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为本文的工作提供了基础和指引。与已有成果略有不同的是，本文侧重以整体层面的历史事件和分期研究作为基础，同时辅以对各地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案例考察。这种“宏观+微观”的视角，或许有望为这一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想资源。
二、文化馆数字化十年建设的历史分期
（一）探索酝酿阶段（2012—2015年）
具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包括：
（二）试点建设阶段（2015—2020年）
第一，在政策（规划）方面，文化馆数字化开始与基层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机构创新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项重要工作紧密相连，成为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程中的主要工作之一。例如，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依托，推动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和数字博物馆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19]；2017年5月，原文化部印发的《“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强数字文化馆建设，搭建群众文艺创作和培训的数字化平台”[20]等等。
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全国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文化馆数字化建设开始与重点领域工作相互渗透、融合，如作为全国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项目之一的东莞文化馆，就以数字文化馆“文化莞家”为抓手，为总分馆联动赋能，提升了基层公共文化的数字化水平。
与此同时，公共文化云平台的建设也在快速推进中，并在试点项目的建设进程中逐渐成为文化馆数字化的重要工作内容。早在2014年12月，首个以“文化云”命名的区域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文化嘉定云”正式上线[22]。2016年3月，全国第一个省级区域覆盖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文化上海云”上线[23]。除了文化上海云，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基本建成了33个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省级平台”[24]。随着地方探索不断深化，2017年9月，发展中心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经建成的六级服务网络和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为基础，升级推出“国家公共文化云”[25]。其后，文化馆试点项目比较注重与公共文化云平台的对接，两项工作相辅相成，推动了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集成化趋势。例如，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的“数字文化馆建设”重点支持方向就包含实现与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的资源对接[24]。
（三）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
这一阶段开始于2021年、“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文化馆数字化建设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严格来说，我们至今仍处于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很难对此盖棺论定，但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有一些特点开始展露，这里仅做简要讨论：
第二，在实践方面，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文化馆数字化建设正式从局部走向全面铺开、从公共服务走向全面赋能文化馆发展。
一方面，由于疫情等外部因素和文化馆谋求发展的内部因素互相呼应、互相影响，从“十三五”末期以来，各地积极投身文化馆数字化建设，某种程度上，数字化建设和服务已经成为全国各级文化馆的基本要求之一，进入了数字化的常态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文化馆数字化建设与文化馆其他业务的联系和互动进一步加深，数字技术展现出推动文化馆业务全面转型升级的潜能。
第三，在理论研究与提升方面，学术研究和标准研制走向细分阶段，从更具体的维度为文化馆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由于数字文化馆建设的案例经验持续增多，本阶段的学术研究开始有了更丰富的研究对象和素材，基于各地数字文化馆建设实践的案例调研和研讨反思持续丰富、主题日益多样化[30-32]。实践工作也为标准研制奠定了基础，2021年12月，发展中心牵头申报的行业标准《文化馆服务数据采集要求》获得立项，作为一个数据方面的细化标准，有望“推动提升文化馆数字化服务的个性化、智慧化水平”[33]。
三、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十年成就
纵观十年的发展历程，文化馆数字化从“探索酝酿”到“试点建设”，再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十年进程中，文化馆数字化取得的主要成就大体可以概括为四方面。
（一）数字化工作渐成常态业务
经过十年的发展，数字化工作较为系统地融入了文化馆的常态化业务体系。从机构转型的角度来看，这种“常态化”是十年来文化馆数字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首先，从业务角度来看，数字化成为各级文化馆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这一点从文化馆的年报中可窥见一斑，多数文化馆在其年报中都设置了数字化板块或对数字化工作有专门介绍。例如，北京市文化馆年报在“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情况”栏目内介绍了数字文化服务内容[34]、湖南省文化馆年报在“群众文化事业保障”板块内介绍了数字化建设情况[35]。此外，许多文化馆都指定特定部门长期跟进数字化业务，有不少还设置了专门负责的部门。例如，重庆市群众艺术馆设有数字文化中心[36]、宁波市文化馆设有“理论研究（数字服务）中心”[37]。在今天，或许一个文化馆可以没有集成统一的数字文化馆平台，却无法与云平台、新媒体、线下数字体验等宽泛意义上的数字化工作绝缘。
