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历史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二、观今：小镇，昔日繁盛不复存在
1、辖区萎缩
从历史上看，隋唐时期章安开始从繁华走向衰落，最主要原因是隋唐时期台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章安迁至临海。所以章安的辖区因此缩小，包括土地、人口、资源等都遭到削减。同时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在章安地区根深蒂固，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到后来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萌芽逐步出现，章安在整个东南沿海各个区域的经济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没能把握时机，逐步衰落辖区。随着历史的发展，昔日的辉煌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2、遗迹依稀
3、古迹衰微
三、展望：椒北明珠，再现古郡遗风
1、章安文化发展的契机
2、章安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楚霸王火烧阿房宫，八国联军，让世之珍宝的宫殿、园林建筑在地球上从此消失，给国人留下了无限的伤痛。如今人为纵火的现象是少的，但由于管理不当导致失火的却屡见不鲜，这不得不引起高度注意。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使用具有监管责任，绝不能出现假公济私行为。云南巍山县的明代古建筑拱辰楼与传统文化南诏古乐的结合，是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的有意之举，是为了让历史文化建筑与传统音乐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传统建筑与古典音乐文化。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措施，结果演变成了经营性的私人会所。一场大火烧毁了具有600多年历史的拱辰楼，也烧醒了政府职能部门的不职称，但历史悠久的拱辰楼已不复存在了。位于福建省的林觉民和冰心故居，曾因妨碍当地的房地产项目开发，许多人都建议将故居拆除后异地重建，当时在福建担任领导，得知此事后到现场察看，召开协调会，果断决定优先保护历史文化建筑，将林觉民和冰心故居原地保护并加以修缮。这两件事给我们足够的警示，地方政府的观念和作为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传承和保护是多么重要。
2历史文化建筑的创新与发展
保护历史文化建筑实质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历史文化建筑如今是越来越少，尚存的也由于历史车轮的辗压已是风雨飘摇。如今只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创新和发展思想观念，在保护中利用和发挥它们应有的价值，在利用中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2.1将历史文化建筑融入到人文、生态旅游协调发展的大环境中
2.2深度挖掘历史建筑的文化精神
2.3大力弘扬历史文化建筑所蕴涵的文化精神
2．4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建筑的态度和监管力度严重影响到历史文化建筑的发展
3结语
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保护，误区
一、历史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又可作为增强民族(或国家与地区)自省自爱、自尊的重要宣传教育阵地。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时段，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往往破坏较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建设上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但现在对历史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在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中往往存在多种误区。
1)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确实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不过更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可以不用古砖这是基于这种理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在旧城墙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明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2)“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面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在旧城拆了古建筑，又到新区去搞明清一条街。这种做法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又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有时在历史遗迹、风景区地方挖洞搞个鬼怪神妖的人文景观，这不仅亵渎了古文明，还使人反胃。
3)“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说法。这一改就是大拆大建，面貌全非。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效果就要逊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了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建筑上都要搞地区、民族、历史的特征，以示“文脉”的延续。在一个城市里应有不同历史的建筑及风貌区，但绝没有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上下五千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就可以毫无顾及地对现代化大胆追求。这样，文脉就得到了自然延续并且通畅。
