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作为反思中国传统的韦伯如何在现代中国再探讨？文化频道

《马克斯·韦伯》，[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谢维和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25.00元

当然，也曾见过一个印制较好的本子，可惜那件事却更加败兴，我早已在文集《浮世绘》中“立此存照”了，不妨当个笑料再讲一遍：

说来也巧，前几年我曾在歌德学院的图书室里，偶尔翻拣到了由“结构群”印行、由黄丘隆主译的《马克斯·韦伯》，当时顿觉满心欢喜，因为自己一直对这位社会学大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还亲手译过一本同名的书。我原以为，既然台湾的学者在韦伯研究方面起步得较早，他们一定会比自己选得更精、译得更准；可没曾想到，才粗翻数页我就瞧出了几分破绽——此书不仅跟自己的译本在选题上“撞了车”，而且还居然句句都翻得“所见略同”！我此时虽已心起疑窦，却总还不敢相信世风能败坏到这种地步，遂不得不揉揉眼睛仔细查看。此事还是请列位看官来明断罢：这位黄丘隆先生当然是有可能碰巧和我选译了同一本书的，但他何至于把所有的文句都译得跟我那个本子毫厘不爽呢？特别是，他又何至于同样犯下了那几处我自己后来才后悔不迭的错误呢？而尤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何至于同样想到要在那几段较为费解的文字下面添加本属可有可无的“译注”呢？所以，既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如此之巧合，我也就有理由很快地做出判定：这本书虽白纸黑字地标在别人名下，却千真万确地就是自己那个译本的更加无耻的海盗版！（《贼胆真大》）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以现在的计量标准看，当年的那种印量已经足可算作畅销书了，可我们这个早出的译本，却在彼时方兴未艾的“韦伯热”中，并没有受到什么追捧。——其中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于，它并没投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去塑造一个可以替代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再度作为真理化身的“马克斯”；恰恰相反，它倒是从来都没有忘记，在扼要概述韦伯思想的要点之后，只要是有话要说，就马上提出理智的质疑。

这位弗兰克·帕金教授，既敢这么“人人平等”地向祖师爷叫板，其本人也自非等闲之辈。这位早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后来荣休于肯特大学的学者，也是当今英国社会学的一位名家，尤以研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而著称。除了这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他还出版过不少更加厚重的论著，如《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ClassRadicalism，1968)、《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InequalityandPoliticalOrder，1971)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一书，还曾列入我后来向译林提交的书目，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备选项目，只可惜至今也未能落实。

还应向读者交代的是，尽管此书的主旨并不是去推销韦伯，而是把他放到理性的天平上精确地衡量，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反而向我展示了韦伯思想的活力。——甚至可以这么说，恰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再度落入迷信，我反而觉得韦伯周遭的一切都更加迷人，以至于它对我此后的心智发展，起到了相当的吸引和诱惑作用。对这一点，我曾在《用书铺成的路》一书中有所回顾：

实际上，我对于社会理论的日趋浓厚的兴趣，恰恰是从阅读、乃至于动手翻译（或组织翻译）韦伯开始的。这位社会学大师之深具原创性的不朽著作，以及由此衍生的针对这些著作的永恒争论，曾使我涉入了一个崭新而独立的智力领域：它已不再只是本体论或认识论体系的某种附庸或推绎，而照样可以满足最激越的想象和施展最透辟的思力；另外更重要的是，它已不再要求把终极关怀寄托在实际生活之外，而足以使之结成某种精神的超越存在形式，来同须臾不能稍离的人间问题构成持续的紧张。坦率地说，这种取向跟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心灵的潜在祈求是恰好相通的。（《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

饶有趣味的是，回顾起来，恰又因为韦伯对自己的吸引，并不是来自他的哪一个具体结论，而是来自他那既难有定论、又至关紧要的论域，我对这位社会思想家的兴趣，才未曾随着外在的潮起潮落而沉浮。因而，尽管也许再没有哪位思想家会像韦伯这样，由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快速变迁，竟在短期之间就被意义相反地“再发现”了两次——“先是在‘文化热’的讨论高潮之中，被引证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决定性证伪；后又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裹挟之下，被列举为对于东亚历史发展轨迹的某种典型性误解”（《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但我的心情却并未忽冷忽热，相反倒是坚执这样的信念：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

就这一层意思而言，尽管当初译出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生不逢时”的，并没有赶上“韦伯热”的浪潮，可如今把它重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却生出一点希望：说不定读者们竟会发现——这本书现在读起来正好！因为，跟20年前的阅读环境不同，眼下已经熬到了既悉心汲取、又全面反思西方理论的时代，缘此我们已经有可能做到，既继续领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与激发、又不再仅仅因其神秘与晦涩就盲从迷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