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现代化的浪潮，韦伯的社会科学学说作为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被重新引入中国大陆学界，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思想主题、概念范畴乃至精神气质。①从“现代化的先知”到“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引出，从“帕森斯化的韦伯”到“韦伯研究的再出发”，展示了当代中国学人反思性地接受、消化韦伯学说思想的心路历程。②众所周知，塔尔科特·帕森斯是韦伯学说在西方特别是英美世界广为弘传的关键人物。他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译成英文并于1930年出版，又在其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中系统阐述了韦伯对社会学的理论贡献，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韦伯研究在西方以至全球的展开，甚至促成韦伯思想在联邦德国的复兴。相应地，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韦伯研究也基本沿循“帕森斯的韦伯”至“后帕森斯的韦伯”的脉络推进。③近年新发掘出的费孝通一篇题为《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佚稿，被社会学界视为“中国人认识韦伯思想最早的文本”，大致也隶属这一发端英美的学术史脉络。④
一、德国路径：顾孟余与俞颂华
韦伯学说在中国最早的引介和传播者是20世纪初曾经到德国留学、驻访、考察的中国学人。就目前所知，把韦伯社会科学思想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或为顾孟余。
据顾孟余的学生周德伟晚年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就读时选修德文课，德国教师海理威采用的教材是顾孟余所编《德意志科学论文选读》，其中“包含包尔生、庞巴维克、孟格尔、维塞尔（FriedrichWieser）及韦伯（MaxWeber）等名家的论文约卅余篇，顾先生于每一篇之末写一作者简历及学说提要”。⑨周德伟于1920年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入德文班。他提到的德文课是预科二年级时上的，即1921—1922学年。至于周提到的科学论文，最大可能就是韦伯于1904年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ArchivfürSozialwissienschaftundSoziaipolitik）创刊号上发表的长篇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在这篇名文中，韦伯系统介绍了他的社会科学（“文化科学”）观，特别是“社会经济学”（Sozialkonomik）的研究视野与理路，并提出著名的“理念型”方法。当时，作为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传人，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的讨论是在德、奥经济学方法之争的背景下展开的。对于曾在德国攻读经济学博士的顾孟余来说，知晓乃至熟悉韦伯的思想与方法是顺理成章的。⑩
1923年7月，俞颂华在《东方杂志》刊文介绍德国的文化形体学研究会，他提出要研究“文化形体学”（Kulturmorphologie），需了解“文化圈学”（Kulturkreislehre），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生活的表现均存立于一个共通的、统一的、特定的基础之上。“世界上各民族生活上之表现，却又依其各自特定之原则发达。”也就是说，民族各自有其文化圈（Kulturkreis）。16文化圈的人类生存及其意志表现（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及其他生活之表现）与其圈内独特之精神相表里相联接。各地方情形互殊，所以各文化圈有相同和相异之点。在俞颂华看来，关于民族与国家间相互关系，以及其经济上与精神上发生的种种或亲或疏现象以及竞争的胜败，前人都不甚明了其根本原因。通过文化圈学研究，则能“深察文化圈之普遍性与特殊性”。17
俞颂华对文化形体学的重视，基本的观照实来自中国。他认为，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化运动欠缺切实研究与实事求是的风气。“吾国之言文化运动者，一人创一新说，十人和之，百人盲从之，盲从者多，则反对此学说者，被人目为守旧腐败矣。”此外，“更有以为仅仅翻译丛书，发刊杂志，便尽文化运动之能事，对于文化比较的研究与批判反而疏忽。此皆不免蹈不切实研究与不实事求是之弊。”俞颂华还强调：“各文化圈均自有其特质，故对于文化之研究，断不能再求普遍的原则，而忽察特殊之精神与现象。”而中国的提倡改革者往往忽视这一道理，寄希望于将外国制度直接移植到本国，造成淮橘为枳的结果。“吾人倘能吸收此会之研究精神，则此弊当渐能矫正欤？”18俞颂华进一步了解到，德国的社会学新趋势名为“诺喔洛其的社会学”（NoologischeSoziologie，即“精神社会学”）。这个所谓的“精神社会学”，不以单应用心理学或生物学之学理研究社会为满足，而“欲于特定之文化区域内研究其特别之精神”。此派社会学“盖亦与文化形体学研究会作桴鼓应者也”。19