4)“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征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各不相同，处于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也参差不齐，城市形态与结构各自不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全盘．显然不实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盲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大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尺度街廓使北京传统城市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建设教育、思想、方法又一直在承袭西方的城建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借鉴承袭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借鉴、套用的过程中研究西方城市建设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又具备时代印迹的促动性城市建设理论，是当今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往往忽略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为了建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历史的活的见证，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重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又是历史文化的象征。这是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忘记或偏颇的两个方面。
1)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文物部门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胜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损毁但具有重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
2)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义来确定其保存、发展与利用办法。为此，应首先弄清各保护对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级、性质特点、功能内容、容量、交通条件、空间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并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俗以及心理情感上去完善和发展它。
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对古旧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继承发扬古文物意境，提取传统的特色和符号。罗伯特·文丘里1972年设计的美国费城弗兰克林纪念庭院，没有把旧建筑修复，而是将19世纪典型的美国坡顶简化成开敞的不锈钢构架，其地面用白色大理石在红砖地上标志出旧房屋的平面。文氏认为：旧建筑灵魂已显出来，人们步入庭院透过层层空架，由衷地感到故人已逝，精神犹存。创造了一种宁静安详的纪念气氛。
3)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严格控制区：指文物古迹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区内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及其环境的历史原貌。一般除维修外不得有任意拆迁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环境协调区：指文物古迹所处的周围环境区，它介于严格控制区与非保护区之间。在此区内允许新建房屋等，但必须与文物古迹相协调，并服从于文物古迹。在此区内除应控制建筑的高度外，还应对其体量、结构、韵律、色彩、风格和使用等方面有所规定，以使其与文物古迹取得协调和均衡，和谐一致。此外，应考虑与街路、绿地等的协调内容。
二、名城申报不是终点，未来城市建设更应侧重文化环境创造
文化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积淀的精神底蕴以及由这种精神带来的促进民族进步的创新意识。我们之所以将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意识，那么它就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识尽管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它又明显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先进民族文化意识的冲击。对于一个开放性民族而言，文化意识不仅是民族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它是整个世界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正确地理解“语文”的内涵，就有必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将民族文化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思考。
我们的文化有着灿烂的历史，我们需要继承历史，但是，承袭不能代替创造，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然而，打破传统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眼泪，许多辛酸，许多依依不舍。这里我们可以从汉语言的形式革新角度做一个历史回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性文化意识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表现出的沉重。
我们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确实存在着不利于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因素，五四提倡抛弃旧有的语言形式，那是为了用新的语言形式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去适应与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需要，这无疑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有两个重要观点：其一，语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假如语文的功用确实以这两点最为重要，那么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工具，我们当以其实际应用价值为追求目标。既然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掌握古代汉语知识也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古汉语的良好习惯，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教学文言文呢？
