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电影《后天》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极寒天气，幸存者们躲进了图书馆内，还不得不焚书取暖。末日已经来临，但在选什么书烧的问题上，幸存者却陷入两难，因为他们必须要考虑：假如人类文明还能延续，那我们该留下什么样的智慧给万千后代？
图书馆在这部电影有这么一个寓意：既象征着人类文明的避难所，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能够延续的最后薪火。实际上，图书馆的诞生，就是人类文明有了相当积累的象征。而自有公共图书馆这一概念开始，文化垄断被打破，正式宣告了人类在获取知识上拥有了平等权利，可以说，公共图书馆是公民权利、社会平等和信息公正等现代人文意识成熟的结果之一。
当代人对公共图书馆已司空见惯，然而，图书馆并非从诞生一刻起就成为“天下之公器”。当我们谈论图书馆时，我们还是不能绕过一个重要命题——图书馆何以成为“公共的”图书馆？就此问题，日前，《晶报·深港书评》记者专访了《营造“天堂”：深圳图书馆之路》作者、原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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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最早何时出现在中国
中国素来有藏书楼的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文献保存数量最多，内容最为连贯的文献大国，藏书楼是这些文献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流传的基本因素。但旧式藏书楼属于私人所有，或是皇家、官府等少数人占有，大多采取封闭措施，严格如享誉明清的藏书楼范式天一阁，甚至还立下规范，连子孙都不准擅入，更难以“天下万世共读之”。
1850年，英国图书馆员爱德华兹推动了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使得地方议会能为免费图书馆征税，到1852年，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依据法案应运而生，成为世界上首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留下了有关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精神与制度：依据政府立法建立、公费支持、免费服务，以及对社会成员无区别服务，奠定了公共图书馆无论出身地位、向社会大众平等开放的精神内核，也催生了后世的《公共图书馆宣言》，确立了公共图书馆保障公民自由获取知识和信息权利这一社会制度。
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也是美国最古老的联邦文化机构，建于1800年。
而公共图书馆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则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紧密相联系。“图书馆”一词，最早就出自1896年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梁启超将藏书楼名称替换成图书馆，就是要打破藏书楼的封闭性，转向更具公共意义的现代图书馆。梁启超先后创办松坡图书馆、参加中华图书馆学会，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把兴办新式图书馆看作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寄希望于“图书馆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图书馆有使阅览者，随意研究事物之利”……
不过，受限于当时社会环境动荡、群众对图书馆需求不高，梁启超后来还是将精力集中于专为学术研究服务的专业图书馆。梁启超对图书馆饱含了厚望和深情，在他的鼓励下，其女梁思庄改学图书馆学，后来成为了中国公认的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
随着社会发展，图书馆的重要意义已不言而喻，在今天成为了每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设施。但鲜为人知的是，公共图书馆要真正做到“公共”，这中间还有着一段艰难险阻的历程。把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再往下梳理，将视野聚焦于中国，就不得不提到深圳图书馆。在深圳图书馆新馆落成前后，亦即本世纪初年，由于种种原因，国内部分图书馆最受诟病的两个问题是服务收费和拒绝平等服务，甚至将服务收费与图书馆经费“挂钩”，设置了诸多障碍，阻碍了社会大众平等使用图书馆资源的权利，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被质疑背离了公共图书馆的核心理念。
瑞典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1924年正式建立。是瑞典最早使用开放式书架的公共图书馆。
2006年7月，深圳图书馆新馆落成，是国内最早提出“开放、平等、免费”口号的图书馆，大力倡导公共图书馆的理念，让人人有权利免费使用图书馆，在对外宣传时还形象地提出：“到深图不用带钱包”，连读者证工本费、读者年审费、上网费等均免除。深图开先风之气，影响深远，“走出了一条现代化公共图书馆之路”，此后，全国有多家省市级公共图书馆也相继宣布免费服务或减少服务收费，至2011年，文化部、财政部下发文件，全国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全部实现了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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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者与盗火者
而作为深圳图书馆新馆的首任馆长，吴晞不仅是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实践者，也是这一理念的深入思考者。1998年，他从文化部图书馆司南下深圳，接任深圳图书馆馆长。而在就职深图之初，吴晞就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了《图书馆与人文关怀》一文，呼吁图书馆人文价值，抨击图书馆服务不平等、滥收费等不正之风。在他看来，深图当时提出的“开放、平等、免费”方针并不是什么“创新”，反而是一种“复古”，是让中国公共图书馆回归到《公共图书馆宣言》的精神本质。