俞颂华认为，德奥学者中桑白脱、韦伯、先雷（Scheler）、施班（O.Spann）等人的学说虽各有特点，但均属此派。其中，韦伯、桑白脱被列为比较历史派的代表人物。俞颂华指出：“德国比较历史派中之知名者大都注重社会经济与国民经济方面之研究。即以前马克思之社会观及其唯物史观，实亦出自其比较历史之研究。此派在今日德国亦殊有势力。而其发生之影响亦不小。”但是，此派中“唯心观者与唯物观者意见根本不同。即研究同一对象，结果则观察亦往往各异”。俞颂华提到“德国知名之社会学家韦伯氏（MaxWeber）亦为此派之健将”，并扼要地指出：“韦伯氏‘物’‘心’并重，研究资本主义之原起与宗教之意义，其目的乃在以历史与系统条理融和一贯。”23俞颂华运用中国思想范畴“物”“心”来把握韦伯的文化社会学要旨，或正是有感于德国社会学与中国传统学问的会通之处。
对于“心”／“精神”的深入理解，是所谓“verstehen”（时译为“知”“领略”“了解”“意解”“理解”等）之文化科学方法的宗旨。当然，如俞颂华自陈，当时他对德奥社会学还只是初步了解，而对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更是知之有限。他单纯倚助桑白脱（韦伯的主要理论对手之一）的解说来把握德国社会学，亦难以真正领会韦伯学说之精义。
不过，很快中国学界就迎来了一次接触正宗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机会：德国学者蓝德莱来华讲学。
二、理解社会学：蓝德莱与冯维史
1925年正在日本访问的蓝德莱（EmilLederer，1882-1939）受张君劢邀请来华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张君劢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其后，他留在德国跟随倭铿、伯格森等大哲学习哲学。1923年在上海创立国立自治学院。1925年《东方杂志》第22卷第10期刊载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之争辩》一文，系据蓝德莱在国立自治学院的讲座整理而成。
蓝德莱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重量级学者。早年就读维也纳大学时，他曾与希法亭、熊彼特等后来的经济学大家同窗。自1911年起，他成为德国著名学术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的编辑助理，从而有机会与韦伯、桑巴特共事。韦伯去世后，他还一度担任刊物的执行编辑。此外，自1920年起，蓝德莱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他对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与社会学学说十分服膺，且有非常深入的研究。241923年至1925年蓝德莱获邀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在日讲学期间，大力弘传韦伯的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Soziologie），并将其讲义撰成专文发表于日本的《社会学杂志》。25此次应国立自治学院之邀来华讲演的内容，实际是其扼要概述。讲演由张君劢现场口译，文字整理稿又经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金井羊博士校阅。
讲演伊始，蓝德莱即指出德国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自成一脉，和美国一般社会学家所讲的颇有不同之处。接下来，蓝德莱向中国学界介绍了韦伯（译作“威伯尔”）在其遗著《经济与社会》中阐述的社会学观点：“马克思威柏尔之意见是研究社会学，决不能以‘社会’为出发点。因为‘社会’是一个抽象名词，不在我们经验界（或官觉界）以内的。”26在人们的头脑中，所谓“社会”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结构”。如果从这个出发点去研究，势必流于空洞浮泛。因此，韦伯主张，研究社会学必须要以“社会行为”为出发点。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不是仅仅靠从自然界现象去观察他所能满足的，而须进而去领略（verstehen）人类行为内含之意义。蓝德莱特别指出：“在马克思威柏尔的社会学中，‘领略’一义为其理论中之一大功绩。”27他在讲演中还曾以国旗对于军队的意义为例来具体说明，社会行为的意义与价值“乃由于人类的意向而存在者也”。28
无论如何，蓝德莱的讲演是德国学界就韦伯社会学思想面向中国学界所作的首次正面介绍。此前，他在东京讲学期间弘传韦伯学说，初步推动了日本学界开启对“理解社会学”的研究。31然而，他在上海的这次讲演未能对中国学界起到类似的推动作用。毕竟，社会学在日本的学科积累远较中国深厚，而日本的韦伯研究起步亦更早。反观其时的中国学界，对德国社会学的理念与方法尚非常陌生，故蓝德莱引介的韦伯社会学学说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亦在情理之中。但是，中国社会学史应为此学术事件记下一笔。