但是，旧有的语言形式里面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艰辛才得以形成的历史积淀，它闪烁着一个文明古国的光辉和智慧。我们担心一旦抛弃了文言文教学，我们不仅会失去旧有的语言形式，我们还会失去比这更为重要的可贵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我们采用了现代文教学与文言文教学共同发展的策略。现代文教学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培养学生的语文使用的良好习惯，让语文成为学生认识生活，改造社会的基础工具；而文言文教学则帮助学生了解汉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思想情操，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这样做其实用价值在于：其一，利用语文的工具性，认识社会，推动民族的进步，关键是重视创造；其二，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力，关键是重视民族精神蕴藉。
有了这种明确的意识，我们就应当将语文这种工具转化为激发学生创造的能力。也许我们可以把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逆转意识，它是为了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进行一次彻底的洗涤，以换取民族文化意识的觉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的形式更新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变化而已，要彻底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落后意识，并非仅仅能依靠这种方法去实现。更新语言的旧有形式最多不过表明了文化主将们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而至关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改变我们这个民族滞后的思维意识。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现代语文仍然以承袭型思维为主体向前缓慢推进，新意识、新思想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显得步履维艰。已经意识到应当拥有的东西却无法拥有，已经意识到应当抛弃的东西却无法抛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语文教学改革至今，许多有识之士都将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作为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很多语文教师的意识仍然处在一种非自觉的状态，固有的传统教学思想以一定的历史磁性对他们形成巨大的引力。他们除了偶尔抬头对新思想表示一点羡慕或几份唾弃而外，便只顾低头拉车，他们对自己已走的道路已经习以为常。这种思维意识的代代承袭，必然的结果是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历史负担。
谈到这里，我想从文化意识的角度对语文高考说两句。可以这么说，语文高考试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向世人展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语文高考尽管在艰难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但是向各民族先进的文化意识学习的决心已经一次次显露在我们面前。阅读和写作可以说是语文高考的主体。如果我们撇开试卷的命题形式从内容上来窥视汉文化意识的趋向，我们不难发现语文高考命题显示的文化意识是进步的。
从近年来的试卷分析，阅读基本已经定格为三种形态，那就是文言文、科技说明文以及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从文言文到现代文阅读，我们尽管感觉到汉文化的语言断层，但是我们欣喜地发现，对文言文阅读的考查，正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根仍然扎在自己的土壤中，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意识在这里仍然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从现代文阅读的两个部分——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和科技说明文那里，我们又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主精神、追求创造的精神，以及“师夷之长，补己之短”的决心。在这里文化意识的趋内和趋外，继承和创新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写作命题更显示了一个进步民族所应具备的文化意识特征，那就是主体的精神意识和创造意识。从《尝试》到《战胜脆弱》，从《近墨者未必黑》到《鸟的评说》，从两幅漫画的比较评判，到三则材料的综合提炼，无不渗透着命题者对考生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挖掘。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语文高考在追求创造的主体文化意识背后，似乎还隐藏着许多非创造性的模仿，这种模仿会使我们对各民族文化意识的学习步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阻碍民族文化意识中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发挥。也许作为一种学习，模仿是最初的手段，我们不能一味地批评，但是从今后语文高考发展的方向考虑，我们有必要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思考、探讨，这有利于我们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1998年2月4日，给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批示时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的意识已经在21世纪到来之时萌芽，我们如何将先进的民族文化意识转化为推动民族进步的动力，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对这个问题做出反应。