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罗素（DanielRussel）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负责国际安全和外交事务。他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特别助理，并于2013年至2017年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亦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人物。
近日，在东京接受中美聚焦专访时，罗素表达了对中美新技术领域竞争及其对双边关系及全球影响的担忧。
中美聚焦：哪里出问题了？正如您说的，全球一体化部分实现了，部分则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世界若要完全兑现全球化承诺，您认为转折点在哪里？
丹尼尔·罗素：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转折点，但回顾过去，很明显，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自由以及对利润的绝对追求，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还造成了分裂和不满，致使一些产业空心化，全球化遭遇逆流。为此，我们在很多方面付出了代价。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美国，这是一场大范围战斗，它不是简单的选择题，不是说“如果我们做XYZ”，一切就会好起来。这涉及巨大的利益权衡和政府能力，坦率说，就是在过度监管和市场约束，以及自由市场和放任逐利之间，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平衡。作出判断很困难，而且工具是有限的。
▲5月14日，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中美聚焦：您刚才提到，技术让我们曾经熟悉的领域出现变化，现在，这些领域发生了巨变，人们以为这些技术会带来进步、发展和保障，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和群体害怕这种变化，因为他们可能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美国和中国在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
丹尼尔·罗素：历史上，当工业革命及其他变革性革命发生时，都会有潜在的失败者感到焦虑，这是这种时期的特征。因此，公众对进步和新技术的影响感到不安，是不足为奇的，是很正常的。然而，当今关键技术的性质有许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一切变的非常快，新技术的影响力惊人。这些新技术有造福人类的巨大潜力，而不仅仅是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这是巨大的机会，我们可以在医学科学、教育、工业等领域看到这些机会。其好处是巨大的，部分已经实现，部分有待挖掘。
你提到美国和中国，我认为，最大问题是两国政府之间互不信任的程度，两国民间也越来越不信任对方，这非常严重，非常有害，导致我们陷入安全困境。双方都坚信自己是对方恶意的受害者，所以缺乏基础或一个平台去利用新技术，进行合作，造福大众。
任何工具都有可能成为建设性的手段，或是成为武器。如何使用它，取决于持有者和使用者。美中之间的不信任和敌意，实际上是对抗，让每一种工具都变成了武器。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美国领导人，都不愿意放弃将新技术用于防御或进攻的目的，这也可以理解，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如果自己不先这么做，对方就会这么做。而这是非常危险的恶性循环。美国和中国是实力大国，都拥有这些新技术。风险在成倍增加，处理好双边关系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努力应对这些新技术不可知的影响。
丹尼尔·罗素：每个人，当然是成年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个基本问题：我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区？接下来是，我能做些什么来影响或塑造我的社区、我的城市、我的国家，让它朝着我认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我脑海中对健康、舒适和安全世界的想象。这不是职业选择题，它是挑战，挑战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期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挑战我们的勇气——我们要用什么行动去实现我们的愿景。
▲12月9日，加沙地带流离失所的孩子们在一处临时帐篷区玩耍。
中美聚焦：坐在您对面，看到您在谈这个问题时神情振奋。这让我回想起您任职奥巴马政府时的那个年代。许多人仍然认为，那些有意义的、取得了成果的变革，离不开奥巴马迷人且励志的领导力。在当今这段艰难时期，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汲取？
丹尼尔·罗素：是的，有很多潜在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希望和变革，它们不是抽象的，也不是汽车保险杠上写着口号的贴纸。它们准确反映了奥巴马面对挑战时的心态，作为美国总统，领导国家，都是挑战。没有什么比希望和变革更好，它不是抽象的变革，而是“把事情做得更好”这种精神的变革。在职业生涯早期，奥巴马就担任过社区组织者。正如我刚才提到的，社区与我们准备在社区和全球层面的投入有直接关系。这是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