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彦夫同志是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人，1933年7月出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级伤残军人。1956年，他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的特护待遇，开拓新的人生之路。1957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群众治理荒山、兴修水利、发展教育，经过25年的艰苦奋斗，使全村群众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过上温饱殷实的好日子。2014年3月31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5月16日第二次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荣誉称号。
(一)自费办起山村图书馆和第一所夜校
1957年，那时的张家泉村是出了名的穷村，老老少少识字的没几个。朱彦夫意识到要改变村里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朱彦夫决定在村里建个图书室，但是，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他拿出微薄的抚恤金，置办图书，创办图书室。又办起了山村里的第一所夜校，教群众识字。他亲任教员，为了在黑板上写字，他把粉笔上套上弹壳，用两只残臂夹着写字，弹壳扎进残臂钻心的疼。夜校离家很远，朱彦夫每天拄着双拐，拖着17斤重的假肢，天天晚上风雨无阻。
(二)棚沟造地，向山沟要良田
张家泉村两山夹一河，村边的赶牛沟、腊条沟、舍地沟，把农田分得七零八落。尤其是最大的赶牛沟，常年洪水冲刷，沟里乱石如阵，寸草难生。
要脱贫，先改地。朱彦夫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棚沟造地，用石头把沟棚起来，上面填土，让农田连成片;下边淌水，洪水来了也冲不了地。朱彦夫说：“不干，沟还会一年年荒下去;整起来，就是咱村的粮囤子。讲困难，我这个残废都不怕，你们还怕啥”一番话，说得人人面露愧色。士气鼓起来，发展就有了希望。忙完秋收，张家泉人开进了“赶牛沟”。镢刨锹挖，筐抬车推，一干就是一个冬春。
一个冬春下来，搬了2万多方土石，建成了1500多米长的暗渠。荒废了的赶牛沟，变成了40多亩平展展的良田，当年增产粮食5万多斤。舍地沟、腊条沟也变成了70多亩良田，直到现在仍给村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修建大口井，解决山村缺水问题
张家泉是个缺水村，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别说浇地灌溉，吃水都是难题，为了吃水，村民得跑几里山路。
朱彦夫请来水利专家，翻山越岭，数不清摔了多少跟头。水源找到后，他天天靠在打井工地，现场指挥。数九寒天，张家泉的打井工程热火朝天。打到10米多，井底开始见了水。朱彦夫放心不下，非要下井看看，混合了断肢创面上磨出的血水，生生把假肢和断肢冻在了一起。
经过一个冬天，一眼深6米、东西宽24米、南北长33米的大口井终于竣工了，张家泉村有了历史上的第一眼大口井。此后的两个冬天，朱彦夫带领乡亲们一鼓作气，又打出两眼大口井，修建了1500米长的水渠，彻底解决了村民用水匮乏和无水浇田问题。
(四)奔波7年，张家泉村用上电灯
1971年，朱彦夫开始为张家泉架电而奔波。没想到，这场“仗”整整打了7年。架电器材短缺，供电部门爱莫能助。他利用一切外出机会，到处联系架电器材，原本要两个小时卸一次的假肢，经常一捆就是十几个小时。
7年间，朱彦夫拖着残疾的身体，先后乘火车跑上海、南京、胜利油田、陕西联系材料来解决村里的用电问题。有太多这样的酸甜苦辣，但终究，两万多公里的奔波，换回了15公里的架电材料。1978年张家泉村结束了点油灯的历史，成了全乡第一个用上了电灯的村。
(五)清廉公正，用抚恤金接贫济困
六七十年代的张家泉村，家家日子过得都很苦，有的吃不饱、穿不暖，有的无钱看病。只要朱彦夫知道的，他必会想方设法尽力去帮助乡亲渡过难关。
村民褚秀才兄弟五个，家里人多地少，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1971年，家里实在是吃不上饭了，四弟饿得干瘦如柴。朱彦夫了解到情况后，回到家立即让妻子送去五六十斤地瓜干，成了褚秀才一家人的救命粮。
朱彦夫当村书记期间，出出进进为村子里办事，从来没有在村子里报销过一分钱，帮村子看水利的、架电的上级来人，没有地方吃饭，都是他掏钱在自己家招待。25年来，他不仅没有在生活待遇上向组织伸过手，而且多次谢绝组织的照顾，主动用自己微薄的抚恤金为集体办事情、接济困难群众。
朱彦夫同志14岁参军，18岁失去双手双脚和左眼，昏迷93天，动过47次手术，却以惊人的毅力，实现了生活自理。面对群众的期望和家乡的落后面貌，他挺身而出，勇挑支部书记的重担，与群众同甘共苦，在张家泉村山山水水间，都深深地印下了他立行、跪行、爬行、滚行的“痕迹”。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换来了张家泉村“山上松树带帽、山下林果缠腰”的景象。这都源于朱彦夫同志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源于他对祖国满腔热血、对乡亲们一片真情。
陈景润，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33年5月出生，1996年3月去世，福建福州人，中国科学院原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3年,陈景润在《数学学报》上发表了《圆内整点问题》的论文，改进了华罗庚的结果，因而得到华罗庚的赏识，被调到了中科院数学所。此后，陈景润认真研究中外数学家的优秀成果，在若干数论问题上得到了重要的结果，并开始向“哥德巴赫猜想”发起挑战。
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中最著名的问题之一，凡是不小于6的偶数都可以表作两个奇素数之和。V.Brun改进了古老的筛法，证明了充分大的偶数可以表作两个正整数之和，而这两个正整数的素因子个数都不超过9，简称为(99)。一些外国著名数学家做了进一步改进。王元证明了(34)，开创了中国数学家在此课题上研究的先河。之后，王元、潘承洞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意大利数学家Bombieri和前苏联数学家A.I.Vinogradov独立地证明了(13)，Bombieri因此结果获得了菲尔兹奖。