在强有力的改革大潮冲击之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已由承袭转向创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脑网络的扩大，知识经济时代悄然到来。当我们的目光接触到欧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时，我们开始表现出我们应有的谦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们敲响了谨防西方文化霸权的警钟。警钟固然敲得好，敲得及时，但是千万不能敲掉我们这个民族要求进步的诀心，不能敲掉中学语文教学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在我国古时候，在地广人稀的北方地区，有很多民族在这生存与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各个民族文化有各自的特征，但是主流展现出开放性特征，历史文化与东北地区的人们特征是相符合的，都是豪放和开放，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通过历史资料记载，各个民族发展有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发挥自己文化的优势，同时要积极吸纳先进其它民族的文化，对其它民族文化要认真的分析，不要全盘招收，要根据自己特点去接受其它民族文化，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使之扬长避短。东北民族文化的特征是开放性，我们要保持东北地区各个少数民族在打猎，放牧等方面的特点，任何一个民族的开放性文化都不能是一帆风顺的，只要坚持，一定都会成功的。在东北地区的民族文化要把汉族的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融合，使之成为一个大家庭，在文化大发展的今天，要汉族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共存，这样构成开放性的东北历史文化，北方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做过很大贡献。历史文化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的产物，不是抽象的，是社会发展形态的一种体现。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某个地域。其文化发展形态一般都有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这三个层面组成。在北方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从这三方面开始的，也都具有开放性特征，本论文主要从这三个层面进行阐述。
一、经济形态开放性的特征
经济形态是这三个开放性特征中开放性表现力度最大、阻力最小、范围最广的存在形态。经济是各个国家、民族及地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是一个国家是立国的基础，经济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历史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但在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经济的理解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少数民族主要经济都是靠农牧业，工业经济几乎没有。少数民族通过生产劳动不同程度地从感性上认识到构建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中原经济较构建在渔猎文化基础上的草原经济，这类型的经济是当时少数民族中比较流行的经济体制。
二、政治形态特点
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女真、满族统治者遵循了这条规律，在用武力征服中原文明的过程中，多方吸纳汉民族有千百年积淀的农耕文明，做到文武并重，即以武力夺天下，以文教治天下。他们所以如此，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接触农耕文化之后，很快认识到这是比他们自身文化优越的文化，因此在思想上认同，感情上接受，行动上积极吸纳。二是在征服过程中，他们曾用残暴手段劫掠、奴役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结果遭到各种形式的激烈反抗。这些反抗迫使他们采取中原的治国方略和统治法术。这就证明，较高的文明迫使野蛮征服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吸纳。这是文明的力量，自然也是规律的作用
在历史上各个专制的时代，任何国家或民族采取何种发展国策，很重要的是取决于握有权力的统领和国君。如果握有权力的统治者目光狭窄，闭关锁国，排斥一切，纵然人民有开放的呼声和要求，一时也难以奏效。而契丹、女真、满族的开国者及尔后的统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具有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对农耕文化都有较高的兴趣和认同，这是实行开放政策，使国家诸领域处于开放形态的关键之点。很明显，没有此点，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行南北两种官制；不可能让皇帝制度进入女真政权；不可能使儒家经典成为各帝王和群臣必须阅读的文献。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都是靠权力推动的。这就是最高统治者正确动用权力对开放的作用，这是不可低估的。
三、开放的意识形态
每个民族或地域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都有各自的文学、哲学、宗教、科学、艺术、风俗等，深刻地显示着各民族、各地域间的区别。一个落后的民族或地域要想强大，乃至想征服较为先进的其他民族，只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向先进民族开放，而封闭意识形态、不相应引进意识形态的先进因素，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的开放将失去先导和价值判断力，其变革的方向和速度自然会受到制约。契丹、女真、满族统治者之高明处就在于，他们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实行开放，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开放的。可以说，从契丹人耶律阿保机以降，直至满族统治者定鼎中原，东北地区以巨大的容纳吞吐之力，吸纳中原的精神文化，是中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缩短了各民族间的差异，模糊了各民族间的界限。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英语教育界存在英语教学只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对文化背景知识的要求，从而导致学生在英语交流时出现文化障碍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应把英语教师实施文化教学的能力素质培养作为源头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一、对当前高校英语教学现状分析