与韦伯代表的历史社会学取向不同，冯维史倾心的是系统社会学取向。他于1924年出版《普通社会学》一书的上卷《社会关系论》（Beziehungslehre），就是代表性著作。1928年，正在德国科隆大学访学的梅贻宝翻译了冯维史所著《社会学》（1926年）一书的两章，并以《德国社会学简论》为题发表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办的集刊《社会学界》。35梅贻宝在科隆大学访学时，或旁听过冯维史的课程，故在译文小序里提及“现正聆教，获益匪浅”。冯维史在文中述及韦伯时特别表达了他的敬意：“维伯前辈，吾人只能就此道及，不得详细估论，实属可惜，其功绩多为其全人格的结晶，若只有以一科学方法的研究者相视，则只减其价值矣。”36文中扼要介绍了韦伯遗著《经济与社会》的基本主张：
依维氏说法，社会学乃一以真确了解社会行为，并以因果式解释其消长为目的之科学。是以社会学属于“了解”科学。关此行为，吾人所能了解者，非其外表现象，乃其“内容意义”；各人于其行止，都系以相当意义，此意义即吾人所欲清楚了解者。于普遍行为中，社会学以社会行为为其范围；所谓社会行为者，乃在个人自觉中，以人我关系为其准绳的行为。37
冯维史认为，他倡导的社会关系论与韦伯的社会行为论“颇称符合，盖社会行为亦其对相也”。不过，他也指出：“对于社会学的领土，关系论责于社会行为的了解外，更加以系统的整理焉。”38
冯维史的这两篇文字都是介绍性文字，其中述及韦伯的地方不多，所论亦不及蓝德莱的讲演深入。但是，当时冯维史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影响力远胜蓝德莱。39
三、文化社会学：日本路径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本社会学逐渐转向德国社会学，特别是德国式的形式社会学（以滕尼斯、齐美尔为代表）。40对此，20年代曾在日本学习社会学的李剑华说：“大体上日本的社会学，颇倾向于德国型的分析的形式社会学。因此，他的社会学，极苦心于心理方面的建设，而往往以美国型的应用社会学为白水豆腐汤，这或者是东方人的特性罢。”41其中，他尤为推崇高田保马，认为其“在纯理社会学方面的成就，最为伟大”。42高田保马于1926年出版的《社会关系的研究》一书堪为这一转向的标志性作品。该书大量征引滕尼斯、齐美尔、韦伯等人的德文原著，其中包括韦伯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科学论文集》《经济与社会》等作品。高田保马明确提出，他主张的“理论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不同：自然科学遵循的是因果法则，而社会科学遵循的则是“意义”（意味）法则。43因此，他认同韦伯的科学主张，即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客观的可能性。应该说，高田保马的这部大作展示了当时的日本社会学界对韦伯社会科学思想的理解深度。
不过，与俞颂华不同的是，刘叔琴明确将韦伯视作“文化的社会学”的代表：“对于文化的社会学的特质的目的观念的理解，最好的代表者是马克斯威柏尔的见解。在能够看取人间社会的独自性这一点上，恐防再没有像他这样的敏感的学者了。”47刘叔琴还讨论了韦伯关于研究人间行为的特别方法，即所谓“意解”（verstehen）方法。他说：“好像去年威氏在中国讲演的时候，有人把他的这个‘意解’的方法译做‘领略’的方法的——靠着意解去明了行为的意味，这样才能够把他的经过或结果，因果的地去说明。”48这显然是把蓝德莱误为韦伯本尊了。可见，韦伯对他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饶是如此，对于“意解”的方法本身，刘叔琴倒有较深入的认识。他写道：“所谓意解这个字，不单是理解，他和自然科学上的所谓理解是不同的。自然的过程，是可以正确地计算，测定，说明的，而不能够把他意解。因为在没有目的的地方，意解是不成立的。”进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靠着这个意解，才得有他的意义”。当然，韦伯所谓“意解”是非心理学的。在社会学里把目的观念看得非常重要，这正是文化的社会学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日本社会学界，文化社会学取向的代表当首推关荣吉及其所著《文化社会学》一书。关荣吉是比高田保马晚一代的社会学者。据其友人松本润一郎的回忆，关荣吉早年在东京商科大学就读时，一度倾心高田保马的社会学思想，并与之亲近。49由此可知，关荣吉与高田保马存在一定的师承关系，并同受德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过，与高田保马侧重于形式社会学有所不同，关荣吉后来的主要学术取向为文化社会学。他认为，形式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在渊源、旨趣上实有很大差异。形式社会学是“输进英法的社会学而成立的德国社会学”。换句话说，它起初是从西欧输入的舶来品，虽然已被改造成德国式的，但“其根本形态完全无变”。文化社会学则“和英、法的社会学，在学问的动机上完全不同”。它是“反对德国传统思想——德国观念论——的意识的，真正以德国为地盘而起的学问”。因此，在关荣吉看来，只有文化社会学“才可适用‘德国社会学’的名称”。50