陈景润对于前人所用的筛法作了重大的改进，并由此证明了(12)，1966年，他将结果发表在《科学通报》上。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完整的结果，题名为《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世界数学界和国际著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当时，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急于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他们合作的《筛法》一书中，他们特意增加了一章《陈氏定理》。在这一章的第一页写道：“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美国科学院副院长在率团访问中国之后，于1979年在美国数学会通讯期刊上载文说：“中国数学所，华罗庚的一批学生，在解析数论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近来，那里所得到的杰出成果是陈景润的定理，这个定理是当代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世界数学大师安德烈韦伊说：“陈景润的工作就好比是在喜玛拉雅山的顶峰上行走，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英国数学家赫胥黎向陈景润祝贺：“你移动了群山。”
1978年春天，陈景润收到了国际数学联盟主席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参加1978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第18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并做45分钟学术报告。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同时也是中国数学界的骄傲。陈景润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院领导，院领导说尊重他自己的意见。经过认真考虑，他给国际数学联合会写了封回信，大致有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我国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代表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并且受到大会表扬。他退让着不肯接受这份本应属于他的荣誉，“我只不过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事，却被推上了主席台，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一个科学家的谦逊美德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由于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79年，陈景润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沃尔夫博士的盛情邀请，作为中美正式建交后第一批应邀赴美的科学家，来到世界一流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不仅标志着他个人的数学成就已经得到世界的承认，而且在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当国外的同行善意地向陈景润提出希望他能长期留美工作，陈景润微笑着谢绝了，他说：“我的国家的确十分落后，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应该回去为祖国服务”。访问期间，陈景润完成了经过几个月奋战的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回国后，陈景润把在美国做研究工作所节省下来的7500美元，全部捐献给国家。
他主要从事解析数论和应用数学的研究。出版专著4部：《初等数论》一、二、三册、《哥德巴赫猜想》、《组合数学》、《组合数学简介》。发表论文50余篇，主要有《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和L函数有关的零点密度(I)、(II)》、《大偶数表示成一个素数和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I)(II)》、《哥德巴赫猜想和筛法》等。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
陈望道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
陈望道曾说：“一个人，如果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学者气长到十分就会呆，才子气长到十分就会浮。”陈望道就是一个学者气、才子气兼有之人。
一、首译《宣言》千秋巨笔
1919年5月，陈望道回国，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高校教授。
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陈望道住在陈宅旁破陋不堪的柴屋中，里面有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时值早春天气，还相当寒冷，到了夜晚，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袭来，冻得他手足发麻。陈望道的一日三餐和茶水等，常常由母亲送过来。
为了让陈望道补补身子，有一次，母亲特地弄来糯米，包了粽子送来给他吃，还加上一碟当地盛产的红糖。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还要不要再添些红糖，他连声答话：“够甜够甜了。”待到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满嘴的墨汁，不由得哈哈大笑。
原来，陈望道专心致志地译书，竟把墨汁当做红糖蘸着吃粽子，自己却全然不觉。就这样，陈望道以平时译书的5倍功夫进行翻译，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他送走了无数个漫长的寒夜，迎来了黎明前绚丽的曙光。1920年4月下旬，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如同一颗从遥远西方引来的火种，在此后的30年间燃起了一场照彻神州大地的“大火”。