随着高校的扩招，高校的入学门槛降低，学生的入学水平低下是实施英语教学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尴尬而又严峻的现实。因此，在高校英语教学中一直都把基础知识的讲授、技能的训练放在首位，文化教学在整个教学中所占比重很小。出现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原因除了学生自身的水平限制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方面制约：一是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并未对文化教学的目的与要求做出明确定义，教师仅仅根据个人喜好，只将文化教学作为提高英语语言能力的辅助手段作简单介绍，点到为止。二是受传统教学方法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重语言、轻实践，缺乏把知识、行为和意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教学环节。三是与素质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传统教学思路还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存在，教师占主导地位的灌输式教学还在延续。现在情况虽然有所改观，但这些影响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
二、文化教学对英语教师能力素质要求的分析
中西文化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并贯穿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处处留心皆学问。培养实施文化教学的能力素质有很多的方式方法，笔者以为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广泛的阅读拓宽文化视野面
（二）要为英语教师创造良好的文化感悟环境
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2001）就曾指出：“英语是人文学科的一支，英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英语语言、文学和文化。”作为英语教师就应当超越语言范畴，更多地介入文化领域，但长期的国内生活，真正的目的语文化环境很少，常常容易对英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混淆或不是十分清晰，这就要求英语教育界为英语教师多提供一些参观访问、出国交流的机会，让英语教师有意识地了解其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思维文化、体态文化等文化内涵。通过直观的情景、身临其境的氛围，从而更深刻地了解目的语文化。
（三）要在合作教学和交流互动中培养实施文化教学的能力素质
（四）要建立并合理利用英语文化素材数据库
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的要求选择合适的题材，并对涉及文化的素材进行分类，可以按各种文化的特点进行分类，可以对某些文化素材进行注解，合作建立一个便于以后检索且可以资源共享的文化素材数据库，存储在教师的电脑或者笔记中。教师们合理利用并不断丰富完善文化素材数据库，这样对于文化教学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选读［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1.引言
2.《瓦尔登湖》中的意象类别及特征
由上表可知：其中动物类意象所占比重最大为27%；位居其后的分别是其他类意象和自然类意象，分别占22%和19%；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和颜色类意象各占12%和6%，其所占比例虽小，却对理解原文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瓦尔登湖》中出现的动物类意象多为可爱型的、正面的。比如画眉（thrush）、云雀（lark）、杜鹃（cuckoo）、小鸭子（duck）和小老鼠（mouse）等等。这主要与作者那平和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关。对于植物类意象，同样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感，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代表虚假的雏菊（daisy），外表悲伤的柳树（willow），爱情的玫瑰（rose），代表纯洁的百合（lily），代表和平的橄榄（olive）代表痛苦的苦艾（wormwood）代表忠贞的紫罗兰（violet），代表青春的苍松（pitchpine），代表慷慨自由的枣树（datetree）以及代表“长盛不衰”的棕榈叶（palmleaf）等。
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西方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瑰宝。希腊罗马神话的一大特点就是神的拟人化和象征性。也就是说，每个神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同样积淀在西方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意识中，同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因此，西方人经常借助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来以古喻今，以人喻事，以古事喻理。《瓦尔登湖》中出现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共97例，每一个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在旷野中得到的神赐“天粮”（manna），希腊神话中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亚马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文艺女神缪斯（muse），以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帕尔茜（parcae）等等。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中出现的意象最大程度上的突显了意象的文化积淀性这一特征。
