相当于日本的中学程度。两年后选择专业，据他说为了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误治的病人，战争时期就去当军医。于是，他来到了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一年半。“幻灯片事件”后，再度回到东京，专心从事文艺运动，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翻译外国作品。他倾向于俄国、东欧、巴尔干小国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因为感到这才是为人生的、抗争的、刚健的、赤诚的文学。这个时期最长，有三年之久。所以，鲁迅留学时代影响了他精神走向的其实是海量的阅读。这七年间，持续不间断的学习行为就是阅读和翻译。
“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
姜异新：相比之下，仙台时期少了点，但这个仿佛对文学阅读按下暂停键的一年半，却是不可或缺的桥梁。为什么这么说呢？清国留学生周树人的外语水平在这个时候获得了质的飞跃，无论是日语还是德语，也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们都知道，藤野先生给鲁迅批改医学笔记，把他画得特别好看的下臂血管给订正了，但其实通览医学笔记，藤野的大部分修改是关于日语表达和修辞方面的。因为藤野先生那时候也刚刚评上教授，他还是副班主任，周树人是他的第一个留学生，当然也是仙台医专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所以，藤野先生非常负责任。那时候也没有多少教材和教辅书，所谓医学笔记就是对老师课堂口述的笔录。所以，老师讲的课一定要非常认真听，然后才能够记下来，也没有参考书去参照订正。所以，藤野先生批得也特别认真。周树人的日语口语、听力和书写便得到了极大提升。再就是他在仙台医专开始正规修德语课，课时也非常多，德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有很多大的文化工程结项，以向民族魂致敬。其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文物出版社联合编辑的《鲁迅手稿全集》七编78卷也即将出版，这是历来收入鲁迅手稿最精最全的全集。在这78卷里，我认为最特别的就是医学笔记，典型的用钢笔从左至右横写的现代体式的笔记，里面有汉、日、德、英、拉丁等至少五种语言。而其他手稿可以说全部都是鲁迅用金不换毛笔竖写的传统中国式手稿。当然，小字条不在比较之列。
从医学笔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索居仙台在鲁迅文学生命进程中的独特性。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之前没太读懂的故事一下子心领神会了，一下子摆脱日语翻译的中介限制，可以直接用德语去读懂原版东欧故事了，对世界文学的渴求愈加强烈，想读得更多、更深、更远。再加上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在细菌学课堂上播放，因为日俄战争开战的战场是在中国的东北，只要是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幻灯片没有不受刺激的，当然也深深刺激了鲁迅。
所以，内驱力加上外在的导火索，鲁迅很快就辍学再度回到东京，要“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我们知道，明治时期的日本是中西文化汇通、世界文学窗口的敞开地之一，信息传递非常迅捷，翻译界更是立足世界前沿，引领社科思潮，很多世界著名文学家像向往巴黎一样地向往到东京沉潜。鲁迅也再次来到东京，开始了自主阅读学习的三年。他已经不去专门的学校了，完全是海量阅读的留学方式。而且他的二弟周作人也来到东京，周作人是非常精通英语的。所以我们寻绎的这“百来篇”包括鲁迅用日语、德语读的小说，也包括英语。实际上，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就读期间是接触过英语的，他也能够借助词典、借助周作人的视野和帮助，去阅读英文版的作品。
姜异新：再度回到东京的三年，鲁迅下的功夫非常大、非常深，常常整夜不睡地阅读翻译外国作品，留在茶几上的是像马蜂窝一样插满了烟蒂的烟灰缸。鲁迅所说的“百来篇”主要就是这一时期苦读的作品。其实，初抵东京时期，周树人就已经开始“盗火煮肉”了，开始翻译外国科幻小说。只不过，他的肉身还没有觉察心灵的渴求，还在顺遂学校的选科制度，为未来的职业做出有限的选择。而经过仙台的转换，一下子接通了文艺心灵的道交感应。
我主要从五个方面依据入手来寻求、探索和推测。简单说来：第一是剪报；第二是翻译作品，特别是已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还有打算翻译的出版预告；第三是周氏兄弟回忆文字；第四是文学教科书；第五是藏书视野下的经典周边及潜在阅读。通过探究，我发现至少有140篇外国作品是能够与鲁迅在留日时期通过外语读过的外国作品挂上号的。
第一部分剪报，这是实实在在的物证，是鲁迅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人翻译的十篇俄国小说的合订本，包括屠格涅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等作家的作品。但我不把它仅仅看成是一个剪报，我觉得这是鲁迅以他自己的审美眼光编选辑录的俄国作品集，也是他自己装订成册为一本新书。我们对这十篇作品进行了故事的缩写。
更多发挥工具书作用，体现领读宗旨
再一个就是文学教科书。再度回到东京这三年，虽然周树人不去到全日制的学校上课，可是他也是把学籍挂在独逸语学校。日本学者考证出了学校的文学教科书以及暑期阅读的文学书目，我也对照馆藏鲁迅藏书书目，筛选出一些间接证明鲁迅那时可能读过的外国作品。