（二）资源与平台建设日益完善
数字资源是文化馆数字平台建设的前提、数字平台是文化馆数字服务的基础。经过十年的建设，文化馆领域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数字资源集群。各级文化馆在摄影作品、直播素材、文艺创作和慕课课程等各方面积累起一批独具特色的资源。此外，数字平台的数量不断增加，基础功能完善，且呈现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趋势。2022年，笔者与东莞市文化馆合作开展“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研究”项目，选取省级、副省级文化馆和2015—2018年内被列入试点的地级市文化馆（共计55家机构）作为对象展开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截至是年9月，全部调研对象都建立了数字化平台，整体可访问情况良好，不少数字平台还以网站和公众号为基础，向视频类新媒体平台进军。
与此同时，数字统一平台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互联互通卓有成效。在国家层面，2020年改版升级之后，国家文化云构建起以看直播、享活动、学才艺、订场馆、读好书、赶大集六大功能为核心的服务体系[46]；至2022年5月，“累计更新数字文化资源24万余条，完成与157家地方云平台的融合对接，开设地方专区175个，注册公共文化机构3319家，平台访问量超9.96亿人次”[47]。在地方层面，以广东为例，着力建设“文化在线——广东公共数字文化联盟平台”。该平台在国家平台和市县级文化馆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截至2022年6月，广东100%的市级、县级文化馆接入该平台之中，同时也实现了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之间的打通[48]。国家平台与地方平台多级联动推进了文化馆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有效推动了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改革。
（三）数字化服务创新卓有成效
各地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创新案例也如井喷似相继迸发。例如，在数字平台建设方面，浙江“指尖艺术导师”数字应用平台打通了全省102家文化馆的培训资源，以“LBS+O2O”的模式有效实现了民众需求与全民艺术普及资源的有效对接，荣获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实践案例[51]；在数字化赋能方面，广东的“美好生活”广东公共数字文化进万家服务推广活动，就以公共数字文化为志愿服务赋能，实现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获得全国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项目线上大赛一等奖[52]。
（四）数字化研究工作逐渐起步
在此期间，标准化工作起步，为实践经验的总结、凝练和推广奠定了基础。当前，一系列的国家标准（《数字文化馆资源与技术基本要求》）、行业标准（《文化馆服务数据采集要求》《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线上课程建设要求》《公共文化云平台资源共享操作导则》《文化馆数字资源标签和用户标签通用要求》）、地方标准（《数字文化馆建设与服务规范》等）均在研制之中。
四、面向“十四五”和2035年的文化馆
数字化建设战略
从十年前的起点来看，与同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相比，文化馆的数字化进程相对滞后。但在过去十年间，得益于有力的统筹、明确的规划和社会需求的呼唤，文化馆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短板，将数字化建设视为一种必需品，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向“十四五”时期及更长远的2035年，文化馆数字化建设还需要经历从“普及”到“深化”、从“起跑”到“引领”的转变。
在上述政策之外，还有两个必须重视的关键文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和《“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前者是面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需求、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总蓝图，对于构建我国文化馆数字化的新业态、新模式具有方向指引作用，引言部分已有提及，便不再赘述。后者除了进一步丰富“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的具体举措，还特别提到“开展‘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推进数字文化资源进乡村”等内容[29]。
参考文献略
（注：该论文发表于《中国文化馆》第三辑十八大以来公共文化十年回顾系列）
作者简介
肖鹏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数字人文
刘心冉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先智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化馆发展研究院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文化馆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20年9月，主要职能是谋划、组织、推动文化馆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对事关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反映行业呼声，提出政策建议。文化馆发展研究院建设目标是，打造中国文化馆事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咨询中心和发展智库，为推动全国文化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文化馆发展研究院由高校、科研机构、主流新闻媒体研究人员，长期担任公共文化管理工作的业界人士，以及各级文化馆馆长和理论研究人员代表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