作为《瓦尔登湖》中比例最小的意象类别颜色类意象，同样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即文化积淀性特征。比如在西方，红色（red）代表热情如火，蓝色（blue）代表忧郁，白色（white）代表纯洁等等。
关键词：红山文化“坛庙冢”原始礼制
一、红山文化中的礼天祀地与宗教起源
自然与人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没有大自然就没有人类本身，大自然不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且是人类精神世界赖以形成的基础。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人类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现有的自然资源和栖息条件。而自然界对人类的恩赐与灾难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人类在自然面前是那样的渺小脆弱。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红山先民逐渐对自然界产生神秘感、依赖感和敬畏感。他们认为自然界是高于一切的，它操纵着天，控制着地，主宰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原始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当自然被抽象时，一个个虚无缥缈、各霸一方的“神”就产生了。
原始人类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是有灵性的、神圣的、是人类力量所不能达到无法企及而万能的。他们用这种观念解释自然界的多样性、变幻性和喜怒无常的情态，并通过对自然的崇拜和祭祀寻找与自然沟通的方法途径，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崇拜看似向神顶礼膜拜，其实是原始人类通过祭祀影响自然使之为自己造福。“他们把自己对大自然全部丰富的情感，包括热爱、畏惧、依赖、赞美、敬佩等复杂的情怀，倾注到崇拜形式下的精神创造活动中去，催生出原始舞蹈、音乐、美术、雕塑、神话，形成一整套原始文化，而宗教就是这种原始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和普遍根据”[2]。
原始人类并不知道地球与大气的道理，在他们看来，地面以上的空间就是天，而脚下目之所极就是地，所以中国自古就有天圆地方之说。在《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以单层石块砌成，边缘都以大块河卵石砌出两圈，石圈内铺设较小石块形成台面的圆形祭坛，最初的功能应该是用于祭祀太阳，而其北面的石圈形台址与方形基址相互对称使用，具有了祭天祀地的意义。牛河梁积石冢冢体本身就是庞大而规整的地上砌石建筑，由于层层叠起的石台阶都在冢的周边，冢顶就显得宽敞而较平坦，其状非方即圆，或方圆结合，上圆下方，方圆相叠，十分规整而考究，所以积石冢的冢体本身就已具备了祭坛的功能，“有的三层圆结构的祭坛更酷似明清时期北京天坛的圜丘。冢坛又围绕神庙而设置，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祭祀氛围和以神为明确的祭祀对象”[3]。
从红山文化的祭祀址、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来看，分为装饰类玉器（玉环、镯、珠、牌饰等）、工具类玉器（斧、钺、棒形器、钩形器、纺瓜等）、动物类玉器（猪首、兽面形器、鸟、龟、鱼等）、人物类玉器（玉人）及特殊类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箍形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其中以玉璧、玉箍形器最受注目。在红山文化墓葬中，玉璧往往是在殓葬时作为特殊象征意义而放置在墓主人身体上、下、四周等特定位置。牛河梁第二地点M21出土10件玉璧，呈对称状放置在墓主人头骨两侧、臂骨内侧、大腿骨外侧及小腿骨下面。牛河梁第5地点M1出土2件玉璧，对称放置在墓主人头骨左右两侧。玉璧具有多种功能，圆的外形象征苍天，中间的圆孔则象征太阳，故它是原始先民用来祭祀苍天和太阳的礼器，礼天是玉璧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红山文化中的遗址、墓葬、祭祀址等都反映出红山先民们对自然界的崇拜，而它也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红山文化中的“坛、庙、冢”与礼制宗庙的起源
关于牛河梁“坛、庙、冢”的性质，严文明先生曾指出：“牛河梁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和贵族坟山。这些贵族应该是已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掌握相当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利的人物，离真正的国王大概也只有一步之遥了[7]。”就是说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出现，表明了早在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等级制度已初步成型，宗庙礼制逐步规范化，出现了大规模的礼祀活动。
应该说明的是，在高山上以积石为冢，并同时设置祭坛来专门礼葬那些特殊的社会上层人物的现象，早在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出现。1988―1989年间，在白音长汗遗址西侧山峰上，曾经发掘到一处以玉器随葬的兴隆洼文化积石冢群[8]，共有7座，顺山脊错落排列。其中规模最大的M5，是一座直径6～7米的石圈墓。此墓位于山峰正顶最高之处，上有积石，积石下为长方形石板墓穴，已被盗掘。其余诸墓除了不见石圆圈外，积石下的墓圹皆为土坑竖穴，规格明显偏低。显而易见，位于山峰上的这处只有7座墓葬的墓地，绝不是山下聚落遗址中普通社会成员的公共墓地，而是少数受到特殊礼遇的上层人物的葬所。其中，只有规格最高的M5有石圆圈，可见在当时先民的意识中，石圆圈是用来尊崇那些地位最高的祖先神灵的。
1997年在洪格力图清理的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积石冢群墓葬中，有多处积石冢墓葬同样顺山脊分布于洪格力图敖包山顶部，出土了大量玉、玉匕、玉斧，此外还有两件小型陶塑人面像。