二、参与建党播撒真知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进程。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召开座谈会，研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成立《新青年》编辑部。这是中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
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委托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编务。陈望道积极开展工作，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断扩大《新青年》的影响力。同年，陈望道还参与《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的创刊。
1921年，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指示，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
三、破陈立新，开当代修辞学、语言学先河。
1938年开始，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并撰文支持文字改革，积极从事语文运动。
1949年之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为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作出了贡献，1961年后，任修订《辞海》总主编，著有《标点之革新》等。他的专著《修辞学发凡》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创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被敬称为“中国现代修辞学之父”。
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文法简论》的定稿工作。这本书是他继《修辞学发凡》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此外，他还有许多篇论文。目前，他的论著均已收入四卷本《陈望道文集》中或依专题而分别收入《陈望道语文论集》《陈望道修辞论集》等当中。
四、师者风骨耀泽后人
陈望道的一生是教育家的一生。他是“一师风潮”中挡在刺刀前的老师，是战乱动荡中辗转全国坚持授课的教授，更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他一生情系教苑，曾说“唯教育事业是万古长青的”，在他的观念中学生总是占着第一位。早在1947年，国民党大搜捕的时候，陈望道曾以全家人的性命，掩护了当时新闻系的一名左派学生何晓沧。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日常的生活里将学生置于无微不至的关怀下。
1920年9月陈望道走上复旦大学讲台，在复旦执教50年，担任校长25年，为弘扬教育事业、培养栋梁之才、树立优良学风、倡导学术研究、爱护复旦师生倾注了毕生心血，因而桃李芬芳、誉满天下。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望道先生将原来的中国文学科分成为中国文学系和新闻学系两个系，复旦大学始建新闻系。如今，有着89年历史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了全国高校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的院系。而陈望道也以真善美的人格魅力为复旦的文化精神树立了一座丰碑。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不幸逝世，享年86岁。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
1963年7月，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物事业中，在大漠深处一待就是50余年，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极大地提高了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作为考古专家，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她主编的26卷本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总结并展示了敦煌研究院在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第一次以大型专题丛书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敦煌石窟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
她主持编写莫高窟考古报告，用文字记录、测绘图、图片等形式全面系统地记录洞窟基本信息，为学术研究提供翔实的基础资料。《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
报告深入解析彩塑和壁画内容，在洞窟形制、内容和艺术特点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术和计算机绘图等方法，解决了石窟建筑结构极不规整、彩塑造型复杂的问题;通过图像采集、处理、色彩还原等技术，表现了洞窟结构、彩塑和壁画原件、原塑和原绘及重修、重塑和重绘的细节、遗迹空间和时代关系及制作工艺等，超越了以往的考古报告。同时，采用14C测年和无损或微损分析技术，得到了准确的壁画制作年代和成分。
本报告是完整、科学的档案资料，是莫高窟永久保存、研究、利用的基础和全面复原的依据，具有重要价值，也为其他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借鉴。