吴晞认为，从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看，有两个人是绕不过去的。一是前文所述的梁启超。梁启超在描述英国等西方国家图书馆时，以“举国书楼以千百计，凡有井水处，靡不有学人，有学人处，靡不有藏书，此所以举国皆学，而富甲天下也”等一系列倡导，让中国社会接受图书馆这一新鲜事物，并形成了兴建新式图书馆的思潮。
有理念倡导者，也有身体力行的“盗火者”。韦棣华，这位传奇式的女图书馆员，也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的皇后”。吴晞说，在20世纪初，韦棣华几乎凭一己之力，将西方（主要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理念、方法带到了中国，并砥砺实行。
韦棣华是美国人，自1900年起便旅居武昌，在美国圣公会办的文华书院做英语教员。就在韦棣华教学过程中，她发现不但文华书院的图书非常缺乏，同时还发现“全中国没有一所可以正确地成为公共图书馆的设施”。出于曾经任职图书馆的职业本能，她觉得应该建立一所图书馆来解决学生的课外阅读之需，于是便在校园一处称为“八角亭”的小屋内，陈列所能搜集到的外文报章杂志供学生阅览。
但她的眼光不仅于此。1906年至1907年间，韦棣华开始筹办一所正规的图书馆，“建立一所不仅学生用也供大众用的图书馆”。为此，她专门返回美国，进入纽约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学院图书馆学校进一步深造，还筹集了一万美元捐款和大量赠书，在1908年回到武昌，从此定居中国，终身未婚，将后半生都贡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
深圳图书馆
1910年，韦棣华筹办的图书馆正式落成，取名为文华公书林，号称“十万元之建筑，三万册之图书”，轰动一时。它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不仅成为大学的图书馆，还对武汉三镇的各界民众开放，被蔡元培先生誉为“弥孚众生”。韦棣华本人非常坚持文华公书林的公共图书馆属性，反对它为文华书院私有。为了号召读者前来使用图书馆，文华公林率先实行了“开架借阅”，让读者直接在书架上寻求书籍，这不但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先例，即使在欧美也只有少数图书馆实行，文华公林遂名播武汉三镇，影响遍及全国。
吴晞说，深图新馆创造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全开放、全免费的历史，但当时也遭遇了不少阻力，少不了“冲锋陷阵”，因为彼时一些图书馆若采取免费开放就会“揭不开锅”。但吴晞认定了这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必然方向，事实证明，这也最终成为了整个国家通行的理念。
布拉格的斯特拉霍夫修道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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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的“未完成阶段”
“本宣言宣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信公共图书馆是教育、文化、信息的有生力量，是孕育人类内心和平与精神财富的重要机构——这段话摘自《公共图书馆宣言》，然而，在互联网信息爆炸、书店等社会机构发展的年代，我们踏入图书馆彷佛需要更加具体的理由，否则难以回应“何处不能读”的诘问。
在吴晞求学的年代，图书馆确确实实宛如天堂。他回忆起他在河北做插队知识青年时，只有十六七岁，“我们这些人就像是一群觅食的老鼠，到处找有字迹的东西读，在村里找到一本没头没尾的旧县志，现在回想应该是清末同光年间的刻本，我们就如饥似渴读了起来，以至于至今我还能记得该县从古至今都出了哪些夫死几十年誓不改嫁的贞洁烈女。”但如今，急功近利式的读书方法更加流行于世，大家乐于花几十分钟听人将书分解成数个精辟的“结论”，却难以静下心来经历阅读的旅行。
那么书店行不行？“肯定不行。因为书店只售卖新书，而且只是能够卖出的新书，它没有系统收藏并提供阅读的功能。”并且，图书馆有为社会发展提供全面、完备、系统文献资源保障的使命。这样的功能和使命，书店又能否完成？答案同样是不能。“书店只能提供新书，甚至只是有销路的新书，不会系统地按照学科、专题来收集和积累文献，也不会提供卖不出去的书刊。同样一本书，在书店只是商品，到图书馆就成了馆藏，而馆藏则是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
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国家图书馆
而哪怕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个人所能掌握的检索工具仍旧是有限的。“理论上讲，一个合格的专业图书馆参考咨询员，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和渠道，查找到全世界任何图书馆收藏的数据文献。这也是其它任何机构所不能做到的。”吴晞指出。换句话说，图书馆就是“人类知识全库”，社会会遗落、常人会漠视但有价值的内容，终归能在图书馆中找到一席之地，并向后世传承。于是无论是从事研究，还是系统阅读，都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就是无可替代的。
“这就如同我们日常可以用一些感冒胶囊之类的药品，但有病了还是要依靠医院这样的专业机构，找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在吴晞看来，公共图书馆并未遭遇所谓的危机和挑战，反而还处在“未完成”的阶段，“只要这个社会还有各种形态的文献，还有需要这些文献的读者，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就会持久地发挥其作用。图书馆的初级阶段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保障公民平等公正地利用知识信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现代图书馆都在为此而努力，这个过程还远未完成。图书馆的高级阶段是创建一个完善的知识信息环境，使读书人乐在其中，自由读取，随心所欲，从容遨游。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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