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持续推进，此后不断涌现出大批白话译本。为了消除普通读者的疏离感，译者们往往会对个别细节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比如周作人的译文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小女孩整日奔波却没有人给过她“一个钱”，到了天水翻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儿》（载1933年10月5日《校风》第82期）里就成了“她不能有一个铜子儿”，黎宗原译《一个卖火柴的少女》（载《苍中校刊》1934年第2期）则说她“身上还是没有一个铜元”，赵家舜译《卖火柴的女孩》（载《广东儿童》第5卷第2期，1943年）又称“也没有人给她一个铜板”。经过这样的转换，就比较容易令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即便照着西文直译，有些译者也会推己及人地替读者着想。陆士豪译《卖火柴的女孩》（载《新民》第1卷第5期，1931年）在此处作“她还没有卖去一个辨士的火柴”，当即随文指出，“辨士”是“英国铜币，值十二分之一先令”。熊大桐译《卖火柴的小女孩》（载《建国月刊》第1卷第2期，1947年）在这里作“也没有人给她一个辨士”，也进一步解释道，“辨士Pence为英国之币名，相当于我国的‘分’”。借助这些提示，即使是初次接触西方作品的读者，大概也不至于产生太多的隔阂感。
稍事比较早期的不同译本，还会发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而又忍俊不禁的问题。以小女孩第二次划亮火柴时眼前所闪现的幻象为例，各位译者就莫衷一是，周作人的译文作“烧鹅肚里满装着苹果干枣”，郭敏学译《卖火柴的小女孩》（载《橄榄月刊》第12、13期合刊，1931年）作“一只烧鹅，用苹果和梅子喂养的”，蒋世焘译《卖火柴的小女孩》作“一个薰鹅，填着苹果和酸梅”，天水译《卖火柴的小女儿》作“一只熏鹅，李子和苹果做馅心，填在肚皮里”，非龙译《卖火柴的女孩》作“有一盘一盘的热烤鸭，一碟碟的鲜红苹果，和许多乌黑的梅子”，友译《小的卖火柴的女孩》（载《朝阳》1949年第5期）作“一个热气腾腾的烤鹅，鹅肚内塞满了苹果，和干的梅子、葡萄干等”。小女孩看到的究竟是烧鹅、薰鹅还是烤鸭，名目纷繁的水果和干果到底是馅料、饲料还是另行装盘的食物，着实让眼花缭乱的读者有些无所适从。
旅欧期间叶君健多次前往丹麦小住，对北欧的风俗民情多有亲身体验，在翻译时也藉此给一些情节添加言简意赅的注解。当小女孩闻到“街上飘着一股烤鹅肉的香味”，他在译注中就补充说，“烤鹅肉是丹麦圣诞节和除夕晚餐中的一个主菜”；小女孩看到流星划过天际，感伤道“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人死去了”，译注里又提醒道，“北欧人的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人，天上便有一颗星。一颗星的陨落象征一个人的死亡”（据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其后各版又略有修改）。尽管这些解说点到即止而未遑展开，却揭示了文中看似平常无奇的琐屑实则也暗含玄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赘言闲笔，对读者深入体会作者的匠心独运、领略作品的丰富意蕴都颇有裨益。
三、从译作到创作