《文化社会学》对韦伯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及其社会学方法论有较多介绍。关荣吉指出，韦伯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试图“在各宗教与各民族社会构成的关连上，研究各宗教的特色”，但他“并非由此种研究去说明唯物史观，反之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给以基督教新教的影响”，且“又不是采用唯心史观，他证明了各种世界宗教和社会的经济构造之关连。由是指摘出唯心史观的错误”。因此，韦伯“否定一方面的历史观，而主张相互作用说”。55至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所持的基本立场，则是“主张社会学的认识的超越价值的见地（Wertfrei）”。56
关荣吉还介绍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以及理念型（idealtypus）的范畴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就“理念型”作了简要说明：“理念型是把历史的，社会的，实在的里面所含的意义和其他的各种意义的复杂的关连里面清析出来，作成一个纯粹的‘概念图’（Gedankenbild）。理念（理想）型并没有何等的价值理想的意义，而是论理的纯粹的意义。”57这或是“理念型”这一经典概念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当然，作为日本社会学学者，关荣吉引介韦伯及德国文化社会学的动力还是来自日本的社会学基本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社会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促成能够认识日本文化价值的“日本社会学”。而对身处中国文化受到巨大挑战的20世纪前期的学人来说，与日本同为近代落后于世界的东方民族，在阅读经由日本转述的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时，体认到理解自身的文化形态、精神世界的独特性与建立在理解之上的改造，或许心境有相通之处。58
四、结语
本文尝试勾勒20世纪20年代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输入中国的基本情况，呈现当时中国学人对韦伯学说的初步认识，期对20世纪韦伯及其学说的全球传播与交流史有所补阙，并进一步丰富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学术史知识。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韦伯的科学方法论思想已经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开始传播。曾经在德国留学、驻访的中国学人如顾孟余、俞颂华、张君劢、梅贻宝等，为韦伯学说在20年代引入中国学界做出了贡献。例如，俞颂华最早向公众介绍了德奥社会学以及韦伯的早期学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张君劢则促成德国社会学家蓝德莱来华宣讲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经济与社会》）。除了德国路径外，韦伯学说还通过刘叔琴、张资平等一些有留日背景的学人译介日本社会学者（如高田保马、关荣吉）的作品而开始为国人所知。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媒介角色，对韦伯社会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输入与传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专业社会学刊物不能比拟的。
*本研究受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近代以来重庆妇女劳动与性别化体制研究”（编号：2022CDJSKJC32）资助。
①参见王焱：《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座谈会侧记）》，载《读书》1985年第12期；丁学良：《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学人》第6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载马克斯·韦伯（著）、甘阳（选编）：《韦伯文选》第1卷（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苏国勋：《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③参见罗岗：《“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对1990年代以来“西学想象”的一种描述》，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