报告被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评价为“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英国伦敦大学名誉教授韦陀先生称此考古报告“从未有过的资料系统完整的科学性，将为中国其他石窟寺遗址的考古报告提供标准与模式”，本书也获得甘肃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中国社科研究最高奖吴玉章奖。
樊锦诗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经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颁布实施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以及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科学规划和指南、有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在文物保护方面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敦煌研究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在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实践中，樊锦诗为了将“数字敦煌”用于石窟的展示，以高质量的展陈传播敦煌艺术，她提议并策划实施了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为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拓展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
建成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等机构行了合作研究，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从改革开放以来，樊锦诗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前往日本、美国、英国等国进修;同时还通过在国内大专院校的学历教育和培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她倡导设立了敦煌研究院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设立专项经费，建立课题审报制度;筹集专门的出版经费，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她提出并制定了人才培养、使用制度，大胆起用一批青年专家走上中层领导岗位。
樊锦诗始终坚持贯彻国家“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广场处矗立着一尊半身铜像，那就是普通售货员张秉贵同志。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以“一团火”的热忱为人民服务，在平凡的售货岗位上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成为新中国商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带动了整个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在他生前，许多外地顾客慕名而来在他的糖果专柜前排起长队，只为亲身感受他的技艺和服务。燕京有八景，张秉贵售货被群众亲切誉为“燕京第九景”。
张秉贵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商业系统最著名的劳动模范，曾于1977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历任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29年，11岁的张秉贵便到纺织厂当了童工，17岁到北京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即将开业的北京百货大楼招聘营业员，尽管规定只招收25岁以下的年轻人，但已经36岁的张秉贵因有多年的经商经验而被破格录取。他做梦也没想到能当上“新中国第一店”的售货员，在宽敞明亮的柜台前体面地为顾客服务，感到无比光荣的他更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自1955年11月开始至此后三十多年平凡的售货实践中，他将“心有一团火，温暖万人心”的职业信念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相连，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成为各行各业的学习榜样。
张秉贵常说：“售货员要用一团火来温暖顾客，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家后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的一点贡献。”30多年来，张秉贵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次，没有跟顾客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
张秉贵不仅技术过硬还注重仪表，坚持每周理发，每天刮胡子、换衬衣、擦皮鞋。他还注意研究顾客的不同爱好和购买动机，揣摩他们的心理。为了精通商品知识，每逢公休日张秉贵就蹬起自行车，来到工厂、医院和研究单位，学习了解糖果知识。由于熟悉顾客和商品的特点，张秉贵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的顾客推荐商品。
张秉贵通过眼神、语言、动作、表情、步伐、姿态等调动各个器官的功能，商业服务业的简单操作，被他升华为艺术境界，被首都群众喻为“燕京第九景”。有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经常来欣赏他售货。老人说:“我是个病人，每天来看看您站柜台的精神劲儿，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劲儿，我的病也仿佛好了许多。”
张秉贵认为，站柜台不单是经济工作，也是政治工作;不单是买与卖的关系，还是相互服务的关系。“一个营业员服务态度不好，外地人会说你那个城市服务态度不好，港澳同胞会感到祖国不温暖，外国人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文明。我们真是工作平凡，岗位光荣，责任重大!”