从兴隆洼文化的葬俗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上层人物不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另选于山顶安葬；地位最尊者，墓上设有圆形祭坛；这种积石冢中多数有代表神主性质的小型陶造像。到了红山文化晚期，山上积石为冢，冢上设坛为祭和同时供奉神主的葬俗礼制得到进一步发扬，并出现新的礼制内容。其表现为，一是墓葬的规模明显加大，如牛河梁遗址由13处具有中心大墓的巨型积石冢或积石冢群，组成了一个占地数十公里的浩大墓区。二是规格较高的大墓筑成方坛形状，圆坛被单独建在墓侧。如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带有石椁的二号积石冢，是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最高规格墓葬，其主体为方形大坛，东侧由三层石圈砌成的巨型圆坛。三是一冢多墓，即每个积石冢都是由中央大墓和周围环列的诸多小石棺墓组成，而且普遍都以玉器随葬，同时并出现二次拣骨葬的现象。四是墓中供奉神主的做法有了新发展，出现了直接把体量较大的造像供奉在墓地之上的现象。如在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和四家子积石冢中，分别发现了墓上的陶塑神主和石雕神主[9]。五是在墓区中心位置出现了建造在山顶之上的大型广场和众神济济的女神庙。
从葬俗礼制的发展不难看出，它是对祖先崇拜的实质表现。首先，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积石冢的考古学文化内涵都是安葬社会上层人物的墓葬，这一点脉络发展清晰，有据可查，应无可置疑。其次，从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来看，独立的艺术和艺术品的出现不早于汉魏，在这之前的所有艺术造型都与宗教礼仪生活有关。从这点看，红山文化积石冢墓葬中的人形神主，所代表的本质只能是祖先崇拜，不会是其他什么。
在社会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的情况下，红山先民的心目中认为凡是对于本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特殊意思的上层人物，死后会进入神界而成为天神，并继续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先民们认为人死后鬼魂会留在墓冢中，而离天近会进入神界，因此才把那些受到尊崇的祖先安葬在居住地附近的山上。因为各个氏族或部落有自己所属的地域，所以早期的祖先神都属于区域性的社会保护神，还不具备三皇五帝的天下共神的概念。由于各个社群都分别在自己的圣地祭祀各自的祖先，而在原始先民的概念中，祖先和自然界中的诸神又是混为一体不做区分的，因此就产生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0]的观念，而后世“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11]，以及“三代命祀，祭不越望”[12]这类礼文的产生，也可以在这找到历史文化的根源。
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中出现的一冢多墓和二次拣骨葬现象，对于宗庙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在一般意义上说，积石冢是社会上层人物的特殊墓葬方式，那么有一冢多墓现象便不是出于血缘关系家族成员的合葬墓。如果我们把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相比较，不难发现从牛河梁遗址所体现出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规模庞大的社会政治实体。当数量众多的本来是彼此分散、相互隔绝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在某种动力的驱使下，通过和平的或战争的方式，被纳入一个新的、统一的群体之后，支配这个群体的最高首脑人物和被接纳的统一祖神便应运而生。如果说牛河梁中心大墓的主人是新的政治实体形成后的最受崇拜的祖神的话，那么在大墓旁边的小型石棺墓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大的社会实体中各部本尊崇的人物，所以被安葬在这。而二次拣骨葬的石棺墓则可能是新加入的部落从原来的圣地迁来的祖先了。
总之，红山文化“坛、庙、冢”代表着中国古代早期祭祀之礼的出现，对于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注释：
①《大戴礼记》卷1《礼三本》：“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祖先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祖先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生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祖先而崇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②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③郭大顺.龙出辽河源.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④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6）.
⑤林已奈夫.红山文化出土的所谓马蹄形玉箍.中国文物报，1990-5-10（3）.
⑥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台湾大学理学院地址科学系，2001.
⑦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1）.
⑧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3（7）.简报作者最初认为这批墓葬的性质属于兴隆洼文化，后来又认为属于红山文化早期阶段，应以兴隆洼文化为是.
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8）.b.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陵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1998～1999年度的发掘.文物，2001（8）.c.金满都.我市红山文化考古又一重大发现――四家子红山文化积石冢清理完毕.赤峰日报，2001-7-23（1版）.
⑩左传僖公十年.
{11}礼记王制.
{12}左传哀公六年.
{13}礼记祭法.
[1]蒋晓艳.红山文化与中华礼制文明[D].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田广林.中国北方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D].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陈国庆.红山文化渊源再探讨[J].边疆考古研究，2012（01）：83-87.
[4]吕昕娱.试析红山文化玉礼器[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1-4.
[5]张伟.从红山文化古玉看中国古礼[J].青年文学家，2010（01）：159-160.
[6]张盛梅，孙健，李剑桥.礼制文化与中国古代建筑[J].科技创新导报，2008（21）：101.
[7]闫建刚.礼制的文化分析[D].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