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全篇近8000英文字（中译文13000多字），概述了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二十五年里（大约从1917年至1943年左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全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中国新文学的起因、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激发读者的兴趣。第二部分是全文的主体，约占整个篇幅的近五分之四，简要叙述了从新文学的发端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各种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重要人物及其代表作品。接着第三部分概述了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内容、特点和风格。最后第四部分是小结，概括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两大特征和重要历史意义，并对未来的发展作出了精辟的前瞻。
《趋向》第一部分一开篇就澄清了由于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古典而可能造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误解，并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引出话题。进而明确了在中国动荡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新文学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西方文明以翻译为媒介的广泛介绍传播。这两种文化的相遇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个成果就是中国新文学。它“承载着变化的中国的真实脉动”，尽管“常常是粗糙的，在其成就方面非常参差不齐”，但“它仍然是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趋向》的第四部分是对全篇的概括总结，简明扼要，寓意深刻，文采斐然。以下是这部分的译文全文：
概括地说，从二十五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发现新文学首先是彷徨和实验，然后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与此同时证明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虽然许多新文学作品是粗放的、无定形的，但是我们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的进步是巨大的。我们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当前的现实主义。在诗歌方面我们进行了最大量的实验，尽管取得的只是最不理想的成果。在散文方面我们有伟大的鲁迅——其伟大甚至连他的敌人都承认——还有十几位优秀的小说家。在戏剧方面，我们有曹禺、李健吾等令人钦佩的作品。总之，我们可以毫不惭愧或迟疑地用所创作的一打作品向世界展示我们已经走了多远，我们现在位居何处，以及我们将可能成就些什么。
无论可以说出什么不喜欢它的缘由，中国现代文学至少有一点可取之处：它的纯洁。即或涉及政治，它依然保持忠实于生活。在其众多的缺点和失败中，高度严肃性之不足不能算作一项。中国的年轻作家们，无论如何谦逊和被什么所引领，激励其灵感的是理想和阳光——这是一种极富想象力的文学。
这就使我们得出一点结论性的思考。这个文学会变成什么样的？我们已经看到，它始于模仿。现在人们都说到回归，但归往何方？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然而，鲁迅的成就，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熏陶出对这位伟人的深深的敬意。我们发现，旧文学赋予了他那种倔强的、中国式的性格。藉此鲁迅修炼成一种具有如此奇特魅力的风格。那么，在这里有没有些许启示呢？虽然现时正在发生变化，将来又尚未可知，但我想会有机遇回到根深蒂固的过去的——或许不是为获得咨询参照，而是宣示一种亲缘关系。发展的意义亦即在此。
二
以上对《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的作者王佐良先生早年的文学创作和学术背景，本册的结构、中心思想和内容提要做了简要的介绍。该文总结分析了中国新文学的最突出的特征和历史意义，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前瞻。在资料匮乏、信息闭塞和生活拮据的艰苦战争年代，能写出这样的深度、广度乃至文笔俱佳的综述文字，不仅体现了王佐良的忧国忧民、现实主义的进步文化观念，而且开始显露出他在驾驭与归纳纷繁多样的素材方面的过人才华。为了更好地解读和探讨《趋向》的重要意义、文学理念和风格特点，现根据有关的资讯对几个问题阐述如下。
经过对四分之一世纪新文学历程的考察，在《略论我们这个新文学》一文中，王佐良指出新文学运动的两大突出的优点：“无论我们怎样笨拙，怎样贫乏，我们至少有二个优点：一是严肃，二是纯洁。”这似乎比在《趋向》中的表述更加明确。这两大优点把握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他认为，承载着变化的中国的真实脉动和新的时代精神的新文学首先是严肃的，因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们大半的作家之所以写作，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一整个民族的哀愁压在他们的肩上，使他们非写不可”，“没有什么人能比他们庄严”。这些优秀作品“里面写下了一个民族在面临变革时的一些动荡，以及在变革到来时的那些希望和痛苦，那些血泪所淹没不了的对土壤的爱好”。“我们正面临上一个历史的时会，因此我们所写出来的，无论梦幻或现实，全是那样灵，那样烫手的东西。”接下来他论述道，“在这严肃之下就产生了我们的纯洁。这二者，是一个现象的两面，分割不开的。因为严肃，我们视文学如珍宝，不容外来事物的沾污，而要保持它的纯洁，我们自己又先必正心。此外，因为我们是一个多难的国家，我们无心让文学作品仅仅成为一种消遣。”他特别对可能的责难进行了有力的论辩：