最后，就是通过周氏兄弟的回忆文字和其他线索推断出来的作品，设为“其他”一辑。我们拣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缩写。比如，鲁迅特别喜欢的夏目漱石、显克维支，还有人们不那么熟知的克尔凯郭尔等等。
再次阅读鲁迅留学时代阅读的故事，其实很容易发现他个性化的审美倾向——那些洞悉人性幽暗的作品，举重若轻、让人含泪微笑的表现手法，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后现代主义的英雄戏仿，对于被损害被侮辱的小人物的现实主义关怀，等等，显然这是多维复杂的艺术综合体，鲁迅那个时候全部都接受了。编这本书之前，我会觉得鲁迅真的是天才，而且不可复制，能够用中国古代文人乃至近代以来的作家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最简短的篇幅内把故事讲述得如此生动、深刻、直抵心灵；看了鲁迅读过的小说后，我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置身于鲁迅当年置身的精神谱系的网络当中，感同身受，与他一起感动，一起愉悦，审美能力一起成长，同频共振。
遗憾的是，这本书仅仅收了有鲁迅直接阅读证据的38篇小说。其实，我们还缩写了不少外国作品，限于篇幅，暂时没有收入。当今是一个轻阅读的时代，考虑到做一本非常厚的书，大家可能很难读完。不过，在书的最后附了“百来篇”篇目的列表，除了作家作品的名字，还有鲁迅阅读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所以说，《他山之石》发挥的更多是工具书的作用，体现了领读的宗旨——引领大家循着鲁迅的目光去继续探索、深读原著原版小说。如果大家喜欢，以后可以再出续编，真正呈现给大家鲁迅读过的“百来篇”。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
陈漱渝：今天，大家都承认鲁迅是文学家，而为鲁迅奠定文学家地位的则是他的小说。
中国读者是通过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才开始接触现代短篇小说的。在中国古代，“小说”这个名词概念不清，又缺乏科学分类，但实际上存在着文言小说跟白话小说这两个传统。直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油印讲义到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才被梳理出一个粗略的历史轮廓。所以鲁迅1923年10月7日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
但是，虽然有梁启超大力倡导，“新文学的小说却一本也没有”“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因此，周作人希望中国的小说家能借鉴日本小说的创作经验，这经验用五个字来概括，就叫作“创造的模拟”。周作人所说的“模拟”就是我们所说的“借鉴”。“创造的模拟”就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实现跨越。中国的新小说不仅要具有新的形式，同时也必须表达新的思想，这就需要从头做起。我认为周作人这种新小说观，鲁迅也是认同的。如果说，胡适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倡导者，那么鲁迅就是这种理论在创作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鲁迅创作的小说并不多，结集出版的只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这三种，一共收录的作品33篇。我以为，仅凭《阿Q正传》这一篇就可以使鲁迅在“文学家”这个称谓之前再加上“伟大的”这个定语。阿Q这个精神典型很快大踏步地进入了世界文学典型人物的画廊，所以鲁迅也就成为了世界级的作家。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人类。
《他山之石》为鲁迅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至于他以前究竟读过哪“百来篇”外国小说，我原先觉得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离开了人证、物证、旁证，谁有本领开列出这百来篇外国小说的篇目呢？从1989年起，我开始研究鲁迅藏书，并发表了一些短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又申报了一个集体科研项目，就叫《鲁迅藏书研究》。我的同事、师姐姚锡佩在查找鲁迅收藏的剪报时，发现了一册装订好的日译外国短篇小说，这就是鲁迅留日期间阅读日译外国短篇小说的物证。这一发现增强了我探寻鲁迅1918年之前所接触的百来篇外国小说的浓厚兴趣。从那时到现在，差不多是30年了。所以，我说《他山之石》的出版，是实现了我30年来的一个夙愿。
如果从190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报道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算起，鲁迅研究已经有了112年历史。经过一代又一代鲁迅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相对成熟的综合性学科，也可简称为“鲁迅学”。这门学科的史料已经基本齐备，今后很难再有能产生轰动效应的发现。对鲁迅评价也基本正确，很难产生颠覆性的看法并能在鲁研界占据主流。
对鲁迅作品阐释当然空间无限广阔，但鲁迅对自己的很多代表作已有自评，研究者对这些作品的理解也很难超越鲁迅本人的自我认知。所以，鲁迅研究学科水平的提升可以说是遇到了一个瓶颈，致使有的学者知难而退。有个别学者则通过过度阐释或故意曲解的方式哗众取宠，吸引大众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