到了晚年何其芳仍然壮心不已，筹划创作一部波澜壮阔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为此还拟定过详细的写作提纲。只可惜数十年来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早就令昔日灵动的想象力和丰沛的创造力消磨殆尽，从他留存下来的部分未完稿（收入《何其芳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来看，许多内容几乎沦为政治理念的程式化演绎。不过以他本人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董千里，还是值得稍稍留意的。小说里提到他在读中学时买来英译本《安徒生童话集》，尽管只读了其中的三篇，“然而他就沉浸到那些故事里了。《卖火柴的女儿》，那个贫穷的赤脚的小女孩，在下着雪的冷得可怕的新年前夕，在富有人家的欢度除夕的墙外，在种种幻想中冻僵而死，她是多么令人同情呵！董千里读着读着，好像她就是他的一个曾经有过的小妹妹，或者她就是他自己”。年少时那份感同身受的深切体验，直到暮年时回想起来还是恍在眼前，令人依旧激动不已，总算为这部冗长乏味的封笔之作添上了几分真挚感人的亮色。
石兆棠的《大时代之梦》（蕴山出版社，1946年）在《前言》中就故意调侃道，“忆及如此年岁，什么都可触禁犯法，是否忽然胆敢做梦，也触犯忌讳呢？”为此他赶紧咨询了“‘在民主声中谈法治’的先生们”，幸好“直到目前为止，做梦似属自由，尚无判罚先例”。于是他假托在梦境里遍访古今中西的大哲先贤，用嬉笑怒骂的笔法讥刺世相百态。其中一篇《安徒生之答》，虚拟了两人之间的访谈过程。作者直言安徒生把《卖火柴的女儿》写得太美了，“小孩子们只在赞叹那可怜小女儿所见的幻景，而忘怀现实对她的可怕可哀”。虽然安徒生一再替自己辩解，可他还是不依不饶，指责对方“用幻景针对现实来诅咒，那只表现弱者无出路的悲哀”，认为这篇童话脱离现实，充斥着“消极的精神”，而当务之急应该“激发小读者们对社会的正义感，提高他们代表新时代的精神去改造旧的社会秩序”。面对盛气凌人、咄咄相逼的作者，老迈的安徒生只能徒呼奈何，悲叹自己早已落伍，“你们这一代所想的，和我们那一代所想的完全不同”。这场荒唐无稽的对话自然只是借题发挥的小说家言，不能完全信以为真，然而作者将矛头直指《卖火柴的女儿》而不及其余，倒也足以说明这篇童话在读者心目中的显赫地位。
周译本在早期最为风行，这些意见也就随之深入人心。施落英编选北欧小说选集《爱情的面包》（史特林堡等著，胡适等译，启明书局，1941年），在书前《小引》里说，“全世界儿童爱戴的童话作家安徒生是人所周知的伟大诗人。本书中所选的《卖火柴的女儿》可算是他的代表作，由此文就可窥见作者心情的天真和爱人类的伟大同情”；尔后又在所收录的周译本前插入编选者另拟的《安徒生小传》，指出“他以天真的心情，诗人的笔调，来写童话，所以有很大的成功”，不言而喻都沿袭了周氏的论旨。朱剑芒、陈霭麓编著的《初中国文指导书》第三册（世界书局，1932年），在解读这篇童话时认为，“雪中卖火柴的女儿，竟没有人怜惜她，这就是社会上一种黑暗的现象”；朱剑芒另行编选的《初中新国文》第三册（世界书局1937年）根据内容主题分类编排，将周译本归入第十三组“社会上饥寒困苦者的描写”，也同样延续着周氏的思路，从批判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诠解这篇作品的主题。
还有不少学者则继周作人孤明先发之后，分别从思想主旨、语言风貌、艺术技巧等多个层面继续寻绎考索这篇童话的魅力所在。有些见解尽管与周作人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安徒生作品本身则毫无异议，都不遗余力地予以极高的褒赞称颂。
周作人在《安徒生的四篇童话》（载《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五期，1936年，署名“知堂”）里说起安徒生在西方文学史上也遭受过许多有失公允的指控，“但是，那些批评在中国倒是不会被嫌憎的，因为正宗派在中国始终是占着势力”。他为此忧心忡忡地说道，“安徒生在西洋的命运将来不知如何，若在中国之不大能站得住脚盖可知矣”。随着时移势易，倒真是被他不幸言中，安徒生童话——包括《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内——确实招致了许多非议。正像一位读者观察到的那样，“人们见着它，开始摇起头来，更有人说它只有‘艺术’的美色和香味，却没有实际的教育效益；甚至有人说它的色香会毒害一般年轻的游客”（铮《安徒生童话的教育价值》，载1936年9月16日《申报》）。让人尤为愕然惊诧的是，有些苛责居然来自原先的部分倾慕者。