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语气与专门名词，因非出自一人之手，虽经编者一再审查，终难免有不一致的苦处，我想这一点也可以获得本界同仁的原谅”【16】，这是沈祖荣在《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翻译专号的序言里写道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图书馆学者们也意识到，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一些普通名词，诸如人名、国家、地名等没有统一的翻译用词，极易造成读者误解，甚至一些专业名词或者术语各人的译介也会有所不同，这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学术歧义。如皮高品曾就Bibliography的译法与毕吕贵论战，皮先生在文中指出翻译若“名不正，则言不顺”【17】。毛坤在翻译《西洋图书馆史略》时，将原书中的人名一律保留原文而未加翻译，部分地名也是如法处理【18】，当然这是为了避免误解，但是从全篇以及译作的角度来看，有不连贯和不规范之感。
4结论
民国时期译介作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它拓展了国人的视野，打破了陈旧思维的束缚，促进了变革的不断产生，对后世的图书馆学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期刊刊载，民国时期还有大量的图书馆学译介书籍出版，但仅就三大图书馆学期刊刊载的译介作品可以看出，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吸取先进的学术思想，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前辈们所具备的治学理念，与此同时，民国时期这些新图书馆运动的开拓者们，不仅仅把国外最新图书馆学理论、方法与技术介绍到国内，而且还努力践行将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图书馆历史相结合，完成本土化过程，从而建立并传承自己的图书馆学术体系。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