④费孝通：《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载《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王铭铭等：《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载《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⑤何蓉：《韦伯来到中国（1920—2020）：百年学术历程中的当代知识人重建》，载《学习与探索》2022第2期；李放春：《韦伯、共产国际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发端：〈儒教与道教〉的革命旅程（1925—1929）》，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⑥参见黄克武：《顾孟余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6页。
⑦陶希圣：《记顾孟余先生》，载《传记文学》（台北）第21卷第2期（1972年），第29页。
⑧黄克武首先注意到这个重要信息，参见黄克武：《顾孟余的政治生涯》，载《国史馆馆刊》（台北）第46期（2015年），第112页。
⑨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38页。
⑩无独有偶，最早（1905年）向日本学界介绍韦伯的福田德三（FukudaTokuzō，1874—1930）也是一位曾留学德国的经济学者。他于1900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博士学位，其论文《日本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指导教授为韦伯的前辈同事、经济学家布伦塔诺（LujoBrentano），参见金沢幾子編「福田徳三年譜」および「福田徳三著作年譜」付索引、『一橋論叢』132（4）（2004年）、441—581頁。
11参见俞湘文、葛思恩：《俞颂华传略》，载《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12黄炎培：《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俞颂华先生》，载《大公报》1947年12月7日，第1张第4版。
13何蓉认为俞颂华虽然最早对韦伯的社会学学说做了介绍，但他“不具有专业社会学者的身份”，故而“其影响并未能深入到新生的中国社会学学科之中”。何蓉：《韦伯来到中国（1920—2020）：百年学术历程中的当代知识人重建》，载《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2期，第20页。
14莽萍：《俞颂华》，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15《通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1期（1917年）。
16俞颂华：《德国文化形体学研究会》，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923年）。
17同上，第137—138页。
18同上，第140页。
19同上，第139页。
20俞颂华：《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
21吴文藻曾指出：“德国社会学文献中论德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异同最为简明而扼要者，当推桑白德（即桑巴特——引者注）论《社会学的起源》一文。原文为DieAnfangederSoziologie，载在《纪念马克斯韦伯论文集》ErinnerungsgabefürMaxWeber第一册，一九二三年出版，颇有一读之价值。汉文中俞颂华《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见《东方杂志》第21卷纪念号），对于桑氏此种见解之介绍要算最早了。”吴文藻：《德国的系统社会学》，载《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第296页。
22俞颂华：《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第24—26页。
23同上，第23页。
24参见AlvinJohnson,“EmilLederer:InMemory,”SocialResearch,Vol.6,No.3(1939),p.313。关于蓝德莱的学术思想的介绍，见HaraldHagemann,“EmilLederer(1882-1939):EconomicalandSociologicalAnalystandCriticofCapitalistDevelopment,”inPeterKoslowski(ed.),TheTheoryofCapitalismintheGermanEconomicTradition:Historism,Ordo-Liberalism,CriticalTheory,Solidarism,Springer-VerlagBerlinHeidelberg,2000,pp.26-54.