对于这种看法要抗议的人一定会有，然而，我想最大的反对必然是针对纯洁一点的。中国的新文学是最不纯洁的，他们说，因为它几乎自始就同政治结了缘。中国的作家最喜欢用“时代”这二字，他们说，而时代二字葬送了无数有为的作家。但是，先生，你不是眼前有一片灿烂的“远景”，要正写这个“人生”么？在“人生”处在一个地狱里，而且时时刻刻在让思想拷打着的时候，我的篇章里就应该只有“星子挂在天上”以及“爱情象河水一般长久”么？思想的激流正是中国新文学忠于人生的表现，而因其触及人生的方面是那样的深远而广大。
2．王佐良早期翻译方法论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建树。
这里仅试探讨王佐良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家在《趋向》等早期著作中对于翻译等领域所做的贡献。
困难堆在前面像座山，但是人心毕竟在大体上是沿着几条同样的线路想的:有其特殊也就有其共通,是这点共通使人类还得互相了解,而翻译的一线可能,一点将来，亦即在此。
1985年春夏之季，父亲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的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Scholar）赴美，70天访问了普林斯顿、哈佛、麻省、加州伯克利、加州理工、明尼苏达、密苏里等九所著名大学和三家特藏图书馆进行研究和讲学。其间他应邀发表了九次学术演讲，主题包括“文学史的方法论”、“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英美文学在中国”、“文学教学问题研究”等，都是和比较文学研究有关的。1986年，他又率代表团访美参加了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同时期发表了后来多次获奖的比较文学的英文力作《论契合》。明尼苏达大学英语系主任J.劳伦斯·米切尔教授（J.LawrenceMichell）称赞《论契合》是一部“出色的文集,资料丰富，启迪人心”，“仅从这些顺便提到的作家当中，也能窥见作者兴趣与学识的广博”。这个评价也完全适用于《趋向》——因为《论契合》和《趋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3．《趋向》对中国新文学成就的历史定位、诠释和前瞻。
首先，《趋向》表明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虽然受到西方文学的启发与影响，但其主要品质却是中国的，其主流思想是进步的。《趋向》不仅是较早应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而且是从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这一高度来诠释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贡献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民族自信心。作者以洞察的眼光、独到的见解、精辟的论证，速写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并在同外国作品的比较、鉴赏中发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本宣传册中包括了新文学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家和主要流派。当然见仁见智，这样的短篇只能有所舍取，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这种写作方法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是从中国文学接受外国文学流派的契合和影响的视角进行创作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中国新文学本身，并由此而总结出中国文学的两大规律性的优点：严肃和纯洁。因此，它无疑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尽显比较文学高屋建瓴的世界性意义。
在抗战胜利七十年后的今天，思念先贤，泪洒笔端；掩卷静思，心潮难平。我很惭愧没有能够早点发现这些珍贵文献资料，但也为父亲写出了这样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篇章而感到骄傲。这篇文献将和其他多篇早期作品一起，编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正在筹办出版的《王佐良全集》之中。作为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作家和诗人，父亲一生勤奋、睿智、卓越、务实、奉献，不愧是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大浪淘沙见真金，历尽风雨展文华。“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火花在新的世纪依然闪光，照亮人生，启迪心智，感动世界，也祝福着和平。这也许就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的文学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