在百货大楼的30多年，张秉贵始终腰板挺直精神饱满。晚年他仍不辞辛苦到祖国各地传经送宝，把自己“一团火”的服务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各地同行。1983年他还克服了文化水平低的困难著书立说，将自己的服务经验编写成《张秉贵柜台服务艺术》一书，并到各单位表演、讲课，听众达十多万人次，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次，他应邀在外地介绍经验，会后大家希望他作一次售糖“一抓准”的示范表演。那时他已经65岁，又处在陌生的场地和环境，糖果的规格和北京也不一样，“一抓准”还能不能成功呢张秉贵明知有困难，但想到要推动青年们练基本功，还是愉快地答应了。“5两”“4两”“2两”……张秉贵每次都是一抓正准。老模范宝刀不老，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三十余年间，党和国家多次授予张秉贵崇高的荣誉称号：1957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59年被选为出席全国群英会的代表，1978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特级售货员，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7年被授予“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独具特色的服务思想和经验，被形象地归纳为“一团火”精神。
1987年，张秉贵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69岁。次年北京市百货大楼在大门广场处为其竖立半身铜像，陈云同志亲笔为其题词:“一团火”精神光耀神州。
2009年，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张秉贵和他的爱人合葬于八达岭陵园的林海山宇间。同年，他光荣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博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1955年经过辗转周折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一件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
1956年，他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他主持完成了“喷漆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实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马永顺，1914年12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宝坻县沟头庄，1948年参加工作，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退休，2000年2月10日逝世，享年86岁。马永顺是新中国第一代伐木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是工人阶级的楷模和杰出代表，全国林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谱中，马永顺的名字格外响亮，被誉为“伐木能手”“林海红旗”“森林巨子”“兴安愚公”“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时代领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林区第一代伐木工人的马永顺，带着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投身于祖国林区的开发建设中。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木材。1949年9月15日，马永顺工组成立，为了国家的建设，马永顺在工作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林区树木采伐设备和技术落后的条件下，顶风雪，战严寒，不畏寒风酷暑，不怕艰难险阻，为国家建设奉献了大量木材。1959年9月，马永顺出席全国群英会，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总理说：“你们林业工人要多造林，造好林，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这成为马永顺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在林区开发建设初期，伐木工人们面临的困难重重，木材采伐尚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科学方法，只能靠工人们一边实践，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生产中，马永顺带头跪着伐树，创造了降低伐根法，伐根由原来50—60厘米降到15至10厘米，直至0厘米。他在自己创造的十多种伐树法基础上，总结出“安全伐木法”。他根据季节、木质硬度的变化创造了“四季锉锯法”，提高工效35%。为了解决跑单帮，“个顾个”的落后生产方式，他首先在自己工组搞起了流水作业试点，创造了“流水作业法”。他还创造了“一次净号作业法”“科学量材法”等等。马永顺带头刻苦专研，创新工作方法，极大的提高了林区工人生产效率，为祖国建设贡献了大量的木材。
在祖国建设最需要木材的时候，他踏实苦干，马永顺“一把弯把锯，威震兴安岭”，1个人完成6个人的工作量，创造了一个冬季手工伐木1200立方米的全国手工伐木最高纪录。伊春林区开放建设的年代，正是以马永顺为代表的老一辈林业工人以他们的青春和热血，让沉睡千年的林海苏醒，让人迹罕至的群山沸腾，从此开启了伊春林区艰苦创业的历程，奠定了共和国森林工业的根基。
退休后，马永顺说，只要我身子骨不散花，就要上山造林。他粗略计算过，自己砍伐过36000棵树，一定要把这个“债”给大山还上。从此，从一个人植树到全家20多口人一齐上阵，从还自己的“欠账”到开始尝试还一代林业工人的“欠账”。1995年，马永顺在市政府和铁力林业局的支持下，在山上建立了固定的“马永顺林”育林基地，全家人表示，要一代一代长期在基地上造林。马永顺勤勤恳恳，为国家义务植树几十年，没有索取过任何报酬。
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见马永顺时称赞他：“你这一辈子干了两件好事。当国家建设需要木材的时候，你是砍树劳模;当国家需要生态保护的时候，你是栽树英雄，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马永顺精神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现在和未来，是不断发展的精神。其深刻意义就在于继承和弘扬马永顺精神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使马永顺精神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和活力，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积极投身林区绿色化转型发展中，让马永顺精神成为推动林区绿色化转型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