25笔者未找到当期杂志。该文的德语原文见EmilLederer,“ZumMethodenstreitinderSoziologie:EinBeitragzumGrundproblemeinerverstehenden‘Soziologie,”SchriftenzurWissenschaftslehreundKultursoziologie:TextevonEmilLederer,herausgegebenundeingeleitetvonPeterGostmannundAlexandraIvanova,VSVerlagfürSozialwissenschaften,2014,pp.259-282。
26蓝德莱：《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之争辩》，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10号（1925年），第73页。
27同上。
28同上，第76页。
29同上，第75页。
30同上，第78页。
31参见米沢和彦「日本社会学におけるヴェーバー社会学の受容―歴史的経過と現在の問題点」、『アドミニストレーションAdministration』巻1（号1—2合併）、1994年、4頁。当然，韦伯对于当时日本社会学界的影响仍很有限，不及齐美尔、冯维史等。后者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学界的形式社会学热，参见YasutakaIchinokawa（市野川容孝），“MaxWeberinJapan,”TheAnnualReviewofSociology,Iss.28(2015),pp.29-30。
32L.VonWiese：《德国的现代社会学》，载《燕大月刊》第4卷第1期（1929年），第23—29页；亦见《东方杂志》第26卷第6号（1929年），第59—63页。
33L.VonWiese：《德国的现代社会学》，载《东方杂志》26卷第6号（1929年），第60页。
34同上，第61页。
35维是：《德国社会学简论》，载《社会学界》第3期（1929年）。
36同上，第209页。
37同上。
38同上。
39参见吴文藻：《介绍德国冯维色的系统社会学》，载《大公报》（天津）1932年2月6日—20日；孙本文：《三十年来欧陆社会学者之种种重要贡献》，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4年）。
40GuentherRoth,“MaxWeberatHomeandinJapan:OntheTroubledGenesisandSuccessfulReceptionofHis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Politics,Culture,andSociety,Vol.12,No.3,1999,p.519;YasutakaIchinokawa（市野川容孝），“MaxWeberinJapan,”TheAnnualReviewofSociology,Iss.28(2015),p.30。
41李剑华：《社会学史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117页。
42同上。
43高田保馬『社會関係の研究』岩波書店、1926年、81頁。
44天行（周予同）：《悼刘叔琴先生》，载《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39年第14期，第11页。
45刘叔琴：《唯物史观在历史哲学上的价值》，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第G19页。
46刘叔琴：《从自然的社会学进向文化的社会学》，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9号（1926年），第58页。
47同上，第68页。
48同上。
49参见松本潤一郎「序文」、関栄吉『国体と全体主義』青年通信社、1943年。
50［日］关荣吉：《文化社会学》，张资平、杨逸棠译，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版，第4—5页。
51张资平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但本人擅长小说创作，曾参与筹建创造社。1928年受聘为上海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并创办乐群书店。
52张资平、杨逸棠：《译序》，载［日］关荣吉：《文化社会学》。
53同上。此前以乌格朋（W.F.Ogburn）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社会学已被孙本文引介到中国，见孙本文：《美国社会学及其趋势》，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2期（1926年）；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北京：朴社1927年版。当然，德国的文化社会学与美国文化社会学的旨趣不同。
55［日］关荣吉：《文化社会学》，第6页。
56同上，第38页。
57同上。
58例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论及文化之个性，就曾引关荣吉《文化社会学》一书为共鸣，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成都：路明书店1949年版，第38页。
59AndreasWalther,“ThePresentPositionofSociologyinGermany,”JournalofAppliedSociology,Vol.10(Sept.1925-Aug.1926),pp.229-238;LeopoldvonWiese,“CurrentSociology:Germany,”SociologicalReview,Vol.19(1927),pp.21-25;FranzOppenheimer,“TendenciesinRecentGermansociology,”SociologicalReview,Vol.24,1932,pp.1-13,125-137,249-260;KarlMannheim,“GermanSociology(1918-1933),”Politica,No.1(1934),pp.12-33.
60有关研究参见TheodoreAbel,SystematicSociologyinGermany:ACriticalAnalysisofSomeAttemptstoEstablishSociologyasanIndependentScienc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29。同一时期，韦伯的《经济通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也陆续被译成英文出版。MaxWeber,GeneralEconomicHistory,translatedbyFrankH.Knight,London:GeorgeAllen&Unwin,1927;MaxWeber,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translatedbyTalcottParsons,London&Boston:UnwinHyman,1930。
62吴景超：《书评：Hartmann,K.J,Soziologie》，载《清华大学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
63吴景超：《阶级论》，载《社会科学》第1卷第1期（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